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死后又传了十一个王,最后一个王叫做纣(音zhòu)纣原来是一个相当聪敏,又有勇力的人。他早年曾经亲自带兵和东夷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他很有军事才能,在作战中百战百胜,最后平定了东夷,把商朝的文化传播到淮水和长江流域一带。在这件事上,商纣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在长期战争中,消耗也大,加重了商朝人民的负担,人民的痛苦越来越深了。
纣和夏桀一样,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他没完没了地建造宫殿,他在他的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造了一个富丽堂皇的“鹿台”,把搜刮得来的金银珍宝都贮藏在里面;他又造了一个极大的仓库,叫做“钜桥”,把剥削来的粮食堆积起来。他把酒倒在池里,把肉挂得像树林一样。他和宠姬妲己(妲音dá)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还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来镇压人民。凡是诸侯背叛他或者百姓反对他,他就把人捉起来放在烧红的铜柱上烤死。这叫做“炮烙”(音luò )的刑罚。
纣的残暴行为,加速了商朝的灭亡。这时候,在西部的一个部落却正在一天天兴盛起来,这就是周。
周本是一个古老的部落。夏朝末年,这个部落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后来,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音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
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后来称为周文王)继位的时候,周部落已经很强大了。周文王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的生活跟纣王正相反。纣王喜欢喝酒、打猎,对人民滥施刑罚。周文王禁止喝酒,不准贵族打猎,糟蹋庄稼。他鼓励人民多养牛羊,多种粮食。他还虚心接待一些有才能的人,因此,一些有才能的人都来投奔他。
周部落强大起来,对商朝是个很大的威胁。有个大臣崇侯虎在纣王面前说周文王的坏话,说周文王的影响太大了,这样下去,对商朝不利。
纣王下了一道命令,把周文王拿住,关在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一带,羑音yǒu)地方。周部落的贵族把许多美女、骏马和别的珍宝,献给纣王,又送了许多礼物给纣王的亲信大臣。
纣王见了美女珍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光是一样就可以赎姬昌了。”立刻把周文王释放了。
周文王见纣王昏庸残暴,丧失民心,就决定讨伐商朝。可是他身边缺少一个有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他指挥作战。他暗暗想办法物色这种人才。
有一天,周文王坐着车,带着他儿子和兵士到渭水北岸去打猎。在渭水边,他看见一个老头儿在河岸上坐着钓鱼。大队人马过去,那个老头儿只当没看见,还是安安静静钓他的鱼。文王看了很奇怪,就下了车,走到老头儿跟前,跟他聊起来。
经过一番谈话,知道他叫姜尚(又叫吕尚,“吕”是他祖先的封地),是一个精通兵法的能人。
文王非常高兴,说:“我祖父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将来会有个了不起的能人帮助你把周族兴盛起来。您正是这样的人。我的祖父盼望您已经很久了。”说罢,就请姜尚一起回宫。
那老人家理了理胡子,就跟着文王上了车。
因为姜尚是文王的祖父所盼望的人,所以后来叫他太公望;在民间传说中,叫他姜太公。
太公望是周文王的好帮手。他一面提倡生产,一面训练兵马。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有一次,文王问太公望:“我要征伐暴君,您看咱们应当先去征伐哪一国?”
太公望说:“先去征伐密须。”
有人反对他,说:“密须国君厉害得很,恐怕打不过他。”
太公望说:“密须国君虐待老百姓,早已失去民心,他就是再厉害十倍,也用不到怕。”
周文王发兵到了密须,还没开战,密须的老百姓先暴动了。他们绑着密须的国君归附了文王。
过了三年,文王又发兵征伐崇国(在今陕西省沣水县)。是商朝西边最大的一个属国。文王灭了崇国,就在那里筑起城墙,建立了都城,叫做丰邑。没过几年,周族逐渐占领了大部分商朝统治的地区,归附文王的部落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周文王并没有完成灭商的事业。在他打算征伐纣王的时候,害了一场病死了。
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掘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叫老百姓没法忍受下去。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去。这支军队开到金县(今陕西榆林),兵士们领不到饷,闹到县衙门去。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有个年轻兵士气愤地站出来,带领兵士们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死了,家境穷困,李自成到银川驿站里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爱戴他。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代官府收租税的差使。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吃东西。百姓和驿卒向县官恳求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让他吃点东西,县官也不答应。这一下把群众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开李自成身上的镣铐,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当了兵。
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一名头领。
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十分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左挂禁不住诱惑,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自称“闯王”,就决心投奔高迎祥。
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十分高兴,马上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
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声势越来越大。官军到处围剿,遭到失败。最后,崇祯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十三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商量对策。
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但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这时候,李自成站了起来说:“一个兵士肯拼命,也能奋战一下;我们有十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
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办?”
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理。经过一番商量,十三家起义军分成六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打出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
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十天,就打下了凤阳,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烧了。这一着真的震动了明王朝朝廷,崇祯帝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下令把凤阳巡抚处死。
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陕西,来回打击官军,叫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崇祯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伏兵拦击。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被捕牺牲。
李自成带领留下的队伍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做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
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明朝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使李自成的处境增添了困难。
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杀出了大批明军。他们依仗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冲击。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打散了。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十七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才冲出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才放松了搜捕。
高太后掌了八年权死去,由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宋哲宗对他祖母重用保守派,本来就不满意。等到他亲自执政,就重新起用变法派。但是后来的变法派不像王安石那样真心实意改革朝政,内部纷争不休。一批投机分子打着变法的幌子,趁机捣乱。等宋哲宗一死,他的弟弟宋徽宗赵佶(音jí)即位后,朝政更加混乱。
宋徽宗是个出名的浪荡子,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事,专门寻欢作乐。他身边有个心腹宦官童贯,迎合他的心意,替他搜罗书画珍宝供他赏玩。有一次童贯到苏州一带去搜集书画珍宝,有个不得志的官员蔡京想投靠童贯,每天陪着童贯鬼混,还把他自己书写的屏风扇面等送给童贯。童贯得到蔡京的好处,把这些书画马上送到东京,并且捎话给宋徽宗,说他物色到一个少有的人才。
蔡京到了东京,又拉了一帮子人替他活动。有个官员对宋徽宗说:“推行新法是件大事,朝臣中是没有人能帮助办好这件事的。如果陛下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非用蔡京不可。”那个官员还画了一幅图献给宋徽宗,图表上列了大批朝臣名字,把保守派写在右面,把变法派写在左边。右边的名字都是当朝大臣,但左边的名单只有两个名字,其中一个就是蔡京。宋徽宗看了,满心喜欢,马上决定让蔡京当宰相。
蔡京一上台,就打起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是保守的或是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称做元祐(元祐是宋哲宗前期的年号)奸党,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这样一来,一些正直的官员就全部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了。至于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就完全变了样。像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榨人民的手段。
宋徽宗和蔡京又迷信道士,大造道观。有个道士叫林灵素,在宋徽宗面前胡吹说:天上有九霄,最高一层叫神霄,神霄宫有个玉清王,是上帝长子。宋徽宗就是上帝长子下凡。神霄官还有仙官八百,蔡京、童贯就是仙官再世。这一番胡言乱语,居然把宋徽宗哄得心花怒放,天天请大批道士在宫中讲道。道士们还给宋徽宗献了个称号,叫教主道君皇帝。这一来,皇帝就成为道士头子了。
宋徽宗尽情追求享乐腐朽的生活。童贯替他在苏州、杭州两地征用几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的雕刻或织绣品,供他玩赏。所有制作材料,一律向百姓搜刮。日子一久,宋徽宗对那些玩艺儿腻了,想找一些奇草、怪石来换换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派了一个二流子朱勔,在苏州办了一个“应奉局”,搜罗花石。朱勔手下养了一批差官,专门管这件事。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块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差官就带了兵士闯进那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就要被派个“大不敬”的罪名,轻的罚款,重的抓进监牢。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那家的房子拆掉,墙壁毁了。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榨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
朱勔把搜刮来的花石,用大批船只运送到东京。运送的船只不够,就截劫运粮的船和商船,把船上货物倒掉,装运花石。这大批船只自然还要征用大量民伕。于是船只在江河里穿梭似地来往,民伕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这种运送的队伍叫做“花石纲”。
花石纲一到东京,宋徽宗见了,果然高兴,给朱勔加官升职。花石纲越来越多,朱勔的官也越做越大。一些达官贵人,谁敢不讨朱勔的好。人们把朱勔主持的苏杭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见朱勔权力之大了。
汉光武帝到了六十三岁,害病死去。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
汉灵帝刚即位的时候,窦太后临朝,封她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窦武和陈蕃是支持名士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终身禁锢的李膺、杜密又召回来做官。
陈蕃对窦武说:“不消灭宦官,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我留在这里,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
窦武本来就有这个意思。两人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消灭宦官。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相信宦官,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陈蕃又向窦太后上奏章,举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几个人的种种罪恶。窦太后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这一来,倒是打草惊了蛇。曹节、王甫来个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
这样一来,宦官又掌了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统统被撤职。
李膺、杜密被撤职回到家乡,一些名士、太学生,更加推崇他们,也更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找机会陷害他们。
有个名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想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
宦官曹节抓住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汉灵帝才十四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问曹节:
“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有什么罪?”
