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故事简短900字

• 1、晁盖到底是被谁射死的？中国历史故事
• 2、告状也得有资格中国历史故事
• 3、刘备对付“用工荒”中国历史故事
• 4、略不世出——韩信中国历史故事
• 5、东汉的隐居达人中国历史故事
• 6、问联思游中国历史故事
• 7、滴血认亲第一人中国历史故事
• 8、永乐朝的才子们中国历史故事
• 9、中国古代间谍武器四大发明中国历史故事
• 10、主编讲历史：千古遗毒-诸葛亮中国历史故事
• 11、中国古代“断错案”如何“追责”中国历史故事
• 12、晁错之错中国历史故事
• 13、首次正式出场就留下千古骂名的三国谋士是谁?中国历史故事
• 14、中国历史故事：董狐直笔中国历史故事
• 15、宋湘被难小村姑中国历史故事
• 16、六次辞去高官的大清军事奇才中国历史故事
• 17、我想要人过的日子中国历史故事
• 18、民国唯一女县长许芳媛传奇中国历史故事
• 19、封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次宫廷政变中国历史故事
• 20、岳飞之死：祸根暗藏 不惜死而不得不死中国历史故事
• 21、揭秘：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中国历史故事
• 22、民国终身未嫁的单身名媛中国历史故事
• 23、我国外交史上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中国历史故事
• 24、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四大叛将中国历史故事
• 25、中国历史“十大冤将”中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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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晁盖到底是被谁射死的？

　　晁盖到底是被谁射死的？
　　
　　作者/余竞跃
　　
　　余竟跃
　　
　　晁盖是怎么死的？被史文恭用毒箭射死的。因为射死晁老大的那支毒箭上面刻有“史文恭”三个大字；而且宋江曾当众宣告，晁天王临死时嘱托，“如有人捉的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显然史文恭就是杀害晁盖的凶手。
　　
　　可是，若仔细推敲，这两个理由都不成立。
　　
　　首先，随便找一个人，拿着…只刻上史文恭名字的箭，用它射死晁盖，都可以。而且曾头市根本没想着要杀梁山好汉。对阵的时候，曾老大说： “反国草贼……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强大的曾头市根本不屑于杀死梁山好汉，他们要活捉，然后押送到东京邀功，囚车都准备好了。史文恭作为曾头市的老师，当然要遵守曾头市的规矩。他跟晁盖没有私仇，没理由非要嚣晁盖于死地。就算他非要杀晁盖，也没有必要在箭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其次，说史文恭是凶手，这是宋江定的调子，晁盖不这样认为。晁盖当然看见了那支刻有“史文恭”名字的毒箭，但他临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对于摆在眼前的“事实”，晁盖显然不以为然，因此他没有说“捉住史文恭的”，而说“捉得射死我的”。连被害人自己都不认为史文恭是凶手，宋江何以一口咬定凶手就是史文恭呢？
　　
　　既然晁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史文恭的杀人嫌疑，那么，是谁非要置他于死地呢？
　　
　　按照逻辑，这就要看晁盖死后对谁最有益。显然是梁山二把手宋江。宋江为了上位，在晁盖不主动禅让的情况下，只有杀死晁盖。尽管并非所有的二把手都想当一把手，可是宋江必然要抢当一把手，因为他有着贪婪的野心。当串通梁山贼寇的事迹败露，宋江被官府追杀的时候，晁盖劝他上山，可是宋江坚决拒绝。他真的不想与草寇为伍吗？不是。只因为彼时宋江的名望还不够高，人脉还不够广，若上梁山，根本没有实力和晁盖叫板。等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事件发生后，没等晁盖提出邀请，宋江便反客为主决定上山了。因为此时，拥有江州系的宋江已经完全可以不把晁盖放在眼里了，他已经具备了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接着，宋江就把晁盖晾在一边，自己带着队伍下山东征西讨，一步一步将晁盖架空，让晁盖成了多余的摆设。
　　
　　但摆设还是碍眼。宋江无时无刻不想搞掉晁盖，但显然不能让晁盖死在梁山上。因此，当晁盖要亲自带队伍下山去打曾头市的时候，宋江豁然开朗了。
　　
　　不过宋江不会亲自动手，他只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人去完成他的杀人计划。
　　
　　花荣箭术最高，但他跟宋江的关系太铁，太招人注意，所以，为免嫌疑，宋江根本没有让花荣随晁盖下山。梁山上还有谁的箭法高超而又对宋江忠心呢？病尉迟孙立。
　　
　　孙立刚出场的时候， “射得硬弓……鞭枪最熟惯，弓箭常温习”；在和一干人劫了登州牢城后，孙立一个人断后， “弯着弓，搭着箭”，让所有人都不敢靠前。
　　
　　孙立对宋江忠心吗？忠心。攻打祝家庄是宋江第一次带兵下山，此战成败直接关系着他能否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可是，宋江打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一筹莫展之际，孙立带着自己的登州（属于今山东省）兄弟前来人伙，然后利用自己军官的身份混入祝家庄，里应外合，这才铸就了宋江的胜利。宋江没有理由不把孙立等人看成嫡系，孙立也没有理由不死心塌地跟着宋江。
　　
　　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孙立就是执行宋江杀人计划的不二人选。
　　
　　当晁盖一意孤行要亲自下山去打曾头市的时候，宋江出乎意料地没有跟他强争。可是，晁盖的嫡系太少，只带他们去肯定是不行的，那就多带几个吧，可很多人又不愿意跟晁盖去。于是，只好由宋江来安排了。宋江给晁盖凑够了20名头领，其中有晁盖的嫡系阮氏三雄等人，有晁盖曾经想杀掉的杨雄、石秀等人，当然也有宋江的心腹孙立、穆弘等人。
　　
　　就带着这么几个人，还有至少一半是跟自己不一心的，晁盖如何能打胜仗？果然，初战便败了下来。病急乱投医，当晚晁盖又误信两个来历不明的僧人之言，前去曾头市劫寨。由于风险太大，晁盖只点了十个头领前去，而留下来看家的里面就有孙立。劫寨当然是不成功的，晁盖率领队伍狼狈后撤。在后撤的过程中，早已潜伏在路边的孙立便射去了那支箭。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晁盖的面颊。为了确保晁盖必死，孙立还在那支箭上擦了毒。
　　
　　就这样，孙立为宋江除去了心腹大患，帮助宋江成功上位了。
　　
　　按理说，孙立从此该在梁山上无限风光、青云直上才是。可事实恰恰相反，宋江并没有将孙立捧起来，而是将他按了下去。作为登州系将领的老大，作为能够和呼延灼斗上30回合不分胜负的马军大将，孙立非但没有杀进五虎将，也没有跻身八骠骑，甚至没有入围天罡里，反而沦落进了地煞星。解珍、解宝可是孙立的小弟，他们都能混入天罡星，而孙立却沉沦在地煞星之中，宋江不会如此恩将仇报、赏罚不明吧？！
　　
　　其实，这正是宋江的奸诈之处。宋江派人杀掉老大是很不光彩的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有一天，这件丑事会曝光。为了不让人依葫芦画瓢，孙立必须被按下去而不能将之起，必须要惩罚而不能奖赏，必须要打成反面而不能树立为正面，这叫以儆效尤嘛。
　　
　　那么，孙立岂不是很委屈、很悲摧吗？
　　
　　非也。孙立帮r宋江这么…个大忙，宋江怎么可能不给他丰厚的回报呢？孙立虽然排名不靠前，可是他的待遇很好。梁山泊重新调整岗位后，孙立被安排在第二坡左一带房内。左一带房和右一带房一样，紧靠梁山泊的核心中枢，直接负责宋江的服务和保卫工作。这地方是非常安全舒服的。那五虎上将虽风光，却要枕戈待旦，一旦有战事，就会有性命之忧。
　　
　　在梁山后来的一系列战争中，孙立既不在最前面冲锋陷阵，也不在最危险的地带克难攻坚，他总是走走过场就回去了，因此他活得很安全。尤其是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孙立始终跟随在宋江身边，多少人都马革裹尸，魂丧江南，而孙立却安然无恙。不单他，还有他的弟弟、弟媳，都极其健康地回来了。梁山将领在征讨方腊之后。十停人挂掉了七停，孙立全家人竟然都活着回来了，而他的小舅子更是早在征方腊之前就到京都任职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最后，孙立一家人又回到登州，继续当公务员。比起其他梁山好汉，孙立真不知道要幸运多少倍！这就是被老大眷顾的结果。
　　
　　到此，谁还敢说孙立委屈？谁还敢说宋江卸磨杀驴？谁还敢说当初孙立死心踏地为宋江杀掉晁盖是一件火中取栗的事情？

第2、告状也得有资格

　　告状也得有资格
　　
　　《金瓶梅》中说，西门庆死后，女婿陈敬济逼死了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吴月娘就亲自到官府告状。回目上说是大闹授官厅，其实是夸大其词，吴月娘不过毕恭毕敬地递了状子而已。
　　
　　吴月娘亲自出庭告状，从宋朝的情况看，是不妥的行为，从明朝的观念看，更是严重的不轨行为。作为妇女却抛头露面告状，成何体统？何况她还是五品命官的夫人。因此，仅此一举，也足以被看成是不守妇道了，给死去的五品官员西门庆抹了黑。
　　
　　不准女人抛头露面去衙门告状，似乎是元朝才开始兴起的规定，而在此之前，只有老弱病残幼没有告状资格。按照现在的理解，可能是这些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过，除了十岁以下的儿童欠缺责任能力外，老人、残疾人也欠缺责任能力吗？说起来，禁止这些人告状，也确实是考虑到他们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他们虚弱的身体无法经受板子的拷打。
　　
　　原来，古代打官司，不管是原告被告，都要先打若干杀威棒。即使没有杀威棒，古代的原告也没有今天的原告幸运。第一，古代的告状者要被拘押到大牢里面等待审讯。而被拘押的时候，免不了要挨打。第二，诬告的人是要反坐的。反坐的刑法，轻重不一，但是总得挨板子。那些70岁以上的、10岁以下的、身体残疾有病的，都“不任杖责”。因此，宋朝的法律就明确规定这些人不能投牒告状。如果确有需要告状的事，由家人代理。
　　
　　这些人不能告状的理由就这么简单：他们因为老弱，承受不了板子的拷打。皇帝好仁慈，知道这些可怜人挨不了板子，因此取消了他们的告状资格，却全然没有想到如果取消拷打，将会更加仁慈！
　　
　　在北宋的时候，除老弱病残幼之外，禁止告状的名单上又增加了新成员――孕妇。禁止孕妇告状，也是因为她们无法受刑，既然挨不了板子，就干脆不许告状了。而到了南宋，一位叫黄震的地方官员贴出榜文说，非寡妇、非无子孙的妇女告状不受理。这个规定是黄震制定的土政策，当时尚没有禁止妇女告状的规定。不过这也算是禁止妇女告状的萌芽。到了元朝后，法律就明确规定，妇女不能告状。《元典章》中有一段记载，大概是地方官员向中央政府请示的一个报告，要求禁止妇女告状，理由已经不是她们柔弱的身体难以承受虎狼刑具的拷打，而是因为她们抛头露面有伤风化。接到地方的请示后，中央给了一个批示：妇女的本分是在家里做饭，告状就是伤风败俗，因此予以禁止。
　　
　　此后的明清律法延续了这一传统，妇女从此被剥夺了诉讼权。有天大的冤屈，也只能让他人代理。如若官员受理了妇女的状子，就要被用较细的藤条抽打50下。
　　
　　当然，法律对于老幼病残妇不许告状的规定也是有例外的。对于谋反之类危害皇权统治的，以及不孝之类违反儒家伦理的，不但允许他们告官，甚至还鼓励他们告官。因为皇家政权稳固和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性，远在所谓妇道之上。只要有利于维护统治纲常，有伤风化也是在所不惜的，至于他们的屁股是否承受得了板子，仁慈的皇帝也不会去考虑了。

第3、刘备对付“用工荒”

　　刘备对付“用工荒”
　　
　　文／赵炎
　　
　　一代枭雄刘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可以从卖草鞋的个体工商户，摇身一变成为垄断一方的蜀汉公司掌门人。什么叫白手起家？什么叫一飞冲天？什么叫暴发户？刘备就是。
　　
　　在魏、蜀、吴三个实业巨头分割天下的过程中，曹魏分到的蛋糕最大，实力也最为雄厚，“上将千员，雄兵百万”，这非同小可！也就是说，无论上马什么项目，或者兴建多少工厂，曹魏是不会为用工问题发愁的。孙吴得地利之便，江东才俊俱为其用，不必担心工人回家过年而出现“用工荒”。刘备就不同了，从安喜到平原，到徐州，到新野，到荆州，再到益州，无数次草创，又无数次倒闭破产，一路走来，颠沛流离。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用工问题始终是困扰刘备的首要问题。
　　
　　虽说“用工荒”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但是，刘备早已对此有了切身的体会：本钱小，无力养活太多员工；没地盘，无力安置太多员工；待遇差，拢不住员工的心；战乱年代，优秀员工招聘难，等等。有道是，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干事业，没有人帮忙是不成的，刘备深知其中的道理，他从创业之初，就设计了一整套对付“用工荒”的办法。
　　
　　打造一个稳定的管理团队，再“荒”也不能“荒”了管理层
　　
　　作为个体工商户，刘备的主营项目是编席子卖草鞋，毫无科技含量，有真本事的人是不会加盟的。汉灵帝中平元年（184），有几个姓张的兄弟聚集在一起，成立了“黄巾公司”，妄图一日吃掉刘家天下。刘备不干了，这算什么？抢劫吗？于是，他中止了草鞋生意，在老家涿郡注册一个小公司，打算与“黄巾公司”对着干。到底是公司，虽然不大，却也吸引来不少人，其中尤以关羽、张飞最是人才。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刘备是善于发现人才的，他一见到关张二人，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后来刘备到了平原县，给关张二人以业务经理的职位（别部司马）， “分统部曲”，公司的基本管理团队算是建立起来了。其后数十年间，这个团队一直是公司的管理核心。
　　
　　招聘广告年年打，月月打，日日打，从不间断
　　
　　刘备是个做招聘广告的行家里手，打小就无师自通，幼年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广告词： “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相当于“我将来一定要坐国家领袖的专车”，言外之意，凡是跟着我干的人，将来一定有前途、准发达，您就瞧好吧。
　　
　　打招聘广告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求职者，从中发现熟练工。作为企业老总的刘备，没有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无休止的熟练工寻找中（因为要逃命），手底下的几个熟练工对同行业的某些出色人才都是了解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主动推荐（怕抢了自己的饭碗，比如关羽），即使愿意推荐也不一定有机会。因此，刘备只能依赖长期性的招聘广告。
　　
　　那个时候没有报纸电视互联网，刘备的广告刊登在哪儿？口碑呀。有句歇后语叫“刘备三请诸葛亮，诚心诚意，思贤心切”，事实上，刘备极力为自己树立的公众形象，正可以用“求贤若渴”四个字来概括，当时的地球人几乎都知道。
　　
　　通过长年累月地打招聘广告，刘备确实从中找到了不少熟练工，比如赵云、徐庶（被曹操逼走了、诸葛亮、黄忠、法正、庞统等人，完成了人才的积累，初步解决了“用工荒”问题，为进军西川市场、建立超级大公司创造了条件。
　　
　　留住熟练工的三大法宝：情感投资，期望值，现实待遇
　　
　　我们知道，如今之所以形成“用工荒”，其内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常规思维来看， “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然而，相对于前几年的“民工潮”来说， “用工荒”的出现就不那么简单了。一是熟练工的数量远低于民工，市场需求矛盾大；二是熟练工在当地就可以很好地就业，无需背井离乡；三是部分公司的用工政策确实出现了问题，人情薄，待遇低，无法留住员工。刘备在这三条上做得比较好，从根本上解决了“用工荒”问题。
　　
　　人都是有尊严的，特别是那些精英分子更是一个比一个骄傲（比如关羽），要让他们对企业有归属感是很难的。他们可不像能力平平的员工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要让他们的虚荣得到满足，这需要技巧。刘备的办法是，加大情感投入，以“恩义”待之。对关张二人，是“情若兄弟”，体现出一个“信”字，即宠信；对诸葛亮，是“如鱼得水”，言听计从，体现出一个“诚”字，即掏心窝子；对赵云，是“摔阿斗于地”，体现出一个“恩”字。
　　
　　刘备给予员工的期望值，在他的个人形象和招聘广告中，已经彰显无遗。比如，他叔父刘元起说： “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陈登说： “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袁绍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程昱说： “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等等。这些名人的口碑宣传，对刘备身边的员工们，会产生巨大的期望值：跟着他不会吃亏，男人嘛，总要“万里觅封侯”，一条道走到黑吧。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钱，大部分有本事的人，是不可能为了感情而不顾自己饭碗的，这就是现实待遇。笔者见过一些优秀的销售精英，就是因为老板看人家业绩太好，舍不得按照既定的薪酬政策给他提成而跳槽的。
　　
　　刘备不是这种小气的老板，他只要口袋里有，还是舍得花的（口袋里没有，那没办法，只能掉眼泪）。益州市场到手之后，他就打算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把良田豪宅分给他们，若不是赵云反对，计划早实施了。每一个跟着创业的员工，刘备都给予了恰到好处的奖赏，量才使用，安排了适当的职位，连魏延也做了汉中分公司经理，蜀汉公司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刘备的一生，是被“用工荒”困扰的一生，也是与“用工荒”战斗的一生。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强，一步步走来，他创造出一一个惊人的用工历史奇观：除死无背叛。刘备应对“用工荒”的经验，值得现代企业家们去研究和借鉴。
　　
　　题外话：有趣的是，刘备死后，有着智慧化身之名的诸葛亮，却亲手制造了蜀汉公司的 “用工荒”，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尴尬局面，且面对此局面，诸葛亮竟然束手无策，想来令人不胜唏嘘。
　　
　　（聂勇摘自《民生周刊》）

第4、略不世出——韩信

   韩信（？—前196），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时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剑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韩信配剑从军，投身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他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第5、东汉的隐居达人

　　东汉的隐居达人
　　
　　文/王峰
　　
　　袁氏一门，四世三公，到袁绍、袁术时，虽然不在三公之位，却也贵宠无比。袁绍有一个堂兄袁闳，自幼便有良好的品行，一边耕种，一边阅读，自得其乐。袁绍的父亲在世时就经常给予他馈赠，可袁闳一概谢绝，从不接受。
　　
　　袁闳看到国事日飞，时局险恶，而袁氏一门富贵奢华，却又不知收敛，认为不是好兆头，便常常对自家的兄弟们说： “我们的祖先靠的是德行立身，而后世的子孙却竞相攀比骄傲和奢侈，在乱世中与人争夺权力，搞不好就会遭受晋国的三郤（晋国的三郤因为权势显赫、骄横霸道而被晋厉公满门抄斩）一样的命运。”袁闳从此便产生了隐居的念头。
　　
　　公元169年，党锢之祸爆发，袁闳想逃到深山老林中逃避这场动乱，可是母亲已经年老体弱，不宜赶路，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袁闳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他就坐在自家的院子里，让家人围着他盖起一个土屋。这个土屋很特别，没有门，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仅供家人递饮食进去。只有当母亲想念他的时候，他才打开窗户看看母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相见。母亲站在窗口，握着他的手问： “孩子，你这是何苦呢？受这非人的苦楚。咱出来吧，好吗？”袁闳忍不住流泪： “娘，我不能出去，我在这里过得很舒心，外面的世界太黑暗，不安全，出去提心吊胆的，还不如在这里……”说着，母子都失声痛哭起来。但是没有办法，袁闳的决心很大，从未说过在里面孤独寂寞的话，所以家人只能遵从他的意思。
　　
　　袁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隐居的第一特征就是要尽量和外界隔绝。只有这样，袁氏一门万一犯了灭门之罪，才不至于祸及自身。否则，就失去了隐居的意义。然而袁闳担心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虽然腥风血雨笼罩着时局，不少人家破人亡，但袁氏一门的贵宠却一直经久不衰，并没有遭到宦官的打击。袁闳在土屋里住了18年，最后在土屋中去世。

