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元朝时期蒙古人对汉人初夜权的征服
在我们村(豫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的田地里,有时候会挖到一些质量相当不错的砖,每逢这时候,老人们总是非常惊恐的把它扔出去,他们把这转叫做“砖打墓”,意思就是用砖打造的墓穴,我问了初中的一位历史老师——这位老师也爱研究民间野史。这位老师说,历史书上说的清清楚楚,在蒙元统治时期,蒙古人把全中国人分为四等(其实是三等,蒙古人当时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我们所处的北方是三等公民——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个“汉人”,这是历史书上讲的。后面的故事历史书上就没有了,蒙古人如何统治汉人呢,除了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和镇压工具(监狱),在最基层,每个村子派一个蒙古家庭统治整个村子的汉人,汉族人姑娘要结婚,必须和这家蒙古人的男人睡三天觉,用文绉绉的语言说,就是这位姑娘的处夜权是属于蒙古人的;汉族老人到了六十岁,必须送到野地里的一个墓穴里等死,这个墓穴也就是老人们说的“砖打墓”。由此看来,蒙元时期是中国人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而不是像某些无耻的“爱国”历史专家所吹嘘的那样“强大无比,威震亚欧”!
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每五家汉族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而且这把菜刀是放在蒙古人家里的,只有蒙古人同意,汉族人才能生火开灶,所以汉族人习惯的把这家蒙古人男人叫“老灶爷”,女的叫“老灶奶”,还画了图贴在厨房,每到新年,这家蒙古人要到县城汇报整个村子的情况,为了让“老灶爷”“上天言好事”,到腊月二十三,每家每户都会把好吃的送到蒙古人家里,谓之“祭灶”。如果你有机会到农村看到“老灶爷”和“老灶奶”的图象,你会发现图中的人物穿着打扮都是蒙古装。
再说初夜权,由于屈辱的初夜权,所以当时的汉人结婚后都是把第一胎摔死,这就是摔死第一胎的来历,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么无奈,但又坚决的方法来维持着血统的纯净。
去年我们村子重续家谱,我饶有兴趣的看了我们村的家谱,让我惊讶的是,家谱到了明初就嘎然而至了,我爷爷说,我们村子姓徐的都是在明朝初年从山东登州(现在的蓬莱)迁过来的一家人的后代,我又去找了那位历史老师,他说,这又和前面的历史有关系。
蒙元末年,汉族人终于忍受不下去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蒙古人全占了,所以汉族人恨透了蒙古人,红巾军起义的时候,有先期到达河南的红巾军人员秘密到每个村庄作宣传,定于当年中秋节一起造反迎接红巾军,于是每个村庄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靼”的秘语。到了八月十五那天,真的动手了,遗憾的是,红巾军没能按时到达河南,盘踞在县城和增援过来的蒙古军队对参加造反的村庄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所剩者十之一二”。
明朝初建,朱元璋为了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要从未经战乱的地区向河南迁移人口,最主要的就是从山西、陕西地区向河南迁移,在那时候,没有银行,更没有存款,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房子和土地,要他们离开,就像现在宣布剥夺某个人的全部财产性质是一样的,没人愿意走。于是官府就把需要迁移的人员用绳子绑上串起来,需要方便了,人们会向负责押运的管理叫道“把我的手解开”,到后来就直接喊“解手”,于是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解手”,在明代以前的书籍里你是看不到这个词的。人们拖家带口,依次从山西一个必经路口路过,这个路口有一个大槐树,于是年长的就告诉年幼的,“记住这个大槐树吧,回到这儿就快到家了!”,大槐树传说由此而来。
元蒙古人对亡国奴汉人的初夜权制度
据周作人说:“又浙中有闹房之俗,新婚的首两夜,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变相。(《谈龙集·<初夜权>序言)”。周作人还引录了《越谚》卷上的一首元初童谣:“低叭低叭(唢呐声),新人留歹(歹读如da,语助词),安歹过夜,明朝还俉乃(“俉乃”系“乃”——你们之缓读)。”反映了元朝时蒙古贵族曾对汉人施行过初夜权之事。周氏的看法颇有见地。闹房确实留有古代蛮风的痕迹。
蒙元是一个征服王朝,蒙古人是汉族和中国内地各少数民族的征服者,蒙元的四等人制度是不折不扣的种族隔离制度。汉人、南人在蒙古人的屠刀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蒙古人禁止汉人、南人习武和拥有金属刀具,蒙古制度规定十户为一保,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保长,这十户的财产和女人蒙古人可以随意取用,十户人共用一把菜刀,每家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的,即是所谓的初夜权占有制。
今天当我们讨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不得不回顾我们民族的历史,去追记那其实相当血肉模糊与奇耻大辱的往事,找寻我们民族衰亡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始于南宋,而成于蒙古征服,历尽数百年,其深重之破坏力于我民族之精神与血脉文化,沉积于中华大地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仍随处可见。
大家都知道“蒙元”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一个疆域辽阔的征服王朝,不少人还津津乐道于成吉思汉的辉煌战功。然而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蒙元的征服王朝对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境内各民族的残暴统治与肆意摧残。今天我们都牢记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耻辱,那是因为那场大屠杀中尚有幸存者,而蒙古人在中原江南,湖广四川的血洗因其残忍发指之程度,及岁月久远,已无人愿去提起触及。而在现行的所谓“民族政策”下,这一惨痛历史更成了大家讳莫如深的禁忌。
然而我要说,历史是客观的,当我们今天抗议日本当局篡改侵华史时,是不是也该回身自顾,看看我们自己的教课书里少了些什么。
在蒙古人征服时期,汉人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百姓里每家新媳妇的头一夜是一定要给蒙古保长过的,因为他们是在蒙元征服王朝中,是最下等的阶层,可以任人使唤欺躏。蒙古人曾一度要杀绝中国人,让良田尽为牧场。若非耶律楚材劝说,使他们意识到中国人还有“纳税”这一功能,当今天下,早就没有中国人的痕迹。尽管如此,蒙古人仍然曾经实行过屠杀几个大姓的政策,在四川也曾屠杀过数百万人口。蒙古人统治对中国社会也是极大的摧残,汉人、南人是贱民,财产可以任意夺取,妻女可以任意糟蹋,生命可以任意杀戮。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人口急剧渐少。一二二叁年(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有人口七千六百八十一万,加上金国的人口,总人口超过一亿。而离一二七八年南宋灭亡已经十二年后的一二九零年(元至元二十七年),面积广大得多的元朝的人口才五千八百八十叁万。可以想象杀戮之惨烈。中国的文化由于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而衰落。
蒙古人还曾一度于山东沿海一带每年夏秋之际,往海中扔抛成村的汉人以控制汉人人口增长。
从汉人的新婚妻子一定要被蒙古族保长开苞的元朝,到扬州十日,嘉定叁屠的清兵入关,从日寇杀光全城的旅顺口惨案,到南京大屠杀,每一次浩劫中,都是年轻壮丁被杀,美貌女子被*,所有幸存下来的人会麻木不仁,自私苟且。这样的人种基因的惨重损失,与文化精神的遗患,是深重异常的!游牧民族的嗜血好杀,贪得无厌、不劳而获的习性对汉民族传统精神的破坏也是致命的。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与此有关。
中东的伊斯兰文化以开明宽容着称,当西欧各国都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伊斯兰对境内的犹太人却很宽容,甚至是对十字军的入侵者也表现得宽宏大量,但是伊斯兰文明经过蒙古征服之后,其优点大部丧失,变得保守、懒惰而富有攻击性,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急剧下降。
苍天在上,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悲惨的历史,却并未让我们灭亡,对下一代,我们要让他们重温历史,以免同样亡国灭种的历史重演。
在《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里有这么一段话:“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中国自有中国的伦理道德,从前有妖人康熙,暗中命令鞑子一个人管理十户中国人,*淫中国女子,有意使中国人全部变成胡虏的种类;中国人自有中国的配偶,而现在满洲妖魔,收罗尽中国美女,作为婢妾,众多的美女,都被狗鞑子所污辱了,百万的少女,居然与骚臭的胡种共寝,提起来就令人痛心,讲起来更是玷污了舌头!这是将全中国的女子尽行玷污了呀!”