曹节指手划脚把党人怎样可怕,怎样想推翻朝廷,图谋造反,乱编了一通。
汉灵帝当然相信了他们,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膺。李膺坦然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六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
他就自己进了监狱,被拷打死了。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汝南郡的督邮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直哭。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消息传到范滂那里,范滂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
他就亲自跑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个正直人,他见范滂来了,吓了一大跳。他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打算交出了官印,跟范滂一起逃走。
范滂感激郭揖,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
县令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
范母带着孙儿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滂。范滂安慰她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伤心。”范母说:“你能和李、杜(指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范滂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
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
只有那个宦官侯览的对头张俭,却逃过了官府搜捕。他到处躲藏,许多人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都遭了祸,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遭到灾殃。
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的比较鲠直的官员遭到沉重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包下了。
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她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她,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
于是,她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反,都可以直接向她告密。地方官吏遇到有人告密,不许自己查问,一定要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人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
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越来越多了。
武则天收到许多告密材料,总得有人替她审问。有一个胡族将军索元礼,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武则天派他专门办谋反的案件。索元礼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先用刑罚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就胡乱招了一些假口供,这样,他审问一个人就会牵连到几十个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索元礼向太后一汇报,太后直夸他办事能干。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太后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儿来。其中最残酷的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每人手下养了几百个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只要他们认为谁有谋反嫌疑,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捏造了许多证据。更奇怪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先把各种刑具在“犯人”面前一放,“犯人”一看,就被迫招认了。
周兴、索元礼前前后后一共杀了几千人,来俊臣毁了一千多家,他们的残酷就出了名。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太后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陛下可不能不慎重啊!”
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告密的风气越来越盛,连她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勣,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下令杀了。
有一天,太后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勣同谋。太后一听,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
说巧也巧。太监把太后的密旨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边喝酒,边议论案件。来俊臣看完武则天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谈话。
来俊臣说:“最近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招供,您看该怎么办?”
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音wèng)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烤。还怕他不招?”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办法,好办法。”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去搬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来,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烤得整个厅堂的人禁不住流汗。
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
周兴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上报太后。
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她干了不少事;再说,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她也有点怀疑,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在今广东、广西一带)去。
周兴干的坏事多,冤家也多,到了半路上,就被人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索元礼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借个因头,把他杀了。
留下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继续干了五、六年诬陷杀人的事,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牢监,差一点被他整死。
来俊臣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想独掌朝廷大权,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大,索性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全都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起来,判他死罪。武则天还想庇护他,一看反对来俊臣的人不少,只好批准把他处死。
来俊臣被处死刑那天,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
“从现在起,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族拓跋部人。在东晋初年,拓跋部还是我国东北的一个游牧部落,后来吸收了中原文化,逐步建立了封建的经济制度。公元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了北魏,就是魏道武帝,魏道武帝建立北魏王朝以后,任用了一批汉族士人当他的谋士。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崔浩。
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了很大功劳,受到北魏三代皇帝的信任。到魏太武帝即位以后,他担任司徒,掌握了朝政大权,还派了几十名汉族士人,担任各地郡守。这样,他和鲜卑统治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魏太武帝派崔浩带几个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
崔浩和他的同事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崔浩手下有两个文人,偏偏别出心裁,劝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看了,也可以提高崔浩的声望。
崔浩自以为功大官高,没有什么顾虑,真的花了大批人工和费用,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还把石碑竖在郊外祭天坛前的大路两旁。
国史里记载的倒是史实,但是北魏的上代文化还十分落后,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是不体面的。过路的人看了石碑,就纷纷议论起来。
北魏的鲜卑贵族认为这一来丢了皇族的面子,就向魏太武帝告发,说崔浩一批人写国史,是成心揭朝廷的丑事。
魏太武帝本来已经嫌崔浩太自作主张,一听这件事,就发了火,命令把写国史的人统统抓起来查办。
参加编写的著作郎高允是太子的老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着急得不得了,把高允找到东宫(太子居住的宫),跟他说:“明天我陪你朝见皇上,如果皇上问你,你只能照我的意思答话,别的什么也别说。”
高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跟随太子一起上朝。太子先上殿见了太武帝,说:“高允这个人向来小心谨慎,而且地位比较低。国史案件全是崔浩的事,请陛下免了高允的罪吧。”
太武帝召高允进去,问他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又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我刚刚还问他来,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的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想救我的命。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也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魏太武帝又派人把崔浩抓来审问。崔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什么也答不上来。太武帝大怒,要高允起草一道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
高允回到官署,犹豫了半天,也没有写出半个字来。太武帝派人一再催问,高允说:“我要求再向皇上面奏一次。”
高允进宫对太武帝说:“我不知道崔浩还犯了什么罪。如果仅仅是为了写国史,触犯朝廷,也不该判死罪。”
魏太武帝认为高允太不识好歹,吆喝一声,叫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后来太子再三恳求,太武帝气消了,才把他放了。
事后,太子埋怨高允说:“一个人应该见机行事。我替你告饶,你怎么反而去触怒皇上。我想起这件事,真有点害怕。”
高允说:“崔浩做这件事私心重,是有错误的,但是,编写历史,记载帝王活动,朝政得失,这并没有错。再说,国史是我和崔浩一起编写的,出了事,怎能全推给他呢。殿下一我救心,我是十分感激的。但是要我为了活命说违背良心的话,我是不干的。”
魏太武帝到底没有饶过崔浩,把崔浩和他的几家亲戚满门抄斩。但是由于高允的直谏,没有株连到更多的人。据太武帝自己说:要不是高允,他还会杀几千个人呢。
公元452年,魏太武帝被宦官杀死;过了一年,宋文帝的儿子刘骏即位,这就是宋孝武帝。
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官名),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是有名的文学家,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永州和朗州都在南边,离开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幸好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那里,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他们的诗文中,常常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两个人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看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面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一批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就跟着朋友们一起去了。
刘禹锡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的诗本来挺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读了刘禹锡的诗,就细细琢磨起来,里面到底有什么含意。也不知道哪个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实际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的。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唐宪宗对他也很不满意。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便说话了。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呢。
刘禹锡家里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人伺候:如果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上了年纪的老人受不了这个苦。
这可叫刘禹锡太为难啦!
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呆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形,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到播州去。
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十四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个玄都观的桃花,有心旧地重游。到了那里,知道那个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倒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写的新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挺不高兴,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过了三年,又把他派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由于元世祖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元朝初期的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只使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地主官僚得到好处。为了满足蒙古贵族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军事的需要,元世祖还任用了一批管理财政的大臣,帮助他搜刮财富。这批大臣勾结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无所不为。
元王朝还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也就是西域各族和西夏人;第三等叫汉人,就是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契丹、女真等族人;第四等叫南人,就是原来在南宋地区的各族人民。四个等级的人政治地位和待遇不同,汉人和南人受到百般歧视。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各族劳动人民都过着悲惨的日子。贪污横行,冤案多得数也数不清。
元世祖死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就是元成宗。元成宗时期,这种贪赃枉法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一次,查出有贪污行为的官吏一万八千多人,冤案五千多件。
当时,在大都流行着一种戏剧,叫杂剧。一些有正义感的读书人,不满官府的黑暗统治,利用杂剧的形式来揭露官场的罪恶和社会的不平现象。
大都有个读书人叫关汉卿,从小喜爱音乐戏剧,会吹箫弹琴,还会唱歌跳舞。关汉卿在京城太医院当过官,可是他对医术不感兴趣,对编写剧本却特别热心。那时候,演戏的人社会地位很低,关汉卿却跟他们混得挺熟;有时候他自己也上场演出,扮个角色。因为他对音乐戏剧很有研究,所以编出的戏也就格外精采。
在大都,一班贵族和普通百姓都喜欢看戏,关汉卿编的戏剧不是为了光给贵族消闲作乐,而是常常帮百姓说话。他把看到的,听到的人民的悲惨遭遇,写进他的剧本里。《感天动地窦娥冤》(也叫《窦娥冤》),就是他的杰出的代表作品。
《窦娥冤》的主要人物是楚州地方一个贫苦女子窦娥。窦娥从小死了母亲,她父亲窦天章还不起债,又因为上京赶考,缺少盘费,把她卖给孤苦的蔡婆婆家做童养媳。到蔡家没两年,丈夫就害病死了,只剩了窦娥和她婆婆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楚州有个流氓叫张驴儿,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跟他父亲张老儿一起,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张驴儿又胁迫窦娥跟他成亲,窦娥坚决拒绝,还把张驴儿痛骂了一顿。
张驴儿怀恨在心。过几天,蔡婆婆害病,要窦娥做羊肚汤给她吃。张驴儿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想先毒死蔡婆婆,再逼窦娥成亲。窦娥把羊肚汤端给蔡婆婆喝。蔡婆婆接过碗,忽然要呕吐,不想喝,让给张老儿喝了。张老儿中了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就咽了气。
张驴儿毒死了自己父亲,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告到楚州衙门。
楚州知府桃杌(音wù)是个贪赃枉法的贪官,背地里被张驴儿用钱买通了,把窦娥抓到公堂讯问,逼她招认是她下的毒。窦娥受尽了百般拷打,痛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肯承认。
桃杌知道窦娥待她婆婆很孝顺,就当着窦娥的面要拷打蔡婆婆。窦娥想到婆婆年纪老,受不起这个酷刑,只好含冤招了供。
贪官桃杌把窦娥屈打成招,定了死罪,把她押到刑场去处死。窦娥眼看没有申冤的地方,她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在临刑的时候,她又向天发出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一腔热血全溅在白练上;二要天降大雪,遮盖她的尸体;三要让楚州大旱三年。窦娥的誓愿居然感动了天地。那时候,正是六月大伏天气,窦娥被杀之后,一霎时天昏地暗,大雪纷飞;接下来,楚州地方大旱了三年。后来,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在京城做官,窦娥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杀人凶手张驴儿被处死刑,贪官桃杌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个戏剧所写的未必是真人真事,六月飞雪,更是一种神话式的想象。但是它反映了在封建统治下,无数含冤受苦的百姓申冤报仇的强烈愿望。所以,千百年来,这出戏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赞赏,关汉卿也成为人民称颂的戏剧家。
北魏发生内乱以后,南方的梁朝曾经几次起兵北伐。但是梁武帝指挥无能,不但不能恢复土地,反而死伤了无数军民。北魏分裂后,也没有能力再进攻南方,梁朝才有一个比较长的安定时期。
梁武帝看到宋、齐两个朝代都因为皇族之间互相残杀而发生内乱,他就对自己亲属格外宽容。皇族中有人犯罪,他只好言好语教训一番,从不办罪。梁武帝有个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尽情搜刮财富。临川王府内室后面有几十间库房,平日锁得严严实实的。有人怀疑里面藏的是兵器,向梁武帝告发,说萧宏私藏兵器,准备造反。
梁武帝听说他弟弟要夺他的权,也有点吃惊,亲自带领禁军去搜查。萧宏一见梁武帝,神色慌张。梁武帝更加起了疑心,就命令萧宏把库房全部打开,让他挨间检查,打开库房一看,发现其中三十多间库房里都堆满了钱,共有三亿万以上,其他的库房里囤积着布、绢、丝、绵等杂货,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萧宏跟在梁武帝后面,心惊胆战,怕梁武帝发现了他的赃物,一定要办他的罪。想不到梁武帝检查完了,转过身来,笑嘻嘻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嘛!”
