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整体,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度杂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创建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反动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扶植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规复帝制,一心想过天子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冒充推却再三,装出一幅迫不得已驯服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天子。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本领暴露在青天白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詈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动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专程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收回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干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百姓心难违,而狡诈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天子。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贯身体结实,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之后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非常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美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太过、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逐步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之后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终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陷溺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闻名民主反动家黄炎培事后宣布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
袁世凯死后,按照修正选举法,打开“石屋金匮”,原任总统写在“嘉禾金简”上的继位人有三个,即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黎不属北洋派,但他作为副总统,是当然的继位人。段、徐是袁的得力干将,自然在继位人之列。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起劲鼓吹帝制,一心想当皇太子,为何没被列为接班人呢?原来,袁世凯在帝制失败后,也对当总统的风险有所感悟,生前曾对人说过:“自古君主传不到几代,往往受不测之祸,我何必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上子孙。”所以他叮嘱儿孙们“远离政治,永不做官”,并派人偷偷地把本来写在“嘉禾金简”上袁克定的名字换掉了。这也可以看做是袁世凯的临终遗嘱吧!
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根据袁世凯生前的安排,黎元洪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黎、段出身派系不同,所依靠的外国势力也不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年过后,因参战问题引发“府院之争”,张勋乘中心杂乱之机,用武力发动了辛亥过后的第二次帝制复辟。段祺瑞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借助张勋之力赶走了黎元洪,然后又利用全国反复辟形势,不失时机地进行讨逆,平逆过后,仍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中心政权。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早年从军,曾留学号称世界第一流的德国柏林军校,并在克虏伯炮厂实习,返国后先在北洋军械局工作,后随袁世凯练兵,是袁的第一号助手。历任北洋军3、4、6镇统制(师长),保定军校及其他陆军各校校长,陆军出国留学人员主考官和历届陆军总长。所以,段祺瑞有实力、有才干,资历及人事干系也极其深厚。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官清廉,作风干练,本可以成为治国良臣,而不是乱世枭雄。可惜,段祺瑞也像袁世凯一样,热衷于专制独裁,做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宁静呼声很高,中国人民也热切盼望有个安定情况。而段祺瑞却穷兵黩武,到处征战。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召开宁静聚会会议,有识之士为之奔走呼号,段祺瑞则指使部属屡起战端,蓄意破坏和变条件,使聚会会议无法开下去。同时,为了得到扩军备战的军费,段祺瑞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肆借款。各种借款达5亿多元,其中仅他的日本顾问西原龟三经手的,就有8笔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日本以借款为条件,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交通。1918年5月,北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又使日本取得中国驻兵权,事后大批日军开进满蒙。同年9月,日本将其占领原先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写成秘密换文,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段政府居然表示“欣然赞成”。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以此为据,将山东权益判给日本,并写在了凡尔赛和约上。 