第2、致远舰是怎样沉没的?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
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
着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的这首诗,描写的是1894年9月17日黄海大战的悲壮场面。这天下午3点半,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已经鏖战一百分钟,处境困难。旗舰定远号屡中敌弹,超勇、扬威二舰先后中炮沉没。平远舰中炮后驶离战场暂避,日本舰队由北洋舰队的右翼向左翼回旋,驶至旗舰定远号前方,向定远舰进逼。情势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机轮,驶出定远舰之前,迎战来敌。日本四艘先锋舰围攻致远舰,致远舰连续受到十寸至十三寸重炮榴霰弹的轰击,中弹累累,水线下受伤,舰身倾斜,弹药将尽,但仍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邓世昌见敌舰吉野号横行无忌,最为凶狠,随即命令大副陈金揆"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志欲与日舰同归于尽。遗憾的是,致远舰还未来得及与吉野号相撞,就倾斜沉没了!邓世昌等250多名将士全部落水。邓世昌落水后,其侍从刘忠将浮水救生艇推给他,但他却扬臂高呼:"为杀敌而死,不要偷生!不做俘虏!"义不独生,奋掷自沉。其随身爱犬"太阳犬"
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被他推开了;又叼住他的发辫,不使下沉,他把犬首捺入水中,终于饮恨海底!全船将士除7人遇救,全部壮烈殉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悲壮颂歌。
致远舰沉没后,朝野震惊。光绪帝曾为邓世昌书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又作诗一首发到邓世昌祖居:"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我,致远深沉第一勋。"(《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刊《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日本海军也承认,致远舰"勇敢果决,极有胆量".(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但是,致远舰究竟是怎样沉没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史籍记载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中鱼雷沉没说。姚锡光所撰《东方兵事纪略》称:"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姚锡光曾任驻日领事,甲午中日战争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事,经常往来辽、碣、登、莱,观察军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他以所见所闻,参以中外记载撰成此书,记载详赡清晰,远胜一时诸作,向为史家所重视。1935年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印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即持此说。解放以后出版的着作,如丁名楠等合编的《帝同主义侵华史》(第1卷)、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陈旭麓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以及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戚其章的《北洋海军》、1979年版《辞海》,均沿用此说。邓世昌的孙女邓素娥在回忆邓世昌轶事时也说致远舰被鱼雷击中而炸裂沉没。电影《甲午风云》也以鱼雷命中致远舰作结尾。港台学者也采此说,如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即是一例。
另一种是中炮沉没说。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海战时在定远舰上指挥作战。他在战后第二天向北洋大臣报告海战经过时说:"倭船快,炮亦快且多。对阵时彼或夹攻,或围绕,其失火被沉者,皆由敌炮轰毁。"(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盛宣怀档案中保留了参战官兵在1895年3月总结海军利弊的呈文近十件,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的呈文说:"譬如致(元)、靖(远)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守备高承锡的呈文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甲午中日战争》)当时参战的外国军官泰莱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为敌炮所沉者三舰,其中有一为忠勇之邓君所统之致远舰。""躬履行间"的水师提督英国军官斐物曼特而对林乐知说:"致远既受重伤,志欲与敌舰同归于尽,……不料日炮毕萃于其舰,独中沉渊之祸,惨哉!"(蔡尔康译编《中东战纪本末》)主"中炮沉没"说的,均为海战参加者。亲见目睹之说,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参战目击者都说致远舰是中敌炮致沉,而治史者却众口一辞:中鱼雷而沉。于是致远舰沉没的真相,也就成为至今未解开的一个谜。
第3、揭秘:武则天时代的刑罚有多残酷
唐朝时,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当时的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引得各国景仰和向往,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勉励其弟子“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朝对外的政策也十分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对华夷就一视同仁,因此,唐朝不仅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
武则天时期,就有一个老外不远万里来中国从事逼供工作,这个人即深目高鼻,满脸胡须的著名酷吏索元礼。索元礼,胡人也,卒于691年。为武则天的男宠之一薛怀义的干爹,其性情残忍凶暴,以诬告陷害他人为能事,死在索元礼之手的冤魂有数千人之多。索元礼经薛怀义推荐入宫后,经手的第一桩案子鱼保家的案子。新官上任三把火,索元礼发明了两大刑讯逼供的法宝:狱持和宿囚。狱持即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宿囚即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新唐书》记载:“元礼揣旨,即上书言急变,召对,擢游击将军,为推使。即洛州牧院为制狱,作铁笼□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缒石于头。讯一囚,穷根柢,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衣冠气褫。后数引见赏赐,以张其威,故论杀最多。”
在鱼保家死活不肯招供时,索元礼喝了一声:“来呀!取我的铁笼子!”只见一座顶部有一个仅能容纳头颅的小口,旁边还有一块上粗下锐的小木橛,用来“楔”进犯人头部的各个部位的铁笼被抬了过来。这种新奇的刑具立即把鱼保家吓得招了供,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来呀!取我的铁笼子!”便成了索元礼的口头禅,让人为之闻风丧胆,后怕不已。“是时来俊臣、周兴踵而奋,天下谓之‘来索’。”索元礼开了先河后,一时间酷吏纷纷涌现,其中和索元礼齐名的是来俊臣,二人被合称为“来索”,即来逮捕的意思。
两人不仅臭味相投,还联手发明了十种枷刑: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合编了一套刑讯逼供的教材,取名《罗织经》,共分12卷:阅人卷,事上卷,治下卷,控权卷,制敌卷,固荣卷,保身卷,察奸卷,谋划卷,问罪卷,刑罚卷,瓜蔓卷。《罗织经》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事上卷”讲解如何和皇上相处的秘诀:“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勿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瓜蔓卷”讲的则是如何无中生有制造大案的秘诀:“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罗织经》堪称中国第一部“厚黑学”著作。据说宰相狄仁杰看完《罗织经》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看完则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
