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3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此事立即成为当时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5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
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底蕴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超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在成为名人以后,特别注重对学生爱国意识的培养,通过诗言志的未载体,融合了民族精神。讲述了大量的名人小故事和名人名事。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祖上几辈都是国家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司马迁年轻时立志继承家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他离开长安,到各地远游,考察历史古迹,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了解了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动人事迹。这使他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决心把那些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人们。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接着做了史官,想到自己的志向,就开始写作。
没想到这时候,一次政治事件把他卷了进去。司马迁为国家着想,说了几句真心话,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要免死只能出钱赎身或接受腐刑。司马迁家里没钱。他万不得已,接受了腐刑,以求活下去。腐刑是最残忍的刑罚,受刑人被割掉生殖器,失去男性特征,成了宦官一类的人。这对司马迁是多大的打击呀!有的人认为他不该怕死贪生,甘受污辱;朋友们也疏远了他。司马迁不去辩解,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多少年后,他终于完成了千古名著《史记》。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了有如九牛亡一毛,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为了写这部史书而求生的呀!我不愿意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我手里中断,英雄的事迹在我心中埋没。现在书写成了,就是让我死千次万次,我也不怕了!”
司马迁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得到传扬,甘受屈辱。他的爱国情感多么深厚啊!
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1月30日生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贫苦农民,行伍出身,早年当磨房工人,精于射骑。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后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关押并被逼赔偿。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
1925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1925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今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时;
1931年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
1931年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据说此次伤亡人死满一桥,而且摞了好几层),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
1931年11月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
1931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上海福昌烟公司为鼓舞士气,还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
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率部转战绥远(今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1938年5月,总司令部进驻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今哈镇)。
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加上将衔。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
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6月,毛泽东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由于他的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至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办公室还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1950年11月,病情恶化。
1950年11月29日20点零6分,马占山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他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这样几句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马氏家庭
清朝嘉庆初年,祖父马万龙和祖母刘氏逃难来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来,刘氏生下马占山的父亲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贫苦生活。马纯长大后,家贫如洗,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来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他们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赁几亩地,维持全家生活、马纯为人老实厚道。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为马占山。出生于1885年11月30日。
马占山自幼体质非常瘦弱,但由于他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敢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领着一个十岁的女孩,来到马家乞讨。马占山的母亲刘氏问知他们姓杜,是从关内逃难过来的,见其十分可怜,便将杜氏一家留在炭窑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妇看马家人好,便把女儿杜赞义送到马家当了童养媳。