段祺瑞的内战政策和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五四爱国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席卷全国。段祺瑞越是镇压,群众反抗越是猛烈,以致不可收拾,最终迫不得已答应群众的部分要求。段祺瑞的权威大受影响,但导致其下台的直接原因不是五四运动,而是直皖战争。 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在袁世凯死后很快就表面化了。1918年夏,中心政府换届,段祺瑞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议会选举,将没有实力的北洋官僚徐世昌选举为总统,充当他们的傀儡,而把劲敌冯国璋排挤出局。段本人也不做总统,仍做总理,这样他既可以操纵中心,又不致成为政敌攻击的靶子。可以说,段祺瑞在权力争斗中处处占着上风。可是,事先的民意另有相当影响,民众的眼睛雪亮,段祺瑞多行不义,搞得声名狼(wolf)籍。直系正是利用全国人民的反政府声势,展开凶猛的夺权斗争。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在1920年7月爆发大战。战争在廊坊和涿州一带进行,五天
功夫就减缓问题。皖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兵败如山倒。段祺瑞自请褫职,皖系政府宣告倒台。
时隔四年过后,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直系政权,复杂的政治形势,又给了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机会。在张作霖、冯玉祥的共同推戴下,段祺瑞幸运地做起了中华民国一时执政。他已往在中国政坛一手遮天,风光多年,只是现实操纵,并无元首之尊。这次成为国家元首,却又缺乏实力做后盾,形同傀儡,毫无作为。不过,大好事倒做了几件,一是抵制孙中山的百姓聚会会议主张,二是制造“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当北京爱国群众在执政府门前请愿,抗议帝国主义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行径时,段祺瑞竟命令他手上仅有的武装--200名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狂射十几分钟之久,造成200多人伤亡的惨案。鲁迅说,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阴郁的一天”。之后,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中国反动派的历史命运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段祺瑞是辛亥反动以来最早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两次行凶,都没有好结果。第一次是镇压五四运动,弄得威信扫地;第二次是制造“三一八”惨案,过后不到一个月,就被冯玉祥百姓军驱逐出京。
段祺瑞以后再未得势,都没有再做什么有害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一生不爱财,没有什么家底,仅靠南京政府的津贴过日子,1936年因胃出血死于上海,终年71岁。
冯国璋:总统位子被挤掉,从此不问政事 曹锟:贿选总统终被囚,闭门谢客做寓公
吴佩孚:军阀混战的高手,两次被反动军打败;不愿当汉奸,最终为日本人所害 以上三人都是直系头领,一脉相承,放在一路介绍更为便当。 冯国璋是直系军阀创派领袖,因他是直隶河间人(今属河北),他领导的一派军阀因此得名。冯国璋出身贫农,发迹后在其故乡广置良田,成为大军阀兼大地主。他军事科班出身,帮助袁世凯练兵,在军事教材的编写方面贡献最大。辛亥反动发生后,冯出任第一军总统(即军长),率部镇压武昌起义。1913年他又领军镇压二次反动,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奠定了直系在长江中下流地区的底子。张勋复辟被平定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出任国家代总统。长江中下流地盘仍在他的掌握之中,并被作为同段祺瑞争权夺利的资本。然而直系在中心的势力远不如皖系,冯国璋也远不如段祺瑞高明,以致在1918年的政府换届选举中,冯国璋被聪明的段祺瑞拉下了台。他一气之下,从此不问政事,过了两年平民生活,1919年12月在北京病逝,享年63岁。冯国璋镇压反动不遗余力,但在任职代总统期间没有显著恶行,卸职过后离开了政治舞台,似乎不存在晚节不保的问题。 继冯国璋为直系头领的,是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 曹锟,天津人,少小以推车贩布为业,20岁从军学武,很快升为北洋精锐第三师师长,袁世凯死前任直隶督军。曹锟的才干远不如他的副手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山东蓬莱一个穷秀才,从军后在曹锟栽培下,很快得到发展,逐步与曹齐名,人们把他们并列称为“曹吴”。现实上,吴佩孚是直系头领中最卓异的一个,直系的势力与权威在他经营下才发展到顶峰。就是在整个北洋将领中,吴佩孚也算是最会打仗的,他的老师段祺瑞和机灵过人的张作霖,与他对阵,也难免败北。他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且颇有政治头脑,堪称“猛将”、“儒将”。在五四运动中,吴佩孚一再收回通电与谈话,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而博得舆论好评,被誉为“模范军人”、“爱国将领”。外国人也对他很感兴趣,英美把他看做中国的“强者”、“英雄”,给予不少援助。甚至共产国际
也曾一度联络他,预备让他在中国建党,不过很快就看清了他的军阀本质。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曹吴入主北京,与奉系张作霖共掌中心政权。为了争权夺地,双方展开了猛烈斗争,1922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不敌,退出北京,中心大权完全由直系一派控制。 曹锟、吴佩孚自以为地位巩固,于是效仿袁世凯、段祺瑞的故伎,倒行逆施,很快也走上绝路。1923年2月二七惨案后,吴佩孚声誉从顶峰跌落下来。同年10月曹锟贿选,更是臭名昭著,遭到全国反对。1924年9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一举推倒直系政权。曹锟被冯玉祥百姓军囚禁,被释放后,寓居天津,再无作为。日本占领天津后,曹锟闭门谢客,拒绝为敌寇做事,于1938年病逝,享年72岁。 北京政变时,吴佩孚正在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百姓军与奉军乘势前后夹攻,吴佩孚险些全军覆灭。他带着两千残兵败将,乘军舰浮海南下,到达武汉,树起“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大旗,招集旧部,一年过后,又拉起20万人的队伍,成为广东百姓反动军的第一大敌。