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5月从军,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军长叶挺任命他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先期率部进入苏南敌后作战。1939年,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40年10月,粟裕率部与国民党亲日军在黄桥进行决战,他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数倍于己的敌军切成数段,共歼敌1100余人,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日本投降后,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迎击大举进犯的国军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1946年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其中莱芜战役以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创造了歼敌7万的新记录。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虎口拔牙,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号称“常胜军”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74在师在孟良崮予以围歼,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消息震撼南京,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华野进军鲁西南,与刘邓 、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6月中旬起,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先克开封,又围援敌,共歼敌9万余。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他把参战部队分成东西两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激战8昼夜,攻克济南,歼敌10万余。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战至22日,黄百滔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12月4日,粟裕率部将仓皇撤离徐州的杜聿明的3个兵团共30万人合围于陈官庄一带,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被全歼。1949年1月6日,粟裕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淮海战役,共计歼敌55万余人,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解放军兵力少于国军的情况下进行的。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49年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三野组成的中、东两集团军,于20、21日突破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5月下旬,粟裕又精心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激战半月,歼守军15万余,解放大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粟裕淡出军、政届。“文革”后,回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逝,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他身前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粟裕从班长成长到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身经数百战,战争熔炉把他铸造成常胜将军,刘伯承赞扬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精于运筹,善于用兵,具备精湛纯熟的指挥艺术,他以高超的军事思维才能和不败的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
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少年时代曾在香港东区买手部球队打过乒乓球。有一次,香港海员工联会为庆祝新中国国庆节,在湾仔球场举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天,容国团的精彩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客国团的爱国行动,却触怒了东买部的理事长。他气呼呼地指责容国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政治问题”,并强迫他写一份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否则,就开除他出球队。客国团人小骨头硬,哪里肯服气,当即反驳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打球,并没有卖身给你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人头落地,我也不写!”说罢,一转身走了。
容国团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因为工作没了,少了几十元的收入,怎么帮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呢?父亲见儿子情绪不好,有点奇怪,便亲切地问他:“今天碰到了什么事?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
容国团不想再瞒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听了,一边连连点头,一边高声说道:“孩子,你做得对,悔过书无论如何不能写!” 接着,便领着容国团一起到了东买部,当着理事长的面,背起行李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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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电视剧叫《大青椒红苹果》,是按真人真事编写的。主人公泉子的生活原型,是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何德泉。何德泉本来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力壮,曾经像很多菜农一样,每天蹬着平板三轮车进城卖菜。
后来,他在改革开放中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看到北京市民吃菜难,他带着伙伴们在大钟寺建起了农贸市场,满足北京市民吃菜的需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建每一个设施,打开每一条销售渠道,增设每一个服务项目,操心、跑腿、磨嘴,连家也顾不上。他做买卖讲求公平,坚决不做坑人骗人的事,所以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市场每天客流十几万人,成交额几亿元,许多外国商人也闻讯而来。何德泉从一个农民成了“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心气更高,说:“我要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标。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首都,难道不应该有个领头的、能反映国家经济规模、现代化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吗?我的目标,就是干这个,值得我干一辈子。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无足轻重,很无所谓……”
何德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心中的大目标迈进,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辈子。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璃都挤碎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戏”(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1950年6月,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对峙愈演愈烈。6月23日,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三八线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战争形势更加紧张。6月25日,北朝鲜方面先发制人,于当天拂晓全线发起进攻,朝鲜内战全面爆发。