第6、问联思游

　　乾隆微服私访，来到一个村庄，见家家门上贴着春联。其中一有一付对联上联是“家有万金不算富”；下联是“五个孩子是绝户”。横批是“寡人在此”。乾隆看了很生气，心想：家有万金还不算富，有多少钱才算富呢？五个儿子还是绝户，简直是胡说八道。再说，只有我才能称孤道寡，谁人敢？我要进去问个明白。

　　乾隆刚进院，一个老太太走出来。乾隆问：“你家的门对子写着：“家有万金不算富，你还想怎样再富呢？”老太太笑笑说：“都说姑娘是千金，我有十个姑娘，不是万金吗？我家本来就穷，姑娘们出嫁再陪送，还能富吗？”乾隆一想也是。又问下联：“那五个儿子怎么能说是绝户呢？”老太太说：“俗话不是说吗，一个闺女半个儿，我有十个闺女，加在一起不就是五个儿吗？可我实际上一个儿也没有，这不叫绝户叫什么？”乾隆又问：“那横批上：‘寡人在此’怎么说呢？”老太太回答说：“这很简单，姑娘都出嫁走了，老头子也死了，只剩我一个人，所以说是寡人。”乾隆听完点头说：“说得有理，多多打搅了。”就走了出来。

　　刚走几步，又见一家门上写着一付春联：“惊天动地门户；数一数二人家”。横批上是：“先斩后奏”。乾隆一看，啊！目无朝廷，这还了得！乾隆气愤地走进院子，见一个老头坐在屋门口吸烟，就问：“你们能有多大的胆，敢写这样的对子？”老头一笑说：“这怕什么？怕也不写了。”乾隆想：“胆子可真不小。便问：“这，惊天动地门户是什么意思？”老头说：“我大儿是个更夫，夜间一敲梆子，惊天动地，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就是这个意思。”乾隆又问：“那数一数二人家呢”？。老头又说：“我二儿子是个量斗的行人，整天给人过斗，一、二、三地记数目，这就叫数一数二人家。”乾隆说：“这与‘先斩后奏’有什么关系呢？”老头见他问得这样认真，便大笑说：“我三儿子是厨师，先杀鸡，后做菜，你说算不算先斩后奏（做）？”乾隆听罢，不禁哑然失笑。于是对老头一拱手，高兴地说：“听大伯一席话，胜读多年书？”就兴冲冲地告辞走了。

　　乾隆回到京城，想想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我整天关在紫禁城内，哪能见得到这些有趣的事情，于是就决意巡游江南。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日采录于后坝桥
讲述者：钟士科 男 张汪镇后坝桥人 农民
搜集者：钟士长 男 张汪镇后坝桥人 退休教师

第7、滴血认亲第一人

　　滴血认亲第一人
　　
　　豫章王萧综是梁武帝次子，为吴淑媛所生。吴淑媛本是南齐东昏侯的宠妃，梁武帝萧衍灭齐建梁后，将她纳入宫中。吴淑媛侍奉梁武帝仅仅七个月，便生下萧综。宫人纷纷传言，萧综是东昏侯的骨血。
　　
　　后来吴淑媛年老色衰，渐渐失宠，而萧综也一天天长大，在皇子中年居第二，被封为豫章王。在八个皇子中，梁武帝对太子萧统格外器重。对此，萧综心怀不满，常常对母亲发牢骚。吴淑媛心生怨恨，便对萧综道出他的身世。
　　
　　如此令人惊骇的实情让萧综难以置信。他听说用活人血滴在死人骨上，如果渗入骨中，即可断定父子关系，便暗中召集几名心腹，改装易服，偷偷来到东昏侯墓前，掘墓开棺，取出骨骸。然后，抽刀将自己的手指割破，把血滴在骨骸上，隔了片刻，血果然渗入骨骸之中。尽管如此，萧综还是将信将疑。回到家中，他又想出一个类似的办法――将一个多月的次子弄死，埋葬数日后，派人将骨骸掘出取回，又将自己的手指割破，把血滴在骨骸上。结果，血也和先前一样渗入。萧综这才相信母亲所说，从前那些失落、怨恨更是与日俱增。
　　
　　于是，萧综暗中谋划，企图复辟齐朝。他几乎每天都在静室中默默地祭奠齐氏祖宗，又偷偷地去齐明帝陵前拜谒。对梁武帝，他更是由怨生恨。天监十六年，他出任南徐州刺史时，曾下令将境内所有楝树一律砍伐，只因为梁武帝的小名是练儿。他还经常习练武艺，命人在庭院内铺满沙粒，终日赤足在上面奔跑，据说能日行三百里。他又招纳亡命之徒，想伺机刺杀梁武帝，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为寻找起兵的机会，他多次请求梁武帝准许他带兵守边，但梁武帝一直未允，急得他一回到住处便怒骂不休。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普通六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人前去接应，被魏军击败。一时朝中无将，梁武帝这才派萧综出京统领各路人马，驻守彭城，并兼掌徐州府事。萧综得旨，暗中庆幸，当日带了些人马，赶往彭城。魏主闻讯，忙派军攻打彭城。梁武帝闻报，担心萧综不擅战事，怕出意外，便促令萧综班师。萧综得机不易，哪里肯服从圣旨？这天夜里，他偷偷打开彭城北门，带了两个心腹前去投奔魏军。
　　
　　次日早晨，梁军将土发觉主帅失踪了。正在慌乱之时，城外魏军纷纷高叫：“你们的豫章王昨夜已投奔我军，赶快开门投降吧！”城中梁军一听此言，顿时大乱。魏军乘机攻城，梁军掷械弃甲，纷纷逃亡。魏军乘胜追击，梁军损失大半。
　　
　　萧综到洛阳后，受到魏主的隆重接待，被拜为侍中，封为丹阳王。萧综如此背叛梁武帝，总算泄了些往日的怨恨。封王以后，萧综便为父亲东昏侯举哀发丧，仪式格外隆重。萧综还将自己的姓名改为萧赞，以示与梁武帝脱离父子关系。为了昭示自己认祖归宗，萧综还下决心为东昏侯服丧三年。
　　
　　起初，梁武帝以为萧综是畏敌而降，骂萧综不记父子之情，忘恩负义。后来得知真相，顿时气得七窍生烟，随后斥问吴淑媛，吴淑媛不敢隐瞒，如实招出。皇室中出现如此丑事，梁武帝引为奇耻大辱，下诏削夺萧综的封爵和封地，撤除他的属籍，改其姓曰“悖”氏，并将吴淑媛废为庶人，不久又下令将其毒死。
　　
　　不过，萧综的下场也并不妙。北魏对他并不信任，始终未授以实权。大通元年，萧宝寅（东昏侯六弟）在长安起兵，反叛北魏。萧综前去投奔，途中被魏军俘获杀死，此时距他降魏仅两年。

第8、永乐朝的才子们

      首先的一位名叫杨士奇，江西泰和人，他不是进士出身，建文初被推荐到朝中参加编修《明太祖实录》，就是参写明太祖一朝的历史。朱棣进南京的时候，他就迎附了，被选入翰林院为翰林编修。翰林编修是翰林院里的一般官员，品级只有七品，在明朝九品官员当中，算是品级比较低的，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第二位名叫杨荣，是福建建安人。他是建文二年的进士，此时他当官也不过两年时间，他原来就是翰林编修。朱棣入南京的时候，就是他跑去告诉朱棣要先去祭朱元璋的陵墓，然后再登极当皇帝，因此得到了朱棣的信任。他原来的名字叫杨子荣，这时候朱棣就给他改名叫杨荣，并且选他入内阁。他比杨士奇小六岁，这一年三十二岁。

      第三位名叫解缙，也是江西人，吉水人。当年三十四岁。他就是民间传说中鼎鼎有名的解学士。说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写诗，还跟当朝丞相斗过诗。他在洪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是明太祖最欣赏的才子。不过才子通常有弱点，他这个人有点恃才自傲，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在朱元璋时代就曾经上过一份万言书，大胆谈到许多当时的弊政，其中就说朱元璋时代，“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时无罪之人”。不过，朱元璋不仅没有怪罪他，还说他是个少有的人材，可是他始终也没有得到朱元璋的重用，后来朱元璋干脆让他回家读书去了。他正在家读书的时候，朱元璋死了，他就跑到京城来，结果被人检举，说他违反组织纪律，本来安排你在家读书的，又没让你来京城，你这是擅自行动，结果解缙为此受了处分，谪贬到西北的卫所去当了个吏员。后来他托了人情，才又回到朝中，给了他一个在官员中最低的位置叫翰林院待诏，级别只有从九品，按现在的体制大概也就是个副科级吧。正在这时候，朱棣打进南京了，他正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呢，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投靠了朱棣。

      跟他一起入阁的还有一个名叫胡广的人，是他同乡，也是江西吉水人，也是个才子，比解缙小一岁，是建文二年的状元，被安排在翰林院当官。朱棣进南京的时候，他和解缙一起迎附了。

关于他们两个人迎附朱棣，野史中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说朱棣进南京的前一天，解缙、胡广还有一个名叫王艮的和一个名叫吴溥的官员，因为是邻居，就集中在吴家，谈谈今年打算。当时解缙十分激动，陈说大义。胡广也附和他，说要舍生取义，为国赴难。只有王艮什么也没说，低头不语。几个人说完散了回家，吴家的小儿子就说了：我胡叔叔要是为国家而死，真是光荣呀！可是吴溥却对儿子说：不会的，他和你解叔叔都不会死的，这里面只有王叔叔会去殉国的。他的话音未落，就听见隔壁传来胡广指挥仆人的声音，说：外面甚乱，看好家里的猪。吴溥于是对儿子说：一只猪都舍不得，怎么会舍生呢？正在这时候，另一边的隔壁就传来哭声，原来王艮已经自尽了。这个故事并不十分可信。因为有记载说王艮早在朱棣夺位的前一年，就已经去世了。

      第五个人名叫金幼孜，江西新涂人，也是建文二年进士，这一年三十七岁。

      第六个人名叫黄淮，浙江永嘉人。朱棣夺位后迎附，得到信任。入阁时三十六岁。

      第七个人名叫胡俨，江西南昌人，建文初当过和尚，后被荐举入京，正赶上朱棣进南京，被选入翰林院，进入内阁。七个人当中，他的年龄最大，这一年四十三岁。但是他在内阁的时间也最短，第二年就调离了。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被调离？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他不大适合这个岗位。他在七人当中年龄最长，为人最谦和，不过史书中记述说他“少戆”，“少戆”

，倒不一定是说他傻，很可能是书生气太重，有点书呆子气，所以后来朱棣就让他去国子监当祭酒，就是调到国家大学当校长去了。      我们这样一看，就更清楚了。朱棣就是选了这样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官员，都是三十多岁，大都在建文中才进入官场，在官场中的关系不深，这也正是朱棣选人的标准。这些人主要特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一是肯定听话，都是朱棣一手提拔起来的；二是不会去攀附高官，也没有什么关系网；三是年轻有精力，有培养前途。你看这其中只有一个胡俨刚过四十，用了一年就不用了。这几个人，在朱棣身边，就好像是一个有实权的秘书班子，既不会专权，又确实能够干事。明朝的内阁，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朝廷行政的中枢机构。这虽然是逐渐形成的，但是在朱棣刚刚要建立内阁的时候，其实他就把内阁的地位定得很高。在他的心目中，内阁的重要性要超过六部，这些内阁官员在朝廷官员中的地位也不在六部尚书之下。      这一天，朱棣就在皇宫里面的右顺门召见了这七个选入内阁的官员，当时就对他们几个人说了：“尔七人朝夕左右，朕嘉尔勤慎，时言之宫中。”又说：“恒情，慎初易，保终难，愿共勉焉。”（《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朱棣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前一句是表扬，说你们成天在我身边，很尽心，很辛苦，我经常在宫里表扬你们。第二句的意思是警示，说人之常情，开始时候都会挺好，可是长久下去就不容易了，希望你们能够跟我常久呀。      解缙他们几个一听朱棣说这样的话，也就赶紧表态了：陛下不以臣等浅陋，这么信任我们，我们怎敢不勉励图报？      这话虽然说得有那么一点拍马屁的意思，但也确实是他们几个人的心里话。像他们几个这样低品级的官员，突然之间得到重用，成为皇帝身边最信任的重要官员，当然会有一步登天的感觉。如果不是朱棣夺位，他们这几个人要想从现在的级别升到像六部尚书一样的地位，没有十几年以上的工夫就别想，而且还得仕途顺利才有可能。现在突然之间享受到了跟六部领导一样的地位，而且比六部的领导还要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当然愿意全心全意为朱棣服务了。

第9、中国古代间谍武器四大发明

　　中国古代间谍武器四大发明
　　
　　文 倪方六
　　
　　中国古代，除了有“四大发明”，中国人发明的东西多了去了，比如在间谍工具上的发明。
　　
　　西方学者认为，间谍鼻祖是公元前十世纪名叫娣莱拉的菲利斯女人。事实上，中国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末，就出现了间谍，她的名字叫伊尹。
　　
　　间谍出现这么早，搜集情报的间谍工具自然不会落后，其中有四种为国际情报界人士瞩目，可谓间谍史上“四大发明”。
　　
　　最原始的窃听器：听瓮
　　
　　窃听是间谍搜集情报最古老的手段，也是现代间谍必学课程。中国人早就发明了人类最早的“窃听器”——听瓮。
　　
　　听瓮，是一种口小腹大的罐子。将听瓮埋在地下，在瓮口蒙上一层薄薄的皮革，侦测时，侧耳伏在上面，听周边的动静。如果需要，可直接让专业情报人员坐于瓮中，听辨声Ⅱ向，这叫“罂听”。
　　
　　为了减少听的失误，常会培训盲人来执行任务。盲人的听力往往超强，据说方圆数十里的动静，都能通过听瓮听出来。
　　
　　听瓮在隧道攻城战中最有奇效。清末曾国荃率湘军攻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时，城内太平军便于城墙下埋设听瓮，侦探城外湘军的动静，以致湘军一时无法得逞。但最后，天京还是让善挖地道的湘军攻破了，这不是听瓮出错，而是听瓮的人出了问题。
　　
　　听瓮的发明距今约有2500年，《墨子·备穴》对听瓮的制造和使用方法有详细的说明。后来，听瓮得到不断的改进，成为现代窃听器出现前最有效的窃听工具。
　　
　　唐代出现了葫芦形状的枕头窃听器，休息时将之枕在头下，外面一有动静便能察觉；在宋代还出现了多功能窃听器“矢服”。沈括的《梦溪笔谈·器用》中记载了这种窃听器。
　　
　　矢服，就是盛装箭（矢）的器具，用牛皮来制作。将矢服掏空，吹足气，夜里枕在头下，几里以内人马声都能监听到。这是利用空腔接纳声音的原理发明的。
　　
　　此外，民间常用的窃听器还有“听管”，“隔墙有耳”就这么来的。
　　
　　最难破解的密码：反切码
　　
　　现代间谍已离不开密码，中国人也是世界上使用密码最早的。
　　
　　“阴符”，可算是最早的军事密码。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假。阴符依长短不同，代表相应的情报。上面没有文字，即便敌人缴获，也无法破译。
　　
　　与阴符配合使用的还有“阴书”，就是将一份完整的情报，写在三枚竹简上，分别送出。在此基础上，古人后来又发明了代号、暗号、字验等间谍手段。
　　
　　其中的字验，已与现代密码原理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它以汉字代替阿拉伯数字。据《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宋朝时官方便将常用的40个军事短语，分别用40个字来代替，然后编出一首40个字的诗，作为“密码本”。
　　
　　到十六世纪中叶，中国出现了真正的密码——反切码。其原理与现代密码的设计原理完全一样，但却比现代密码更难破译，它是使用汉字的“反切”注音方法来进行编码的，其发明人是著名的抗倭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专门编了两首“诗歌”：“柳边求气低，波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
　　
　　前一首诗歌的前15个字作为声母，依次编号为1-15；后一首诗歌的36字为韵母，按顺序编号为1-36;然后再将当时字音的八种声调，也按顺序编号为1-8，就编写出了完整的“反切码”体系。
　　
　　根据东汉时期发明的反切注音法，如果密码的编码是“5-25-2”，5是声母“低”字，25是韵母“西”字，2是声调的二声。据此，“5-25-2”就可以读为“敌”字。戚继光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八音字义便览》，作为训练情报人员的专门教材。
　　
　　最广泛使用的密写术：明矾水
　　
　　因为中国自古多战事，时分时合，所以中国古代的情报研究工作，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无论是阴符、阴书，还是字验、反切码，都是眼睛能看到的，为此，古人又发明了“密写术”。
　　
　　密写术是借助特殊墨水，达到写字看不出的目的。古人使用的这种特殊墨水，并非什么高科技，而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明矾水。明矾水写出的字，晾干后在纸上根本看不出来，但如果浸入水中，字迹顿现。
　　
　　明矾水这一化学特性的发现，现在看来算是小儿科，但在中国古代，这一发现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金史·宣宗本纪》记载，金宣宗贞佑四年（1216年），蒙古大军围攻太原城，太原宣抚使乌古论礼便“遣人间道赍矾书至京师告急”。乌古论礼派间谍带着明矾水写的密信，从秘密小道到京师告急求援。
　　
　　而康熙年间的“矾书案”，则是被废太子胤初的明矾水密信引起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春，康熙亲征准噶尔。得到消息的胤初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翻盘。
　　
　　他用重金买通了常为老婆（福晋）看病的医生贺孟頫，让贺带着明矾水密信出宫。没想密信竟让辅国公阿布兰截获，胤礽恢复自己皇太子地位的计划失败。
　　
　　除了明矾水，古人还用米汤来写密件。
　　
　　最简单的“无人机”：纸鸢
　　
　　间谍能搞到情报是本事，如何将情报传递出去也是功夫。邮驿、烽火台都可以传递情报，但这并不满足所有间谍活动。
　　
　　为此，古人想了很多法子，明人何守法的《投笔肤谈》就有“封鸽代谍”的记载，利用鸽子来传递情报。但鸽子要驯养，一般间谍也用不了。于是，古人用纸鸢作为传递情报的工具。
　　
　　纸鸢就是风筝，相当于最原始的无人机。此前，古人曾设计出“木鹊”，这也许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能连续飞行72小时，这是现代高科技无人侦察机也无法做到的。可惜，这种技术早已失传。
　　
　　纸鸢的发明距今有2000多年了，发明人是西汉开国功臣、淮阴侯韩信。韩信是怎么想到发明纸鸢的？原来当时列侯陈豨造汉高祖刘邦的反，韩信与陈豨勾结，制作纸鸢作为里应外合的信号。这也是最早用纸鸢来传递情报的实例。
　　
　　纸鸢一经发明，便在军事、间谍活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南北朝时期的“侯景之乱”中，被叛军侯景围困在都城建邺（今南京）台城内的梁太子萧纲，便是用纸鸢传递情报，搬来救兵的。
　　
　　纸鸢可以飞得老高，即便被敌方发现，也奈何不了。唐朝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谋反，围攻临洺城。守将张伾遂放纸鸢与朝廷援军取得了联系。
　　
　　当时田悦也发现了飘过营房上空的纸鸢，也知道是城内传递军情，赶紧找来“善射者”，但纸鸢飞得“高百余丈”，根本无法射落。
　　
　　（摘自《羊城晚报》）