索元礼此等酷吏敢如此狂妄,与武则天是有着很大的关系。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此事后来虽得以平定,但其隐藏的势力仍很令人担忧,于是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武则天便开始了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第4、安德海被杀之谜:在慈禧床上肆意献媚惹恼皇帝
慈禧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寡妇,也是一位唯我独尊的皇太后,一生演绎了“一凤戏双龙”的至尊人生,情感世界却一败涂地。康有为称她为一个“堕落的宫妃”,她的一生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空闺近五十年,在后宫正史中,她的情感世界一片荒漠,但在民间戏剧和野史的传说中却是异彩纷呈,从皇帝、大臣到太监,与她有关的情事盛传不衰,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她邀媚得宠、外通权臣、内宠竖宦、偷欢民间等等成为市井街夫的噱头、小说评书的主题。
咸丰帝的后宫粉黛三千、美女如云,慈禧献媚邀宠,深得圣眷,机关算尽,可三千宠爱集一身的幸福时光也仅仅昙花一现的凄美瞬间。慈安手上的一纸密诏,揭秘夫妻情感原是漏洞百出。
她是气吞山河的至尊,虽然儿子是她内心最软弱的部分,可惜她是一位彻底失败的母亲。在她眼里,亲子同治帝顽劣不堪,处处与她较劲;在同治帝眼里,她专横霸道,不近人情。在她眼里,继子光绪帝过分懦弱,不听号令;在继子光绪帝眼里,她嗜权如命,冷酷无情。母子关系势同火水,虽有子在侧却难享天伦之乐。
稗官野史传言,她与奕䜣、荣禄等重臣不时暗度陈仓,情意绵绵,用肉色生香的爱换来操诸己手的权利。慈禧入宫做秀女时,便与奕䜣相好,私密偷欢,因而辛酉政变时奕䜣死心塌地追随慈禧。大权在握后,慈禧专宠荣禄,这位慈禧的初恋情人一再升迁,两人私通秽乱春宫。
后宫寂寞,半男太监贴身护卫,往往是传说中后宫戏凤的主角。传言她与安德海、李莲英等内宦香艳度春宵,事泄朝野。安德海在太后榻上肆意献媚,惹恼了年轻的皇帝同治帝,引来杀身之祸。稗史有传,八面玲珑的李莲英不仅是史上最贴心的奴才,还是太后的枕边红人,几十年凤眷不衰。
皇宫禁院,厚墙高檐,太后召见重臣必须有一帘之隔,永世难得一见;太监贴心,已非男身,私通多是墙外猜疑。面首却是后宫寡妇鸳梦重温的奇货。正史有载,秦时赵姬有吕不韦、嫪毐;南北朝时山阴公主有面首三十多名;唐时武则天则有薛怀义、张易之、张宗昌。据传慈禧也是此中高手,她猎采四方,荤素不弃,中外兼有,床榻之欢奇闻迭出。清文廷式的《闻尘偶记》载,慈禧曾临幸琉璃厂一位姓白的古董商;民间不同版本传,李莲英推荐北京金华饭店的史姓伙计与慈禧昼夜宣淫;北京琉璃厂琴师张春圃狷介有志节,不愿屈节侍太后,贫困而死;更为传奇的是,英国年轻作家巴克斯在报上撰文称,自己是慈禧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厮守的秘密情人。
正史未必不是经过皇家包装的野史,野史未必都是伪史。后院宫禁森严,妃嫔红杏出墙却不是奇闻轶事,只是不可能在正史中找到记载。坊间有传闻,戏剧有演绎,电影有创作,宫闱禁事,在严肃呆板的正史中更多了一份轻松和活泼的氛围,何尝不可! 红潮网摘编自:《慈禧太后和她身边的男人们》,作者:高淑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第5、真实的关羽:爱慕虚荣 好色程度不亚于曹操
本文摘自《书屋》2003年第11期,原题为:“也谈关羽”
李存葆的《东方之神》(载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称为纪实文学(见《中篇小说选刊》2002年第六期该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创作谈)。我读了该“纪实文学”后的感觉是名不副实,如果可以开个玩笑的话,我宁可称它为“纪虚政论”:该作品纪录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实,而是虚构的;形式上似乎侧重于历史考证,实际上依据的主要是小说和民间传说、故事;该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较多地是在“纪虚”的基础上大发政治议论。
一
要谈关羽和三国的事情,陈寿的《三国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而李存葆的《东方之神》(下称李文)却说,陈寿是“坚定的拥曹派”,因其父曾受诸葛亮的髡刑,在写《三国志》时掺进个人恩怨,具体到《关羽传》,则“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陈寿修《三国志》,确实以曹魏为正统,但这并非他拥护曹魏,而是身为西晋臣子的缘故;西晋是继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书,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如果一定要说拥护谁的话,也只能说他拥护司马氏的西晋,与曹魏并不相干。
从有关史实看,陈寿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作为蜀汉旧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倾向于蜀汉,从这个意义上倒可以说他是“坚定的拥刘派”。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三国志》,就是表明魏、蜀、吴三国对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对曹丕称帝时群臣百余人劝进、颂德的表文均不记载,对刘备称汉中王和即皇帝位时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则大书特书,可以说明他的真实倾向。〔1〕
陈寿修史时因其父受诸葛亮髡刑而掺杂个人恩怨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自北魏以来,有许多学者为陈寿辩诬。其主要史实是,陈寿在西晋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对诸葛亮做了公允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并加以申述补充,指出:“(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诸葛)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清代另两位学者钱大昕、赵翼也指出,陈寿对于蜀汉人物,最推重的是诸葛亮,对其称颂不遗余力,所谓因私嫌而对诸葛亮有贬词的说法,是无识之论。〔2〕
由此看来,陈寿作为修史者,其职业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国志》,正如历代史家所公认,是一部可称为“良史”的最有价值的三国史籍。我们要探求一个真实的关羽,不能不首先从《三国志》中找史实。而李文却说,由于政治态度和个人恩怨,陈寿在写《关羽传》时,“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一评价也是毫无根据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纪》与《关羽传》的篇幅相比,一个“洋洋洒洒万余言”,一个不足千字,以此证明其论点,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曹操是正统的开国帝王(故其传不叫《武帝传》而叫《武帝纪》,以示与其臣下等的区别),按照修史者的惯例,他的传记篇幅理应是最大的。而刘备、孙权虽不是正统,也是帝王,陈寿也给了他们较大篇幅。至于三国的臣子之传,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数人合为一传。《关羽传》紧接在《蜀书》的《诸葛亮传》之后,且为关张马黄赵五人合传之首,应该说是适当的,符合关羽在蜀国的地位。如果一定要比字数的话,也只应该拿《关羽传》与曹魏相当的大将传记相比,这里根本看不出陈寿有薄此厚彼的倾向。
李文说,关羽“亡命走涿州”,陈寿只写此五字,对其原因“讳莫如深”。李文确认其原因是“仗义杀人”,他叙述了民间传说的五种版本故事之一种,然后将这当成确凿不移的事实说:“正是关羽为民挥剑之一杀,才奠定了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关羽传》中这本应不可或缺的一笔,却被陈寿老先生给‘贪污’了。”
这贪污之说不知从何而来?假如李文能够在其他史籍中找出关羽仗义杀人的事实,还可以说陈寿贪污;然而它连一条也找不出来,只是列举了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是不能当成确定的史实的,怎能说陈寿贪污,怎能说他故意“讳莫如深”?
在我看来,陈寿是真的不知道关羽“亡命走涿州”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编乱造。正如李文所引,《关羽传》详细描写了关羽“刮骨疗毒”的硬汉形象。像这样的小事尚且详细入传,如果关羽确实有“仗义杀人”的豪侠事实,陈寿为什么要贪污掉,他有什么必要“讳莫如深”?