打那以后,他知道萧宏不会谋反,反而对萧宏更加信任了。
梁武帝对亲属和士族百般纵容,对待百姓就完全是另外一套,谁触犯当时的法律,就要严办。如果一个人逃亡,全家人都要罚做苦工。这样,贵族官僚有恃无恐,更加横行不法,有的甚至在大街上公开杀人,都没有人敢干涉。
有一个正直的官员贺琛上了一个奏章,对梁武帝提出四条意见,说现在各地州郡官吏搜刮残酷,百姓实在受不了:官员穷奢极侈,浪费太严重;奸臣当道,作威作福,陷害好人;
大造官府,没完没了,百姓终年服役不得休息。
贺琛说的条条是事实,但是梁武帝一句也听不进。他口授一道诏书,责备贺琛。在那份诏书里,他把自己说成一个天底下少有的贤明君主,又是勤劳,又是节俭,把贺琛的意见顶了回去。
梁武帝也是个佛教信徒。他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到寺里去烧香拜佛,讲解佛法,说这样做是为了替百姓消灾积德。到了他年老的时候,更干出一件奇怪荒唐的事来。
有一次,他到同泰寺“舍身”,也就是要出家做和尚。皇帝做和尚,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可是皇帝说要出家,谁敢反对!再说,那时候佛教盛行,皇帝肯做和尚,还表示他对佛法的虔诚哩。
梁武帝做了四天和尚,宫里的人把他接回去了。后来他一想,这样做不妥当。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和尚还俗,要出一笔钱向寺院“赎身”。皇帝当了和尚,怎么能够例外。第二次,他又到同泰寺舍身,大臣们请他回宫,他就不答应了。
后来,大臣们懂得他的意思,就凑了一万万钱到同泰寺给这位“皇帝菩萨”赎身。寺里和尚能够收进一大笔钱,怎么不高兴,当然同意他还俗。大臣们就排了仪仗,到寺里把他接回来。
第三次,梁武帝又想个新花样,他到同泰寺舍身的时候,说他为了表示他对佛的虔诚,不但自己的身子舍了,还把他宫里人和全国土地都舍了。
舍的多,赎的钱当然应该更多。过了一个月,大臣们就凑足了二万万钱去把他赎了回来。
说巧也巧。正好在那天晚上,同泰寺里的一座塔被火烧了。和尚赶快报告梁武帝。梁武帝合着手掌,说这一定是恶魔干的。他又下了一道诏书说:“道越高,魔也越盛。我们要造更高的塔,才能压住魔鬼的邪气。”
过了一年,他又舍了一次身。大臣们又花了一万万钱把他赎回来。梁武帝前后做了四次和尚(一说是三次),大臣们一共花了四万万赎身钱。这笔钱,当然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
梁武帝热心做和尚,把朝廷大事弄得混乱不堪。有个野心家就利用他的昏庸,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大叛乱。
从宋孝武帝即位之后,宋王朝很快就衰落了。在这个时期,却出了一个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死后,他的儿子祖暅(音gèng)、孙儿祖皓都继承了祖冲之的事业,刻苦研究数学和历法。据说祖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全神贯注,连天上打响雷也听不到。他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有一次,他在路上走,前面来了个大官僚徐勉。祖暅根本没有发觉,一头就撞在徐勉身上。等到徐勉招呼他,祖暅才像梦中惊醒一样,慌忙答礼。徐勉知道他研究出了神,也没有责怪他。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公元479年,萧道成称帝,建立南齐。他就是齐高帝。
元军攻下厓山以后,张弘范召集将领,举行庆功宴会,把文天祥请来。宴会席上,张弘范对文天祥说:“现在宋朝灭亡,丞相已经尽到最后一片忠心。只要您回心转意,归顺我们大元皇上,还能保持您丞相的地位。”
文天祥含着眼泪说:“国破家亡,我身为宋朝大臣,没能够挽回局势,死了还有罪孽,怎么还能贪图活命呢。”
张弘范一再劝降,没有结果,只好派人把文天祥押送到大都。
过了半年,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元王朝下令把他送到上等的宾馆里,用美酒好菜招待他。过了几天,元朝丞相博罗派投降官员留梦炎去劝降。文天祥对这个叛徒早已深恶痛绝,现在见他居然老着脸皮来劝降,更是火冒三丈。没等留梦炎开口,就一顿痛骂,把留梦炎骂得抬不起头,灰溜溜地走了。
元朝对文天祥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过着囚徒的生活。过了一个月,博罗把文天祥提到元朝的枢密院,亲自审问。
文天祥被兵士押着,来到枢密院大堂,只见博罗满脸凶相,坐在上面。文天祥正眼也不看,昂起头,挺直腰杆走上前去。左右兵士吆喝他跪下,被文天祥拒绝了。
博罗恼羞成怒,喝令左右动手。兵士们把文天祥拉的拉,推的推,将文天祥按倒在地上。
博罗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文天祥坦然说:“从古以来,国家有兴有亡,做大臣的被灭被杀的,哪一个朝代没有?我是宋朝的臣子,现在既然已经失败,只求早死。”
博罗怕审问出现僵局,想缓和一下空气,就说:“自从盘古到现在,有几个帝王,你倒说来听听。”
文天祥哼了一声,说:“一部十七史(指《史记》等十七部历史书),从哪里说起?我今天不是到这里来应考,哪有心思跟你们闲扯。”
博罗被文天祥抢白几句,讨个没趣,就无理取闹地责问文天祥为什么丢了临安逃走,为什么要另立二王(指赵昰、赵昺)。文天祥一条条据理驳斥,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文天祥今天落在你的手里,早就准备一死,何必再噜苏!”
博罗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喝令把文天祥押回兵马司。他想杀掉文天祥。但是元世祖恐怕杀了文天祥,民心不服,不同意把他杀害。
文天祥被关的那间土牢,又矮又窄,阴暗潮湿。遇到雨天,屋面漏水,满地是水;一到夏天,地面上发出一阵阵蒸气,更加闷热。牢房的隔壁,有狱卒的炉灶,有陈年的谷仓,发出阵阵烟火气、霉气,再加上厕所里大粪的气味,死老鼠的臭味,使人极其难受。
文天祥被关在这间牢房里,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却并不能摧毁他的意志。他相信,只要有爱国爱民族的浩然正气,就能够战胜一切恶劣的环境。
他在牢房中,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他在那首诗里,举了历史上一些坚持正义、不怕牺牲的忠臣义士的例子,认为这都是正气的表现。他在诗中写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
……
时穷节乃见(同“现”字),一一垂丹青。
(意思是:天地之间有一种正气,分别表现为各种物体。如地下的大河高山,天空的明星辰。在人的身上就表现为浩然之气,充塞在宇宙之间。……到了危急的关头,才表现出他的气节,他们的事迹一件件留在史册上。)
文天祥进牢的第三年,河北中山府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起义领袖自称是宋朝皇室的后代,聚集几千人马,号召大家打进大都,救出文丞相。
这一来可把元王朝吓坏了,如果不杀文天祥,恐怕闹出大乱子来。元世祖还没有丢掉招降的幻想,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一天,文天祥被人从牢房里押出来,带到宫里。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只作了个揖。元世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说:“我是大宋宰相,竭心尽力扶助朝廷,可惜奸臣卖国,叫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不能恢复国土,反落得被俘受辱。我死了以后,也不甘心。”说着,咬牙切齿,不断地捶打自己的胸膛。
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你的忠心,我也完全了解。事到如今,你如果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哪有服侍两朝的道理。我不死,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么样?”
文天祥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只求一死,别的没有什么可说了。”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才叫侍从把文天祥带出去。
第二天,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这一天,北风怒号,阴云密布。京城柴市的刑场上,戒备森严。市民们听到文天祥将要就义的消息,自发集中到柴市来,一下子就聚集了一万人,把刑场团团围住。只见文天祥戴着镣铐,神色从容,来到刑场。他问旁边的百姓,哪一面是南方。百姓们指给文天祥看了。他朝着正南方向拜了几拜,端端正正坐了下来,对监斩官说:“我的事结束了。”公元1283年一月,这位四十七岁的民族英雄终于牺牲,在民族危亡时刻,表现了他一身的浩然正气。
魏惠王也学秦孝公的样,要找一个商鞅式的人才。他花了好些金钱招徕天下豪杰。当时有个魏国人叫庞涓的来求见,向他讲了些富国强兵的道理。魏惠王听了挺高兴,就拜庞涓为大将。
庞涓真有点本领。他天天操练兵马,先从附近几个小国下手,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连齐国也给他打败了。打那时候起,魏惠王更加信任庞涓。
庞涓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能人。可是他知道,他有一个同学齐国人孙膑(音bìn),本领比他强。据说孙膑是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代,只有他知道祖传的《孙子兵法》。
魏惠王也听到孙膑的名声,有一次跟庞涓说起孙膑。庞涓派人把孙膑请来,跟他一起在魏国共事。哪儿知道庞涓存心不良,背后在魏惠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魏惠王十分恼怒,把孙膑办了罪,在孙膑的脸上刺了字,还剜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
幸好齐国有一个使臣到魏国访问,偷偷地把孙膑救了出来,带回齐国。
齐国大将田忌听说孙膑是个将才,把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也正在改革图强。他跟孙膑谈论兵法后,大为赏识,只恨没早点见面。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音hándān,今河北邯郸西南)。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不行。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给人笑活。大王还是请拜田大夫为大将吧。”
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篷帐的车子里,帮助田忌出主意。
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拿去攻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魏国大梁。庞涓听到了,一定要放弃邯郸,往回跑。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准能把他打败。”
田忌就按照这个计策做去。庞涓的军队已经攻下邯郸,忽然听说齐国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刚退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地方,正碰上齐国兵马。两下里一开仗,庞涓大败。
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
公元前341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那时候,齐威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齐宣王派田忌、孙膑带兵救韩国。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不去救韩,却直接去攻魏国。
庞涓得到本国的告急文书,只好退兵赶回去,齐国的兵马已经进魏国了。
魏国发动大量兵力,由太子申率领,抵抗齐军。这时候,齐军已经退了。庞涓察看一下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齐军的营盘占了很大的地方。他叫人数了数做饭的炉灶,足够十万人吃饭用的。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赶到齐国军队第二回扎营的地方,数了数炉灶,只有能够供五万人用的了。
第三天,他们追到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仔细数了数炉灶,只剩了两万人用的了。庞涓这才放了心,笑着说:“我早知道齐军都是胆小鬼。十万大军到了魏国,才三天工夫,就逃散了一大半。”他吩咐魏军没日没夜地按着齐国军队走过的路线追上去。
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正是天快黑的时候。马陵道十分狭窄,路旁边都是障碍物。庞涓恨不得一步赶上齐国的军队,就吩咐大军摸黑往前赶去。忽然前面的兵士回来报告说:“前面的路给木头堵住啦!”