第10、主编讲历史：千古遗毒-诸葛亮

    主编讲历史，千古系列之；千古遗毒-诸葛亮 

《抗癌乐园》主编 董承兴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兴和4 年即公元前181年诞生于山东琅邪阳都,今山东祈南县。14岁时随叔父赴豫章，16岁移居南阳，26岁出山辅助刘备，40岁任蜀汉丞相，42岁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53岁病死五太原，生前先后6次发动战争，均无功而返,促使蜀汉国祚日益衰败，民不聊生,最终蜀汉灭亡。在《三国演义》一书中，诸葛亮被书写成熟读古章典籍、通晓天文地理，精于阴阳之术，善于运筹帷幄，力扫乱世群雄的伟人。在儒生心目中，他是神化的先知，是智慧的化身，是正义的代表，是传统的卫士，是儒吏的典范。即使是现代，诸葛亮仍被如儒生们捧上大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然而历史是史实写成的,真象并非儒家学者所歌功颂德的那样。诸葛亮实是国家之奸佞、民族之罪人。其思想之遗毒仍在毒害现代，危及后人。

    诸葛亮之历史贡献

    东汉末年，臣党专权，吏治不修，黄巾之乱后，国无宁日，民不聊生，饥民暴动，此起彼复，人民处于苦不堪言的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盼望统一的正义力量解民众于倒悬。在此背景下，顺应历史潮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使是民族英雄。而此时的诸葛亮竟然违背客观现实，在隆中精心为刘备设计了一幅犄角割据，三足鼎立的分裂图画。使苦难不堪的中国战火又无辜地绵延六十余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华夏族人口剧减。秦统一中国时人口约有二千余万，至三国归晋时人口不过七八百万。诸葛亮的历史功绩,其一在于他掀开了中华民族民族大融合的序幕。由于诸葛亮在战略溃败之中联系孙权势力和借江东险要，成功地阻止了曹操统一中国的图谋,并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让战火燃烧近六十余年，致华夏族人口剧减，使中华民族其后少数民族或部落得以生长、发展，并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五胡十六国提供了历史机遇。经过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民族内耗,华夏族几被胡人完全征服。到了隋唐统一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李世民，他们都是以华夏族为父系，匈奴族或鲜卑族为母系的新民族，史称新汉族。研究中华姓氏的谢钧祥教授认为：今天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是极不正确的，因为从中华民族起源上，有四大系，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及其分支少昊一脉，而炎黄一脉自诸葛亮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内战，几乎被消灭。炎黄子孙的称谓其一不准确；其二不利民族团结。他老人家认为最准确的称谓应该统称为“中华儿女”。

    如果没有诸葛亮，曹操必定统一中国。以曹操的文治武功、鲜明的华夏族性格，统一大业完成后必定带领那些弱小的民族、原始部落将中华民族走进一个新时代。然而历史没有眷顾中国。诸葛亮的出现，使华夏族陷入内耗达六十余年,人口剧减，国祚衰败。中华民族其他少数民族，得到了生长发展的空间。他们迅速崛起,反过来联手将一个历史上最优秀、最勇敢的民族彻底征服。公元前两千多年大禹在会稽铸九鼎，分封各路诸侯，使华夏族统一，开创了人类四大古文明之一。接着成汤起义、武王伐纣,周旦共和，齐桓公尊王攘夷、 秦穆公征戎拓边，楚庄王一飞冲天，越王卧薪尝胆，赵武灵王胡服射骑，秦将蒙恬大破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远征西伯利亚,世界史上一个强大、智慧、进取的民族，由于诸葛亮的出现而完全终结。从此华夏族由积极进取转为被动挨打，只能靠其优秀的文化去同化异族换取生存空间。诸葛亮成为少数民族的救星，至今被六个少数民族供奉成“茶祖”，足以说明诸葛亮在民族大融合中的功绩。

    其二：诸葛亮开创了一个时代

    在诸葛亮以

前中国只有一位天子，天子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也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曹操深谙此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得非常清楚，仅“欲为国家为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袁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人及历代儒生均视曹操为汉贼，是有原因的，其一，曹操阻止了袁绍、刘备、孙权等人分裂国家的图谋。其二，曹操乃宦官之后，并非儒生，不合正统。其三，众生嫉其文才，妒其武功。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次年诸葛亮公然奏请和策划刘备在成都登基大典，自己也做起了偏安小朝廷中的宰相。曹丕称帝后孙权上表称臣。刘备称帝，却未得到其他人承认。八年后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竟上表予以承认，并决定二帝并尊，一向自诩正统，王道的儒生诸葛亮终结了中国历史二千多年的天子时代,开创了中国的孔子时代。此后，只要尊儒尊孔，不论男女，不论汉族胡人，都可以自称天子,南面而尊,并且可以多个天子并尊。此后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直接引爆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大循环。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战乱频繁，动荡频率最高、民族内耗在严重的时代。    诸葛亮的才能    在《三国演义》及《三国志》中，诸葛亮被神化成智圣。究其原因是罗贯中和陈寿二位作者皆为儒生，民谬有云：百无一用是儒生。儒生除了做官欺压百姓之外，最大的用处便是舞文弄墨,愚化百姓。为了掩盖儒家的虚伪、自卑及反科学、反民主、反人类的本性，二人不惜捏造史实、神化诸葛亮。真实的诸葛亮只有小聪明，并无大智慧。    首先从人格上讲，诸葛亮是一无良之辈,刘备乃一无耻之徒。刘备先背叛袁绍，后叛曹操，如此反复之小人之举,三国中只有吕布与之相比。此其一。其二，刘备借荆州，夺益州之地均为自家宗亲之地。刘表、刘璋与刘备同宗同祖，这是刘备自己所言。如果刘备不是汉中山靖王之后,其行经则更无耻，像这样靠谋害自己兄弟以自强的君主，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其三，刘备长子名封，次子名禅，三子名永，四子名理。合起来便是封禅永理。说明刘备把封禅作为永远追求的真理。其篡汉之心早已昭然若揭。诸葛亮不投曹操，不谋国家统一，而投靠刘备此等无耻之徒，足见其品质之不端，其二，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不过一耕夫，却自比管仲，乐毅，自号卧龙。但在出师表中却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说明其内心的虚伪。其三，借刀杀关羽，高压囚马超，用计诛魏延，贬李严、毒彭漾、欺后主。妒贤嫉能之举说明其心胸狭窄。其四，唆使刘备借荆州而不还，陷鲁肃于不义，说明此人毫无诚信。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孙吴使者出使蜀国时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蜀国百姓人人面露饥色，个个垂头缄言不语。吴使谓孙权曰：蜀近亡矣。天府之国，膏膄之地，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竟饿殍遍地。关中平原，歌舞之乡，竟人人垂头不语。诸葛亮的治国才能真是世间罕见。此外诸葛亮创造了7：1(民:官)的世界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这是儒生们最不愿提及的。后主投降时, 蜀民共九十万，兵十万，官三万，即平均7个老弱病残的百姓，供养一名官兵。蜀国不亡没有天理，晋帝司马炎见此也于心不忍。遂召蜀汉一干文臣武将上京做官，以减轻蜀民负担，其中包括诸葛亮第三子诸葛怀。诸葛怀以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而推脱，然而成都百姓并未原谅诸葛亮，时有童谣云：三个臭皮匠，抵过诸葛亮。意即：合三个臭皮匠之恶臭才能臭过诸葛亮。诸葛怀见此深感成都不能立足。于是带全家人黯然南迁，后人在浙江一偏僻之地建立了八卦村，如 今此处成为一旅游胜地。后世儒生为了掩盖诸葛亮的罪行，便将此童谣异化成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在儒生心目中，诸葛亮是个神机妙算的军事天才，“借东风”、“草船借箭”、“空城计”、“火烧葫芦谷”等均是其军事天才的表现。可惜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全是杜撰出来的。军事战争虽有偶然因素，但实力、民心和智慧决定其成败。诸葛亮仅靠几个耍小聪明的锦囊妙计，焉能以小胜大，以弱欺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刘备都看不上眼。刘备取益州带的是庞统，入汉中带的法正。诸葛亮在刘备死之前没有任何战功可言，刘备死后诸葛亮军政大权独揽，架空了后主。军事上完全应有所作为，但六出祁山，空耗国力，民财仍无寸土之功。魏延 “子午谷”奇谋太过冒险，街亭之战用马谡理所当然，如此任意胡为北伐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    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公开疾贤妒能，耍尽手段。蜀汉初期，虽说不上人才济济，却也将星云集，时有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上将，又有赵云，魏延，吴懿等。赵云对诸葛亮言听计从是为亲信，魏延深得刘备信任，日后图之，吴懿乃川中宿将凉在一边。剩下的就是四大将了。张飞乃一莽夫，有勇无谋，不足为患，黄忠是一老夫，时日无多不过尔尔。于是诸葛亮便从关羽马超下手。《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是复旦大学朱子彦教授所撰写。各位癌友可网上阅读不在复述。高压囚马超是值得探究的。彭漾与马超交好，一日马超在彭漾家中饮酒，彭漾酒醉，因嫌官职大小，发了几句牢骚：“老革荒悖，吾必有以报之！”马超立即深夜告密。刘备问孔明，孔明曰：“ 漾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彭漾终被毒死狱中。马超乃西凉太守马腾之子，勇冠三军。堂堂国之大将，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投奔刘备后却成出卖朋友，背后告密之小人。如果不是高压囚禁，特务政治，马超怎会蜕变至斯！马超从此再无踪迹。三国之中，魏.吴均有史官，独蜀汉没有，也佐证了诸葛亮特务政治和高压政策。彭漾死后，其挚友宿特孟达降魏。正是诸葛亮的排挤，打击使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魏主曹睿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是对诸葛亮最好的评价。千百年来被儒生们津津乐道的流牛木马之说更是荒谬，试问一个没有任何动力来源的机器怎么运动。如果真有诸葛亮怎么次次北伐粮尽。流牛木马之说，恰恰反证了儒教反科学的本质。此外，诸葛亮也是历史上一个嗜权如命的大独裁者《三国志》记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自校薄书”、“罚二十以上亲览”。明朝丞相胡惟庸曾言“宁可少活十年，不可一日无权”这句话是对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最好的诠释。    综上所述诸葛亮充其量不过是一分裂国家，消除异己，图谋自取的野心家、阴谋家、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得志儒生而已。然而经过一千七百年众儒生的萃取和提炼，诸葛亮的思想竟炼制成举世无双的恶毒、奇毒、 异毒、顽毒、 大毒。其毒至今仍在毒害中华民族。    公元前500年，周室皇权衰微，礼器崩坏。孔子创立了儒教提出“复辟周礼“君臣纲常”的主张，在维持国家统一及社会秩序上尚有积极的一面。但诸葛亮恢复汉室，却是分裂国家的遮羞布，将其复辟分裂思想称之为“诸葛儒毒”一点也不为过。    公元1626年9日，爱新觉罗. 皇太极登后金汗位，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平起平坐，“共议国政，各置官僚”开始了共和执政。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军政事务，均由众大臣，诸王公贝勒共同商议。共和执政期间，国力大振，朝鲜称臣，明庭受掣。皇太极自己不知道，他开创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先河，这种共和议会制奠定了现代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权模式。皇太极是一个胸怀广阔，文武兼备，勤政爱民的领袖，他认为：“一些止图自家富足”的官员，不是尽心国政之人而能恩养穷民，方又称为“贤”即为勤劳国政之人，不然止图一己之丰厚不以众人为念众人岂复有系念尔等之心耶！”，其“平等”意识跃然纸上。宁锦大战中，锦州被围，明将祖大寿弹尽粮绝，竟杀城内百民，食人肉充饥，最后连袍泽伤兵亦不放过。后来祖大寿投降，除祖大寿及其家属外，皇太极将三千降兵全部杀死，令许多史学家所不容。一个有平等意识的人怎会做出如此“杀降”的糊涂事来。其实从他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行为看，足见他内心天良尚存。人性的光辉一触即发，“人权”思想呼之欲出。然而皇太极并没有向前进一步，在汉族儒生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将汉臣“早正尊号”的怂恿下，共和执政十年后，即天聪十年，皇太极登上帝位，帝号宗德。一向远离儒毒的女真族终于种植了汉民族最恶毒的诸葛儒毒基因。聪睿绝伦的皇太极原本可以带领中华民族开创人类新文明，执世界文明之牛耳，最终却成为诸葛儒毒（即复辟帝制，分裂割据）的播洒者。皇太极地下有知，亦会悲叹：诸葛儒毒实天下之恶毒矣！    公元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定。翼年，达赖喇叭和班禅双双上京，国人为之奔走相告，世界也瞩目关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掀开了民族团结、伟大复兴的新篇章，然而上帝并没有加入中国籍，1959年3月17日，“西藏叛乱”、达赖流亡印度，令人不解的是：在1950年5月1日 “昌都战役”之前，达赖政治上的民心，军力上有实力，经济上有“外援”，此时提出分裂、西****立等，尚有一定胜算。解放军进藏后，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政治上赢得民心，经济上中共政府大力援助，西藏建设为之一新，达赖此时发动叛乱，既失民心，又无军事实力，无异于自杀。达赖怎会如此不合时宜呢？原来，在“西藏叛乱”之前，解放军在西藏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叭也深感其诚，不远千里，车马劳顿进京觐见国家领导人，也说明达赖本人的诚意，此时的达赖的确表现出一代宗师的风范，心中只有民族团结，西藏发展的思想。不知是工作人员的无意之举，还是民族分裂分子的有意安排，在途中，为了了解汉文化，达赖看的竟是《三国演义》。    达赖喇叭何等智慧，只读一遍，立即读懂此书的精髓，那就是复辟有理、分裂无罪。一个民族分裂分子，内战战犯的诸葛亮不但得到千古推崇，后人还四处立祠祭祀，足以说明这个民族的国民性。达赖久居西域，远离中原，天生就缺乏对儒毒的免疫，一旦遇上，立中其毒，“西藏叛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像诸葛亮明知北伐无望而疯狂为之一样，至今达赖仍不言放弃。这般执着本就有违佛教“破执”、“持戒”之教义，与其佛教领袖格格不入。可叹达赖喇叭，一代宗师，有德高僧，佛门领袖，雪水洗涤过的灵魂，高原挺拔般的胸怀，原本是民族团结的天使，振兴佛教的领袖，却成****分子的精神领袖,漂泊海外半世纪，令亲者痛，仇者快。一个人的悲剧导致了一个宗教一个民族的悲剧。即便是因食物中毒而圆寂的佛陀，西天有灵，也会唏嘘：诸葛儒毒，真天下之奇毒矣！    公元2000年新世纪新千年伊始，湖北师范学院一历史大学生游古隆中后，曾赋诗一首，诗曰：四大发明出豫鄂，人类文明最耀目，河南湖北智慧长，一争诸葛便消亡。此诗虽言辞稍过偏激，却提出一个问题：湖北河南人自清朝“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地方，到底是湖北还是河南”之争论后，湖南.河北再无大智慧了。他们的智慧哪去了呢？    河南地处黄河之南，湖北乃洞庭湖之北，两地相邻均处中国腹地。先民们勤 劳智慧，开创了中华文明。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均产生于此。即使是到了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明朝，仍有朱栽堉在河南著《十二平方律》，奠定了西洋音乐的理论基础，李时珍在湖北著《本草纲目》揭开了植物学、药物学的新篇章。自此以后，二地再无理性灵光照耀史册。《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因明朝开设路禁，压抑商贾，加之古时交通不便，文化交流相当困难。清兵入关后，人口迁徙频繁，《三国演义》遂名声鹊起，家喻户晓。河南湖北两地儒生为“躬耕南阳”之地属争论不休。一时间朝庭震动，在这场争论中，两地百姓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诸葛亮儒毒的侵蚀。从此两地人民之智慧被彻底异化，河南人继承了诸葛亮的封建守旧思想，湖北人即从此小聪明埋没了大智慧，两地人的智慧就此湮灭。时至今日论灵气不如沿海人，论豪气不如东北人，论勇气不如西北人，论英气不如江西、安徽人，论霸气不如湖南、山西人，志气不如华北，才气不如东南，骨气不如西南。    可惜河南.湖北本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世界科技文明的摇篮。本应成为中华民族大复兴的中坚，却成今日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之软肋，两地先民，九泉之下也会疾呼：诸葛儒毒，天下之异毒矣！    李约瑟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时，有一疑惑不解：即中国自古以来科学技术水平均领跑于世界，但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精英.中华民族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所以倾其毕生心血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是有原因的。其一，他本人欣赏推崇中国古代文明。其二，出于对儒教反科学本质的义愤。中国所有的科学发明，包括四大发明在内，没有一项与儒生有关。而在两千年的儒教统治中，儒教教众如过江之鲫，书籍典故浩瀚如海，独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技术历史。最终竟由这位英国人来完成。明朝之前，虽有儒教抑制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但中国仍执世界科技文明之牛耳，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个大智慧的民族。明朝初《三国演义》出世诸葛儒毒泛滥，中华民族的创新思想随即熄灭。即使是到了21世纪的现代此毒仍贻害无穷。    3000：1这是中国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公务员考试成为天下第一考。上海一家公司上至总经理下至收发员，全部报考，公司不得不歇业。论薪酬公司员工平均1.5万元是公务员的7—10倍，论前途公司业务蒸蒸日上，竟争优势刚刚凸现，前途不可限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英们那么醉心于社会财富分配呢！一部门经理道出了心声：“对我来说考公务员不是看它安全，更非财富，而是竞争。因为官场竞争的最激烈，最无情的。一旦大权在握就可以像诸葛亮那样上欺后主，下压群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字是“爽”，二个字“幸福”，三个字“成就感”，四个字“流芳百世”。    天堂之上的李约瑟先生终于揭开可心中的谜团，原来中国的精英都做官去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被诸葛儒者彻底毒杀，至进仍顽毒未除，上帝知道也会叹息，诸葛儒毒实天下之顽毒矣！    公元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国首相兼外务大臣和开拓大臣。一战之后，日本帝国成为五大列强之一。进入二十年代，日本受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资源和商品市场。田中内阁进退危谷，正当田中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历史上一著名人物，让他智慧迸出，豪气万千。田中夫人平常喜爱中华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颇有心得，一日，她建议丈夫像刘备三顾茅庐那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田中一听大受启发，当他看见诸葛亮之“隆中对”时，灵感忽致，一个侵吞中国的罪恶计划立即形成。    19 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    1927年7月25日，田中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其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征服中国”，“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繁荣”。如果我们撇开民族感情，田中义一远大的政治抱负，卓越的军事战略，放眼古今中外无出其右。日本至今仍不承认此段历史史实，然而田中的继任者却是忠实的执行了他的战略方针。1937年九一八事变，日本用武力侵占了全东北，次年爱新觉罗溥仪在伪满州国登基。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果没有3500万中华儿女的壮烈殉国；如果没有540多万热血男儿拼死疆场；如果没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卓越的敌后抗战；如果日本人不犯南进“偷袭珍珠港”这种近乎愚蠢的战略错误，中华民族亡矣。    纵观《田中奏折》，其战略布置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北伐”，惊人的一致，都是先分裂中国，然后复辟帝制，再图谋全中国。只是一个北上，一个南下而已。千百年来备受中国儒生推崇的“功盖分三国”“隆中对”竟成了中华民族亡族灭种的“毒引”。    枉死城内三千五百万中国冤魂得知定会发出呐喊：诸葛儒毒，亡国灭族之大毒矣。”    2004年，陈水扁继任台湾行政首长，加快了台湾分裂步伐，提出了“先发制人”，即主动出击的军事战略，西安老教授胡觉照上书建议中学课本停用《出师表》，遭到海峡两岸儒生的猛烈抨击。台湾和大陆思想意识形态各异，但中小学教科书关于诸葛亮的文章却是惊人的一致。    当台湾民进党大搞入联公投的闹剧时，大陆《百家讲坛》即大肆宣传孔子.诸葛亮。一时间儒毒泛滥，各路儒生粉墨登场，分裂复辟文化来势汹汹，大有否定五四运动，颠覆科学民主，复辟孔孟，台湾独立之势。    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世人关注《百家讲坛》重讲三国“分裂”英雄，世界地理频道专题首播《武侯春秋》，台湾即进入选举倒计时。两岸儒生配合默契妄图从历史及现实中为“台独”找到了分裂依据。有癌友说：“‘百家讲坛’不是共产党办的也不是国民党办的，倒像是民进党所办。此等敏感时期，竟大讲三国分裂，太不像话。”主编闻之，不禁毛骨悚然。回想起二十三年前，主编乃一住院医生，陪同病友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有一癌友病情突然加重，曾书绝命诗一首，诗曰：“阿里山歌柔如风，最恨诸葛对隆中。台湾回归祖国时，良医勿忘祭老翁”。见主编不解，这位有四十年教龄的历史老师拼尽全力说：“如果没有诸葛亮，中国历史绝不是血泪写成。”说完便洒手西归，驾鹤仙去，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之人怎么恨起古人来了呢？主编茫然。现在终于读懂了他老人家对祖国对民族的一片赤诚，却更加茫然：这种发自灵魂的悲嚎不知何时停止。没有国家的大统一，哪来民族大团结，哪来民族大智慧，哪来民族大复兴，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电视台，讲台上的儒生们不懂？ 行文至此，主编有诗叹曰：    从来儒生喜复辟    尤胜野犬念旧主    诸葛无良分三国    华夏从此血泪煮 又有诗曰：    千古流毒诸葛亮    分裂国家伪丞相    疾贤妒能欺后主    儒生愚民立榜样