由此看来,李文加给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没有史实根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李文说曹操“贪色”。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关羽在这一方面恐怕不亚于曹操,只是权势不及对方,无可奈何对方而已。由此观之,关羽降曹后,如果曹操果真给了他十名美女,我不敢保证关羽肯定不会笑纳和享用。《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对关羽是大大美化了,不符合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关羽。
本文摘自《书屋》2003年第11期,原题为:“也谈关羽”
李存葆的《东方之神》(载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称为纪实文学(见《中篇小说选刊》2002年第六期该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创作谈)。我读了该“纪实文学”后的感觉是名不副实,如果可以开个玩笑的话,我宁可称它为“纪虚政论”:该作品纪录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实,而是虚构的;形式上似乎侧重于历史考证,实际上依据的主要是小说和民间传说、故事;该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较多地是在“纪虚”的基础上大发政治议论。
一
要谈关羽和三国的事情,陈寿的《三国志》应该是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而李存葆的《东方之神》(下称李文)却说,陈寿是“坚定的拥曹派”,因其父曾受诸葛亮的髡刑,在写《三国志》时掺进个人恩怨,具体到《关羽传》,则“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陈寿修《三国志》,确实以曹魏为正统,但这并非他拥护曹魏,而是身为西晋臣子的缘故;西晋是继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书,不能不以曹魏为正统。如果一定要说拥护谁的话,也只能说他拥护司马氏的西晋,与曹魏并不相干。
从有关史实看,陈寿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作为蜀汉旧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倾向于蜀汉,从这个意义上倒可以说他是“坚定的拥刘派”。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三国志》,就是表明魏、蜀、吴三国对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对曹丕称帝时群臣百余人劝进、颂德的表文均不记载,对刘备称汉中王和即皇帝位时群臣请封之辞、劝进之表、告祀之文则大书特书,可以说明他的真实倾向。〔1〕
陈寿修史时因其父受诸葛亮髡刑而掺杂个人恩怨的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自北魏以来,有许多学者为陈寿辩诬。其主要史实是,陈寿在西晋时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对诸葛亮做了公允的评价。清代学者王鸣盛综合朱彝尊、杭世骏两家之说并加以申述补充,指出:“(陈)寿入晋后,撰次《(诸葛)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诸葛)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清代另两位学者钱大昕、赵翼也指出,陈寿对于蜀汉人物,最推重的是诸葛亮,对其称颂不遗余力,所谓因私嫌而对诸葛亮有贬词的说法,是无识之论。〔2〕
由此看来,陈寿作为修史者,其职业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国志》,正如历代史家所公认,是一部可称为“良史”的最有价值的三国史籍。我们要探求一个真实的关羽,不能不首先从《三国志》中找史实。而李文却说,由于政治态度和个人恩怨,陈寿在写《关羽传》时,“惜墨如金,闪烁其词,语焉不详”。这一评价也是毫无根据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纪》与《关羽传》的篇幅相比,一个“洋洋洒洒万余言”,一个不足千字,以此证明其论点,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曹操是正统的开国帝王(故其传不叫《武帝传》而叫《武帝纪》,以示与其臣下等的区别),按照修史者的惯例,他的传记篇幅理应是最大的。而刘备、孙权虽不是正统,也是帝王,陈寿也给了他们较大篇幅。至于三国的臣子之传,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数人合为一传。《关羽传》紧接在《蜀书》的《诸葛亮传》之后,且为关张马黄赵五人合传之首,应该说是适当的,符合关羽在蜀国的地位。如果一定要比字数的话,也只应该拿《关羽传》与曹魏相当的大将传记相比,这里根本看不出陈寿有薄此厚彼的倾向。
李文说,关羽“亡命走涿州”,陈寿只写此五字,对其原因“讳莫如深”。李文确认其原因是“仗义杀人”,他叙述了民间传说的五种版本故事之一种,然后将这当成确凿不移的事实说:“正是关羽为民挥剑之一杀,才奠定了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而在《关羽传》中这本应不可或缺的一笔,却被陈寿老先生给‘贪污’了。”
这贪污之说不知从何而来?假如李文能够在其他史籍中找出关羽仗义杀人的事实,还可以说陈寿贪污;然而它连一条也找不出来,只是列举了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是不能当成确定的史实的,怎能说陈寿贪污,怎能说他故意“讳莫如深”?
在我看来,陈寿是真的不知道关羽“亡命走涿州”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编乱造。正如李文所引,《关羽传》详细描写了关羽“刮骨疗毒”的硬汉形象。像这样的小事尚且详细入传,如果关羽确实有“仗义杀人”的豪侠事实,陈寿为什么要贪污掉,他有什么必要“讳莫如深”?
由此看来,李文加给武圣关羽人格大厦的第一块基石,没有史实根据,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李文说曹操“贪色”。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关羽在这一方面恐怕不亚于曹操,只是权势不及对方,无可奈何对方而已。由此观之,关羽降曹后,如果曹操果真给了他十名美女,我不敢保证关羽肯定不会笑纳和享用。《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对关羽是大大美化了,不符合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关羽。
二 关于“桃园三结义”,李文一方面承认它不见诸正史,另一方面又说,经考证,这一故事是可信的,即符合史实。他举了两个理由,在我看来,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 其一,《关羽传》中关羽对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李文根据这一句话,断定说:“这足可表明,刘、关、张曾按民俗,举行过结拜仪式,且面对苍天立下过诸如‘不求同生,但愿共死’之类的誓言。” 我们只要稍微认真琢磨一下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它并不足以表明李文断定的任何东西:首先,这里没有张飞什么事,因为提都没提他;其次,这只是表明关羽受过刘备厚恩,他立下誓言以共死报答,而与结拜并无关系。 其二,李文认为更能印证结拜说的证据是刘备伐吴。李文说,一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刘备,却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一意孤行伐吴,这是因“桃园结义”要为关羽报仇的缘故。诸葛亮劝谏刘备放弃伐吴,无论在《先主传》还是《诸葛亮传》中均无记载,不知李文所说有何根据?恐怕依据的是《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不是史书,而是小说,不足为凭。 李文还说,刘备伐吴时已即皇帝位,御驾亲征而为一员大将复仇,如果他与关羽没有结拜兄弟之谊,于国于家于情于理于己于人都难以说通。这一理由实际上预先假定刘备御驾亲征是为关羽报仇,这种假定有何根据?刘备伐吴主要是因为失去荆州战略要地,他想将它夺回来。无论关羽是否被杀,这一仗恐怕都是要打的。这里还有一个可以反驳李文的证据:据《先主传》,刘备败守白帝城后,孙权主动遣使求和,刘备同意了。如果刘备真的如李文所说,是铁了心为关羽报仇而宁可抛弃江山社稷、身家性命于不顾,他就不会同意和解,而势必与对方拼个鱼死网破。刘备没有这样做,可见说到底他还是一个政治家,御驾亲征的目的是为了实际政治利益,而非意气用事。 李文说张飞“在闻听二哥遇难后,涕泗滂沱,肝肠寸断,昼夜酗酒,怒鞭部下,未待出征,便被帐下将张达、范疆杀死”。这些情节完全是根据《三国演义》得出的,而非史书所载。《张飞传》关于此事只有两句话:“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张飞为部下所杀,仅此一个事实,其余均为小说家的杜撰或想像,由此也扯不到为“二哥”报仇的事情上去。 总之,被李文称为“对人类友情的最经典的诠释”之桃园三结义,没有任何史实可以说明它是确实存在的。 李文还花较多篇幅为关羽投降曹操一事进行辩护。本来投降的问题是不须辩解的:当继续战斗或抵抗对战争胜负已经毫无意义时,投降并非坏事,也不应该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尤其是指挥官,他的这一决定可以避免许多人无谓的牺牲。但李文似乎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举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战俘为例,认为即使社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宽容他们,他们一旦被俘而不是拼命战死,在人格上就有了生死关头的污点,永远无法还原于以前的清白。 因此,李文极力为关羽降曹辩护,想还他一个“清白”,说以他的刚烈性格,理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是由于要保护刘备的两位夫人,才不战死而降曹。此说没有史实根据。《关羽传》记载此事只有“曹公擒羽以归”六字,《先主传》也只有两句:“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以归。”根本没有说关羽是为了保护刘备夫人而降曹。 关羽逃离曹营的情况,《先主传》只有六个字:“关羽亡归先主。”《关羽传》只有一句话:“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根本没有提及他保护刘备两位夫人逃走的事(实际上也不可能)。既然如此,当初投降是为了保护两位夫人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李文说:“有史料表明,关羽降曹的条件,也相当苛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即弃刘奔曹。“但他没有将这些史料开列出来。我想,这些史料恐怕是不存在的。我所见到的史书记载,只有一个意思:关羽是被活捉的,“曹操擒关羽以归”。这里哪容关羽谈什么条件?李文说的史料,只能是《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史料。 关于关羽在曹营的情况,李文一方面承认,《三国演义》描写的曹操对于关羽的各种赏赐并无史实根据,另一方面又说,曹操赐予关羽赤兔马和美女,“恐不为失真”。接着就将这当作已有的事实,说“曹氏赐与的十名美女,他从未染指”,以此来体现关羽不好色,是个“英雄能过美人关”的超级“人杰”。