中国总参谋部情报部获悉麦克阿瑟正计划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组织登陆,准备南北夹击北朝鲜军队。毛泽东预感到,中、苏如果不出兵,北朝鲜方面将危矣。到那时美国从北面打过鸭绿江,台湾的蒋介石从南面反攻大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向朝鲜出兵,并责成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具体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13兵团临战易将
7月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到朝鲜后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林彪当即附和,其他人议论了一番也认为启用四野的部队比较合适,于是一致通过。会议责成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部队,首先调中南军区13兵团在东北布防。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决定。
13兵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兵团司令是黄永胜,所属38、39、40军3个军军部当时分别驻在信阳、漯河、洛阳。在接到命令后的次日,这3个军即开赴东北。可是兵团司令黄永胜却没有去。原来林彪在会上一个提议改变了他的命运。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临阵易将问题。他说,鉴于13兵团有可能先期入朝单独对美军作战,而兵团司令黄永胜对如此大规模的异国作战指挥,似乎难以胜任。
因此,他主张让15兵团司令邓华接替黄永胜的职务,让黄永胜到15兵团去当司令。同时为了便于指挥,让13兵团机关原班人马与15兵团机关互换。由15兵团政委赖传珠率15兵团机关原班人马组成了13兵团总部,立即由广东开赴东北。
黄永胜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别人一时对他还不太了解,因此会场上有点议论纷纷,临战易将毕竟历来是兵家大忌。罗荣桓在会上支持了林彪。他是四野的老政委,一直是管干部的,现在又是总政主任,说话很有分量。结果会议批准了林彪的提议,毛泽东后来也批准了这个提议。
邓华临危受命
林彪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让邓华替下黄永胜呢?这其中的奥秘鲜为人知。
林彪在东北四野当司令时,手下有12个纵队司令,邓华是其中最能打仗的猛将之一。
黄永胜曾在四野3纵当过司令,林彪对他的印象是打仗还可以,但谋略欠足。最典型的是辑安(今集安)一仗,结果黄永胜没打好,歼灭仗打成了击溃仗。
林彪提议邓华替换黄永胜,是要邓华给四野争光,不能让四野的部队在朝鲜给他“林总”丢面子。
洪学智被拉上阵
邓华接到命令后,火速来到北京,林彪这次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接见了他。邓华提了几个问题。邓华说,现在13兵团的3个军已经开到东北,可兵团机关还在广东,一时还来不及过去,东北的部队没有人管。因此,他要求军委给他调一位兵团副司令,在他先期入朝前管理部队。
林彪听了,想了一会儿说,兵团副司令你自己选一名报来,参谋长我看就调12兵团参谋长解方去好了。邓华当即提出,希望军委调他当15兵团司令时的老搭挡、15兵团原副司令洪学智任13兵团副司令,两人再配合一次。林彪听后,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那就让洪学智去吧。
几天后,邓华打听到洪学智到北京办事,就在当时的前门车站等他。洪学智刚一下车,就被邓华截住,邓华神秘地说,林彪有事要找你谈。到林彪家,林彪开门见山地说,要调洪去东北任13兵团副司令,并说车票已经准备好了,下午1时就走。
洪学智知道林彪的脾气,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就很难挽回,于是,只好服从。
林彪装病求脱身
做完了这些,林彪总算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他知道下一步毛泽东要登坛拜将了,自己很可能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上佳人选。但他不想去。他自认是个功成名就之人,去朝鲜实在是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再说他对出兵朝鲜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只是毛泽东已经定了大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因此,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他让秘书找来当时的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给自己检查身体,让傅开了一纸自己需要去苏联治病的诊断证明。
傅是20世纪30年代跟随毛泽东的随军医生,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对林彪的病情诊断主要是:当年“平型关大战”后,被晋军误打一枪留下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需要去苏联治疗。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证明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同意他去苏联治病。毛泽东本来打算请林彪挂帅出征的,林彪一走,他只好让粟裕去,不巧,这时粟裕又在青岛病得不轻,毛泽东只好决定请56岁的彭德怀领兵出征。
摘自《老干部之家》闻翟/文
作为大孝子,许世友对母亲的孝敬是出了名的。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许世友在撤离苏区时,冒着生死夜里潜回家中与老母告别,被闻讯而来的敌人包围。许母凛然大义,督促儿子不要管他,赶快离开。许世友含泪别母,施展飞檐走壁轻功,从两堵墙的狭小夹缝中一跃而出,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再一个例子是。许世友离开家乡28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曾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双腿哭着说:“娘啊,我生前不能为您尽孝,死后一定要埋在您的身边,为您守坟!”当时在场的乡亲们和身边随行人员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解放后,为了不让年事已高,又过不惯城里生活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许世友重任在肩、军务繁忙,不能回乡侍奉,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让儿子许光代其尽孝,遂将其调回新县家乡工作。
对于许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在海军13年,留在部队前程是锦,回家乡工作,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人生。但为了父亲全身心投入国防事业,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许光以大局为重,毅然服从父亲的决定:替父尽孝,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回家那天,许世友将军摆了一桌菜,叫上家里的工作人员,给许光送行。许世友那天含着泪对许光说:“大安,你是我的好儿子!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许光原名许大安,后许世友将军将其改为许光)。很多年后,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有一集还专门反映了这件事。
调回新县后,许光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陪在奶奶身边,精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给父亲写信汇报奶奶的身体状况、给奶奶读将军的回信……半年多后老人临终时,许世友将军正在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指挥备战,没有时间回老家,又是许光替父亲给奶奶送终。许光替父行孝,做出了个人的重大牺牲,不仅发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爱党爱国,体现了对国家和军队的一种深深热爱与无私付出,是更高层次的忠诚,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博大情怀