第11、中国古代“断错案”如何“追责”

　　中国古代“断错案”如何“追责”
　　
　　文／佚名
　　
　　浙江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被判入狱10年终于无罪释放成为新闻焦点，对于当事涉案司法人员应如何追责引发热议。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防范“断错案”的出现？历代刑律中有哪些惩治“断错案”的追责措施？
　　
　　古代如何防范审判出错？
　　
　　先秦时期
　　
　　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罪过与犯人相同
　　
　　案子都是由人来查、人来审的，客观上很难保证一点不错，如果有人营私枉法，冤案就更不可避免。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尚书·周书·吕刑》中就曾提到过刑法审判中的五大弊端：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中做手脚（一说听信女人枕边风）、索受贿赂、谒请说情，即所谓“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如果法官行为在这五方面有失检点，造成判罚不公，“其罪惟均”，意思是其罪过与犯人相同。
　　
　　可见，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即开始防范审判不公和司法腐败。
　　
　　就追责来说，先秦时期的惩处力度相当大。为了防止官官相护，还出台了举报奖励制度：如果同事能主动检举揭发枉法官员，不只可免予处分，还能顶替枉法官员职位，享受相应物质待遇。
　　
　　因为有一系列严格的追责制度，先秦时代司法人员大都能严于律己，依法办事，捍卫法律尊严。有的人甚至因办错案子而自责，自杀偿命。在现代司法界也评价甚高的春秋时期的李离，是相当于晋国最高法院院长的狱官，《史记·循吏列传》记载，因为误听误信，错杀了人，李离十分自责，自己拘禁了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虽然当时的国君晋文公重耳都替他解脱，李离仍拒绝赦免，伏剑自杀。
　　
　　在追责制度外，先秦时还有一套纠察制度，为受害方提供申诉渠道。《周礼·秋官》中记载过，有一个职位叫“禁杀戮”，这是周代“掌司斩杀戮”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专门负责纠察官民擅自动用斩杀刑罚的行为，对故意不受理案件或者阻挠他人投诉的法官，即“攘狱者”、“遏讼者”，一经查出，呈报后即严惩，“以告而诛之”。
　　
　　古代为何会出现刑讯逼供？
　　
　　《明律》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
　　
　　主管官员“罚俸钱两月”
　　
　　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的，除了法官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贪欲私心重外，还与相应的刑侦制度有关。
　　
　　对于案件侦破、嫌犯捕获，古今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据《唐律疏议·盗贼》“部内人为盗及容止盗”条记载：唐代对盗窃、杀人犯等，要求事发后30天内必须抓获归案。如果在30天规定期限内抓不到，破不了案，事发辖区内相当于今公安局长或刑警大队长的责任人要被治罪。
　　
　　这一严格的破案规定，为以后各个朝代所继承。如《大明律·刑律·捕亡》“盗贼捕限”条规定，“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同时，主管官员要被扣工资，“罚俸钱两月”。
　　
　　在这个破案规定之下，很难排除为在规定期限交差而错抓人、抓错人的可能。如何让被抓者“认罪”，不可避免会使用“刑讯逼供”这类手段取证，不然被错抓的人绝不可能认罪，过去民间俗称此为“屈打成招”。
　　
　　刑讯逼供，是古代对付“大胆刁民”和歹徒、惯犯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司法制度下属于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合法的”，系一种例行程序。
　　
　　刑讯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到秦汉时期，则成为普遍选择，随后的南朝，在这方面又玩出新花样。《隋书·刑法志》记载，南朝梁武帝时，有一种为官方认可的刑讯手段，将在押人员大饿3天之后再审，反复饿，称为“测罚”；南朝陈则有“测立”，将在押人员拷打后，逼其站到一个约一尺高、仅能容双脚站立的土垛上，每次站“七刻”，约100分钟，循环进行。
　　
　　在隋唐以后，开始以法律形式规范刑讯逼供行为，但在事实上，哪个朝代都少不了刑讯逼供。
　　
　　如宋代，所使用的招数，仅从名字上就很恐怖。《宋史·刑法志二》记载，有“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多种酷刑，其中“脑箍”法，系用绳缠紧犯人的头，再加钉木楔，犯人头痛欲裂。
　　
　　古代如何限制非法取证？
　　
　　《唐律》规定如果刑讯孕妇
　　
　　“决者”将被“杖一百”
　　
　　如此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成，没有几个人能不“老实交代”的。正如《汉书·路温舒传》中记载的西汉时著名“法官”路温舒所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意思是，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所以不少犯人只得就范，编造供词。
　　
　　东汉永初年间（公元107-113年），曾出现了不少冤案。《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当时临朝的邓太后，亲自到洛阳寺审案。当时，有的囚徒根本没杀人，因遭刑讯逼供只得认罪。邓太后仔细审核，最后理清了所有冤案，办案的洛阳县令被逮捕并下狱抵罪。
　　
　　在古代，因为刑讯手段过于严酷，有时连皇帝都看不下去。《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拓跋宏（孝文帝）当皇帝时，有的官员一旦定不了案，便采取刑讯逼供取证手段，给犯人戴上超重刑具，如不交代再在脖子上系上一块大石头，安排身强体壮的狱卒轮番拷打。孝文帝“闻而伤之”，当即批示，以后不是大逆不道，且有明证却不肯招供者，不准再给犯人戴大型枷锁。所以，考虑犯人容易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即便在刑讯合法、允许逼供的朝代，法律对刑讯行为也是有严格限制的。
　　
　　为了防止非法取证，各代的用刑标准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规定，“累决笞、杖者，不得过二百”，即最多打200下。对特殊对象，唐代还有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残疾人、孕妇，一律禁止刑讯。
　　
　　《唐律疏议·断狱》“拷决孕妇”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对孕妇行刑、刑讯，相关责任人要被“杖一百”；即便对生产以后、未满百日的女犯动刑，官员也要受到处罚。
　　
　　唐代这一防止非法取证的规定为后来历代沿袭，宋、元、明、清诸朝刑律中，都有类似的条款。
　　
　　古代如何惩治超期羁押？
　　
　　《明律》规定“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
　　
　　法官将被“笞二十”
　　
　　明代以酷刑著称于史，但同样禁止刑讯逼供，不止一位皇帝亲自作过批示，不得严厉拷打犯人。
　　
　　《明史·刑法志二》记载，明世宗朱厚熄（嘉靖皇帝）曾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下诏，“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当然，古代在惩罚执法者的违法行为时，也会考虑是故意还是过失。宋朝规定，如果故意挟私情违法拷讯致囚犯死亡的，以故杀论，处斩。如果是过失行为，则减轻罪行。如将无罪者拷打致死，减故杀罪一等；如被拷打死者是有罪之人，则减故杀罪三等惩罚。
　　
　　除限制刑讯逼供，古代对犯人的羁押期限也有严格的规定，不得超期羁押。
　　
　　“羁押”是现代司法术语，古代称羁押为“囚禁”，法官如果不按规定囚禁犯人，要承担刑事责任。《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
　　
　　《明律·刑律·断狱》“故禁故勘平人”条规定：“凡官吏怀挟私仇故禁平人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绞……若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伤以上，依凡斗伤论；因而致死者，斩。同僚官及狱卒，知情共勘者，与同罪；至死者，减一等。”所谓“平人”，就是指没有犯罪的普通老百姓。
　　
　　在问清细节，被告已认罪又无需再询问的情况下，不只证人，连原告也应即时放回，否则相关法官要被处罚。《明律·刑律·断狱》“原告人事毕不放回”条规定，“若无故稽留三日不放，笞二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古代“断错”了案如何处置？
　　
　　汉顺帝建康元年零陵太守刘康
　　
　　因“坐杀无辜”而“下狱死”
　　
　　司法问责制度，根本上是为了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那么，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等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
　　
　　所谓“同职公坐”，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唐律疏议·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可见，即便无私心、无腐败，仅仅是工作失误，从上到下四级责任人都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已施行，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很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王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有所减轻，但也要领“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规定：“违者笞三十”。
　　
　　（摘自《北京晚报》）

第12、晁错之错

　　晁错之错
　　
　　云岭
　　
　　公元前155年底，新御史大夫晁错在汉景帝的支持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但削藩刚刚开始不久，吴、楚等七国联合起兵叛乱，举国震惊。于是，汉景帝“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晁错一生政绩不凡，且才华出众，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后人大都将他的死和当时另一位大思想家贾谊的英年早逝，并称为“西汉时期最悲剧的政治事件”，意在惋惜、同情他壮志未酬，含冤而死。
　　
　　可是，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历史之错，还是晁错之错？
　　
　　与贾谊不同的是，晁错是法家出身。这很能让人想起因为变法而惨遭车裂酷刑的秦国商鞅，而事实上，晁错也的确很崇拜商鞅，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商鞅的“刑名之学”。据《史记》载，晁错曾跟随轵县人张恢学习申商之学，后因为过人的文学才华，担任太常寺（负责祭祀和教育的部门）中太常掌故一职。
　　
　　可以说，这是晁错一生仕途的开始，但更加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他开始命运之旅的机缘之地。
　　
　　焚书坑儒和连续多年的战争祸乱，使大秦王朝斯文扫地，许多优秀的传世之学几乎失传。以至于到西汉文帝时，偌大的天下，真正懂得经典之作《尚书》的仅剩下一位“济南伏生”。这实在让人痛心不已，可更为疾首的却是，当人们发现这位“故秦博士”时，他已经“年九十余”，根本无法再被征召入朝了。无奈之下，汉文帝只好令太常寺选派一位有才之士亲自到这位老先生家中去学习《尚书》。
　　
　　人生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机遇巧合的支持。身世并不出色，俸禄不到百石的小吏晁错被选派出这份令众人羡慕的“公差”，
　　
　　这次偶然的学习，着实让晁错受益匪浅，不仅使他今后奇货可居，更使他由简单的只治一经之说的学者，成功蜕变为―名学贯儒法的绝世奇才，像一颗璀璨的明星，迅速照亮了西汉文坛黑寂的天空！因此，他很快受到了文帝的赏识，先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太子的伴读）、门大夫（掌管远近表牒，协调内外），更“以其善辩得幸太子”，被大家称为“智囊”。
　　
　　晁错的精彩开始了。法家刚毅深刻的政治性格，加上儒家标榜仁德的教化方略，使这位太子的属官与一般的朝臣相比较，多了更加精准的政治眼光和感觉。因此，面对社会常态，他往往能看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问题与矛盾所在：
　　
　　当时，一部分朝廷大臣普遍认为太子不必专门学习治国“方术”，而晁错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窃观上世之君，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权，而被乱臣颠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懂得治国术数。”他说：“故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即作为一位君主，他必须知道怎样统驭他的臣民，使群臣畏服，怎样听取下面的奏报，不受蒙骗；他必须懂得采用何种方法使百姓过得安康幸福，怎样使四海归一，没有叛乱；他还要使臣子忠孝，没有异心。总之，“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所以，他建议文帝，应该选择圣人之术中当今切实可用的，让太子学习掌握，并注重让太子经常就时事政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可以锻炼他的治国能力。
　　
　　当时汉朝统治者治理国家主张无为而治，故晁错关于法家帝王之术的这番侃侃而淡，不容置疑成为点睛之笔，让汉文帝的眼睛亮了起来，不仅立即采纳此建议，而且拜晁错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府的庶务工作。
　　
　　晁错是最幸运的大臣，相较与贾谊的仕途坎坷，他简直是一马平川。一次次智慧与才能的精彩亮相，使他愈加自信，而文帝及太子的器重与宠信，更是给他创造了澎湃激情的绝好舞台。在这肥沃的政治土壤里，他有着太多的思想要表达，太多的理想要实现二
　　
　　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对仕途的渴望，更主要的是一种大志向、大自信的表现，一种急切着要济世利民的热情以及一种伟大人生的自我实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因此，辅助太子的这一段时间，成了他思想创作的丰收期，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西汉鸿文”的千古佳作《论守边劝农疏》与《论贵粟疏》即创作于此时。
　　
　　公元前169年，匈奴骑兵侵犯陇西地区，连续多年困扰汉朝统治者的匈奴问题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时，晁错的《言兵事疏》放在了汉文帝面前，满腹经纶的他对比分析了汉、匈两圉的形势和实力后，总结历史上用兵的经验，提出联合少数民族共同对付匈奴的抗匈政策，并提议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一个文绉绉的学士能够提出如此用兵策略，文帝大加赞赏。但将兵之事岂是这样简单？文帝虽然赞许，却并未打算付诸实施。于是，晁错又呈递了《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建议用移民实边的方法替代轮番戍边的政策。晁错指出，秦时戍边政策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他们强征内地军民轮流戍边，“一岁而更”，不仅容易造成军民水上不服，多无辜伤亡，而且对匈奴的虚实情况也不容易了解。“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秦之戍卒，不能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其次，这种戍边政策太过严酷，赏罚不分：“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因此才会出现陈胜起义这样的事件。
　　
　　他分析说，匈奴的特点在于流动不定，“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所以，当有匈奴来犯时，“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一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下去，“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
　　
　　针对这样的情况，晁错认为：第一，采取赐爵、免税及赦罪的方法，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安家，从事长期生产，但前提是政府先给移民百姓提供衣、食、工具等，直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为止；第二，建筑边防工事，并按照军事组织的方式编制移民，“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只有这样，边疆的防守才能得到真正巩固。
　　
　　读《言兵事疏》，还可以说是满纸书生意气的纸上谈兵，但面对《言守边备塞务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疏》，我们却不得不“奇其材”了。寥寥数十语，却句句如神来之笔，不仅紧扣眼前实际情况，切中要害，而且突破常规，独具匠心。因此，鲁迅评价说：“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深远。”后世的屯田政策就是晁错的这种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公元前155年，晁错的一道上疏再次引起了满朝的震动。晁错说：“早年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到现在，光是齐、楚、吴三位诸侯王就拥有一百六十多座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尤其是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被皇上打死之事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照律法本该处死。先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深厚。但吴王不但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不仅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还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反叛之心已经非常明显。请皇上削其地，收其枝郡。”这道上疏一出，朝野里一片沸声。
　　
　　此时，汉文帝已经去世，景帝即位。晁错先被任命为内史，掌管京城长安的行政工作。两年后，即公元前155年又升任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似乎这一切都朝着晁错期待的方向发展。从职低位卑一步步到位高权重，晁错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离改革朝政、重整河山的梦想，又走近了一步。
　　
　　对大汉王朝，晁错有着说不出的热爱之情。他的志向，他的胸怀，已经与这个帝国的荣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是以，他的奋斗上进，他的积极向上，已不只是一般的渴望参决朝政和臣子简单的尽忠职守，更多的是真正地对这个王朝负责。他已经有意无意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所以，他从来都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在审视这个王朝的发展，以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要求整个帝国要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丝毫不差地高速运转。
　　
　　不仅是匈奴问题，晁错敏锐的政治视觉告诉他，影响着大汉王朝繁荣稳定的另一个致命的问题则是日益膨胀的地方诸侯势力，这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之患。
　　
　　汉高祖刘邦建汉后，鉴于秦王朝短暂的二世而亡，除在京畿地区继续实行郡县制外，在中央政府的外围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作为巩固皇权的支柱。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选择这样的政治体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却恰是一种倒退。正是这种既不同于邦国制，又不同于郡县制的“郡国制”，不仅没有给王朝带来稳定统一，反而导致了西汉初期的数起战乱。
　　
　　按照这种“郡国制”，各地诸侯王除了拥有自己的领土外，还有独立的政府、军队和经济收入，俨然是一个个有别于大汉王朝的独立王国。长此以往，随着王国实力的逐渐增大，必然产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姓不同心的危险局面。更严重的是，到汉景帝时期，这样的诸侯王国已发展到了二十多个。如果任由他们继续坐大，势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针对这种脑体倒挂的危急现象，晁错果断地向汉景帝提出削藩――裁减地方诸侯国领地，收回封国权力，以加强中央皇权的集中与统一。
　　
　　事实上，对于诸侯国尾大不掉的危害，在晁错之前，英年早逝的贾谊就曾向汉文帝提醒过，并且他还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以受到文帝及文武大臣的反对而作罢。
　　
　　晁错也不能幸免，他的《削藩策》一出，几乎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或者至少是再迟几年再慢慢削藩。况且，削藩极有可能造成诸侯叛乱，使天下陷于灾难之中，其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但晁错却不以为然，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既然迟早要反，为何不提前先下手为强，消除隐患？难道非要等到他们真的造反叛乱，才开始遏制？
　　
　　这份高瞻远瞩，不得不让汉景帝对晁错钦佩有加。尽管朝臣多不赞成，但最后汉景帝还是决定了实施晁错的建议――削藩，首先削夺吴、楚王各两个郡，赵王一个郡，胶西王六个郡。 但遗憾的是，从后世来看，晁错太过急切地实现王朝兴盛的政治理想，步子显然是迈得太大了，以致于没有人能够跟得上，甚至连他自己都开始颤抖了，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当然，无论晁错的主张有多么利国为民，对于各个诸侯王来说，让他们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都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
　　
　　正如晁错的“削亦反”，朝廷的削藩令一下，诸侯国便一片哗然。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两国率先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同月，赵王、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和淄川王也纷纷起兵，组成七国联军，向京城杀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至此，不仅是晁错的个人命运，连整个大汉王朝的命运也受到了考验。
　　
　　事情发展到此，是晁错所没有预料到的。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汉景帝急忙一边调兵遣将作军事部署，一边找晁错商量对策。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事先做好准备，此时接连败退。晁错建议先割让两城给吴王刘濞，以拖延叛军，后又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做后方支援。这样的建议不错，但是由削藩的“总设计师”晁错提出来，却让汉景帝和其他大臣们无言以对，大为失望了。
　　
　　晁错还建议景帝应该追究袁盎预先知道吴王叛乱却隐瞒不报的罪过。袁盎知道后惊恐万分，急忙向汉景帝说：“吴楚叛乱，其实是有办法应付的。吴王铸钱煮盐不假，但他招募的却是一些无赖子弟或亡命之徒，根本不能成什么气候。他们之所以贸然造反，只是因为晁错擅自削藩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现在只要杀了晁错，归还各诸侯的土地，他们就会退兵了。”
　　
　　本就惊慌失措、方寸大乱的汉景帝犹豫了起来，想着步步进逼的叛军，他沉默了许久后说：“假如真如你所说，为了天下，我不会偏爱某一个人的。”虽然没有肯定，但实际上，汉景帝心里已经认同袁盎的看法，有牺牲晁错的打算了。
　　
　　十几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张欧和中尉陈嘉联名弹劾晁错，指责他“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当“要（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景帝日：“可。”于是，忠心耿耿为汉家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一刀两断”了。
　　
　　“罪魁祸首”晃错死了，可叛军真的会退兵吗？不会！答案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晁错也的确是含冤而死。对此，当时任汉军校尉的邓公深有感触，他说：“吴王准备造反已经数十年了，所谓‘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他找的借口罢了。相反，晁错为国家社稷的安定昌盛费尽了心血，现在却落得灭门的下场。恐怕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国家出谋划策了。”汉景帝听了以后，“默然良久”，叹气道：“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诛，再无回头之路了。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继续晁错的削藩政策，乘势收回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裁减各国领地，削弱他们的实力，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创造了条件。
　　
　　因此，就削藩而言，晁错无疑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但他却终究因削藩而死，这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他太忠心、太执着，还是因为他太“峭直刻深”？
　　
　　司马迁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其身。”班固也在《汉书》里说他：“锐于远虑，而不见身害。”恐怕全不尽然。从太子家令到御史大夫，晁错可以说是将削藩大业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理想为之奋斗，自己要落得什么样的结果，他是非常清楚的。当初他的父亲见他更改政令，得罪诸侯，特地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来劝他：“皇上刚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削减诸侯力量，离间疏远人家的关系。现在大家都议论纷纷，对你满是怨恨，你到底为了什么？”晁错大义凛然地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不只如此，按说至少当他父亲为之饮药自尽后，他也应该有所反省，可是相反，他削藩的主张却更加执着。
　　
　　可见，并不是晁错“不见身害”，他其实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遗憾的是，前面的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却准备了“以身殉道”。诸侯真正的“削亦反”后，他没有临危不惧，不仅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而且屡出昏招，无奈之下说出“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的话，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第13、首次正式出场就留下千古骂名的三国谋士是谁?