关羽真的不好色吗?《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说:“时秦宜禄为(吕)布求救于张扬。(关)羽启公(指曹操),妻无子,下城,乞纳宜禄妻。”《〈三国志〉注》引《蜀记》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与《魏氏春秋》所说无异也。”至少有三部史籍(《华阳国志》、《蜀记》和《魏氏春秋》)都谈到这一情况,且说法相同,看来关羽确有战前索要他人妻子之事。 这三处说的是刘备归属曹操,与曹操合力生擒吕布时期的事情。秦宜禄是吕布手下的将领,关羽希望攻破下邳后能得到秦宜禄的妻子,曹操开始时答应了,后来又反悔。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关羽向曹操提出这一要求前,是见过秦宜禄妻子的,或至少是知晓对方的情况的。而最根本的情况是,秦妻是一个绝色女子。关羽以自己的妻子没有生儿子为由提出这一要求,显然不是真心话。他怎能断定秦妻一定能生儿子呢?难道别的女子就不能生儿子吗?这不过是个幌子罢了。他是看中了对方的美色。 由于他一再提出这个要求,引起曹操注意,猜想这个女子是不是“有异色”(特别漂亮),于是破城后先派人将她带来看,看的结果是将她留下自用。这也说明该女子确实特别出众,不然曹操也犯不着为她横刀夺爱。 李文说曹操“贪色”。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关羽在这一方面恐怕不亚于曹操,只是权势不及对方,无可奈何对方而已。由此观之,关羽降曹后,如果曹操果真给了他十名美女,我不敢保证关羽肯定不会笑纳和享用。《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对关羽是大大美化了,不符合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关羽。 李文所说的电视连续剧《武圣关公》我无缘看到。李文因为一个情节(有三个女子与关羽有情感纠葛,且有私生女),而指斥该剧是“圣头着粪”,认为阻止该剧的拍摄和播放,是维护了正义。此说我颇不以为然。关羽在有妻室的情况下,又觊觎敌人的妻子,原因是对方为一绝色女子。由此看来,假设他有妻有妾,有不止一个女人,并非不符合他的性格,算不上给他泼了一瓢粪。而且我想,该剧大约不会说自己是“纪实”电视剧,恐怕也是“戏说”之类的。现在戏说的东西多了,为何独独到关羽的头上就不行? 李文在作了上述种种“历史考证”后,得出结论说:“纵观关羽的一生,他将‘群与己、国与家、理与欲、穷与达、力与命、生与死’等那些带有警示性的人生路堑,大部分都腾越了”,是“至大至刚的人杰”,“至忠至义、至仁至勇”,这不也吹得太神乎其神了吗?根据我们知道的确切史实,关羽实在难以承受这样的溢美过誉之辞。 作为一个从政者和一方主帅,关羽在性格和素质方面有着不小缺陷。从《关羽传》看,至少有这样三条:首先,好与自家同事争谁第一,有窝里斗之嫌。马超归降蜀汉,关羽在荆州致书诸葛亮,要与马超争一个高下;幸被诸葛亮巧言回函,极力称赞他“绝伦逸群”,充分满足其虚荣心,才得以化解矛盾,避免一场内部争斗。 其次,不能妥善处理与盟国的关系,逼友为敌。关羽在荆州与曹军作战,曹操派人约孙权合攻关羽。孙权未作决断,先派人为儿子求婚于关羽之女,以试探关羽的态度。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孙权大怒,遂决定夺取荆州,与刘备翻脸。可以说,蜀、吴交恶,荆州被夺,关羽作为一方主帅,他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 再次,不能妥善处理与部下的关系,导致内部生变。这是失荆州的关键。吴国大将陆逊总结关羽的性格是“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即以勇气自负、欺凌他人。屯守战略要地的糜芳和傅士仁平素被关羽瞧不起,关羽出征时两人因军资供应有时不足,被关羽威胁说“还当治之(回来后再治罪)”,心中常常恐惧不安,最后接受了孙权的诱降。孙权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关羽的根据地。 从个人的角度看,关羽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这种悲剧也是由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造成的。无论怎么看,关羽都谈不上完美、完善或“至”什么什么。能当得起上述溢美过誉之辞的,只能是神化后的关羽。 关羽神话能够长期流传下来,并且越来越显扬,历代统治者的认可、赞赏甚至着意打造是一个主要因素。李文也承认,关羽由人到神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造成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以李文的举例看一看:首先同意关羽以伽蓝护法神走上神殿的,是“弑父杀兄、奸母淫嫂、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接连四次将关羽封为“忠惠公”、“崇宁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的,是自封“上帝元子太霄帝君”降世、但却无德无能的宋徽宗赵佶,他“不惜民财,大兴土木,官逼民反”,最终为金国所掳,死于他乡。为维护关羽神圣形象,首次降旨禁演关戏的,是明代残暴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他的后人明神宗朱翊钧,“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导致“黎庶田园不保,庐社为墟,饿殍遍野”,“为消民冤”,三度大封关公为“协天大帝”、“协天护国忠义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禁演关戏以维护关圣形象的,也是最为残暴的雍正皇帝。而赋予关羽“登峰造极”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的,是在外忧内患中束手无策、其王朝濒临灭亡的光绪皇帝。 很有意味的是,这些帝王或是暴君,或是无能昏君,或是濒临亡国丧位之君。我想,这也许不是偶然的。暴君要求臣子绝对的忠、愚昧的忠,他们将关羽作为忠的化身,以此向臣下提出绝对服从的要求。昏君在朝政上昏庸无能,则希望国家大事由这个忠心耿耿的神灵替他们操持。而对于即将亡国丧位之君来说,关羽这样的守护神是救他们之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代顶礼膜拜关羽的帝王,主要取了他的忠义二字,且最后落实到忠,因为对朋友讲义气,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这朋友同时也是主上。在君臣关系上是忠,另外加上一层带情感色彩的对兄长之情义,我想,君王要求于臣下的,不可能比这更多了。 如何解释揭竿而起的造反者也拿关羽作保护神呢?如果说统治者主要取了关羽的忠,义也化归为忠,那么揭竿造反的被统治者则主要取了他的义,其忠也化归为造反哥们的义气。其实再深究一下,这两种现象并不矛盾:如果造反成功,大哥坐了皇位,那种哥们义气又可转化为臣下对主上的忠心耿耿。 其次,关羽之被美化和神化,小说《三国演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罗贯中在小说中宣扬和强调的,仍然是“忠义”二字,但通过艺术形象的渲染,让它们比皇帝的加封和褒扬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特别是,《三国演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它的描写是真实的。 注释: 〔1〕〔2〕参看缪钺主编:《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前言。
第6、谜语一则
“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谜底是“唱戏”。
第7、南唐叛徒:跳槽的日子不好过
南唐叛徒:跳槽的日子不好过
作者/郝金红
南唐还没被灭那阵,作为中书合人的张洎(ji)表现得挺有骨气,他和另一位同事陈乔约好: “皇帝待咱不薄,咱俩无论如何都不能当投降派,要一块儿为皇帝效忠。”陈乔是忠臣,信了张洎的忽悠。当赵匡胤的大军兵临南唐国都金陵城下时,给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投降过来,要么陪以前的老板(南唐后主李煜)一块儿走人。陈乔选择了自尽,兑现了与张洎的约定。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陈乔死后,张洎立马投靠了新老板赵匡胤。张洎心里早就算好了一笔账:李煜已经成了阶下囚,赵匡胤才是自己未来的衣食父母,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保住性命才是王道。不过,面对赵匡胤给出的选择题,张洎还是装了一把英雄,满脸正气地说: “没什么好说的,今天就是死了,也尽了我做臣子的义务。”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很欣赏张洎这股不怕死的精神,非但没杀他,还封他为太子中允,人合人院。
虽然虚惊一场,但张洎总算成功跳槽。那么,张洎到大宋新公司上班的日子是否好过呢?