庞涓上前一看,果然见道旁的树全砍倒了,只留下一棵最大的没砍,细细瞧去,那棵树的一面还刮去了树皮,露出一条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还写着几个大字,因为天色昏暗,看不清楚。
庞涓叫兵士拿火来照。有几个兵士点起火把来。趁着火光一瞧,那树瓤上面写的是:“宠涓死于此树下。”
庞涓大吃一惊,连忙吩咐将士撤退,已经晚了。四周不知道有多少箭,像飞蝗似的冲魏军射来。一时间,马陵道两旁杀声震天,到处是齐国的兵士。
原来这是孙膑设下的计策,他故意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他算准魏兵在这时辰到达马陵,预先埋伏着一批弓箭手,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庞涓走投无路,只得拔剑自杀。
齐军乘胜大破魏军,把魏国的太子申也俘虏了。
打这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元兵乘胜南下,进逼临安。四岁的皇帝赵显,只是挂个名的。他祖母谢太后和大臣们一商量,赶紧下诏书要各地将领带兵援救朝廷。诏书发到各地,响应的人很少。只有赣州的州官文天祥和郢州(今湖北钟祥)守将张世杰两人立刻起兵。
文天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从小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立志要向他们学习。二十岁那年,他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了他的救国主张,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
文天祥在朝廷做了官之后,马上发现贾似道和一批宦官都是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有一回,蒙古军攻打南宋,宦官董宋臣劝宋理宗放弃临安逃跑,文天祥马上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杀掉董宋臣,免得动摇民心。为了这件事,他反被撤了职。后来,他回到临安担任起草诏书的工作,又因为得罪贾似道,在他三十七岁那年,竟被迫退休。一直到了南宋王朝快要灭亡的危急时刻,他才被派到江西去担任赣州的州官。
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立刻招募了三万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有人劝他说:“现在元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人马去抵抗,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明摆着要失败,何苦呢?”
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但是国家养兵多年,现在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我明知道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但愿天下忠义的人,闻风而起,人多势大,国家才有保全的希望。”
文天祥排除种种阻挠,带兵到了临安。右丞相陈宜中派他到平江(今江苏苏州)防守。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三路进攻临安。其中一路从建康出发,越过平江,直取独松关(今浙江余杭)。陈宜中又命令文天祥退守独松关。文天祥刚离开平江,独松关已经被元军攻破,想再回平江,平江也失守了。
文天祥回到临安,跟郢州来的将领张世杰商量,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拼个死战。但是胆小的陈宜中说什么也不同意。
伯颜带兵到了离临安只有三十里的皋亭山(在今杭州东北)。朝廷里一些没有骨气的大臣,包括左丞相留梦炎都溜走了。谢太后和陈宜中惊慌失措,赶紧派了一名官员带着国玺和求降表到伯颜大营求和。
伯颜指定要南宋丞相亲自去谈判。
陈宜中害怕被扣留,不敢到元营去,逃往南方去了;张世杰不愿投降,气得带兵乘上海船出海。
谢太后没办法,只好宣布文天祥接替陈宜中做右丞相,要他到伯颜大营去谈判投降。
文天祥答应到元营去,但是他心里另有打算。他带着大臣吴坚、贾余庆等到了元营,见了伯颜,根本不提求和的事,反而严正地责问伯颜说:“你们究竟是想跟我朝友好呢,还是存心消灭我朝?”
伯颜说:“我们皇上(指元世祖)的意思很清楚,并不是要消灭宋朝。”
文天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请你们立刻把军队撤退到平江或者嘉兴。如果你们硬要消灭我朝,南方军民一定跟你们打到底,对你们未必有好处。”
伯颜把脸一沉,用威胁的口气说:“你们再不老实投降,只怕饶不得你们。”
文天祥也气愤地说:“我是堂堂南宋宰相。现在国家危急,我已经准备好拼一死报答国家,哪怕刀山火海,我也毫不害怕。”
文天祥洪亮的声音,庄严的语言,把伯颜的威胁顶了回去。周围的元将个个吓得惊奇失色。
双方会见之后,伯颜传出话来,让别的使者先回临安去跟谢太后商量,却把文天祥留下来。文天祥知道伯颜不怀好意,向伯颜抗议。伯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您别发火。
两国和议大事,正需要您留下商量嘛。”
随同文天祥到元营的吴坚、贾余庆回到临安,把文天祥拒绝投降的事回奏谢太后。谢太后一心投降,改任贾余庆做右丞相,到元营去求降。伯颜接受降表后,再请文天祥进营帐,告诉他朝廷已另外派人来投降。文天祥气得把贾余庆痛骂一顿,但是投降的事已无法挽回了。
公元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临安。谢太后和赵显出宫投降,元军把赵显当作俘虏押送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也被押到大都去。一路上,他一直在考虑怎样从敌人手里逃脱。路过镇江的时候,他和几个随从人员商量好,瞅元军没防备,逃出了元营,乘小船到了真州。
真州的守将苗再成听到文丞相到来,十分高兴,打开城门迎接。苗再成从文天祥那里知道临安已经陷落,表示愿意跟文天祥一起,集合淮河东西的兵力,打退元兵。
文天祥正在高兴,哪儿知道守扬州的宋军主帅李庭芝听信谣言,以为文天祥已经投降,是元军派到真州去的内奸命令苗再成把他杀死。苗再成不相信文天祥是这样的人,但是又不敢违抗李庭芝的命令,只好把文天祥骗出真州城外,把扬州的来文给他看了,叫文天祥赶快离开。
文天祥没办法,又带着随从连夜赶到扬州。第二天天没亮,到了扬州城下,等候开门进城。城门边一些等着进城的人坐着没事都在闲谈。文天祥一听,知道扬州正在悬赏缉拿他,不能进城了。
文天祥等十二个人为了免得被缉拿,改名换姓,化了装,专拣僻静的小路走,想往东到海边去,找船向南转移。
十几个人走了一程,正遇到一队元朝的骑兵赶了上来。他们躲进一座土围子里,幸亏没被元兵发现。
文天祥等日行夜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农民的帮助下,从海口乘船到了温州。在那儿,他得到张世杰和陈宜中在福州拥立新皇帝即位的消息,就决定到福州去。
南宋王朝一面对金朝屈辱求和,一面加紧对人民剥削,加重税捐,使老百姓遭到重重灾难。公元1130年,金兵攻占了潭州,抢掠了一阵走了。接着,有一个被金兵打败的宋朝团练使孔彦舟,带着一批败兵残卒在那里趁火打劫,催粮逼租。
当地百姓忍无可忍,在钟相带领下举行了起义。钟相是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在金兵南下的时候,他曾经组织过抗金民兵,没得到朝廷的支持,就回家乡组织农民自卫。他用宗教的形式在农民中宣传,自称“天大圣”,能够解救人民疾苦。他说:“现在朝廷的法把人分成贵贱贫富,这不是好法。我行的法,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人人平等。”一些受尽官府、地主压迫的农民,听到这些话,怎么不高兴?大家把钟相称做“老爷”,要求入“法”的人就越来越多。
当孔彦舟的骚乱激起民愤的时候,钟相就宣布起义。他自称楚王,建立政权。附近各县的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军,钟相分派起义军攻占城池,焚烧官府,打击豪强大户,不出一个月,起义军就占领了洞庭湖周围十九个县。
南宋朝廷十分恐慌,任命孔彦舟担任捉杀使,镇压起义军。孔彦舟知道正面攻打敌不过钟相,就先派一批奸细,假扮成贫民,混进钟相起义军队伍。公元1130年三月,孔彦舟发起进攻,埋伏在内部的奸细里应外合,起义军措手不及,打了败仗,钟相和他的儿子钟子昂被捕,遭到杀害。
钟相被害后,起义军推杨么当首领,继续和官军作战。杨么原来名叫杨太,因为他年纪轻,当地群众亲密地称他叫杨么(么音yāo,“幼小”的意思)。起义军在杨么领导下,在洞庭湖沿岸建立营寨,又在湖里和各个港汊上集中了大批船只,平时生产,战时打仗,队伍越来越壮大。
南宋王朝又派程昌寓(音yù)担任镇抚使,镇压起义。程昌寓到了鼎州,不惜工本制造了大批车船,每船可装载水军一千人,由人踏车就可以使船进退。有一次,程昌寓指挥水军使用车船攻打起义军水寨,水寨滩头水浅,车船开进港汊,搁在浅滩里动弹不得。起义军趁势发起攻击,官军兵士丢了车船逃走,车船全部落在起义军手里。
杨么起义军在洞庭湖建立了据点,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的地区也越来越广。公元1133年四月,杨么拥立钟相的儿子钟子仪作太子,杨么自称大圣天王,在起义军占领的地方,宣布免除百姓的一切劳役和赋税,人民生活出现了兴旺气象。
南宋王朝把杨么起义军看作心腹大患,非把他们镇压不肯罢休。宋高宗又派王(音xiè)带兵六万进攻。王不敢再用大船,改用小船进攻。起义军用车船迎战,车船高的有几丈,来往如飞。他们又在船身前后左右都装上了拍竿,拍竿上缚着一块块大石。官军的小船一接近,他们就摇动拍竿,发出大石,把敌船打沉。车船上还发出用硬木削尖的“木老鸦”,和弓箭一起发射,打得官军叫苦连天。
有一天,洞庭湖边的江上,忽然出现了几只大车船,船上既不见旗帜枪械,也不见一个兵士。王的水军将士见了,以为起义军在上游被官军打败,这几条船是顺流漂下来的,就指挥船只靠近空船。兵士们争先恐后地撑篙拉纤,把空船带着往上游驶去。哪料到到了湖面宽广的地方,几只大船里突然发出一阵擂鼓声、呐喊声,船舱里钻出来的起义兵士踏动车船,横冲直撞,把官军的几百只小船全部撞碎沉没在水里,两名将领落水丢了性命。其余留在沙滩上的官军步兵也遭到起义军攻杀。这一天,就消灭了官军一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盔甲。
这时候,王在大营里等待消息,忽然来了一百多个穿新衣的农民军,一面走,一面打着鼓板,吹着笛子,拍着气球,后面还有人用竹竿挑着一卷文书。官军以为一定是起义军接受招安,送投降书来了,忙命令兵士不要放箭,派人把文书接过来。宋将把文书打开一看,里面是被起义军缴获的官府告示和印章。穿着新衣的起义兵士看他们上了当,哈哈大笑说:“你们的一万水军,前天晚上已经被我们杀得精光,衣甲、刀枪、旗号、钱粮,都是咱们的啦!”说着,都乐呵呵地又吹笛打鼓走了。王知道了,气得直翻白眼。