    本文摘自《历史中国：三国原来是这样》 作者：姜狼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自从《三国演义》火爆问世以来，由于罗贯中铆足了吃奶的劲，替诸葛亮摇旗呐喊吹喇叭，诸葛亮在中国人心中“首席智囊”的形象深入人心，已经很难改变过来。

    诸葛亮不仅成为三国智囊的头号代表，而且也几乎成了三国这段历史的代言人。说到三国，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还不是曹操或刘备，而是诸葛亮。

    其实这种“以一代百”的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在一个优秀的团队或某个行业中，有许多精英人才，但往往为大众所熟知的只有一个或几个明星人物。比如一提唐诗，必说李杜；一提宋词，必说苏辛；等等。

    其实李杜苏辛只是各自文化时代的代表人物，不能说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词家水平就差，谁敢说王昌龄、王维、白居易、小李杜、罗隐、大小晏、柳欧秦陆、李照写得不如李杜苏辛？

    话题回到三国，都说三国谋士如雨，这话不假。魏蜀吴三大智库中的精英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比如诸葛亮、荀彧、荀攸、庞统、郭嘉、法正、鲁肃、刘晔等等，个个都是大牌。

    这些智库精英因为效力魏蜀吴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在历史舞台上的曝光率非常的高。一线明星往往都是这样，越红越炒，越炒越红，老百姓想不知道他们都难，可以称他们为三国的主流智囊集团。

    有了主流，自然就有非主流。这里的非主流不是讲个性，而是历史舞台上的曝光率。因为各种原因，除了在魏蜀吴三家舞台上曝光率超高的那些大牌谋士之外，三国历史的天空中还散落了几颗闪亮的巨星。

    这些非主流的超级谋士论知名度可能要略逊于诸葛亮、荀彧这些人，但要论谋略级别，他们和诸葛亮等人同等身价。比如贾诩、陈宫、陈登、田丰、沮授、徐庶等人，先来说说贾诩。

    贾诩在这五人中显然非常的另类，首先他是曹操手下的超大牌智囊，身价绝不比荀彧低。之所以没把贾诩放在《曹操的智库》那一篇，而放在这里讲，是考虑到贾诩腕虽大，但他不是曹操的心腹。

    “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属于大隐隐于朝的那类高人。从这个角度来讲，贾诩可以算成非主流，一如蜀汉的“小贾诩”刘巴一样。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贾诩出生在凉州武威郡姑臧。自东汉开国以来，东汉王朝就和散居于凉州周边的羌氐各部族进行了百年战争，这里长期兵荒马乱，复杂而险恶的生存环境正好造就了贾诩超强的适应能力。

    贾诩的谋略水平放在整个三国谋士群中来考量，都是超重量级的，三国谋士还没有谁敢说自己的智商在贾诩之上。当初贾诩弃官还乡，路上遇到了一支反叛朝廷的氐兵，贾诩和同行的几十个人都被活捉，叛氐要活埋他们。

    贾诩的临事应变能力非常强悍，他为了自救，谎称自己是护羌校尉段颎的外甥。当时段颎是朝廷专剿羌氐反叛的方面大员，在西土威望非常高，加上贾诩和段颎都是姑臧人。氐兵知道段颎的分量，当然不敢加害段校尉的外甥，就把贾诩给放了。

    贾诩真有本事，吹牛撒谎脸不红心不跳，和氐兵头目有说有笑，喝了鸡血，拜了把子。然后贾诩揣着氐兵送的盘缠，大摇大摆走了，而与贾诩同行的几十个倒霉鬼全部被活埋。

    当然这只是小聪明，难度系数并不高，是个反应快的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说：谁谁是我舅舅，谁谁是我二大爷。真正显示出一个人的谋略智商的，还是在大场面上。

    不过贾诩第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正式出场亮相，就留下了千古骂名，可以说，三国初期的大乱，贾诩要负上很大一部分责任。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巨贼董卓被王允和三姓家奴吕布联合干掉，董卓手下的三大马仔李傕、郭汜、张济见前程无望，准备散兵回乡，不在官场上混了。

    这时在董卓女婿牛辅手下混饭吃的贾诩却吃饱了撑的没事做，想显摆显摆自己的智力水平。贾诩给李傕壮胆，说如果我们一哄而散，官府的一个小亭长就能把咱们收拾了。不如弟兄们齐心合力，东向与王允决战，事成，我们做诸侯，事败再逃不迟。

    李傕这些人本就是江湖强贼，被贾诩这么一激，果然壮起了狗胆，张牙舞爪找王允寻仇，最终族灭王允，大败吕布。各路军阀杀在一处，砖头横飞，中原地区遭到了战争的空前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因为贾诩说了句不该话的话，在历史上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其实真正要为李傕、郭汜之乱负责任的，除了贾诩，还有死脑筋的王允。如果王允不是要对李傕、郭汜斩尽杀绝，拒绝李、郭向朝廷投诚，逼得二人走投无路，事情也不至于闹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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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诩是个游离于主流社会价值道德体系之外的非主流鬼才，贾诩存在的价值，也许不能用爱国爱民这样的泛泛标准去要求。在乱世中，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彰显，整个社会也会随之进步，毕竟社会是由无数个个人组成的。    就贾诩来说，李傕、郭汜这些乱世草头王不可能给贾诩实现个人价值提供很好地舞台，跟着强盗土匪能有多大出息？但当时群雄混战，袁绍和曹操都只处在事业刚起步的阶段，贾诩未必对他们有多少深入了解，再加上距离遥远，显然他们还不是贾诩合适的买家。    在贾诩的选择菜单上，张济的侄子张绣是个不错的人选，而且盘踞在南阳一带，收入比较稳定。贾诩觉得暂时在张绣家里吃饭比较安全，就暗中和张绣挤眉弄眼。果然就把张绣的七魂六魄给勾了过来，派人来请贾诩过去当军师。    张绣的这块舞台虽然不算太大，但足够贾诩伸展自己的神鬼之才了。贾诩之所以能在三国江湖上扬名立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南阳?那次超精彩的演出。配合贾诩精彩演出的绿叶是三国头号枭雄曹操。    那还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的春天，因为张绣和荆州牧刘表结盟，曹操感觉到了南线的压力。再加上前一年张绣在南阳大败曹操，致使曹操长子曹昂和重将典韦战死，曹操想报一箭之仇，曹操大举南征。    但曹军刚到南阳没多久，就从北线传来田丰劝袁绍偷袭许都的消息，曹操不敢拿自己的老巢开玩笑，立刻撤军回去。张绣当然不想放过曹操这条大鱼，带着弟兄们，摇头晃尾巴，红头涨脸的要给曹操“送行”。    贾诩拦住张绣，劝张绣不要追击，追则必败。张绣瞪起牛眼看着贾诩，检查贾诩的脑袋是不是被驴给踢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为什么不要？张绣不听，风一般地冲了出去，可很快张绣就被曹操的伏兵打败，差点把内裤给输掉了。    贾诩等张绣回来后，立刻又劝张绣再去追曹操，必能大胜。张绣这回有些相信贾诩了，拎着板砖冲出去，果然将曹操揍得鼻青脸肿。张绣越看贾诩越不像个人，他怎么如此能掐会算？曹操几乎被他招招算定。    张绣诚心下问，贾诩大笑：“这事很简单，曹操初来便退，肯定是许都受到了袁绍的威胁，才急忙北撤。曹操用兵谨慎，料得将军必定在后追袭，所以曹操必在半路设下伏兵，将军果然中计。至于再追反胜，因为曹操打退了将军的追袭，以为我们不会再追，对我们放松了警惕。”    这下张绣彻底服了，贾诩能把人情世故看得如此透彻，当今世上也没几个人，无非郭嘉、程昱、法正而已。当然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贾诩的妙计实在没什么稀奇的，但问题是“马后炮”一文不值，如果凡事都“事后如何”，那历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像贾诩这种级别的谋士，蹲在张绣这座小庙里着实委屈了他，就像张鲁这等小虾米用不起法正一样。张绣对贾诩来说也只是一个跳板，贾诩注定不可能跟着张绣啃一辈子窝头。    后来贾诩最终从良跟了曹操，但因为他和曹操过去的恩怨，使得贾诩在心中对曹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感，这也影响了贾诩在曹操那里的智力发挥。    不过贾诩天生就是混大场面的，他总是能在有意无意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仅有的几次漂亮手笔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对于这一点，后来的魏文帝曹丕想必是最有体会。    随着曹操日渐老矣，确定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刻不容缓，但曹操一直在曹丕和曹植之间犹豫不决。要不是贾诩一句：“吾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耳。”曹操未必就选择曹丕。可以说没有贾诩，就没有曹丕的未来，曹丕对贾诩感恩戴德一辈子，贾氏一族终魏之世，富贵等身。    人这一辈子，活着就是活着，无论是庙堂决胜，还是商场搏杀，抑或是草根糊口，都只是一个证明曾经存在过的过程。贾诩就是这样，自跟了曹操之后，贾诩就下定了归隐的决心。虽然贾诩死于公元223年，实际上贾诩的政治生命早在公元199年就已经结束，那一年贾诩五十三岁。

第14、中国历史故事：董狐直笔

　　【典故】《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为赵盾所杀。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解释】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直笔：根据事实，如实记载。指敢于秉笔直书，尊重史实，不阿权贵的正直史家。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尊重历史事实

　　【相近词】董狐之笔

　　【故事内容】

　　公元621年，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夷皋继位为君，即晋灵公。

　　当时，晋灵公只有七岁，便由相国、中军元帅赵盾执掌国政。

　　过了十多年，晋灵公长大成人，便亲自掌握国政。晋灵公生性残暴，生活十分荒淫，且又经常滥杀无辜。赵盾见了，十分着急，几次向灵公进谏，灵公当面不说什么，心中却把赵盾恨得要死。

　　当时，晋灵公十分宠信大夫屠岸贾。他和屠岸贾商议后，派了一名刺客去行剌赵盾。不料刺客来到赵盾府上，看到赵盾四更起来，坐在屋里等天亮上朝，不由被赵盾忠心为国的精神所感动。他不忍下手，告诉赵盾有人要谋杀他后，就一头撞死在一棵大树上。

　　晋灵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假意召赵盾进宫喝酒，想用一只训练好的猎狗咬死赵盾，不料诡计被赵盾的侍卫提弥明识破，当猎狗扑向赵盾的时候，提弥明猛冲上去，一下子就扭断了猎狗的脖子。晋灵公大怒，立刻下令武士们去杀赵盾和提弥明。提弥明非常勇敢，一个人保护着赵盾，一面还手，一面跑。提弥明一连杀了几个武士，但寡不敌众，终于被武士杀死。

　　赵盾幸亏武士灵辄相救，才逃出了宫。原来，赵盾五年前曾救过灵辄的命，灵辄才在赵盾危险的时候救了他。赵盾出了宫，正巧他儿子得了消息，率领家丁前来救应。赵盾脱了险，父子俩不敢再回相府，急忙出了西门，想逃到国外去。

　　碰巧，他们遇见了打猎回来的族弟赵穿。赵穿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赵盾说完后，赵穿说：

　　“你可不能离开晋国，我自有办法请你回去！”

　　赵盾不知道赵穿要干什么，心中很矛盾，于是又像点头，又像摇头地说：

　　“我暂时在河东等着。不过你得小心，千万别再惹出祸来。”

　　赵穿回到城里，用计取得了晋灵公的信任，又以搜罗美女为名，把屠岸贾支到外地去，接着，便在晋灵公到桃园喝酒游乐时，指挥卫士把晋灵公杀了。

　　赵穿马上把赵盾接回降城，赵盾便继立晋文公的小儿子里臀为国君，便是晋成公。

　　对于赵穿杀晋灵公这件事，晋国的百姓因为怨恨灵公，没有人责怪他。但赵盾觉得灵公总是个国君，谋害国君的名声实在太难听，对于世代忠良的赵家，真是清白的脸上抹了一块黑，成为他的一件大心事。

　　一天，他找来太史董狐，让董狐把记载朝廷大事的史简给他看看。董狐把大事记交给赵盾，只见上面写着：

　　“秋七月，赵盾在桃园谋害了国君夷皋！”

　　赵盾大吃一惊，说：

　　“太史，你弄错了吧！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那时我还逃亡在外，怎么能归罪于我呢？”

　　董狐耿直地说：

　　“你身为相国，国家大事全由你掌管，你虽说跑了，但没离开本国的地界。要是你不允许凶手这么办，那你回都后为什么不治他的罪呢？显然，这件事是你主谋的！”

　　“可以修改吗？”赵盾又问。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董狐头可断，此简决不可改！”董狐回答说。

　　赵盾听了，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后来，“董狐直笔”这一典故，用来称颂据事直书的史臣或史官正直不阿的精神。（戈智）《左传・宣公二年》

第15、宋湘被难小村姑

　　才子宋湘有一次到平远访友，打着轿子经过乡村小道，眼前是一座小桥。正要上桥，迎面走过一个村姑，肩挑长条甘蔗。狭窄小桥，怎容得一齐通过？宋湘忙叫村姑退让。村姑则说：“常言说得好，做官要让挑担人！”宋湘说道：“哪里是官，我乃读书人宋湘是也。”村姑一听宋湘大名，高兴极了。她早知宋湘是能诗善文的南国才子，不期在这村野相遇，心想，何不一试他的才华？于是村姑答道：“噢，原来是宋先生，村姑合当让路；不过，有个条件：我出个对子请你对，对着了，当即让道。如对不着，那就要劳驾宋先生让道了。”
　　宋湘自恃学识广博，文思敏捷，区区一山村小女子，哪里放在眼里！便毫不在意地应道：“对对子，容易过食豆腐呢！”村姑就此歇下蔗担，即念道：“大蔗八尺长，无端撩拨凤髻”，宋湘暗地称好，对子出得蹊跷。盖“大蔗（柘）、八尺、凤髻”皆为平远的地名，暗中却巧寓对宋湘的讽意。苦思良久，终未能恰切对上下联。村姑却又催促得紧，宋湘只得憾然认输；老老实实地让道给了村姑。
　　宋湘一路郁郁寡欢，万没料到竟会败在山野村姑手下。回到家里，妻子见他沉闷不乐知必有事，问清情由后婉言劝慰说：“这点小事，也值得耿耿于怀？先吃饭吧！”宋湘觉得也是，便吃饭去了。殊不知妻子有心帮忙，饭里暗埋了几粒小沙。宋湘吃时，咬着沙子，牙齿震得一阵酸痛，宋湘却立即得到启示，下联有了：“小沙从口入，不期震痛龙牙。”
　　不错，小沙、从口（松口）、龙牙都是梅县地名。可惜，马后炮，已挽回不了败局。　　才子宋湘有一次到平远访友，打着轿子经过乡村小道，眼前是一座小桥。正要上桥，迎面走过一个村姑，肩挑长条甘蔗。狭窄小桥，怎容得一齐通过？宋湘忙叫村姑退让。村姑则说：“常言说得好，做官要让挑担人！”宋湘说道：“哪里是官，我乃读书人宋湘是也。”村姑一听宋湘大名，高兴极了。她早知宋湘是能诗善文的南国才子，不期在这村野相遇，心想，何不一试他的才华？于是村姑答道：“噢，原来是宋先生，村姑合当让路；不过，有个条件：我出个对子请你对，对着了，当即让道。如对不着，那就要劳驾宋先生让道了。”
　　宋湘自恃学识广博，文思敏捷，区区一山村小女子，哪里放在眼里！便毫不在意地应道：“对对子，容易过食豆腐呢！”村姑就此歇下蔗担，即念道：“大蔗八尺长，无端撩拨凤髻”，宋湘暗地称好，对子出得蹊跷。盖“大蔗（柘）、八尺、凤髻”皆为平远的地名，暗中却巧寓对宋湘的讽意。苦思良久，终未能恰切对上下联。村姑却又催促得紧，宋湘只得憾然认输；老老实实地让道给了村姑。
　　宋湘一路郁郁寡欢，万没料到竟会败在山野村姑手下。回到家里，妻子见他沉闷不乐知必有事，问清情由后婉言劝慰说：“这点小事，也值得耿耿于怀？先吃饭吧！”宋湘觉得也是，便吃饭去了。殊不知妻子有心帮忙，饭里暗埋了几粒小沙。宋湘吃时，咬着沙子，牙齿震得一阵酸痛，宋湘却立即得到启示，下联有了：“小沙从口入，不期震痛龙牙。”
　　不错，小沙、从口（松口）、龙牙都是梅县地名。可惜，马后炮，已挽回不了败局。

第16、六次辞去高官的大清军事奇才

彭玉麟是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他是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等。他曾六次辞去高官，为世所罕见。

 

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阳，1816年生于安徽安庆，字雪琴（后有雪帅之称），自号退庵堂主人。其父彭鸣九做过“合肥梁园镇巡检”，尽管这是一个级别很低的武官，却得到当时的安徽巡抚李翰章（李鸿章之兄）极高的评价，于彭鸣九死后亲自做传，将彭鸣九“推为皖中循吏之最”。然而彭鸣九英年早逝，加之为官两袖清风却宦囊如洗身后没留下什么财产，再加上族中一些不良之辈又对他们孤儿寡母横加欺凌，致使彭玉麟在故乡湖南衡阳度过的少年时代不堪回首，欢娱既少，悲苦尤多。

 