不好过。张洎见着旧老板李煜,总觉得自己是个叛徒。一次,张洎碰着了李煜,未等李煜开口,张洎就急忙解释:“我不是怕死,如果我死了,宋主责怪您久不归宋之罪,就没有人为您辩护了。所以,臣才随您一起入宋的。”心虚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张洎在新公司虽然担任太子的老师,但属于闲职,没实权,所以日子过得也紧巴巴的。
张洎虽然日子不好过,但家里却养了不少门客,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情况报告到赵匡胤那儿,皇帝找来张洎问话,你家里养那么多人干嘛?每天都干些什么?张洎冷汗直冒,急忙解释,那些人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的生活比我还困难,所以我接济一下,这些人在我家过的都是粗茶淡饭的生活。赵匡胤怕张洎忽悠自己,便派人去查,果然是粗茶淡饭,这才放心。张洎虽然在赵匡胤面前诉苦,希望提高薪水,但赵匡胤却没搭理他。
在新老板那里讨不到好处,张洎和同事的关系处理得也不咋样。张洎因当过皇帝的秘书,笔杆子还不错,因此就有些瞧不起当时的知名作家苏易简。但老苏毕竟是赵氏公司的老员工,论资排辈,他还是张洎的师哥,自然也不买张洎的账,两个人就经常发生口角。
一次,张洎写了一首新诗,请几个同事来品评,当时苏易简也在场。评着评着,评委老苏和原作者老张抬起了杠。脾气暴躁的老苏情急之下,将张洎的诗稿“啪”地一下摔在桌子上,并且警告张洎: “你今后要再敢在我面前臭美,小心我把你的‘灰堆涛’报告给政府。”张洎顿时气短。原来,张洎在南唐为官时,写了不少笑话大宋新公司的“灰堆诗”,基本上是讽刺中原人民的。张洎深知,如果老苏将这些报告给上司,自己丢了饭碗不说,恐怕连小命也难保。张洎只好服输。
苏易简的警告让张洎日夜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他盘算着,这次老苏放了自己一马,保不准哪天又旧事重提。看来,要想保住自己在新公司的职务,不找个强硬的靠山是不行的。经过暗中观察,张洎发现比自己小27岁的寇准是条粗腿,就决定抱上。
当时寇准任参知政事,张洎是翰林学士,老张和小寇的级别差了一大截。但寇准毕竟比张泊要小很多,要一个老头子去求一个小屁孩儿,张洎总感到脸面上过不去。寇准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每次都是处理完政事就看自己的报纸。一次,寇准在办公室里唱了一支歌: “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这是嘲笑当年宋军围攻南唐时,张洎发蜡丸求救的事。明知人家小寇是在嘲笑自己,胡子一大把的张泊还得在一旁强颜欢笑: “唱得好,唱得好!”
后来,张洎和寇准的关系逐渐破冰。寇准拜相后,在新老板赵光义面前极力举荐张洎。至道二年(996年),张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与寇准同列中枢。张洎在新公司苦熬了几卜年,总算混到了高层的位置。
本来,张洎可以在新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把的。可惜,张洎的工作成绩很一般,除了陪领导一起喝酒之外,弄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这让宋太宗很不满。也不需要什么理由,仅仅当了一年的参知政事,张洎就被贬为刑部副部长(刑部侍郎)。
职场走下坡路,张洎的心情很不爽,好不容易混到正部级,又被上司无缘无故地踢了下来。张泊心中郁闷,行动上就有些失措。至道二年四月的一天,张洎从刑部加班回来,已是深夜,又下着雨,街道湿滑,又没有路灯,张洎骑着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一不留意,连人带马摔倒在泥水里,回来后就一病不起。
三个月后,张洎还躺在床上养伤时,他的好哥们寇准也被老板炒了鱿鱼。张洎原以为跳槽到一家发展前景良好的新公司,从此便可平步青云,大展宏图,不承想却是步步维艰,处处遭人中伤。身心遭到重创的张洎,油尽灯枯,后在无限伤感中离开了人世。
第8、古代的临时工
古代的临时工
文/张鸣
古代没有警察,类似警察的工作,由衙役们来做。各地的三班衙役中,有一班名曰捕班,又称捕快,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在那时,衙役是一种贱业,正经人一般不做的。在名义上,一介农夫也要比他们地位高些。做了衙役,三代之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同于优娼之类的贱民。但是,衙役毕竟是在官府做事,而且做的事,是管制老百姓的买卖。所以,虽然名义上贱,但实际上并不贱,而且在一般百姓眼里,高贵得很,神气得紧。
进了茶馆饭铺,跑堂的是不敢问他们要钱的,喝茶吃饭的,都得尊一声“捕翁”或者“老爷”。衙役没有工资,只有一点微薄的补贴,但由于办案的缘故,实际收入可观,无论是在县上,还是在京师,活得都有滋有味,令人羡慕。所以,市井之人,想做衙役的相当多。
但是朝廷有名额限制,每个衙门,正经制役就那么多。怎么办?需求产生供给,就出现了帮役和白役。所谓帮役和白役,都是编制外的临时工,但想做这个,还得花钱买。一点补助没有,还得掏钱孝敬正经的衙役,尊人家为师傅。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衙门里的临时工。
清代北京的治安,由步兵统领衙门管,因此这个衙门就得有衙役,自然也有帮役和白役。这样的人,北京人称之为圆扁子,好像是指他们手里的家伙,一种圆扁状的棍子。正式的衙役有链子,他们没有,只好用这玩意。在湖北,人称这些人为“四百二”,是说他们要花四百二十串钱来买这个位置。
这些帮役和白役的存在,其实不是因为工作太忙,需要聘用临时工,而是因为衙役的工作性质,需要增加捞钱的机会。用临时工,不仅机会增加,而且保险,出了事情,往这些人身上一推,就一干二净。
原本衙役挣钱,就是凭借百姓的诉讼或者各类案件弄钱。反正你只要有事让他们碰上,不出点血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常用的招数还有两类,一是借事索诈,即找个茬就讹诈一下,给钱,就拉倒,不给,弄来弄去,真的找个茬把你抓了。一旦落到他们手里,蹲进班房(原本是衙役临时休息的地方,后来变成临时看守所),可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关于这个,有种说法叫做“贼开花”。只要出了大点的窃案,衙役们就找一个或几个殷实又没有靠山的富裕人家,强指人家为窝主,给钱就拉倒,不给就栽赃,弄假成真。二是钓鱼,也就是设计做局诱人犯罪,然后再来捉。
但这样的做法,肯定会激起民愤,乡绅们也会埋怨。只要事弄大了,被“都老爷”(御史)逮到,反映了上去,这些帮役和白役,圆扁子们,就肯定被推出来开刀问斩。如果这些人见机得早,溜得快,就报告说,出事的都是临时工,不知法度,眼下已经畏罪潜逃,官府正在抓捕云云,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选自2011年10月15日《新京报》)