刘豫的伪齐政权在襄阳的官员李成,听到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派人带着金帛文书,到扬么大寨游说,要起义军联合进攻宋朝,说只要攻占州县,就封他们做知州知县,被起义军拒绝。李成又派了三十五个人带了官诰、金带、锦袍来诱降,起义军不再饶恕,把三十五名伪齐使者用酒灌醉后全部杀死。
南宋王朝和伪齐政权的“围剿”诱降,都没有使杨么屈服,到了公元1135年,也就是起义的第六个年头,宋高宗派宰相张浚亲自督战,又从抗金前线抽回了岳飞军队。由于起义军将领有人动摇叛变,杨么大寨被官军攻破,杨么被俘后遭到杀害,坚持六年的起义终于失败。
汉光武帝到了六十三岁,害病死去。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
有一次,汉明帝做了个梦,梦里看见有个金人,头顶上有一道白光,绕着殿飞行,忽然升到天空,往西去了。
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诉大臣们,许多大臣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是谁。
有个博士傅毅说:“天竺有神名叫佛。陛下梦见的金人准是天竺的佛。”
傅毅所说的天竺,也叫身毒(音yuán——dú),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约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他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生活,出家修道。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释迦牟尼到处宣传佛教的道理。他传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他“佛陀”。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这就是佛经。
傅毅的话,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他就派蔡愔(音yǐn)和秦景两名官员到天竺去求佛经。
蔡愔和秦景经过千山万水,终于到达了天竺国。天竺人听到中国派使者来求佛经,表示欢迎。天竺有两个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个名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帮助蔡愔和秦景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蔡愔和秦景就邀请他们到中国来。
公元67年,蔡愔、秦景带着两个沙门,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经过西域,回到了洛阳。
汉明帝并不懂佛经,对佛教的道理也不清楚,但是对送经前来的两位沙门倒很尊敬。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阳城的西面按照天竺的式样,造一座佛寺,把送经的白马也供养在那儿,这座寺就叫白马寺(在今洛阳市东)。
汉明帝并不懂佛经,王公大臣也不相信佛教,到白马寺里去烧香的人不多。只有楚王刘英倒十分重视,专门派使者到洛阳,向两位沙门请教。两个沙门就画了一幅佛像,抄了一章佛经交给使者。
使者回到楚王的封国,楚王刘英真的在宫里供起佛像来,早晚礼拜。
楚王刘英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借着信佛的名义,结交一批方士,还用各种迷信的手法欺骗人。
公元70年,有人向汉明帝告发,说楚王刘英纠集党徒,自己设置官员,想造反。汉明帝派人一调查,认为刘英确实有谋反的情节,就把楚王的王位革了,把他送到丹阳。刘英到了那儿,自己觉得罪行严重,就自杀了。
汉明帝还派人专门查办跟刘英有往来的人。楚王刘英曾经把全国有名的人编在一本名册里。这个名册被搜查出来后,官府就按照名册一个个逮了来,受到牵连的人很多。这样搞了一年多,逼死了不少人。
后来,有个大臣劝说汉明帝,认为被逮的大多是受冤屈的人。汉明帝亲自查问一下,果然发现洛阳监狱关着一千多无辜受累的人。他才下了一道诏书,把他们赦免。
汉明帝虽然派人求经取佛像,但他其实并不相信佛教,倒是提倡儒家学说的。他还亲自到太学(我国古代的大学)去讲过经(这里指儒家的经典书)。据说去听讲的和观看的,竟有十万人之多。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后主刘禅还留在成都。到了钟会、姜维发动兵变,司马昭觉得让后主留在成都总不大妥当,就派他的心腹贾充把刘禅接到洛阳。
刘禅本来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全靠诸葛亮掌管着军政大事,他也不敢自作主张。诸葛亮死后,虽然还有蒋琬、费袆、姜维一些文武大臣辅佐他,可是他毕竟不像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么谨慎了。到蒋琬、费袆死去后,宦官黄皓得了势,蜀汉的政治就越来越糟了。
到了蜀汉灭亡,姜维被杀,大臣们死的死了,走的走了。随同他一起到洛阳去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官员郃(音xì)正和刘通两个人。刘禅不懂事,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一举一动全靠郃正指点。平时、刘禅根本没把郃正放在眼里,到这时候,他才觉得郃正是个忠心耿耿的人。
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司马昭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刘禅看来,却是很大的恩典了。
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
一些蜀汉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得差点儿掉下眼泪。只有刘禅咧开嘴看得挺有劲,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
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宴会后,对贾充说:“刘禅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诸葛亮话到现在,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何况是姜维呢!”
过了几天,司马昭在接见刘禅的时候,问刘禅说:“您还想念蜀地吗?”
刘禅乐呵呵地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
(“乐不思蜀”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郃正在旁边听了,觉得太不像话。回到刘禅的府里,郃正说:“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指司马昭)。”
刘禅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说呢?”
郃正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应该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想那边。
这样说,也许晋王还会放我们回去。”
刘禅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我记住就是了。”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起刘禅,说:“我们这儿待您不错,您还想念蜀地吗?”
刘禅想起郃正的话,就把郃正教他的话原原本本背了一遍。他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但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
司马昭看了他这个模样,心里早明白了一大半,笑着说:
“这话好像是郃正说的啊!”
刘禅吃惊地睁开眼睛,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对,对,正是郃正教我的。”
司马昭不由得笑了,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禅的确是个糊涂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
刘禅的昏庸无能在历史上出了名,后来,人们常用“扶不起的阿斗”比喻那种懦弱无能、没法使他振作的人。
秦始皇知道,他灭了六国,六国留下来的旧贵族随时都可能起来反对他。他下令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人家一律搬到咸阳来住,这样好管住他们;他又把天下的兵器统统收集起来,除了给政府军队使用以外,都熔化了铸成十二个二十四万斤重的巨大铜人和一批大钟(一种乐器)。他以为兵器收完了,有人想造反也造不成了。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李渊占领长安的同时,各地起义军也不断发展壮大。除了瓦岗军之外,主要的还有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不断在各地打击隋军。残暴荒淫的隋炀帝自己知道末日来到,索性躲到江都,每天和皇后、妃子喝酒作乐,醉得昏昏沉沉。
他不愿听到失败的消息,但是心里到底发慌,对萧皇后说:“听说外面有不少人想算计我,且别管他,还是快快活活喝酒吧。”
有一次,他拿起一面镜子,呆呆地照了半晌,说:“好头颅,不知道谁来砍它呢!”
隋炀帝担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身边的一批禁卫军兵士,多数是关中地区的人。他们眼看跟着隋炀帝没有生路,都想开小差回家。将军宇文化及利用兵士想回家的心理,发动兵变。宇文化及带领兵士,攻进行宫,派人把隋炀帝监视起来。
隋炀帝对监视的官员说:“我犯的什么罪?”
官员说:“你发动战争,穷奢极侈;相信奸邪,拒绝忠告;使男子死在战场,妇女儿童走上绝路,百姓流离失所,你还说没罪吗?”
隋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百姓,但是你们这些人也跟着我享受富贵,没对不起你们。今天这样做,是谁带的头?”
官员说:“全国的人都恨透你这昏君,哪儿是一个人带的头!”