令人气愤的是，他们孤儿寡母仅有的一点薄产也被族中恶徒侵吞了，彭玉麟的弟弟彭玉麒竟险些被人挤到河中溺毙。一天，母亲王夫人把两个儿子彭玉麟和彭玉麒叫到跟前，哭着对他们说：“我们老是受欺受压的，这地方没法长住下去。你们尚未成年，还是远出避祸吧。记着，从今以后，你们要自强自立，等有了成就，再来见我！”慈母泪落，滴滴伤情。穷人的孩子早懂事，于是十三岁的彭玉麒跟人去跑远水生意，长期音信杳然。十六岁的彭玉麟则就读于衡阳城中的石鼓书院，他聪颖好学，特别能吃苦，从不怨天尤人。他当时“缊袍敝冠、三餐不继，然介然自守，未尝有饥寒之叹”。

 

生活的困顿，使彭玉麟不得得中断其学业，在军营中谋了一份相当于文书的职业，聊以奉养寡母。在这期间，彭玉麟遇上了他生命中第一位伯乐——时任衡阳知府的高人鉴，一个偶然的机会，高人鉴在军营中看到了彭玉麟写的一份文书，对他的文才与书法大加赞赏，后来又招揽为门下弟子，并招他到官学读书，成为了一名秀才。但如果止于此，彭玉麟最多只能是衡阳城中一介名士，通过科举之路谋一份官职，像父亲一样尽管贤能干练却只能终老乡间。

 

道光三十年（1850年），湖南新宁爆发了李沅发起义，彭玉麟随衡州协标兵随往镇压。一场不过几百人的小暴乱，很快被平息，彭玉麟在此战中崭露头角，被授予蓝翎顶戴，却辞官不就，去湖南耒阳的一家当铺做了管账先生。恐怕此时，知识分子的那份傲气依然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对靠杀人来博取功名的武将行径显然不屑一顾。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锋芒正盛，腐朽不堪的八旗兵节节败退，曾国藩正在衡州、湘潭组建水师，广求人才。先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称赞彭玉麟，后又有常仪安推荐彭玉麟胆略超人，曾国藩遂发书召他速来。可是彭玉麟刚刚丧母，在家守制不出。曾国藩再次劝出，并说：“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这话说得很有水平，彭玉麟感其诚义，慨然应征，当即人军。43岁的曾国藩与38岁的彭玉麟这次相遇，开始了其共同对风雨飘摇的清朝力挽狂澜于既倒的非凡人生。

 

入湘军后，彭玉麟在与太平天国军队的作战中骁勇善战，智勇过人。湘军主帅曾国藩让他创立了湘军水师，购买洋炮，制造大船，训练将士。彭玉麟治军极严，湘军水师中，他的坐船是一条插着红旗的快艇，巡视各处，来去如风，营中三不准“斗殴、赌博、抽鸦片”，如有违者，轻则笞杖数十，重则人头落地，因此彭玉麟治下，军纪在湘军中堪称第一，远胜于以金钱醇酒美人为饵诱部卒死战的曾国荃所部。易宗夔在《新世说》中称其时的彭玉麟“貌清癯如闲云野鹤，出语声细微至不可辨。然每盛怒，则见之者不寒而栗”，歌颂其威严治军。

 

他不负曾国藩之厚望，率领湘军水师于湘潭之战击败太平军，后随军攻陷岳州，在武汉、田家镇连败太平

军水师。后来他率领的湘军水师在江西湖口被石达开打败。于是他整顿水师，配合陆军于大败太平军于樟树镇、临江等地。接着，他率领的湘军水师与杨载福的部队一起攻占湖口、九江、安庆，升任水师提督，兼兵部右侍郎。在攻占天京（今南京）的战役中，他亲率水师策应曾国荃的陆师沿长江东下，堵截天京护城河口。第二年他与杨载福等攻下江浦、九洑洲、浦口，断绝了天京粮道，成为攻陷天京的大功臣。在剿灭了太平天国后，他一心扑在清军的长江水师的建设中，为清军的这支水师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后来倾注了彭玉麟无数心血的长江水师被李鸿章全盘接收，成为北洋水师最主要的力量，近代海军起步于斯。  彭玉麟曾作一联，时人津津乐道，上联“烈士肝肠名士胆”，下联“杀人手段救人心”。他打仗以“不要命”而著称，“日日争命于锋镝丛中”。他常说：“吾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史料记载的小孤山之战，当湘军水师进攻小孤山时，太平军“缘岸列炮，丸发如雨”，舰艇若无遮挡，水师官兵不得不思考“避炮子之方”。但试验了很多方法都不奏效。彭玉麟想出一招“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他亲自率先“植立船头”，只说一句：“今日，我死日也。义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矣。”于是，他亲率湘军战船勇往直前，直扑小孤山，太平军岸炮齐发，湘军水勇则“出其矫捷之身手，与敏锐之眼光”，能躲则躲，不可躲则成仁，“有俯侧避炮者，皆目笑之，以为大耻”。在太平军的猛烈炮轰下，湘军死伤虽众，但仍然“战两日破之”。彭玉麟十分高兴，写了一首诗：“书生笑率战船来，江上旌旗耀日开，十万貔貅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并制为诗笺，分送好友。其临危不惧之铁血豪情，令人敬佩不已。  彭玉麟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下决心不与腐败官员为伍。他任长江水师提督治理水师及兵部尚书的时候，秉公办事，疾恶如仇，严惩恶势力，甚至不惜得罪清廷高官大红人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国荃是曾国藩亲弟，彭玉麟发现曾国荃的陆军部队纲纪废弛，还抓住了曾国荃手下的两名吸鸦片的战将。曾国藩是彭玉麟的恩师，对他可谓恩重如山，但是彭玉麟却不顾师生情谊，毅然提笔三次弹劾曾国荃，致使曾国藩大怒写信给他责问自己弟弟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有一年，彭玉麟路过安庆，忽然有人拦马喊冤，状告当地恶霸李秋升。李秋升是李鸿章的堂侄儿，仗着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的势力横行乡里、夺人妻女，当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经调查，彭玉麟掌握了足够证据，把李秋升抓来审讯，李秋升竟然藐视彭玉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供认不讳。彭玉麟断然下令：“此人不除，安庆难安宁。”这时，安徽巡抚闻讯，风疾火急地赶来求情，彭玉麟开栅迎接，密令手下速将恶少斩首。巡抚还在字斟句酌，恶少业已命赴黄泉。事后，彭玉麟致书李鸿章，只是轻描淡写：“令侄坏公家声，想亦公所憾也，吾已为公处置讫矣。”李鸿章阅毕对彭玉麟恨之入骨，却还只得回信道谢！  彭玉麟任职期间还先后弹劾处置了腐败无能官吏一百余人，其中不乏高官。此外，彭玉麟的一个外甥曾任知府，由于贻误军机也被他杀了。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民间流传下一句佳话：“彭公一出，江湖肃然。”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杀妻，彭玉麟怒而杀之；湖北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朋友发妻，还杀人灭口，州、县官员与他沆瀣一气，连总督都袒护他，但彭玉麟照样绳之以法而斩之。  彭玉麟以一介书生投身湘军水师，由于他智勇双全，在攻打田家镇、湖口等战役中屡立战功，便逐步擢升至水师统领，成为湘 军水师统帅。先后被朝廷授为金华知府、广东按察使、安徽巡抚、太子少保、漕运总督、水师提督、兵部右侍郎、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他视富贵如浮云，一生中曾六辞高官。所以当时民谚有“彭玉麟拼命辞官，李鸿章拼命做官”。  第一次是辞去安徽巡抚（相当于安徽省长）之职。当时是在咸丰十一年，彭玉麟官职是安徽布政使（相当于副省级）衔水师统领。曾国藩任两江总都，把所属三个省份的巡抚任给他的三个亲信，任彭玉麟为安徽巡抚。他却一连三次辞谢，其理由是已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请朝廷勿弃长用短。朝廷真只好收回成命，改任他为兵部侍郎，依旧留在前线督带水师，他这才坦然接受。　　第二次是在同治四年二月，朝廷任命彭玉麟署理漕运总督。漕运，就是解往京师粮食货物的水上运输业。漕运总督掌管鲁、豫、苏、皖、浙、赣、湘、鄂八省的漕政，是众人所垂涎的天下一流肥缺，多少人梦寐以求，谋之不得，而彭玉麟却视之如草芥，两次上书谢绝，理由除了不懂漕政外，又加上性情褊急、见识迂愚，不会与各方圆通相处。自称“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也。”对于彭玉麟固请力辞不愿为官的行为，清廷很感奇怪，当时官场里的人也极不理解，甚至有人出面向清廷建议，以他不受命，近乎矫情而处分他。曾国藩闻讯，出面为他说情，他说：“查彭玉麟自咸丰三年初入臣营，坚与臣约，不愿为官，嗣后屡经奏保，无不力辞，每除一官，即具禀固请开缺。咸丰十一年，擢任安徽巡抚，三次疏辞，臣亦代为陈情一次，仰邀允准。此次亲奉恩旨，署理漕运总督，该待郎闻命悚惶，专折沥陈。顷来金陵，具述积疾之深，再申开缺之请，臣相处日久，知其勇于大义，淡于浮荣，不愿仕宦，份出至诚，未便强为阻止。”清廷看了曾国藩的这篇奏折，才冰释狐疑，准予彭玉麟之所请。　　  第三次是在同治七年六月，彭玉麟上疏请辞已当了六七年的兵部侍郎。原因是当年从军时，三年母丧只守了一年，现在国家安定，他理应解甲归田，将剩下的两年补满。这次朝廷看他情恳意切，便同意了他的请辞。  第四次是彭玉麟离职休养三四年后，朝廷又任命他为署理兵部侍郎兼同治帝大婚庆典宫门弹压大臣。待到庆典一结束，他立即上疏请辞署理兵部侍郎。朝廷接受后，又交给他一项差使，即每年巡视长江水师一次。　　第五次彭玉麟是在光绪七年七月，朝廷任命他为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两江辖地广阔，又兼物产丰茂，南洋通商大臣一缺更是权大责重，一向非名宦宿臣不能任命。朝中重臣曾国藩兄弟、李鸿章、刘坤一等人都曾任过此职。让66岁的彭玉麟出任两江总督，说明朝廷对他的倚重，但他就是不领这个情，接旨后即上疏请辞，隔日后又再次上辞疏。朝廷无奈，只得把此要缺交给左宗棠。　　第六次是在光绪八年，朝廷任命彭玉麟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与过去一样，他接旨后即请辞，朝廷未准。不久，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他率领旧部将士并增募新军，迅速前往广东部署海防。他认为此时是临危受命，不宜再辞，便以衰病之躯奉旨赴粤，带领所部驻扎南海前线，整修虎门要塞，加强沿海完备，遣部将防守钦州、灵山。多次上疏主战，战后疏请严备战守，以防后患。中法战争胜利结束后，光绪十一年三月，他便上疏请辞兵部尚书之职，朝廷未予接受。他又于这年八月、第二年八月、第三年七月、第四年六月接连四次上疏请求辞职。鉴于他的执着，朝廷只得接受。  “不要命”、“不要官”之外，彭玉麟还有一大美德，即“不要钱”。咸丰四年(1854)冬，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配合陆师攻陷了太平军的要地田家镇后，清廷奖给他4000两白银，他却转而用于救济家乡。他在给叔父的信中说：“想家乡多苦百姓、苦亲 戚，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还要求他叔父从中拿出一些银两在家乡办所学堂，期望为家乡“造就几个人才”。他要求自己和家人却甚为严苛。当他得知儿子花费2000串铜钱修葺了家中老屋之后，即去信严辞斥责：“何以浩费若斯，深为骇叹。”说他一贯将“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己身誓不为之。不料汝并不来信告示于我，遽兴土木；既兴土木之后，又不料汝奢靡若此也。外人不知，谓吾反常，不能实践，则将何颜见人!”其实，他儿子修葺后的老屋也不过是三间土墙瓦屋而已。  彭玉麟自律甚严，但对他人却十分阔绰，他自己的钱，常常用于周济穷困的亲友，赠予凯旋的部下，还积极赞助公益事业，现在衡阳城内的船山书院就是他一手捐建的。彭玉麟在去世前将为官几十年的官俸、养廉、经费等等加起来上百万两的收入全部捐出来做了军费。  清代书画有两绝，一为郑板桥的“墨竹”，二为彭玉麟的“梅花”。彭玉麟工书善画，尤精于画梅，所画梅花风骨凛然，虬枝如龙，花似血溅，人誉之为“兵家梅花”，时人多以为神品。其画梅之爱好来自于他以罕见的痴痴柔情演绎的旷世之“梅姑之恋”：彭玉麟小时候曾经住在安徽安庆的外婆家里，最喜欢跟外婆的养女梅姑一起玩耍。梅姑虽然只比彭玉麟大一点点，但是从辈份上讲，她是彭玉麟的小姨。两人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私定终身。但两人的恋情因为八字不合遭到家长的反对。后来彭玉麟跟着全家搬回衡阳去，他和梅姑不得不忍痛分别，而这一别就是14年，彭玉麟已娶妻成家。      在彭玉麟30岁的那一年，他听说舅舅在安庆去世了，外婆和梅姑没有人赡养，于是他赶紧就派了自己的弟弟去安庆，把外婆和梅姑接到衡阳来住。而梅姑来到彭家没多久，彭玉麟的妻子嫉恨彭玉麟与梅姑的关系，唆使彭玉麟的母亲把梅姑嫁出去了。彭玉麟曾经考虑要阻止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决断迟了，错过了最后挽回的时机。梅姑出嫁四年以后，死于难产。彭玉麟伤心得捶胸顿足，在梅姑坟前立下誓言，要一生画梅，以万幅梅花纪念她。彭玉麟后来在诗中写到“前机多为因循误，后悔皆以决断迟。”  彭玉麟说到做到，他画了整整40年，才完成了以万幅梅花纪念梅姑的承诺，而且他丧妻后终生未娶。他画的梅花：干如铁，枝如钢，花如泪。他辞官隐居期间，一是在湖口的水师昭忠祠旁边建厅，遍栽梅花，号称“梅花坞”，即今天石钟山的著名旅游景点梅花坞；二是在家乡筑“退省庵”，在庵里吟诗作画，画梅数量达万幅余，而且每幅必自题一诗，无一雷同，而句意必有所托。每成一幅，必盖一章曰“伤心人别有怀抱、一生知己是梅花”。可见彭玉麟对梅姑的爱是那样的刻骨铭心，也可见他这个人的痴情奇绝、遗世独立。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彭玉麟以平民之身病逝于衡阳城内的退省庵，终年75岁。他死后被御赐为太子太保，建专祠纪念，赠谥号刚直。著有《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集》。曾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评之为“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并为他写下一首五言长诗：“神州贯长江，其南际涨海。江海幸息浪，砥柱今安在……”彭玉麟的同时代人，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著名学者俞越称其为“咸丰、同治以来诸勋臣中始终餍服人心，无贤不肖交口称之，而无毫发遗憾者”的唯一一人”，评价之高，足见彭玉麟名声之重。时任湖北布政使的陈宝箴在悼念彭玉麟的挽联中写道：“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是生平得力语，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刘继兴)

第17、我想要人过的日子

　　我想要人过的日子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讨伐陈国，干掉了弑君者夏徵舒，开始分配战利品。作为好色的代表，楚庄王很自然地把美女夏姬归到自己名下。
　　
　　一旁的大臣申公巫臣赶紧劝说：“您可是来吊民伐罪的，抢美女，传出去不好听。再说了，美女祸国，好色伤身。于公于私，您都不该这么做。”
　　
　　楚庄王为了保住晚节， 自然从善如流。可另一大臣司马子反却道：“君王不要，就轮到我了。今晚，我就做新郎。”
　　
　　巫臣又赶紧跑到子反身边，说这女人要不得，她才三十多岁，因她而死的贵族就有四个，陈国也因此亡了。为了不当第五个倒霉蛋，子反憨厚地笑笑，醉醺醺地走了。这时，连尹襄老过来了，说既然大家都不要，那就该他了，无论出什么事他都不会后悔。巫臣的脸色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当晚，襄老和夏姬成婚，尽情享受鱼水之欢。但好景不长，战争爆发了。作为贵族，襄老必须亲自上阵，保卫国家。
　　
　　楚国人和晋国人在两棠展开了激战，楚国笑到了最后，但襄老没有看到，他死在了晋国司马的神箭之下。夏姬再次变成了寡妇。
　　
　　办完丧事不久，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襄老的儿子嘻皮笑脸地爬上了继母的床，两人立刻像井绳和辘轳一样绞在了一起。
　　
　　好景再次不长，几年后，襄老的儿子一命呜呼，夏姬重归寂寞。这天她正倚栏伤春，突然侍女送来一封秘密书信，上面写着：“最最亲爱的夏姬，您好，很早就爱上了您，快十年了，一点儿没变。为了您，我什么都可以做。听说您终于又单身了，如果您愿意嫁给我，就按附件办。吻您的脚趾。您最忠实的仆人申公巫臣。”
　　
　　夏姬的脸上滴下泪来，自己跟过的男人不少，但谁会称呼自己为“您”？谁肯吻自己的脚趾？谁愿在自己面前自称“仆人”？她哭得梨花带雨，打开菱花镜，端详着镜中残存的青春。时光只解催人老，要赶紧行动。
　　
　　第二天，楚庄王问巫臣：“夏姬给寡人打报告，说晋国通过郑国递话，愿意归还连尹襄老的尸体，她想去郑国收敛亡夫。你觉得消息可靠吗？”巫臣说：“不能再可靠了。那场战争，我们俘获了荀瑩，现在他老爸当上中军佐，成了晋国常委的第二号人物，有权力影响外交政策。我认为他们想以此交换，赎回荀瑩。”
　　
　　夏姬很快接到了盖好印的出国旅行护照，她对送行的人说，得不到亡夫的尸体绝不回来。她一回到阔别的祖国，就看到了巫臣的聘礼，送聘礼的人叮嘱夏姬：“这门婚事就订下了，但请您暂时别声张，巫臣先生要等机会，才能来这儿和您相会。”
　　
　　公元前589年，晋伐齐，齐大败，向楚国寻求支援。楚国出兵前，楚王派巫臣到齐国访问，完成任务后，巫臣让副使回国复命，自己则一溜烟奔去了郑国，和夏姬夫妻团聚。夏姬看着眼前风尘仆仆的男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热泪盈眶地说：“难道为了我，您竟然叛国了？您可是楚国的贵族啊。”巫臣也泣不成声地说：“我巫臣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楚国人。我最盼望的，就是和您在一起，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巫臣的叛逃显然让楚国难堪，子反请求给晋国重礼，好让晋国对巫臣永不录用。但年轻的楚共王念在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的分上，决定不予追究。但子反和另一个怀恨在心的大臣联手，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瓜分了他们的封地。