马占山和杜家姑娘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贫困的生活给他们全家接连不断地带来了灾难。1897年间,他的母亲生下一个双胞胎。由于家中无粮,懂事的杜赞义,挎着篮子到处乞讨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粮,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说:“人有脸,树有皮,王八还有个硬盖子,也没有像你们那样今天借明天还借……”赞义只有噙着眼泪,空手回到家中。刘氏见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几天后,她和双胎儿女相继死去。
刘氏死后,丢下了三十五岁的丈夫马纯和十二岁的儿子占山,还有七岁的女儿和十五岁的童养媳。为了谋生,马占山到蒙汉交界地方蒙族有钱人家放牧,换回几个铜钱,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学习蒙族骑射技术的机会。几年功夫,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只要抓住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马占山与原配夫人杜赞义育有一子一女,长子马奎、长女马玉文。
马奎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马占山之孙马志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武汉胜利街上有一条小路,名为“郝梦龄路”;伏虎山西北侧山腰间,是“郝梦龄烈士墓园”。94岁的郝慧英曾无数次徜徉在郝梦龄路,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曾无数次到郝梦龄墓祭奠父亲的英魂。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1937年,郝梦龄北上抗日,途经武汉,在家小住。离家前,写下了这封遗书。“3天后,我们到车站送父亲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郝慧英说。
对于父亲急于奔赴抗日战场的心情,郝慧英是理解的。卢沟桥事变后,郝梦龄两次上书请缨,要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他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鼓舞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分还在途中,郝梦龄赶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时,他指挥着部队躲入掩蔽处;炮火一停,便果断出击,用步兵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当时,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战况惨烈。
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当再次夺回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却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点,郝梦龄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时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郝梦龄连中两弹,英勇殉国,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戎马一生,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相处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郝慧英说,“但父亲给我讲过四句话,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这四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
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怕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七七事变” 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使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乡。徐悲鸿冥思苦想:“该如何为国家。为人民、为抗战出一点力呢?”他决定去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款捐助难民,同时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的道理。
1938年岁末,他来到新加坡,正值盛暑天气。为了准备大量作品在画展上出售,每天站在画案前,挥汗如雨地作画,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一位华侨朋友劝阻他不必如此不分昼夜地作画,徐悲鸿说:“我是在为祖国苦难中的同胞作画啊!”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徐悲鸿突然病倒了,腰部剧烈疼痛,他被迫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腰疼尚未痊愈,他又顽强地拿起了画笔。画展如期开幕,华侨们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竞相购买徐悲鸿的作品。画展结束后,他把卖得的巨额画款,全部捐献用来救济难氏,自己分文不取,连路费也是自己负担。
清朝末期的时候,到处都是抽鸦片的中国人。因此,清朝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林则徐到了广州才发现,外国人不但在鸦片上剥削中国人,就连在一些基本的贸易上也巧取豪夺。
那时候,在对外贸易中,清朝主要是进口一些西方国家的布匹等,而出口多是瓷器茶叶等,可是这样的贸易却让当时的清朝官员吃尽了苦头。原来在与洋商的贸易中,清朝总是吃亏:洋商在运输布匹的时候,常常在途中遇到风浪,船舱就会进水,布匹浸了海水质量就会受损。 可是他们欺负清朝官员没有办法检查,每当船舱进水的时候,这些洋商就会在到达港口前停在一些隐蔽的岛屿上把那些被海水泡过的布匹晾干,这样晾干的布匹一时之间很难检查出来,因此清朝的官员只有收下这些布匹,可是这些布匹一浸水,质量就会大大下降。 而清朝出口的瓷器、茶叶等,尽管用稻草扎,可是经过海上风浪颠簸,到国外时有很多瓷器碎了,茶叶受潮了,洋商则是百般压价。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查处鸦片的同时看着洋商使手段使白花花的银元流入洋人的口袋,很是心痛,却又无计可施。
有一天,林则徐在船舱上偶然捡到一粒绿豆,他看着这粒绿豆,突然心生一计。他到衙门后召集洋商,宣布道:“今后,我国进口洋布,同时进口绿豆。你们装船时,必须一行布匹,一行绿豆间隔排好,船到港口时,先验舱后起货,否则布匹一律拒收。”
紧接着,林则徐又召集当地的商人宣布:“出口瓷器时,必须在瓷器空隙处也放进绿豆,否则一律不得出口。”
就在林则徐宣布完规定不久,有一批英国商人的货船靠岸了。林则徐亲自验货。他问道:“船舱可曾进水?”英国商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道:“靠上帝保佑,一路风平浪静,船舱没有进一滴水。”
林则徐微微一笑,下令衙役倒出绿豆,只见不少绿豆已经发芽,林则徐捡起一根绿豆芽,正色问道:“如果船舱没有进水,绿豆怎么会发芽呢?”英国商人哑口无言,只能按规定接受罚款。英国商人想:中国的瓷器运出去的时候,多有破碎,到时候以牙还牙,一定能把这笔钱捞回来的。
等中国的船舶到英国港口的时候,英国商人都涌了过来,想把在中国港口的损失捞回来。可是,这些洋商失望了,瓷器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一件破碎的。原来林则徐让人在瓷器中塞满绿豆,而且洒上清水,这样绿豆一发芽,就可以将瓷器中的空隙全部填满。如此一来,任凭多大的风浪,瓷器也安然无恙了,而且这些发芽的绿豆也可以做为饲料出售,一举两得。英国商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节。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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