隋炀帝这才无话可说,他自己解下巾带交给官员。这个作恶多端的统治者就这样被勒死了。统治中国三十八年的隋王朝宣告灭亡。
隋炀帝死后,东都洛阳还在隋朝的东都留守杨侗(炀帝的孙子)和大臣王世充手里。王世充把杨侗立为皇帝,继续打着隋朝的旗号,对抗起义军。
东都周围本来是瓦岗起义军活动的地区,李密曾经多次打败隋军,但是因为李密骄傲自满,跟将领们互相猜忌,在跟北上的宇文化及人马打了一仗之后,力量渐渐削弱。王世充看准李密的弱点,发起一次袭击,打垮了李密大军。李密带着残兵败将,逃到长安投靠唐朝。
王世充赶跑了李密,自以为力量强大,把杨侗废了,自立为帝,国号叫郑。
这时候,唐军已经削平了西北的几个豪强割据势力,稳定了后方。公元620年,唐高祖派李世民统率大军进攻东都。李世民大军一出关,河南许多州县纷纷投降,很快就把东都包围起来。
李世民不但善于打仗,而且善于用人。他从原瓦岗军和别的割据势力的降将中,收留了一批人。像有名的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尉迟是姓,尉音yù,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有一次,李世民亲自带了五百骑兵在阵地上巡视,被王世充发现,发动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围上来,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冲到李世民身边,用长矛直刺过来。李世民后面的尉迟敬德飞马赶上,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下马来。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突出包围,两个人又带着骑兵转过身在郑军阵地来回冲杀,吓得郑兵不敢阻挡。接着,后面的唐军源源不绝地上来,把郑军打得一败涂地。
从这年秋天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唐军把东都越围越紧,日夜不停地攻城。王世充在城里严密防守,不断用石炮、弩箭袭击城外唐军。日子一久,唐军将士也感到疲劳,有人向李世民建议暂时停止进攻,回长安休整后再打。
李世民说:“现在四周各州都已经投降,洛阳成了一座孤城,迟早可以攻下,怎么能半途停下来。”接着就向将士发出命令说:“不攻下东都,决不退兵。”
王世充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派人偷偷地出城,赶到河北向窦建德求救。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是河北一支强大的力量。王世充自称郑帝以后,窦建德也自称皇帝,国号叫夏,攻占了唐军许多土地。他接到王世充的求救信,一面带领三十万人马,水陆并进,援救东都;一面派出使者给李世民送去一封信,要李世民退回关中。
唐军许多将军都被夏军的强大兵力吓得害怕了,主张暂时离开东都。但是有人认为王世充兵力还很强,缺少的是粮食。如果让窦建德跟王世充两军会合,用河北的粮食接济东都,那末胜利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一定要把南下的窦建德大军堵住。
李世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李元吉留在东都继续围攻王世充,自己带三千多精兵北上,扼守武牢关(就是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
窦建德大军到了武牢关,被唐兵拦住,夏军发起几次进攻都没成功,李世民却派轻骑兵抄小路,把夏军的粮道切断了。
窦建德认为自己兵力强大,不怕攻不下武牢关。他拒绝了他部下和妻子的劝阻,命令全军出动,摆开阵势,鼓噪着冲了过来。
李世民上高地观察了夏军的阵势,说:“窦建德没有遇到过强大的敌手,从他的阵势,就可以看出他骄傲轻敌。我们只要按兵不动,等待他们兵士疲劳的时候,一举出击,一定能打败他们。”
夏军兵士摆开阵势,准备交锋。但是,从早上到中午,还没有见唐军出来交战,兵士们又疲劳,又饥饿,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滩上舀水喝。李世民一见时机已到,就命令将士渡过汜水,直冲窦建德大营。
窦建德正和他的将帅在大营聚会,听到唐军骑兵突然冲来,赶忙指挥骑兵应战。双方发生了激战,阵地上尘土飞扬,箭如雨落。
李世民乘夏军不防备,带领一支队伍猛插到夏军阵后,举起了唐军的大旗。夏军将士回头一看,以为唐军已经占领大营,没有心思再战,争先恐后地逃散。窦建德在混战中受了伤,被唐军俘虏了。
窦建德失败后,李世民再回兵围攻东都。王世充还想突围,将士们说:“现在夏王已经失败,我们就是突围出去,也没有用。”王世充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被送到长安,不久就被杀害,他的部将刘黑闼(音tà)率领河北夏军,继续和唐军作战。唐军又花了三年时间,才把河北地区稳定下来。公元623年,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唐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却尖锐起来。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请了一个大学问家班彪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名叫班固、班超,一个女儿叫班昭,从小都跟父亲学习文学和历史。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熜(音cōng)继承皇位,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迷信道教,在宫内设坛求仙,渐渐不大过问朝政。凡是迎合他信道的,就得到重用,大学士严嵩(音sōng),就是因为他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的地位的。
严嵩并没有什么才能,他只知道奉承拍马,讨得世宗的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当时一些没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他,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爪牙,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严嵩掌权的时候,北面鞑靼部(蒙古族的一支)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很大的威胁。严嵩不但不想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兵士们受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内地,明军没有力量抵抗。公元1550年,俺答带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仇鸾为大将军,统率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仇鸾打败仗,指使仇鸾不要抵抗。结果,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财物,满载回去。京城附近十几万明军,竟一箭不发。
过了一年,仇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保定容城人,出身贫苦。他七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待他不好,让他去放牛。杨继盛放牛经过私塾,看到村里一些孩子们在读书,十分羡慕,向他哥哥请求让他读书。哥哥说:“你年纪太小,读什么书?”杨继盛回答说:“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他父亲见他有志气,就让他一面读书,一面放牛,果然上进很快。后来应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在京城里受到不少大臣的赏识。
杨继盛为人正直,看到严嵩、仇鸾一伙丧权辱国的行为,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向明世宗上奏章,反对议和,希望朝廷发奋图强,选将练兵,抵抗鞑靼。明世宗看了奏章,也有点心动,但是禁不起仇鸾一撺掇,反把杨继盛降职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做典史。
杨继盛到了狄道,并不灰心丧气。狄道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不识字。杨继盛到了那里,挑选了一百多个青少年,请个老师教他们念书。学生家里没有钱,杨继盛把自己的马和妻子的衣服变卖了帮助他们。当地百姓都爱戴杨继盛,称呼他“杨父”。
杨继盛被贬谪后,明朝和鞑靼讲和,互相通商。但是不久俺答就破坏和议,多次进攻边境。仇鸾的密谋暴露,吓得发病死了。这时候,明世宗才想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把他调回京城。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哪知道杨继盛对严嵩更是深恶痛绝。他回到京城刚一个月,就上奏章给明世宗弹劾(音hé)严嵩,大胆揭发严嵩十大罪状,条条都有真凭实据。他在奏章中还说,严嵩有十大罪,却可以蒙蔽皇上,因为还有“五奸”帮助他,这就是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心腹,都密布在世宗的左右。
这道奏章打中严嵩的要害,严嵩气急败坏,在明世宗面前诬陷杨继盛。明世宗大怒,把杨继盛打了一百板廷杖,关进大牢。
杨继盛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腿肉也打烂了,连狱卒看了也心酸,杨继盛却态度泰然,像没事儿一样。亲友们听到杨继盛伤势重,通过狱卒送给他一只蛇胆当伤药。杨继盛推辞不受,说:“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杨继盛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实在审不出什么罪状,一些官员想营救他出狱。严嵩同党跟严嵩说:“你不杀杨继盛,不是养老虎给自己留后患吗?”严嵩下个狠心,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杀害了。
严嵩掌权二十一年,把他的党羽安插在朝廷重要职位,权力越来越大。明世宗也渐渐讨厌他。有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一种迷信活动),蓝道行借乩仙的意旨,劝世宗除掉严嵩,明世宗也有点心动。这件事让御史邹应龙打听到了,觉得这是打击严嵩的好时机,但他想想杨继盛的下场,又有点犹豫。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严世蕃依仗他父亲权势,作恶多端。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上去,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办罪,充军到雷州,并且勒令严嵩退休。
严世蕃和他的同党是一批亡命之徒,他们没到雷州,就偷偷溜回老家,收容了一批江洋大盗,还勾结汉奸汪直和倭寇,准备逃亡到日本去。这一件事又被另一个御史林润揭发。
昏庸的明世宗看到这份奏章,也大为震惊,立刻下令把严世蕃和他的同党斩首示众,把严嵩革职为民。明朝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
西晋时期,除了像王恺、石崇一类穷奢极侈的豪门官员外,还有一批士族官员,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说些脱离实际的荒诞无稽的怪话。这种谈话叫作“清谈”。这种人,往往名气很大,地位很高。这也可见当时风气的腐败了。
但是在官员中,也有比较正直肯干实事的人。像西晋初年的周处就是这样的人。他担任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太守的时候,当地原来的官吏腐败,积下来的案件,有三十年没有处理的。周处一到任,就把积案都认真处理完了。后来调到京城做御史中丞,不管皇亲国戚,凡是违法的,他都能大胆揭发。
周处原是东吴义兴(今江苏宜兴县)人。年青的时候,长得个子高,力气比一般小伙子大。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他自小没人管束,成天在外面游荡,不肯读书;而且脾气强悍,动不动就拔拳打人,甚至动刀使枪义兴地方的百姓都害怕他。
义兴邻近的南山有一只白额猛虎,经常出来伤害百姓和家畜,当地的猎户也制服不了它。
当地的长桥下,有一条大蛟(一种鳄鱼),出没无常。义兴人把周处和南山白额虎、长桥大蛟联系起来,称为义兴“三害”。这“三害”之中,最使百姓感到头痛的还是周处。
有一次,周处在外面走,看见人们都闷闷不乐。他找了一个老年人问:“今年年成挺不错,为什么大伙那样愁眉苦脸呢?”
老人没好气地回答:“三害还没有除掉,怎样高兴得起来!”
周处第一次听到“三害”这个名称,就问:“你指的是什么三害。”
老人说:“南山的白额虎,长桥的蛟,加上你,不就是三害吗?”