许光替父尽孝完成后,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父亲,许世友完全可以让儿子再回到作战部队,这也不算违反规定。当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将军也提出让许光再回到部队。可是许家父子俩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与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对父老乡亲有着更多的情和爱。作为许光,他还要完成父亲的另一个重托。
1979年和1980年,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长子许光写了亲笔信,立下土葬遗嘱。1979年10月22日信中说:“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钱是为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并让秘书告诉许光:“要本着节约的精神,不要花钱太多”。1980年11月16日许世友又给许光邮去二百元钱做棺材,并在信中叮嘱:“棺材不要做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做的棺材要差一些才行,防止人家提意见。做的太好了,老百姓看到会讲话的。”许世友将军病重期间,又亲口告诉许光:“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前没有尽孝道,死后想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不知是不是能如愿?”许世友将军逝世后,许光不负父亲重托,及时通过组织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许世友将军回故乡安葬事宜,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许世友将军还乡土葬,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许世友将军魂归故里,葬在母亲坟墓旁边,实现了“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的心愿,得以含笑于九泉。
阅读许世友的回忆录,观察许光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们父子都有一颗赤子之心,都始终把精忠报国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不忘为亲人尽孝。许光替父尽孝说到底也是为了父亲更好的精忠报国;终生不离故土,既是要完成父亲死后葬在母亲身边的遗愿,为父亲尽孝,更是要报答父老乡亲。他们的“孝”,是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革命老区千千万万人民的孝。他们在孝敬人民、报答人民方面,更加赤胆忠诚,更加尽心尽力。
许世友的家乡河南省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首府所在地,革命低潮时期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为了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先后献出了5.5 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作为幸存的红军将领,许世友对乡亲们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刻骨铭心。他曾多次对部下讲到要珍惜革命成果,要发扬光荣传统,要报答人民的恩情。
为了解决老区人民的电力、交通、水利问题,许世友曾给河南省委领导写过信,也曾给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是许世友身居要位,担负重任,不能回乡直接报答父老乡亲,就把儿子许光送回家乡,既是让他替父行孝——照顾年迈的老人,更是为老区人民“尽孝”,许世友可以通过儿子了解更多真实情况,更好地为老区人民服务。
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环境中长大的许光,对老区人民充满感情、对他亲眼看到牺牲的无数先烈充满怀念。回乡服务老区人民、服务成千上万烈士们的家庭,也是他自己的意愿。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许光对父亲的决定十分赞成,对回乡行孝毫无怨言,对扎根老区坚定不移。
许光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精心照料奶奶的同时,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了对老区人民大孝大爱,无微不至地关爱地方上生活困难的老红军,累计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近10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霜养老送终。用许光自己的话说:“父亲让我回来,不仅仅是要让我对奶奶尽好孝道,更要对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区人民尽好孝道!”
许光回到家乡后,从没为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儿女亲戚的任何事情求过身居要职的父亲,但为了家乡的修路、水利、教育等事情,多次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写信,许世友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事”,每次都很认真对待。如果父子间没有这样的约定和默契,谨慎的许光敢这样做么,正直的许世友能让他这样做么。
看看许光回到家乡的种种“行孝”之举,我们会更加理解和敬佩这对传奇父子为人民奉献的大爱,付出的真情。
原新县常务副县长韩文定介绍说,许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解决县里的“通话”和“通电”等难题,曾四处奔波,多次到地区、省里反映情况,为全县基础设施建设立下了大功。
1969年春,许光负责筹建新县千斤乡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没有道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背扛,就连几顿重的水泥杆也是靠人一步一步搬到山顶。许光不顾环境恶劣和条件艰苦,带领工人连续施工300多天,最终改变了古老的通话模式。一些新县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新县的经济建设十分落后,基本上是“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根烟功夫逛全城”,要不是许光当年带领民兵架设了3.5万伏的高压线路,现在的县城还不知道落后成什么样子!
1982年,许光任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即将达到副团职军官最高服役年限时,河南省军区准备提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但是许光主动提出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把机会让给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几个月后他就申请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放弃提升、宁愿转业也不离开家乡,如果没有扎根老区的坚定信念,很难解释许光这样的举动。
有一个细节也许是这对传奇父子的巧合:80岁的许世友将军在临终时最关心的还是老区的建设,老区人民的幸福,叮嘱不要忘了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2012年8月,王树声大将的女儿王宇宏代表家人前来看望病重的84岁的许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许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儿女们的将来,而与王宇宏谈的更多的却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话题。
斯人已去,高风永存。只有从大忠大孝、大仁大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对传奇父子的传奇人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这种“共产党人对用热血和生命支持过他们的老区人民深情报答”的高尚行为,才能真正懂得他们赤诚回报“红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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