第18、民国唯一女县长许芳媛传奇

　　民国唯一女县长许芳媛传奇
　　
　　文／许峰
　　
　　民国后期，贵州传出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当上了县长。翻检中国历史，女子当皇帝者有之，如唐之武则天；握兵权者有之，如明末起兵勤王的秦良玉；当状元者亦有之，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傅善祥。但独掌一方当县长者，则要等到1948年许芳媛主政息烽。
　　
　　27岁当上贵阳市妇女会理事长
　　
　　许芳媛，1915年出生于贵阳，就读于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国民党。毕业后在达德学校任教，参与编印《贵阳文艺》、《坦荡报》等。因宣传抗战，反对妥协，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调查室列入逮捕名单，后经其舅父何朝宗说情，得以幸免。
　　
　　1937年5月，许芳媛与贵州省银行副总经理孙伯陶结婚。婚后，入大夏大学读书。
　　
　　许芳媛是个天生的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口才一流。民国时代，活跃的知识女性参与妇女运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1942年贵阳设市不久，成立了妇女会，许芳媛在其妹夫、号称“不倒翁”的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和其夫君孙伯陶的运作下，当上了贵阳市妇女会首任理事长。
　　
　　此外，许还曾担任过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干事、贵阳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党务监察委员、贵州省党部监察委员等职。
　　
　　许芳媛走马上任后，雄心勃勃地想为妇女运动做点实事。她宣传男女平等；创办女佣介绍所，为穷困的劳动妇女提供就业机会；创办妇女职业介绍所、妇女职业训练所，以经济独立提高妇女地位。
　　
　　到手的立委候选人被抢走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照搬美式选举方式，即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候选人要回到自己籍贯所在地的选区去竞选。
　　
　　为体现民主政治的要求，国民党还规定每个选区都要保证一定比例的女立委当选。
　　
　　贵州选区的立委名额有8个，其中女立委1个。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许芳媛与时任省妇女会理事长的陈明仙两人都卯足了劲，全力竞选。他们学习欧美竞选的方式，宣传鼓动，争取选民。
　　
　　但是，竞选立法委员必须先得到中央的提名，所谓的民主竞选实际沦为一个形式。因此，许、陈两人谁能胜选，关键是看谁能获得中央的提名。
　　
　　说到中央的提名，就不得不提到“贵州大团结会议”。
　　
　　1946年底，参加完南京“国民大会”后，贵州各派系头头在谷正纲、谷正伦兄弟的策划下，召开了一个名为“贵州大团结会议”的秘密会议。会议以拥护古正伦回贵州当省主席为中心，封官许愿拉拢各派系。
　　
　　CC派拟提名陈明仙为立委候选人，但是傅启学坚持提名许芳媛，经多方协调，CC派不再坚持。如果没什么意外，许芳媛当选毫无悬念。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不知是谁将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泄露给了贵阳《中央日报》社长王亚明。
　　
　　王亚明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亲信，他不仅未获邀参加秘密会议，也未被封得一官半职，一怒之下，就与《力报》社长李思齐在贵州省党部大礼堂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该会议的内幕。
　　
　　消息传开，激怒了贵州中上层中未得到任何好处的人士，更惹恼了时任贵州省主席杨森。
　　
　　杨森立即拉拢一批失意者和被排挤者进行反扑。陈明仙作为秘密会议的牺牲者，自然成为拉拢对象。
　　
　　杨森的及时反扑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贵州各派系的大团结，在杨森的支持下，陈明仙最终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提名，成为立委候选人。
　　
　　眼看就要到手的肥肉被人抢走，许芳媛气急败坏，竟然在贵阳各大报纸上刊登脱党启事，让人大跌眼镜。
　　
　　1948年9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才姗姗来迟，宣布开除许芳媛的党籍。
　　
　　被任命为息烽县长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杨森为了缓和贵州各派系倾轧、维持贵州政局的稳定，经与南京方面沟通，决定将许芳媛的胞妹许菱祥由妇女界提名为国大代表，任命许芳媛为息烽县长。
　　
　　1948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府正式任命许芳媛为息烽县长。这一破天荒的任命让许芳媛愁云尽扫。
　　
　　可是，许芳媛在县长的位子上还没坐热，杨森的宝座就被谷正伦取而代之。当时贵州政界普遍不看好许芳媛，认为她将又一次成为杨、谷斗法的牺牲品。
　　
　　不过，许芳媛也不是平庸之辈。谷正伦回黔主政后，曾分批接见各县县长，许芳媛“从地方基层政治谈到人生抱负”，滔滔不绝说了2个小时，给谷正伦留下了良好印象，保住了她的县长之位。
　　
　　兴利除弊，得到息烽人民肯定
　　
　　许芳嫒在息烽的作为主要表现在“除弊”和“兴利”两个方面。
　　
　　“除弊”涉及粮政、役政和盐政。
　　
　　“兴利”主要是兴办教育和提倡种植美烟。然而，许芳媛一人在息烽的作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历史命运。
　　
　　1949年11月17日，息烽县城解放，许芳媛率随从逃往毕节，次年元月，许芳媛主动向毕节专署投诚。一年后，许芳媛以反革命罪被息烽县人民法庭公审枪决。1984年7月20日，息烽县人民法院根据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对许芳媛案件提出了复查报告。
　　
　　8月24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原息烽人民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许芳媛死刑不当，应予纠正。”9月8日，息烽县人民法院宣判：撤销1951年1月3日判决，对许芳媛政治上予以平反。
　　
　　（摘自《文史月刊》）

第19、封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次宫廷政变

　　中国封建史上的宫廷政变层出不穷，要么来自文臣武将，要么来自皇族内部，但大体上以后者居多。宫廷政变这里指涉及皇权更迭，对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变。有的政变后继续维持国号，有的政变后政权则为外姓取代。而历史上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宫廷政变，大都与两个词有关，那就是权力和野心。

　　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些不计其数的宫廷政变中，选出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影响较大的十次：

　　一、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天下，其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宦官中车府令赵高（？--前207年）等随行。在归途中，始皇至平原津（在今河北平原县附近）而病，抵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病益甚，乃为玺书给长子扶苏（？--前210年），令其"与丧会咸阳而葬",旋卒于沙丘。时扶苏在河套蒙恬的军中监军，李斯恐诸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下令兼程返回咸阳。赵高既未将始皇给扶苏之诏书发出，又鼓动胡亥、拉拢李斯，合谋篡改始皇之遗诏，赐扶苏自尽，立胡亥为太子。由于李斯位极人臣，胡亥能否登位，其地位举足轻重，故赵高乃极力笼络之，而李斯贪恋权位遂亦同流合污。秦始皇昏遗体运到咸阳时，已经腐烂发臭了，李斯、赵高等一面为其发丧安葬，一面为胡亥筹备登基。这时扶苏接到假诏，已经自刎，蒙恬被解除兵权而囚禁起来，胡亥遂顺利登上帝位，是为秦二世，李斯仍供职丞相，赵高则擢升为郎中令。胡亥等之阴谋篡权夺位，史称"沙丘之变".

　　二、周勃救汉

　　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皇后吕雉，是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女野心家。刘邦死后，先后有三位皇帝继位，但吕雉利用皇太后的身份，一直独揽朝纲，甚至废除了刘邦非姓刘不能封王的"白马之盟",继而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

　　吕后死后，周勃，曹参等人重执"白马盟誓"大旗，起兵诛吕，并废除了吕后所立假惠帝子婴，拥立刘邦子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周勃诛吕，不仅还朝政与刘氏家族，还开启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景之治".

　　三、王莽篡汉

　　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

　　西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刘婴，继位时只有两岁。在刘婴五岁时，大野心家王莽发动宫廷政变，逼尚不识字的五岁顽童刘婴颁诏"禅让",把皇位"让"给了自己，致使历时215年的西汉王朝就此结束。公元8年，王莽登上帝位，定国号为"新".

　　四、曹魏代汉

　　公元175年曹操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逃亡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不臣"并迁都至许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它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13年（208年）12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并作泮宫。他名义上虽仍为汉臣，权倾朝野，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仍未纂汉自立。曹于公元220年3月15日，享年66岁，谥曰武王。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汉亡，立魏代汉。中国重新进入分裂时期，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五、杨坚代周

　　公元580年5月，周宣帝病死，8岁的字文阐（周静帝）继承皇位。北周开国功臣、周宣帝的岳父、大官僚杨坚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581年3月3日（北周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十四日）杨坚废周静帝为介公，北周亡。同时，杨坚自立为皇帝，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东南一带）为国都，改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建元开皇。隋文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一方面继承周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一些措施，另一方面又取消前朝的一些弊政，稳定了局势，加强了国力，为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六、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着名勇将。太子李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李世民多次立功，李建成和李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时值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李元吉做主帅后，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李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李世民。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状，诉说太子跟李元吉谋害他。唐高祖答应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亲自查问。(www.limaogushi.com)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李世民在长安皇宫北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亲大哥李建成，亲弟弟李元吉。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想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李建成、李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李渊让位给秦王，自己做了太上皇。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之后开创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七、张、崔复唐

　　公元705年，已称帝已经十四年的武则天病重。同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的张柬之、崔玄暐趁机起事，占领玄武门，斩杀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并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为帝，恢复唐国号，是为唐中宗。不久传位给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开始"开元盛世".

　　八、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从新故好兄弟柴荣的遗孤手中夺得皇位，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死，七岁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次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

　　九、靖难之役

　　洪武31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称建文帝。登上帝位之后，朱允炆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削藩建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小及大逐渐削弱诸王的权威。燕王朱棣在北方屡建战功，智勇有大略，但其拥有重兵，自然是削藩的主要对象。当建文帝削夺到燕王的兵权时，朱棣决心以武力对抗。次年七月，燕王以讨齐泰、黄子澄变更"祖训"为名，起兵反抗，号其师曰"靖难".经过4年激烈的战争，于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军攻破南京，建文帝去向不明。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十、明英宗复辟

　　明朝唯一的太上皇是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刺部进犯明朝北部边疆，前锋很快逼近大同。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刺。明军由于指挥不灵，行动迟缓，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被瓦刺军包围，明英宗被俘。留在都城的兵部尚书于谦等拥立他弟弟朱祁钰为帝（明代宗），并尊英宗为太上皇。一年后双方议和，明英宗被送还北京。明英宗做了7年太上皇，于公元1457年在"夺门之变"中政变复辟，以"谋逆罪"将于谦杀害，重登大宝。

第20、岳飞之死：祸根暗藏 不惜死而不得不死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岳飞手迹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mòqíxi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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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岳飞：收入丰厚生活简朴 感情专一拒纳妾

民间流传不少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许多是后世虚构的。但就岳飞而论，在《说岳全传》和一些戏文中，虽然虚构事迹颇多，但对他的高风亮节其实反映得并不充分。

岳飞有一句流传近千年的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宋代社会，官场中充溢着崇文抑武的习气，武将被指为粗人。武将能讲出如此一针见血、言简意赅的名言，已属极为不易，更何况是身体力行。他担任高官之后，收入自然颇高，却一直维持着相当简朴的生活。后妻李娃有一次穿丝织品，岳飞就一定要她更换为低档的麻衣。他的私财收入是十分丰厚的，却经常化私为公，以私财补贴军用。有一次，以宅库中的物品变卖，造成弓二千张。他遇害后抄家，家中根本没有金玉珠宝，贵重物只有三千余匹麻布和丝绢，五千余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贴补军用的。

宋代的统治阶层纳妾是很平常的事。如抗金名将吴玠服用金石，酒色过度，咯血而死。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欢侮辱部将妻女，竟迫使猛将呼延通自杀。岳飞的前妻刘氏是在战乱情况下，自动离家改嫁的。他与后妻李娃厮守一生。有一次，吴玠属官出差到岳飞军营，对于岳家军中别无姬妾、歌童、舞女等劝酒作陪，颇感惊讶。回去报告吴玠后，吴玠特别为岳飞送来一个四川名姝，并置办许多金玉珠宝做妆奁，然却被岳飞打发回去。

岳飞根本不是恋栈的官迷，他几次上奏，都表白了准备功成身退的心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名句，正是表达他贱视官爵的心态。南宋的百姓对此有广泛崇高的评价，说他“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只寻幽”。

岳飞有五个儿子，他死时仅三十九岁，却已是抱儿弄孙的祖父了，长孙岳甫比幼子岳霭大一岁。因年龄关系，真正能随他出入战阵的就只有长子岳云，他对岳云的要求可说是超乎寻常严格，这应是与力图矫正宋军中的各种裙带风式的腐败有关。当岳云还是一名小军士时，在训练时不慎跌下马来，就被岳飞严责一百军棍。岳云年龄稍大，就成为一名十分骁勇的战将。他的兵器不是像演义或戏曲中所说的，是一对铁锤而是一对铁锥枪，军中称他为“赢官人”，意为这个“官人”(官员的尊称)总能打赢。他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战役，特别在著名的颍昌大战中，打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全身创伤一百多处，对扭转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但岳飞在一般情况下，只报将士们的战功，却对岳云的战功扣押不报，并且多次拒绝上级或皇帝为岳云加官。岳飞平时不准儿子们近酒，在学习的间隙，还让他们参加农事，理由是“稼穑艰难，不可不知也”。

岳飞强调“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他能很自然地说到做到，是令人佩服的。

第21、揭秘：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也很忧虑。此时大陆刚刚全部解放，解放台湾也摆上了日程，正在积极做着军事、外交、物质等各方面的准备和部署，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十分敏感和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应对的准备。

　　几天后，我把金日成发来的一份电报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金日成通报了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后，正在继续向南快速推进的情况。我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朝鲜的解放和南北朝鲜的统一很快就要实现了，金日成真了不起。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美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后，中央连续开会研究朝鲜战争局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频繁地向全国各地的部队领导发电报，通报有关情况，并告之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期间，通过电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与彭德怀、粟裕、林彪进行了情况交流。8月底，毛泽东给远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发去一电，提出为了应付局势的变化，“现须集中4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战争果然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数万部队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26日攻占汉城，并大举向北进犯，战局迅速恶化。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金日成首相发来一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迅速看后说：“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情况和我们出兵的问题。第二天，我与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说：“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到苏联休养，关键时刻还是彭老总行！”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西北赶回北京接受任务。临出发前，毛泽东把他的儿子岸英托付给彭德怀。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前，毛岸英随彭德怀先期进入朝鲜。

　　11月2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以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电报极简短。

　　拿着电报，我的心在颤抖。岸英比我小六岁，我们相识很早，交往较多，私人关系也不错。他才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我拿不准主意，该怎么处理这份电报，毛泽东经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吗？我把电报交给周恩来，他是解决问题的大师，每次遇到难题时，我少不了请教他。周恩来看了电报，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他低声对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主席。”

　　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并提到上次电报中谈到的战事翻译有误。这一次，我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我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

　　”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听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第二天，江青得知了消息，她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哭鼻子。

　　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做了大量渲染，其说不一。实际情况如上所述，彭德怀的电报只有周恩来和我知道，向毛泽东报告时只我一人在场。

　　为了便于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于1951年1月10日将岸英牺牲的事在极小范围内做了书面通报，并附了一纸说明：”此事请各同志阅后不要宣布，现在还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请注意。“这份材料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对岸英后事的处理，彭德怀来电建议，岸英的遗体与在战争中牺牲的其他志愿军官兵的遗体一起埋葬在朝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

　　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用事实证明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祖国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长眠于异国的土地。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回到国内。这批部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三个师以及后勤保障部队共七万人。

　　（摘自《叶子龙回忆录》叶子龙/着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22、民国终身未嫁的单身名媛

　　民国终身未嫁的单身名媛
　　
　　文／俞治
　　
　　民国的剩女们有自己的故事，其独立的精神一点也不输给现在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名媛们更有夺目的风采。
　　
　　绝代风华的“剩女”：吕碧城
　　
　　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乃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父亲吕凤歧，清末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造诣已达到很高的水准，与其姐吕惠如、吕美荪被称为“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1895年其父去世，族人觊觎吕家家产，母亲遭幽禁，身处北京的吕碧城听到消息，四处告援，方才解决。与吕家有婚约的汪家得知此事后，要求退婚，吕家孤女寡母不愿争执，协议解除了婚约。当时女子被退婚是奇耻大辱，这对吕碧城此后婚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遮掩不住她位列“民国四大才女”（吕碧城、张爱玲、萧红、石评梅）之首的绝代风华。
　　
　　1903年，吕碧城来到塘沽投靠其舅父。后她想去天津市内探访女学，遭舅父反对，一气之下径自踏上去天津的火车，开始了她执笔《大公报》的才情岁月。在《大公报》期间，吕碧城屡屡发表诗词作品，还撰写大量鼓吹妇女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吕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后因不满袁称帝，毅然辞官离京。1918年，吕赴美求学，后又漫游欧美七年，留下诗集《鸿雪因缘》，脍炙人口。
　　
　　吕碧城虽说一直倡导自由恋爱，曾自诩：“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岁较轻”，言外之意世上能与之匹配的好男人唯有梁启超、汪精卫，可惜一个早已结婚，另一个与她同岁。自恃清高，加上早期退婚的阴影一直困扰她，吕碧城终身未婚，于1943年在香港孤独辞世。
　　
　　“化蝶”陶然亭畔的才女：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山西省平定人，著有《红鬃马》、《涛语》等。因爱慕梅花之肖丽坚贞，自取笔名评梅。1919年，石评梅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
　　
　　石评梅在一次同乡会上，遇上了高君宇，两人渐生情愫。1923年高君宇积劳成疾，在西山养病，他采一枚红叶，题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寄予石评梅示爱。但由于对方已有妻室，她将红叶退给了高君宇，久久拒绝高君宇的爱情。
　　
　　1924年10月，广州发生叛乱，高君宇作为孙中山的秘书前去平叛，所乘汽车遭枪击。受伤之际，高君宇不忘给石评梅买生日礼物：象牙戒指。就当石评梅冰心开始融化之时，高君宇病逝于北京。石评梅遵从高遗愿，将其安葬于她俩相见相知的陶然亭畔。高君宇走后，石评梅深深自责，常常去陶然亭畔扫墓、忏悔。1928年3月，石评梅因脑膜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石评梅好友庐隐根据其遗愿将她葬于高君宇墓旁，两墓并排，两碑并列。石、高“化蝶”之曲，成为陶然亭畔一道亮丽的风景。
　　
　　“寡妇主义”下的烈女：杨荫榆
　　
　　1884年，杨荫榆出生于江苏无锡望族杨家。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与寓居在无锡的常州籍一户蒋姓少爷成亲。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新郎竟是个低能儿，立即进行了抗争，最后与夫家断绝关系。从那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结过婚，这也致使她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后留学日本与美国，成绩斐然。
　　
　　留学归来的杨荫榆于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治校强调秩序、学风，认为学校犹如家庭，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最终导致北京女师大驱杨风潮。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撰文《寡妇主义》声援学生，文章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杨荫榆因此获得“寡妇治校”的恶名。杨荫榆迫于舆论，不得不辞去校长之职。
　　
　　离职后的杨荫榆回到苏州，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苏州沦陷，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遭到她的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的暴行，曾多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凡此种种，杨的行为刺激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骗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击杀杨，并将之抛入河中，杨荫榆就这样悲壮地死去。
　　
　　中国的“智慧女神”：吴贻芳
　　
　　吴贻芳，1893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18岁时其父卷进官场风波被迫自杀，母亲与哥哥、姐姐也相继离世。从那时起吴贻芳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抚养老祖母与幼妹。1 9 1 6年考入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后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带领同学们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吴贻芳赴美留学。
　　
　　1928年回国后，吴贻芳应国民政府之邀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将“厚生”定为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厚生”源自《圣经》，她解释为：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还要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大批的金陵女大学子，带着“厚生”精神走向社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献身于国家的建设事业。
　　
　　1945年，吴贻芳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且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国民政府两次邀请她出任教育部长，遭到她的拒绝，后蒋介石败逃台湾，要求她与金陵女子大学一块迁往台湾，但她还是断然拒绝。
　　
　　1979年，吴贻芳获得密歇根大学所颁发的“智慧女神奖”，成为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女性获得者。1985年11月吴贻芳逝世于南京。
　　
　　“76号”里的红色间谍：胡寿楣
　　
　　胡寿楣（1907-1982），原籍河北延庆，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1936年，一位女诗人关露因《太平洋的歌声》在上海文坛声名鹊起。“关露”便是胡寿楣的笔名。1939年- 1945年，受组织派遣，胡寿楣先后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我党著名的“红色间谍”。
　　
　　当年的潘汉年最终选关露打入“76号”，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当接到任务时，胡寿楣不得不与热恋中的王炳南告别。由于工作特殊，胡寿楣经常出入“76号”，并与众多日本要人接触，被当时的民众误以为“汉奸”。卧底期间，胡寿楣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众多情报，挽救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1946年，胡寿楣与王炳南再次重逢，但迫于外界的压力――抗日胜利后，她被国民政府列入锄奸黑名单，以及王炳南当时的身份是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两者再次被迫分开。新中国成立后，胡寿楣又因汉奸之名两次入狱，直至1982年3月23日得到平反。
　　
　　43年的汉奸骂名，10年牢狱，终于昭雪。1982年12月5日，胡寿楣在完成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后，服安眠药自杀。
　　
　　“万婴之母”：林巧稚
　　
　　她一生亲自接生5万多婴儿，自己却没当过一天母亲。她就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医学家林巧稚女士。
　　
　　林巧稚，1901年出生于福建鼓浪屿一个教员家庭。1906年，其母因患子宫颈癌去世。林巧稚作为“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女性，怀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投身于新世界的创造。从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到英国伦敦求学，她刻苦学习，钻研医术，不断探索科学领域新课题。
　　
　　1929年，林巧稚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女医生。当时的聘书写道：“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作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作自动解除聘约论。”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条件苛刻的聘书。她一生坚守此诺言，将自己“下嫁”给了医疗事业。
　　
　　林巧稚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其亲手接生的孩子，都会在每张出生证上留有英文签名：Lin-Qiaozhi’s Baby。百姓为了感谢她的救命之恩，把孩子起名“念林”、“爱林”、“敬林”等。林巧稚给病人看病从不分富贵贫贱，对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免费治疗。新中国成立后，协和医院被收为国有，她也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改造，文革中更是经历了很多坎坷。
　　
　　1983年林巧稚病逝。
　　
　　（摘自《文史天地》）