周处吃了一惊。他想,原来乡间百姓都把他当作虎、蛟一般的大害了。他沉吟了一会,说:“这样吧,既然大家都为‘三害’苦恼,我把它们除掉。”
过了一天,周处果然带着弓箭,背着利剑,进山找虎去了。到了密林深处,只听见一阵虎啸,从远处窜出了一只白额猛虎。周处闪在一边,躲在大树背面,拈弓搭箭,“嗖”的一下,射中猛虎前额,结果了它的性命。
周处下山告诉村里的人,有几个猎户上山把死虎扛下山来。大家都挺高兴地向周处祝贺,周处说:“别忙,还有长桥的蛟呢。”
又过了一天,周处换了紧身衣,带了弓箭刀剑跳进水里去找蛟去了。那条蛟隐藏在水深处,发现有人下水,想跳上来咬。周处早就准备好了,在蛟身上猛刺一刀。那蛟受了重伤,就往江的下游逃窜。
周处一见蛟没有死,紧紧在后面钉住,蛟往上浮,他就往水面游;蛟往下沉,他就往水底钻。这样一会儿沉,一会儿浮,一直追踪到几十里以外。
三天三夜过去了,周处还没有回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这下子周处和蛟一定两败俱伤,都死在河底里了。本来,大家以为周处能杀死猛虎、大蛟,已经不错了;这回“三害”都死,大家喜出望外。街头巷尾,一提起这件事,都是喜气洋洋,互相庆贺。
没想到到了第四天,周处竟安然无恙地回家来了。人们大为惊奇。原来大蛟受伤以后,被周处一路追击,最后流血过多,动弹不得,终于被周处杀死。
周处回到家里,知道他离家三天后,人们以为他死去,都挺高兴。这件事使他认识到,自己平时的行为被人们痛恨到什么程度了。
他痛下决心,离开家乡到吴郡找老师学习。那时候吴郡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陆机,一个叫陆云。周处去找他们,陆机出门去了,只有陆云在家。
周处见到陆云,把自己决心改过的想法诚恳地向陆云谈了。他说:“我后悔自己觉悟得太晚,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现在想干一番事业,只怕太晚了。”
陆云勉励他说:“别灰心,您有这样决心,前途还大有希望呢。一个人只怕没有坚定的志气,不怕没有出息。”
打那以后,周处一面跟陆机、陆云学习,刻苦读书;一面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的勤奋好学的精神受到大家的称赞。过了一年,州郡的官府都征召他出来做官。到了东吴被晋朝灭掉以后,他就成为晋朝的大臣。
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一些像李绛那样的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他想讨伐藩镇,用一个宦官头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音guī)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自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白季庚在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
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
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
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上来的,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
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
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终于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忌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
接着,又有一批一向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白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
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把他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同党,一点不讲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县份,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
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鄢音yān,懋音mào)被派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他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大钱,他是不肯放过的。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底,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汉,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为了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后来,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一状,海瑞终于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到严嵩倒了台,鄢懋卿也被充军到外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
海瑞到了京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了。那时候,明世宗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跟一些道士们鬼混。一些朝臣谁也不敢说话。海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大胆写一道奏章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造成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揭露出来。他在奏章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了。”
海瑞把这道奏章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回家的路上,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全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又气又恨,把奏章扔在地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到海瑞的名声,跟明世宗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
后来,明世宗还是下命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直到明世宗死去,海瑞才得到释放。
童贯镇压了方腊起义没多久,东北的金朝派人到东京,催促北宋攻打燕京,夹攻辽朝。
原来,辽朝经过几次内乱和各族人民起义力量的打击,渐渐腐朽衰落。在这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逐渐强大起来。女真人民长期受辽朝贵族的统治和压榨,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音zuò)帝耶律延禧到东北春州(在今吉林省)巡游,兴致勃勃地在混同江(今松花江)捕鱼,并且命令当地的女真各部酋长都到春州朝见。
按照当地风俗,在每年春季最早捉到的鱼,要先给死去的祖先上供,并且摆酒宴庆祝。这一年,辽天祚帝在春州举行了头鱼宴,请酋长们喝酒。辽天祚帝几杯酒下肚,有了几分醉意,叫酋长们给他跳舞。那些酋长虽然不愿意,但是不敢违抗命令,就挨个儿离开座位,跳起民族舞蹈来。
接下去轮到一个青年人,他神情冷漠,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祚帝,一动也不动。这个青年就是女真族完颜部酋长乌雅束的儿子,名叫阿骨打。
辽天祚帝见阿骨打居然敢当着大家的面顶撞他,很不高兴,一再催他跳;一些酋长怕他得罪天祚帝,也从旁劝他。可是不管好说歹说,阿骨打拿定主意不跳,叫天祚帝下不了台阶。
这场头鱼宴闹得不欢而散。辽天祚帝当场没发作,散席之后,他跟大臣萧奉先说:“阿骨打这小子这样跋扈,实在使人没法容忍。不如趁早杀了他,免得发生后患。”
萧奉先认为阿骨打没有大过失,杀了他怕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就说:“他是个粗人,不懂得礼节,不值得跟他计较。
就算他有什么野心,小小一个部落,也成不了气候。”
辽天祚帝觉得萧奉先说得有道理,也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阿骨打当然不是不会跳舞,他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多年来对辽朝贵族欺负女真人民,早就不满。现在,眼看辽朝越来越腐败,就决心独立门户。
不久,阿骨打的父亲乌雅束死去,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他建筑城堡,修理武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准备反辽。
辽天祚帝得知阿骨打备战,一面派使者到阿骨打那里去责问,一面调动河北几路人马到东北威胁。
阿骨打对部下说:“现在辽人快要动手了,我们要先发制人,免得被动。”他集中女真各部骑兵二千五百人,亲自率领袭击辽朝。辽将没有准备,狼狈奔逃。辽天祚帝得知消息,立刻派大军镇压,在混同江边,遭到阿骨打骑兵的痛击。女真兵乘胜追击,兵力发展到一万人。
公元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正式称帝,国号大金。他就是金太祖。
金太祖即位后,攻打辽朝东北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辽天祚帝派了二十多万步兵、骑兵到东北去防守,被金兵打得大败,连武器、耕具都丢得精光。辽天祚帝想跟金朝讲和,金太祖可不答应,指名道姓要辽天祚帝投降。
辽天柞帝恼羞成怒,组织兵力七十万,亲自带领到黄龙府去。
金太祖命令将士筑好营垒,挖掘壕沟,准备抵抗。正在这个时候,辽朝发生内乱,辽天祚帝下令撤兵。金太祖趁机追击,几十万辽军一下就垮了下来。辽天祚帝一天一夜逃了几百里,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这时候,辽朝兵力大部丧失,北方人民不满辽朝贵族的统治,纷纷起义。
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辽朝快要灭亡,收复北方燕云失地,这可是个好机会。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金太祖,表示愿意夹攻辽朝。双方约定灭掉辽朝之后,北宋收回后晋时期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朝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海上之盟”。
金兵向南进攻,接连攻下了辽朝四座京城。还留下一个燕京,按照双方约定,应该由宋军攻打。
童贯刚刚镇压了方腊起义军,就带领十五万大军赶到北方,攻打燕京。他满以为辽兵的主力已经被金军消灭,打下燕京可以不费多大劲儿。哪知道辽兵虽然虚弱,比宋军还强得多。童贯一连打了两次败仗,不但燕京没有收复,而且损兵折将,把多年以来积存的粮草、武器全都丢光。
童贯为了逃避失败的责任,暗地派人请金军攻燕京。金军一举拿下了燕京,不肯还给北宋。童贯只好答应把燕京的租税每年一百万贯钱献给金朝,才把燕京赎了回来。这一来,北宋王朝的腐朽可让金朝看穿了。公元1125年,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完颜晟(音shèng)派辽将追杀辽天祚帝,灭了辽朝。接着发兵南下,把进攻矛头转向北宋王朝。
乐毅出兵半年,接连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莒音jǔ)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两个地方。莒城的齐国大夫立齐王儿子为新王,就是齐襄王。乐毅派兵进攻即墨,即墨的守城大夫出去抵抗,在战斗中受伤死了。
即墨城里没有守将,差点儿乱了起来。这时候,即墨城里有一个齐王远房亲戚,叫做田单,是带过兵的。大家就公推他做将军,带领大家守城。
田单跟兵士们同甘共苦,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在队伍里,抵抗燕兵。即墨人都很钦佩他,守城的士气旺盛起来了。
乐毅把莒城和即墨围困了三年,没有攻下来。燕国有人妒忌乐毅,在燕昭王面前说:乐毅能在半年之内打下七十多座城,为什么费了三年还攻不下这两座城呢?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耐,而是想收服齐国人的心,等齐国人归顺了他,他自己当齐王。
燕昭王非常信任乐毅。他说:“乐毅的功劳大得没法说,就是他真的做了齐王,也是完全应该的。你们怎么能说他的坏话!”
燕昭王还真的打发使者到临淄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
乐毅十分感激燕昭王,但宁死也不肯接受封王的命令。
这样一来,乐毅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又过了两年,燕昭王死了。太子即位,就是燕惠王。田单一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机会,暗中派人到燕国去散布流言,说乐毅本来早就当上齐王了。为了讨先王(指燕昭王)的好,才没接受称号。如今新王即位,乐毅就要留在齐国做王了。要是燕国另派一个大将来,一定能攻下莒城和即墨。
燕惠王本来跟乐毅有疙瘩,听了这个谣言,就决定派大将骑劫到齐国去代替乐毅。乐毅本来是赵国人,就回到赵国去了。
骑劫当了大将,接管了乐毅的军队。燕军的将士都不服气,可大伙儿敢怒而不敢言。
骑劫下令围攻即墨,围了好几层。可是城里的田单,早已把决战的步骤准备好了。
隔了不多天,燕国兵将听到附近老百姓在谈论。有的说:“以前乐将军太好了,抓了俘虏还好好对待,城里人当然用不到怕。要是燕国人把俘虏的鼻子都削去,齐国人还敢打仗吗?”
有的说:“我的祖宗的坟都在城外,要是燕国军队真的创起坟来,可怎么办呢?”