第9、古代小职员怎样炒红自己
古代小职员怎样炒红自己
乐羊子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的某一天,司徒袁逢的府衙里一下子涌入好几百号人,将偌大的司徒府挤得满满当当。这些都是地方上派来京师汇报工作的“计吏”。其中一人引起了袁逢的格外关注:此人身高九尺,美髯浓眉,见袁司徒时,其他人全都在地上趴着,唯独他自个儿直挺挺地站着!就是与袁逢四目相对时,他也只是微微作揖而已。
袁逢心里老大不乐意,就派手下人去责问他: “你这郡县雇佣的小小计吏,见了三公怎能仅仅作揖呢?”不料此人张口就答: “当年郦食其见汉王也只是作揖,现在我对三公作揖,有何不妥呢?”这话分明是说司徒比高祖皇帝还爱摆架子啊。袁逢听了连忙走下堂来,恭敬地请他坐在贵客席上,并对大家介绍说: “这位是汉阳郡的赵元叔,朝廷里的臣子没一个能比得上他。”
出了司徒府,得意洋洋的赵元叔径直去拜访大名鼎鼎的河南尹羊陟,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他不屈不挠,第二天大清早又跑到羊府门外求见。羊陟勉强让他进了门,自己却赖在床上不起来,让他在卧室外边等着。赵元叔可没刘备对孔明的那份耐心,只见他迈开两条长腿,几步就跨到羊陟床前,声情并茂地说: “羊公,我仰慕您好久了,刚见着您,您怎么就走了呀!”说完竟嚎啕大哭起来。整个羊府都被惊动了,下人们慌作一团,以为老爷归西了昵!
羊陟万没想到赵元叔会来这一手,只好火速起床,接见赵元叔。这一聊不要紧,那真是相见恨晚!第二天一早,羊陟又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回访赵元叔。两人就坐在车边的地上一通神聊,旁若无人。围观者虽多,却谁也插不上嘴。离开前,羊陟也当众夸了赵元叔一句,把他比作和氏璧那样的美玉。
有了袁逢、羊陟这两位大佬的追捧,赵元叔想不红都难。等他完成工作离开京城时,还有众多名流排着队求见,以一睹其风采为荣。利用到京城出差的短短间隙,赵元叔轻松实现了从无名小卒到巨星偶像的蜕变,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归乡途中,赵元叔经过弘农,又跑去拜访弘农太守。谁知守门人是个势利眼,见来者一身小吏打扮,就再三再四地盘问。赵元叔烦了, “哼”了一声,转身走人。守门人见他这副架势,也傻了,赶紧进去通报。太守当然消息灵通,一听来人是当红明星赵元叔,急忙草草写了一封道歉信,派人带着信去追。可他最后等来的,却只是赵元叔一封文采斐然的回信,信中不乏讥刺之语。太守读着读着,竟然叹息不已。
是明星,就得适当地摆摆谱,赵元叔懂这个理儿。可是,如今他名声在外,京城和各州郡纷纷征召他去当大官,他却一律推脱不去。
赵元叔的选择是明智的,灵帝时代宦官专权,政治动荡,像他这样恃才放旷的人要真进了官场,不被人整死才怪呢!炒红自己而不上位,不仅满足了自己成名的欲望,还能终老于小吏任上,很少有大红大紫的明星能达到他的境界。
第10、古代皇家三大投毒秘法
古代皇家三大投毒秘法
置毒酒中
典型案例:汉平帝被鸩弑案
投毒嫌疑人:大司马王莽
在中国几百个大小皇帝中,第一位直接被毒杀的皇帝是汉平帝刘衎。
刘衎是西汉两名小皇帝中的一位,9岁当皇帝,是西汉最后一位皇帝,原名“箕子”,即位后,改名“衎”。刘衎生于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是汉元帝刘奭的庶孙、中山王刘兴之子,母亲卫姬。刘衎3岁时嗣立为王。
《汉书·平帝纪》(卷十二)记载,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刘欣在未央宫驾崩。太皇太后王政君主持大政,撤了深受汉成帝刘骜宠幸的大司马董贤的职位,改任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同时派人迎立中山王箕子为皇帝。
王政君是王莽的姑妈,她任人唯亲,将自家侄子捧上了高位,为日后王莽篡位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是王政君直接葬送了西汉王朝。王莽篡位时,王政君大怒,将传国玉玺砸在地上,最后在忧愤中死去。
王政君老了,刘衎太小,这给野心勃勃的王莽提供了独揽大权的机会。为防止大权被皇帝母亲娘家卫氏家族夺走,王莽干脆斩草除根,将卫氏一族灭门。为了搞定皇帝,他又把14岁的女儿王嬿嫁给12岁的刘衎当皇后。
当了皇帝老丈人后,王莽的野心更大了。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衎知道了母亲娘家受害的内情,十分不满,脸露不悦。王莽担心日后有事,为绝后患,顿起杀机。当年十二月的腊日,王莽利用给皇帝进献椒酒的机会,在酒中下了毒。刘衎饮后中毒,不久“崩于未央宫”。
王莽投毒一事,见于《资治通鉴》,在《汉纪二十八·孝平皇帝下》里有这样的记载:“莽因腊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刘衎中毒后,话都说不出来,最后连遗诏都未留下。而王莽还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代皇帝去死。
对于王莽投毒的真相,史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是无稽之谈,因为比《资治通鉴》成书更早的《汉书》中并没有此记载。另外,对王莽投毒的动机,也有不同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他为了不让女儿怀上“龙种”,方便日后篡位,而对刘衎下了毒手。投的是哪种毒物也不清楚,谜底难揭。
用有毒的酒将人弄死,这叫“鸩杀”;用这种方法弄死皇帝,叫“鸩弑”。
这种毒酒古称“鸩酒”。据清陈士铎《辨证录·中毒门》记载,鸩是一种毒鸟,主要吃毒蛇、毒蝎,鸩粪便有剧毒,将其放进酒中,便成鸩酒。“鸩酒饮之,则无不死矣”。典型的中毒症状是,“白眼朝天,身发寒战,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
到后来,鸩酒不再囿于用鸩禽粪便配制了,可放入酒中杀人的毒药多多,“鸩酒”成了毒酒的通称。需要说明的是,如汉平帝这般遭鸩弑的皇帝并不少见,如晋怀帝司马炽被刘聪用鸩酒毒杀,唐昭宣帝李柷被后梁开国皇帝朱全忠用鸩酒弄死……
食品掺毒
典型案例:晋惠帝食饼中毒
投毒嫌疑人:东海王司马越
最出名的一起皇帝毒杀案发生在西晋,受害者是晋惠帝司马衷。
司马衷遭投毒的背景相当复杂,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宫廷事件。司马衷是西晋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弱智皇帝”。弱智到什么程度呢?有年遇饥荒,老百姓没粮吃,饿死了很多人,他竟然反问道:“何不食肉糜?”