第23、我国外交史上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

　　我国外交史上不同寻常的高层访问
　　
　　文／李景贤
　　
　　副总理享受国家元首礼遇
　　
　　1979年2月5日，时年75岁的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副总理身份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1月29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美国总统卡特陪同下，来到白宫南草坪，在19响礼炮“伴奏”下，走过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仪仗队。一位中国副总理，竟然享受国家元首的礼遇！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二：一是中国在美国外交乃至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相当重；二是邓小平当时名义上虽不在中国的最高位上，但在政坛上却举足轻重，许多西方人视之为“中国唯一能最后拍板的人物”。日后，我听部里一位美国通说：小平同志在美国所受到的礼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一些外国元首。比如，副总统蒙代尔到机场迎接，这是相当罕见的。又如，在欢迎仪式上，美国政界、军界的头面人物悉数在场，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不过，这位中国副总理所受到的礼遇，也还不是全套元首礼仪，礼炮就少放了三响。
　　
　　邓小平此次访美，是在中美建交28天后就开始进行的，它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这次访问之后32年，2011年底，年逾87岁的卡特，忆及此访时感慨地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当年见到他时，曾说过一句令他终生难忘，别人难以想得出来的话： “总统先生，你同中国可是有不解之缘啊！”话中的“不解之缘”，可有两种解读：一是卡特生于1924年10月1日，因而10月1日这一天，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也是他本人的生日。二是1949年4月，卡特作为美军潜艇上一名年轻军官，曾到过中国青岛，而此时，该城已被解放军包围。
　　
　　新中国成立后，有七位主要领导人访问过美国，一共十次。每次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比如，1997年11月1日，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后，有记者问他，对会场外一些人的反华“抗议”有何感想。江泽民主席镇静地答道：我今年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能听到室外的喧闹声，不过，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声音说得更大！这番话引发全场…片笑声和掌声。又如，1999年6月上中旬，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有媒体赞道： “朱镕基先生所到之处，让美国人见识了共产党领导人另类风格：机智、幽默、从容、犀利，直截了当，富有人情味”；“他不读讲稿，张口就来，时不时左右开弓，却句句中的”。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双重身份，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因为苏联解体，中（指新中国）苏关系仅存续了42年零86天。在42年里，只有两位苏联国家元首，即伏罗希洛夫和戈尔巴乔夫，各一次正式访问过中国。中苏关系恶化了二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标志，被媒体称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此前，中苏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为这次访问进行准备。1988年12月2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入主克里姆林宫近四年的戈尔巴乔夫，显得有点春风得意，滔滔不绝地与钱其琛外长谈话，其中一句话最有分量： “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感到也有过错。”苏联最高领导人一共有七位，其中正式向我方承认在对华关系中有过错的，此前只有斯大林一人。此举自然受，到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在访华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见，与中国政府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进行会谈。邓、戈会见则是一场重头戏。在会见中，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一二百年来中俄、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强调把问题讲清楚后“一风吹”， “把重点放在未来”。关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场中苏大论战，在其中扮演过“并非无足轻重角色”的邓小平，主动承担了中方的责任：经过二十多年实践，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此，戈尔巴乔夫也作出积极回应，再次重申：对苏中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戈尔巴乔夫此访已过去二十多年了，邓小平所说的另一番话，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谈话一开始，他就特意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强调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 “墨守陈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不久，邓小平就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后职务。他之所以一直保留着这个职务，就是为了与戈氏举行会见。由此可见，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何等重视！
　　
　　（摘自《党史博览》）

第24、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四大叛将

中国历史上对于臣子推崇忠贞不屈，不能有二心，对于忠臣是歌颂立碑。而对于那些因利善变、反叛的小人是大大的谴责和笔伐。这次rickchens就来谈谈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叛将，本人选出了四位，评选标准，一是要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二是要叛变过两次或两次以上。

一、英布

先来说说英布，英布是秦末汉出的名将，因受秦法被黥(刺面)，又被称为黥布。英布出身寒微，曾和郦山的一货囚徒出来在江泽作强盗。陈胜吴广起义后，他聚众上千人也开始起义，投靠项梁，拥立楚怀王。项梁被秦将章邯杀了后，项羽杀宋义夺得楚军的指挥权，以英布为先锋，击败围困巨鹿的秦军，后杀二十万秦降兵。项羽军队进军咸阳，秦朝末代皇帝子婴奉玺跪地在城外向迎，可是项羽却让英布“手起刀落”杀了子婴。英布作战勇敢，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其间项羽迫使楚怀王迁都，暗中派英布在路上予以截杀。英布到九江上任后，齐王田荣叛楚，项羽出兵伐齐，向英布征兵，英布托病，只派部将率几千人前往。刘邦在彭城击败项羽，英布还是托病不救，这就引起了项羽对英布的怨恨。在刘邦再次和项羽彭城大战，刘邦兵败时，刘邦派隋何去九江游说英布反项羽。英布听了隋何的话，表面上答应，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注意，刚好此时楚使来催促英布发兵，隋何是趁机跑出来说英布已经降汉，楚使慌忙逃走，隋何给英布说反叛已成事实，应派人赶去杀了楚使，英布此时只能照做，杀了楚使。项羽大怒，派龙且攻九江，英布不敌，败逃汉地，从此开始事汉。后随汉军转战至垓下，项羽最终乌江自刎，楚汉战争结束。没过几年安生日子，韩信被杀，紧接着彭越也被杀，三个“异姓王”只剩他一个，他担心会有同样的命运，所以积蓄力量，制定作战计划。后被他爱妾私通的贲赫告发，被必造反。最终还是被刘邦所败，落了个被杀的命运。

英布出身囚徒，经过奋斗，封了王。先后杀了秦皇自婴和楚怀王熊心。在楚汉战争中被游说时犹豫不决，后被隋何挑明，只能叛楚；后看到三位一体的韩信、彭越被杀，虽然有防备，但是最终还是被逼反，又叛了汉。此人两次反叛皆非出于真心，前一次叛楚是权衡利益，忧郁不决，而后一次叛汉，则为被逼拼死一搏。

二、吕布

吕布是三国名将，勇冠天下，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吕布先跟随并州刺使丁原，董卓进京后，被董卓利诱杀了丁原，率众投奔了董卓，认董卓作义父。董卓迁都长安后，肆无忌惮，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司徒王允遂用貂禅设“美人计”挑拨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最后“美人计” 成功，吕布为貂禅杀了董卓。董卓死后，其部下攻打长安，吕布败走。后成一股势力，投奔袁氏兄弟，可是袁氏处处利用和暗算他，后投奔张扬，后被曹操击败又转投刘备。在刘备和袁术相斗时，抢了刘备的地盘，害的刘备只能成了“无地”的势力，只能投奔了曹操。最后曹操大军攻占徐州，杀了吕布。

陈寿在《三国志——吕布臧洪传第七评》对吕布有评价：“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可见，吕布乃是一反复小人，惟利是图。军事上无甚谋略，比曹操强大时也未能战胜曹操。当然他也是一代情圣，他对于貂禅的情可是儿女情长呀！


三、侯景

侯景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除了名的叛将。侯景乃北魏怀朔镇人氏，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自小臂力过人，善于骑射，早年在北魏边镇当兵，后因带兵击败葛荣，而升任定州刺使，受封濮阳郡公。后来北魏的实权分别被高欢和宇文泰控制，侯景投靠了高欢。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高欢任东魏丞相，为东魏实际掌权者，对侯景很不放心，高欢死后侯景果然带人马投了西魏。西魏宇文泰了解侯景为人，宇文泰接受了侯景的投降，但是侯景须来长安述职，实际就是想解除其兵权。侯景是 聪明人，现在只能选择投降南方的梁朝了，梁武帝萧衍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准备接纳侯景，让萧渊明带五万人北上接应侯景，路上遭到东魏军队的进攻，兵败被俘。东魏军队趁胜进攻侯景，侯景大败，逃到南梁境内的寿阳。东魏此时不愿和南梁发生战争，遣使愿意归还俘虏萧渊明，这事被侯景知道后，他想借此试探梁武帝接纳他的诚意，遂派人假冒东魏使者，提出用侯景交换萧渊明的罢战条件，梁武帝答应了。侯景得知梁武帝这一态度后，马上又叛变，招兵买马，一直打到建康。梁武帝被俘，最终被饿死，侯景扶持了两个傀儡皇帝后，最后干脆自己当皇帝，国号汉。侯景到处屠杀掠夺，给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史称“侯景之乱”。后来，梁朝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率领大军从江陵出发，进攻建康。侯景的叛军兵败，侯景只带了几十个心腹乘了一只小船狼狈逃走，半路上被他的部下给杀了。

侯景此人先叛东魏，接着又叛西魏，后来又背叛南梁，还差点都吞并整个南梁，改写历史了！用“狡猾多变”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他可是反叛类的最高境界呀！！！

四、吴三桂

众所周知，吴三桂是明末清出的大汉奸。吴三桂明辽东人，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少时随父抗击后金的进攻，作战勇敢。后升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部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铁骑部队。当时李自成已经快攻到北京了，崇祯皇帝是飞书要求吴三桂部回守京城。可惜吴三桂部慢慢吞吞，到达河北丰润时，北京已经沦陷，崇祯也自尽了。吴三桂遂退守山海关，李自成招降吴三桂，吴三桂答应投诚，在路上遇见家仆诉说父亲被虐和爱妾被占，所以冲冠一怒为红颜，又反了大顺，重新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来攻打山海关，吴三桂战败，向满清多尔衮借兵，引清兵入关共击李自成，李自成大败。吴三桂在北京城本欲立朱明后嗣继位，好招揽自己的实力，可惜清兵入关后一发不可收拾，多尔衮早看出吴三桂是投机分子，立即命令他西追农民军。后来清朝入主中原后，吴三桂被列为三藩，封平西王，镇守云南、贵州一带。康熙初年，听闻康熙欲撤藩，遂再次造反。自称周王，与其它两藩尚之信、耿精忠，以及起原部下王辅臣等一起叛清，史称三藩之乱。最后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同年病死。

观其一生，吴三桂根本就是一投机分子。做人毫无原则，居然勾结满清打击本族势力。暗自培养自己的势力，最终目的就是要登基当皇帝。最后他的愿望的的确实现了，但是太短暂了，还没来得及体味，就死了。他的愿望已经建立在“大汉奸”的基础之上，愿望虽然实现，但是最终落一骂名。

对于以上这四位大叛将，分别用四个字来总结下。英布：优柔寡断、吕布：反复小人、侯景：狡猾多变、吴三桂：隐忍投机。

第25、中国历史“十大冤将”

冤将，顾名思义，要大大的名将，大大的冤枉，小小的不算，最典型的比如岳王，袁大督师，标准有几个：蒙冤指数，很好理解。惨烈指数，指死状之惨。影响指数，对战局，时局的影响，以蒙冤指数为准。废话少数进入正题，我的名额是这几个：李牧，蒙恬，韩信，彭越，岳王，袁大督师，檀道济，高仙芝，高颖，周亚夫。

十大冤将第十名：韩信

淮阴候，主要战绩有：灭赵，代，魏，齐，燕，楚及三秦王，可以说整个汉家江山九成是他一人打下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功 高震 主，当君主对这样的将领已无封赏可赐的时候一般都会取了他们的脑袋，所以，很不幸，他成了本文的第一位主角

死法，勒死，据说是刘邦曾答应他不使其终生有"血光之灾"，真假不知，反正挺窝囊，如此不可一世的英雄，竟然死得如此凄惨，楚霸王泉下有知，不知是否可以含笑？

罪名：谋 反，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说有的能举出若干的例子，说没有的只有一条：果真想反，韩信早就反了，反了刘邦还拿他没办法。

蒙冤指数：6 惨烈指数：5 影响：8

十大冤将第九名：高颖

大隋开国四名将之首，位在杨素，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之上，宰相，主要战绩有：平尉迟同（舟之底），灭陈，平萧岩之叛。为人仁义温良，素得军将之心，且又素掌政事，一国上下，无不敬之，问题出在独孤皇后及杨素，杨广身上，因其掌管着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又同情杨勇，杨广欲上台必要先除之，否则无法控制局 面，又因为高颖曾为宫女之事在杨坚面前说过独孤皇后的不是，三家同心，再加上隋文帝有惧内的传统，高颖之死不可避免（文帝时被罢免，炀帝时被杀）。

死法：赐死（同时赐死的有贺若弼宇文弼）新仇旧恨一起算，这样的结局已算是比较好的一种了，还没有凌迟处死呢。

罪名：诽谤朝 政，是与不是很明显，真正是大大的冤枉，你没登基之前人家反对你就算？倒，也太牛 ×了吧？

蒙冤指数：6.5 惨烈指数：5 影响：8

十大冤将第八名：蒙恬

据说是毛笔的发明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就其参与灭楚之战（副将），北驱匈奴（主将），修建长城，提数十万重兵驻屯边疆来看，轻重不难想见，其实他对始皇帝倒是挺忠心的，就算有人告他谋反始皇帝也不会信，问题是始皇帝并不是真正的"万岁"，终就要死的，而他作为力挺太子苏的重要人物，不死倒是真有些不合情理了，但这个人行事一向谨慎，很少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没办法，只好以蒙毅的事为源头，再经过充分发挥，结果，蒙恬背了个大大的黑锅，死了，据说在其死前曾自谓"吾何罪？获罪于天"又一想自言"吾修长城，自临洮起万余里，或断人地脉，互固宜也"，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

死法：自尽

罪名：连坐

蒙冤指数：7 惨烈指数：5 影响：8

十大冤将第七名：周亚夫

亚子在世，孙吴重生。单从这句话便可得出他在后世兵家心中的地位。战绩主要有平定七国之叛，官职太尉，也毅是全国兵马大元帅。死的原因跟前两位一个样，同样是因为立嫡之争。据说景帝本想树他为托孤重臣，可这人死心眼，对汉武帝（后来的）不感冒，景帝言道：此非太子师也。毅冲这话，决定了周亚夫的命运。

罪名：阴反 ，什么意思呢？据说是他为自已准备的死后葬器中犯了皇室的禁，好像是什么东东多了，不合臣下的礼数，对于这个结局，周亚夫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死法：饿死，自个绝食，用他自已的话说：吾纵横已数十载，不妒忌复辱于刀笔吏。跟李广死前说的差不多少，也算一条硬汉子。

蒙冤指数：7.5 惨烈指数：7 影响：6

十大冤将第六名：李牧

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赵后期抗秦战争主将，曾两败秦师，秦军闻之将则色变，不敢犯赵多年，就连老兵油子王翦也是无从下手，只好使离间计挑郭开唉使赵王下令除之，一代名将，就此撒手人寰，令人心痛不已，据说死时曾因新换将领不足以成事，李牧携大将印潜逃（笨，当时就他的影响力，只要不交权，谁能动他？赵军主力代骑兵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还能不听他的？大局为重的心理作怪），被追兵追杀于亲友家中，窝囊得很。

死法：斩首

罪名：通敌

蒙冤指数：8 惨烈指数：7 影响：10

十大冤将第五名：高仙芝

大唐四镇之一安西镇主帅，颇有计谋，怛罗斯之战虽败然至今仍为兵家所津津乐道，其用兵之果敢，行军之诡异，作战之凶狠，非一般将领可比。潼关之战，因监军边令诚之前向他索 贿未果，怀恨在心，在杀了另一安西名将封常清之后矫诏杀之，直到死前高仙芝仍不相信他忠心效忠的大唐会向他下此毒手，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直到刀架在脖子上才向帅台下众军大呼：君等观于冤乎？可为吾申之。于是三军皆跪大呼"冤枉"不止....如此军心与如狼似虎一般的安禄山军作战，结果不想而知。

死法：斩首

罪名：畏敌不前

蒙冤指数：8.5 惨烈指数：7 影响：9

十大冤将第四名：檀道济

檀道济，南宋名将，随刘裕征战沙场多年，又为宋文帝开疆拓土，坐保江南，用兵稳健又不失诡诈，是自刘裕后，韦睿前南朝第一名将，唱筹量沙更是体现了其人谋略的一面。威名赫赫，宋廷疑惧，宋文帝尝与人言"安知道济不为司马仲达者乎"？于是在临死前下诏杀之，并灭其族，据言檀道济临死大喝"乃复自坏汝辈之万里长城"，饮酒而亡，北魏得知，皆弹冠相庆，"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道也"，从此南朝走入危势，次年胡马长驱直入抵金陵城下，饮马长江，宋文帝目睹胡马，悔言 "若使吾有道济在，安使胡马济此哉"？

死法：毒杀

罪名：不详

蒙冤指数：8.5 惨烈指数：7 影响：9

十大冤将第三名：彭越

与韩信并列为汉初三大名将，位在英布之上，曾率偏师在楚汉相争于荥阳之时抄敌粮道，迫使楚兵主力回师，复败复起，拖住楚军主力，使得汉军主力及淮阴候部能够并力前行，终于将楚军压至彭城一带，方有以后垓下事，功劳甚著，封赵王（淮阴候为楚王，英布为淮南王），后刘邦疑惧之，发配往蜀地，路中碰到吕后，以为碰到知音，向吕后诉苦，吕后仍带他到刘邦处，劝刘邦杀之，以绝后 患。

死法：剁成肉泥，据说至今长江一带还有一种叫"蟛"的小虾，便是当初英布吃了用彭越的肉做成的所谓"肉羹"时吐出来的，彭越的冤魂附在其上形成。

罪名"谋反

蒙冤指数：9 惨烈指数：10 影响：8

十大冤将第二名：岳飞

不多说

死法：勒死，一代名将不能死于沙场却得如此下场，令人心寒不已，恨不能生啖秦桧肉，活剥赵构皮以泄吾恨。

罪名：莫须有，有可能有的意思，怎么个说法呢？本来是想给他定通敌的，可这说出来连定罪的人自个也不信，只好搞了个莫须有。

蒙冤指数：9.5 惨烈指数：9 影响：10

十大冤将第一名：袁崇焕

定远城守将，大明辽东道督师，宁远之战击毙女真胡酋努尔哈赤，坐镇辽东十数年，胡马不敢过此久矣，可以说是处于危势的明王朝延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出意外，女真人已无力对中原构成大的危协，可恨崇祯不明，误信皇太极离间之计，自坏长城，从此，大明朝之亡指日可待。

死法：凌迟，一刀一刀割肉，直到……唉

罪名：通敌

蒙冤指数：10 惨烈指数：10 影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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