这些议论传到骑劫耳朵里。骑劫就真的把齐国俘虏的鼻子都削去,又叫兵士把齐国城外的坟都刨了。
即墨城里的人听说燕国的军队这样虐待俘虏,全都气愤极了。他们还在城头上瞧见燕国的兵士刨他们的祖坟,恨得咬牙切齿,纷纷向田单请求,要跟燕国人拼个死活。
田单还打发几个人装作即墨的富翁,偷偷地给骑劫送去金银财宝,说:“城里的粮食已经完了,不出几天就要投降。
贵国大军进城的时候,请将军保全我们的家小。”
骑劫高兴地接受了财物,满口答应。
这样一来,燕军净等着即墨人投降,认为用不到再打仗了。
田单挑选了一千多头牛,把它们打扮起来。牛身上披着一块被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希奇古怪的花样。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束。
一天午夜,田单下令凿开十几处城墙,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巴上点上了火。牛尾巴一烧着,一千多头牛被烧得牛性子发作起来,朝着燕军兵营方向猛冲过去。齐军的五千名“敢死队”拿着大刀长矛,紧跟着牛队,冲杀上去。
城里,无数的老百姓都一起来到城头,拿着铜壶、铜盆,狠命地敲打起来。
一时间,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夹杂着鼓声、铜器声,惊醒了燕国人的睡梦。大伙儿睡眼蒙胧,只见火光炫耀,成百上千脑袋上长着刀的怪兽,已经冲过来了。许多士兵吓得腿都软了,哪儿还想抵抗呢?
别说那一千多头牛角上捆的刀扎死了多少人,那五千名敢死队砍死了多少人,就是燕国军队自己乱窜狂奔,被踩死的也不计其数。
燕将骑劫坐着战车,想杀出一条活路,哪儿冲得出去,结果被齐兵围住,丢了性命。
齐军乘胜反攻。整个齐国都轰动起来了,那些被燕国占领地方的将士百姓,都纷纷起兵,杀了燕国的守将,迎接田单。田单的军队打到哪儿,哪儿的百姓群起响应。不到几个月工夫就收复了被燕国和秦、赵、韩、魏四国占领的七十多座城。
田军把齐襄王从莒城迎回临淄,齐国才从几乎亡国的境地中恢复过来。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音kǎi)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殿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
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音hán)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
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今北京市),叫“永济渠”;一条是从江都对江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今浙江杭州),叫”江南河”。最后,把四条运河连接起来,就成了一条贯通南北,全长四千里的大运河。这条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伟大工程之一。它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起着积极的作用。不用说,这是我国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隋炀帝特别喜欢外出巡游,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
从东都到江都的运河刚刚完工,隋炀帝就带着二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到江都去巡游。
隋炀帝早就派官员造好上万条大船。出发那天,隋炀帝和他妻子萧后分乘两条四层高的大龙船,船上有宫殿和上百间宫室,装饰得金碧辉煌;接着就是宫妃、王公贵族、文武官员坐的几千条彩船;后面的几千条大船,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帐幕。这上万条大船在运河上排开,船头船尾连接起来,竟有二百里长。
这样庞大的船队,怎么行驶呢?那些专为皇帝享乐打算的人早就安排好了。运河两岸,修筑好了柳树成荫的御道,八万多名民工,被征发来给他们拉纤,还有两队骑兵夹岸护送。河上行驶着光彩耀目的船只,陆地上飘扬着五色缤纷的彩旗。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真是说不尽的豪华景象。
为了满足船队大批人员的享受,隋炀帝命令两岸的百姓,给他们准备吃的喝的,叫做“献食”。那些州县官员,就逼着百姓办酒席送去,有的州县,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别说隋炀帝吃不了那么多,就连他带的宫纪太监、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留下的许多剩菜,就在岸边掘个坑埋掉。可是那些被迫献食的百姓,却弄得倾家荡产了。
江都在当时是个繁华的地方。隋炀帝到了江都,除了尽情游玩享乐,还大摆威风。为了装饰一个出巡时候用的仪仗,就花了十多万人工,耗费的钱财更是上亿论万。这样整整闹腾了半年,又耀武扬威地回到东都来。
打这以后,隋炀帝几乎每年出巡。有一次,他从陆路到北方去巡视,征发了河北十几个郡的民工,开凿太行山,铺一条巡行的道路;为了保护他巡行的安全,又征发了一百多万人修筑长城,限期二十天筑成。这样,他才在五十万将士的护卫下,在北方边境上巡行了一转。北方没有现成的宫殿,好在隋炀帝身边的宇文恺是个巧匠,专门为他造了一个活动宫殿,叫做“观风行殿”。这种行殿上面可以容纳侍卫几百人,使用的时候装起来,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装运;下面装着轮子,可以随意转动。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发明,可惜只是供隋炀帝一个人享乐罢了。
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加上连年的大规模的巡游,无休无止的劳役和越来越重的赋税,已经把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隋炀帝的骄奢淫逸的心理却越来越重了。为了炫耀武功,公元611年,他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这一年,他从江都乘龙船,沿着大运河直达涿郡,亲自指挥这场战争。他下令全国军队,不论远近,一律向涿郡集中;还派人在东莱(今山东掖县)海口督造兵船三百艘,造船的民伕在官吏监视下,日日夜夜在海边造船,得不到休息。他们下半身泡在海水里,时间一久,从腰以下都腐烂得生了蛆,许多人受不了这样折磨,倒在海水里死了。
接着,隋炀帝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各地督造五万辆大车,送到高阳,给兵士运输衣甲、帐幕;又征发江、淮以南民伕和船只把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和洛口仓的粮食运到涿郡。于是,无数的车辆,无数的船只,不分白天黑夜,沿着陆路和运河源源不断由南向北,形成一支滚滚洪流。几十万运输物资的民伕,在半路上有不少累死饿死,沿路都是倒毙的尸体。由于民伕死亡太多,耕牛也被征发拉车,弄得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人民没法忍受下去了。要想活下去,只有反抗。邹平(今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领导农民在长白山起义,他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浪死就是白白送死的意思),号召大家反抗官府,歌中写道: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
接着,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开始不稳了。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请了一个大学问家班彪整理西汉的历史。班彪有两个儿子名叫班固、班超,一个女儿叫班昭,从小都跟父亲学习文学和历史。
班彪死了以后,汉明帝叫班固做兰台令史,继续完成他父亲所编写的历史书籍,就是《汉书》(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书)。班超跟着他哥哥做抄写工作。哥儿俩都很有学问,可是性情不一样,班固喜欢研究百家学说,专心致志写他的《汉书》。班超可不愿意老伏在案头写东西。他听到匈奴不断地侵扰边疆,掠夺居民和牲口,就扔了笔,气愤地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老死在书房里呢。”
就这样,他决心抛弃他的案头工作去从军(文言叫做“投笔从戎”)。
公元73年,大将军窦固出兵打匈奴,班超在他手下担任个代理司马,立了战功。
窦固为了抵抗匈奴,想采用汉武帝的办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的才干,派班超担任使者到西域去。
班超带着随从人员三十六个先到了鄯善(在今新疆境内鄯音shàn)。鄯善原来是归附匈奴的,因为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很不满意。但是这几十年来,汉朝顾不到西域那一边,他只好勉强听匈奴的命令,这次看到汉朝派了使者来,他就挺殷勤地招待着他们。
过了几天,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忽然冷淡起来。他起了疑心,跟随从的人员说:“你们看得出来吗?鄯善王对待咱们跟前几天不一样,我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这儿。”
话虽这样说,毕竟只是一种猜想。刚巧鄯善王的仆人送酒食来。班超装得早就知道的样子说:“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几天?住在什么地方?”
鄯善王和匈奴使者打交道,本来是瞒着班超的。那个仆人给班超一吓,以为班超已知道这件事,只好老实回答说:
“来了三天了,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三十里地。”
班超把那个仆人扣留起来,立刻召集三十六个随从人员,对他们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要是他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家都说:“现在情况危急,死活全凭你啦!”
班超说:“大丈夫不进老虎洞,怎能掏得到小老虎(文言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趁着黑夜,到匈奴的帐篷周围,一面放火,一面进攻。他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马,一定着慌。只要杀了匈奴的使者,事情就好办了。”
大家说:“好,就这样拼一拼吧!”
到了半夜里,班超率领着三十六个壮士偷袭匈奴的帐篷。那天晚上,正赶着刮大风。班超吩咐十个壮士拿着鼓躲在匈奴的帐篷后面,二十个壮士埋伏在帐篷前面,自己跟其余六个人顺风放火。火一烧起来,十个人同时擂鼓、呐喊,其余二十个人大喊大叫地杀进帐篷。
匈奴人从梦里惊醒,到处乱窜。班超打头冲进帐篷,其余的壮士跟着班超杀进去,杀了匈奴使者和三十多个随从,把所有帐篷都烧了。
班超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天刚发白。班超请鄯善王过来。鄯善王一看到匈奴的使者已被班超杀了,就对班超表示愿意服从汉朝的命令。
班超回到汉朝,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司马,又派他到于阗去。明帝叫他多带点人马,班超说:“于阗国家大,路程又远,就是多带几百人去,也不顶事。如果遇到什么意外,人多反而添麻烦。”
结果,班超还是带了原来的三十六个人到于阗去。
于阗王见班超带的人少,接见的时候,并不怎么热情。班超劝他脱离匈奴,跟汉朝交好。他决定不下,找巫师向神请示。
那个巫师本来反对于阗王跟汉朝友好,他装神弄鬼,对于阗王说:“你为什么要结交汉朝?汉朝使者那匹浅黑色的马还不错,可以拿来给我。”
于阗王派国相向班超去讨马。班超说:“可以,叫巫师自己来拿吧。”
那巫师得意洋洋地到班超那儿取马。班超也不跟他多说,立刻拔出刀把他斩了。接着,他提了巫师的头去见于阗王,责备说:“你要是再勾结匈奴,这巫师就是你的榜样。”
于阗王早就听说班超的威名,看到这个场面,也吓得软了,说:“愿意跟汉朝和好。”
鄯善、于阗是西域的主要国家,他们结交了汉朝,别的西域国像龟兹(音Qiǖcí,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疏勒(在今新疆喀什噶尔一带)等也都跟着跟汉朝和好了。
西域各国从王莽执政时期起,跟汉朝不相往来已经有六十五年。到了这时候,才恢复张骞通西域时期的那个局面,双方又经常有使者和商人交往。
过了两年,汉明帝死去,他的儿子刘炟(音dá)即位,这就是汉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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