晋武帝司马炎先后生了26个儿子,根本不看好这位接班人,但因为他是长子,又是皇后杨艳所生,在“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接班人确立机制下,司马衷从哪方面都合格,所以,虽然心里不情愿,还是在司马衷9岁那年册立其为皇太子。
司马炎对傻子坐江山总是不放心,想给儿子找个能干的媳妇辅佐一下。司马衷15岁那年,公选太子妃。皇后杨艳却被勋臣贾充的老婆郭槐用礼物搞定了,想给儿子娶贾家的女儿。
《晋书·惠贾皇后传》记载,几个受过贿赂的大臣当时也说贾家的女儿好。司马炎遂改初衷,决定在贾家的女儿中间选太子妃。起初选的是贾家的二女儿,但因她人小个子矮,连礼服都撑不起来,又改选长得很丑、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氏长女贾南风。
司马衷的长子司马遹是其与谢夫人生的,特聪明。正是因为长孙出色,司马炎最终没有废掉司马衷,寄希望于孙子。因担心司马遹遭贾南风毒手,司马炎一直将其秘藏。但司马炎的皇储计划并没能实现,他去世后,贾南风设计废掉了太子。
司马遹被废后,先是被幽禁在金墉城内,后被迁禁于许昌宫里。但贾南风还是不放心,便和情夫、太医令程据商量干掉司马遹。程据用巴豆制成毒药“巴豆杏子丸”,让手下孙虑带到许昌去毒死司马遹。
司马遹早有预防,怕有人投毒,每天都自己煮饭。见投毒不成,孙虑由谋杀改为逼杀,干脆直接逼司马遹把毒药丸服下。司马遹不服,孙虑便趁其上厕所时,直接用捣药用的杵棒从背后将其击杀。
从这件事上可以知道,投毒在西晋皇室已有先例,后来司马衷被毒杀并不偶然。
有意思的是,贾南风不久也被毒杀了。由于贾南风心狠手辣,朝野共愤,引发了直接动摇西晋国基的“八王之乱”。贾南风在宫变中被赵王司马伦矫诏逼喝金屑酒弄死了——金屑酒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毒药,但放的不是毒药,而是金子碎屑。
司马伦毒死贾南风后,晋室更乱了。司马伦直接逼傻皇帝司马衷禅让,自己当了皇帝。但其他封王不干了,谁不想当皇帝?司马伦只得又退位,让司马衷继续当皇帝。但封王们的心都野了,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衷遂成筹码,被各王当宝贝争来夺去。
最后,司马衷被东海王司马越用当时的“高档小轿车”——牛车从都城长安(今西安)接回了旧都洛阳。据《晋书·惠帝纪》(卷四)记载,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一月,回到洛阳仅半年的司马衷“崩于显阳殿,时年四十八,葬太阳陵”。
司马衷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的记载很简单,仅四个字——“食饼中毒”。那么是谁投毒的?史书无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嫌疑人是司马越,因为只有司马越有作案的动机、条件和时间,但因为没有人看见,证据不足,所以史家也只能留下“或云司马越之鸩”的记载。
上述三起毒杀案,所用毒药和投毒的方式不一样。杀司马遹用巴豆,中医称巴豆有“大毒”,是古人投毒常用的毒物之一,历代禁止随便出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诸禁》(卷十九)“禁治买卖毒药”条,将之与砒霜同列为禁药。
杀贾南风使用金屑。“吞金”是古人自杀时较常用的方法。人喝下金屑酒后不会立即毙命,将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死去,死得比喝下正宗的毒酒还惨。
杀司马衷的方法是饭里下毒,这种投毒手段简单,较容易得逞,所以在现代也常见。东汉质帝刘缵也是被这样毒死的。谋杀者梁冀让亲信暗中把毒药掺在质帝食用的饼中。有鉴于此,古代皇帝就餐前常由太监、医生等人尝食,没事后才动筷子。
药里下毒
典型案例:清德宗死亡案
投毒嫌疑人:大太监李莲英
最后一位可能被毒杀的皇帝是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
载湉是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清史稿·德宗本纪一》记载,其父亲是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 ,母亲是清代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没有子女的清穆宗(同治皇帝)载淳驾崩后,慈禧决定让妹妹家年仅4岁的儿子载湉继承皇位,时间是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875年2月25日)。
载湉年纪太小,登基后先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后由慈禧一宫独裁。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光绪皇帝开始亲政。此时的大清王朝灾祸连连,内忧外患,这深深刺痛了年轻的皇帝,载湉想变革。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载湉颁布诏书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但是,变法运动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造成了皇帝和太后两大势力之间的“帝后之争”。守旧派势力太强,博弈的结果是载湉不仅未能将慈禧摆平,反而使自己被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整个变法历时仅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载湉失去了自由,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崩于瀛台涵元殿”,载湉再没有过上好日子。蹊跷的是,载湉死后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也在中南海仪鸾殿死了。38岁的皇帝和74岁的太后,在24小时内相继死去,真是天塌了,大清子民惊呆了。
载湉是怎么死的?坊间传闻多多,有说毒死,有说病死。其中以“毒死说”流传最广。
为了弄清真相,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清光绪帝死因”研究课题组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1980年清理载湉崇陵棺椁时获得的头发、衣物、遗骨进行了毒性检测,发现载湉的头发、衣物、遗骨中的三氧化二砷含量与正常值相比明显异常。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经测算,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最后形成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
这一结论终于弄清了载湉的真实死因,但谜团并未能因此全部解开,谁投的毒?又是谁指使的?一说是慈禧太后卧病不起后,听说“皇帝很高兴”,下令在载湉服用的药里(一说饭里)下了毒药,让皇帝死在她前面。而慈禧投毒疑有前科,据说她曾借进献点心之机,暗下毒药,除掉了最大的对手慈安太后,实现了一宫独裁的目的。
另一说是太监担心载湉复出后对自己不利,借慈禧之名弄死了载湉。曾在宫中生活过两年的德龄公主在其所著《瀛台泣血记》(又名《光绪帝毕生血泪史》)一书中直接说是大太监李莲英下了毒手。传说毕竟是传说,到底是谁要毒死大清的皇帝,也许永远是个不解之谜!
砒霜是中国古代谋杀者最常用的毒物之一,其毒之狠,与“鸩”并列。清陈士铎《辨证录·中毒门》中,开首即谈砒霜,描述颇详:“人有服砒霜之毒,疼痛欲死,苟不急救,必至腐肠烂胃,吐呕紫血而死。”
其实,砒霜是一味疗效显著的中药,至今中医都在给患者使用,其治疗原理叫“以毒攻毒”,但用量和范围控制极严。阴谋家正是利用“吃药”这种路径下毒,绝杀他人。
为防砒霜被坏人利用,古代一直将其列为禁药,市面上不得随便买卖。元代还实行购药“实名制”,砒霜交易逐笔登记入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诸禁》(卷十九)“禁治买卖毒药”条规定,如果出了事,买的、卖的两个都要处死。
宫廷早就总结出了对付砒霜下毒的简易检测方法,除了用专人尝食之外,还有专用的测毒工具。明清宫廷一般使用“银版”“银针”来测试,一旦饭菜里有毒,纯白色的银器马上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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