1926年8月,当北伐军攻占湖南、进击湖北的时候,吴佩孚亲临汀泗桥督战。这一带是他已往扬威立名的地方,他满怀信念,认为一定可以消灭不及他一半兵力的“南军”。战斗空前惨烈,北伐军前仆后继,猛打猛冲,吴佩孚在沙场滚打一生,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军队。他恼羞成怒,亲手斩杀9名旅团营长,都没有阻止部下的溃逃。接着,再战贺胜桥,吴佩孚败得更惨。及至武汉三镇陷落,吴佩孚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这是吴佩孚第二次败给反动军,也是最终的失败。之后他流落入河南、四川,寓居北平,虽然还想东山再起,终究没能如意。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很正视吴佩孚的声望,专门制定一个代号为“吴佩孚工作”的诱降打算,千方百计地拉他出来做汉奸头目。而吴佩孚早就立言“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在干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一点也不暗昧。日本人先是要他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继之要他做北平维持会长,都遭其严词拒绝。1938年,日本决定把华北一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归并为一个政权,特务头子土肥原企图策动汪吴相助,坂垣征四郎和汪精卫也先后出面找吴佩孚做工作,但吴佩孚态度非常果断地予以拒绝。他复书给汪精卫,声言“誓与国家生存,同其命运”。针对日本人的所谓中日宁静要求,吴佩孚强调说:“日本既需要宁静,何不先行撤兵,向百姓政府请和?若办不到,何必找我!”日本诱降吴佩孚的阴谋终未得逞。 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带着军医护士,由大汉奸齐燮元(吴佩孚原部属)陪同来到吴宅。川本不征求吴家的意见,自作主张,当即给吴拔牙。手术后,吴佩孚一向处于苏醒状况,当晚暴卒,终年66岁。吴佩孚保持不与日本人相助,保持了晚节,却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被日本特务害死,未得善终。
张作霖:绿林铁汉,以武力问鼎中原,遇强兵而退出京城,得到日本人帮助又被日本人炸死
1924年9月曹吴直系政权垮台后,北方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政治形势。张作霖背弃诺言,乘胜挥兵入关,图谋再次问鼎中原。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撮合下,张作霖与吴佩孚化仇为友,联合攻击百姓军。百姓军退守南口,张作霖捷足先登,进入北京,完全掌握了中心政权。1926年6月,张作霖由部下正式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水师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在中国的最终一位国家元首。 张作霖的统治比前几任更残暴、更阴郁,他不仅疯狂掠夺民财,扩军备战,而且对民主反动人士大开杀戒。1926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宣传赤化”为罪名,枪杀《京报》主笔邵飘萍;8月26日再杀《社会日报》主笔
林白水。两位闻名记者遇难正好相隔100天,事先报纸以“萍水重逢一百天”为题加以报道,凶猛抨击张作霖政府。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违反国际公法,派兵袭击苏联驻华大使馆,捕去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李大钊等35名共产党员和百姓党员。4月28日,将李大钊等20人绞死。这是张作霖对中国反动犯下的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过。此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可谓气数已尽。在百姓反动军的北伐战争期间,张作霖坐观北伐军一一打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并乘机收编了大批残兵败将,包括张宗昌和孙传芳,将军队扩充到60万对外号称百万。1928年4月,百姓党以百万大军攻击奉军,张作霖面临强兵压境严重形势,又见日本人乘中国内战而发兵山东,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因此决定放弃北京,退守东北,仅留一旅兵力维持秩序,百姓党军兵不血刃进入北京城,使北京城未因战乱受到破坏,百姓亦免遭涂炭。张作霖则在撤退途中被日本人炸死。6月21日,百姓党中心决定: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北平和天津为特别市。 张作霖出身土匪,之后发迹,从东北王而至中国首脑,堪称传奇。他在地方上长期实行封建式割据,但对东北的治理也有一定政绩,得到过孙中山的称赞。入主中心以后,他穷兵黩武,大打内战,但对日本霸占东北的阴谋却有所抵制,使其图谋没有在他手上得逞。这也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正因为如此,日本关东军才精心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把张作霖炸死。一代枭雄,落得如此下场,既是个人与家庭的不幸,也是国家的耻辱。 此外,另有两个大军阀值得一提。他们虽然没有做过派系最高头领,但实力颇大,独立性强,且颇富传奇色彩。 一个是张宗昌,从流亡乞丐发迹成为统兵10万的直鲁联军头领,时称“三不知将军”,即他不知自己的军队有多少,不知自己的钱有多少,不知自己的妻子有多少。1928年,在百姓党军的打击下,张宗昌伴伴随着奉系的失败而逃往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苟活。1932年,他潜回济南运动,图谋夺取山东省长大权,被韩复榘派人击杀,终年52岁。张宗昌一生作恶多端,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算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另一个是孙传芳,军事科班出身,颇有能耐,在多年征战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从直系军阀中分离出来,独树一帜,成为东南五省联军统帅。被北伐军打败后,孙传芳来到天津隐居,放下屠刀,拜佛颂经。1935年的一天,孙传芳在居士林寺念经时,被施剑翘击毙,享年61岁。施氏为张宗昌所部师长施从滨之女。早在1925年孙奉战争中,施从滨为孙军所俘,旋即被孙传芳枪杀。施剑翘报了杀父之仇,却又新添了一出人间悲剧,孰是孰非,难以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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