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她们照样非常勤奋努力的过着日子。也在想法设法的让自己的家乡富裕起来。
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
可是,要办什么厂呢?这可难倒了张国英。张国英思前想后都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有一天,张国英路过村上的商店。她朝商店里面左瞧瞧,右看看,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突然,她灵机一动,想到了。缺少孩子的玩具。她紧接着想到了,孩子们每天都没有玩具玩,如果能为孩子们生产玩具,孩子们能得到快乐的同时,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他下决心要学会做玩具的技术,然后到山区办厂。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 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 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 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 “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 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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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1950年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决心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的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最终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一、一纸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这种事情作为其他统帅如果有一次的话,可以骄傲一辈子,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属于茶余饭后顺手办的一桩小事,因为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中共方面自己都从来没有宣扬过。
二、炮击金门支援中东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30分,炮击金门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几夜没睡好觉,他和整个世界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20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
1、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
2、打击蒋帮的嚣张气焰,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
3、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三、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工作人员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
四、氢弹平边境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在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下,北京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开始疏散人口,大挖防空洞。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苏联政府又在一封秘密信件中,建议中国人通过两国总理会晤来解决冲突。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
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4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2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思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
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五、预测核武器十年成功。
1956年,毛泽东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可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果然,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1966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刚好十年。
有英雄就有懦夫,有爱国者就有卖国者。有一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认为中国处处不如外国,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杆,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抗日名将吉鸿昌对祖国有深厚的情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外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了豪迈的气魄。
有一年,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去考察。一天,他到邮局寄包裹。美国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听他说是中国人,就嘲笑说:“中国?我可不知道什么中国!”吉鸿昌听了,十分生气。可陪同他的一个使馆人员对他说:“你何必说是中国人呢?说是日本人,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了。”
吉鸿昌顿时感到受了污辱。他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为什么连是中国人都不敢说呢?他对使馆的人说:“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不光彩吗?我倒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誓死不当崇洋媚外的洋奴!”
他回到住处,找来一块木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字,然后挂在胸前,外出时也不摘下。当美国人惊奇地注视他的时候,他心中十分自豪。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还被写成了歌曲,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不断攀登科学高峰,1979年在美国短期工作时,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的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在这一研究中,他把最小素数从80推进到16,达到了当前世界上的最新水平。
国外朋友希望陈景润在美国发表这一论文,他拒绝了,特意把论文用包裹寄回祖国。他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陈景润回国以后,有人问他:“你听说了吗?有人造谣说你不回来了!”陈景润冷笑一声答道:“听说了。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回来呢?”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邓恩铭16时,由在济南做官的二叔父接到济南来读书。家里人都希望他将来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但是,他在离开家乡贵州省荔波县时,就写下了“志在黎民”的诗句,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济南一中读书的邓恩铭整天和同学们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结识了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烬美,两人成了亲密的战友。
1920年9月,他俩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改名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6、7月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敌人到处搜捕他,亲友劝他回乡或升学。邓恩铭矢志不移,用“埋骨何需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的豪壮诗句来表达他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张钰哲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
19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芝加哥的一所大学里学习天文时,刻苦观测天象,不管严寒酷暑,从不间断。特别是冬天的寒夜里,他又冷又饿,甚至冻得手脚麻木,仍在望远镜旁坚持观测。
由于他的辛勤努力,1928年他终于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并且算出了它的轨道,这就是现在已经编号的二千多颗小行星中的第1125号小行星。为了表示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当时他把这颗小行星命名为“中华号”。这时候,张钰哲的心里比得了博士学位还要高兴和自豪。
春秋时,楚国上下的官员、乡绅以及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十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于是将令尹孙叔敖找来商量此事。
孙叔敖听完后,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颁布一道政令,那么广大百姓将不知所措,这样实在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
楚庄王很是不解,问道:“我是想加高车座,这和门槛有什么关系呢?”孙叔敖微微一笑,说:“大王且听臣慢慢道来。在臣说明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能坐得起马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不是王公贵族,至少也是有身份的人吧。”
孙叔敖说:“大王所言极是。正因为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而有失身份。所以臣建议加高门槛,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听后大喜,说道:“爱卿的方法真是巧妙啊!”
之后,楚庄王就下令,让人们把自家的门槛都加高。这样过了半年,那些乘车的人因为极不方便,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张秉贵(1918~1987),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我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以前,糖果柜前面经常很热闹,人们带着欣赏和钦佩的目光看着一位老售货员抓糖、称糖、包糖。只见这位头发花白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每一分钟都跟打仗似的全力以赴,眼、耳、口、手、脑这五部“机器”同时开动,不停地抓糖、过磅、包包儿,打捆儿,同时用心算代替算盘。尽管买糖的人很多,他从不让人多等,顾客开口要多少,他一声“好了”,往往一抓一个准,手跟台称一样准。遇有老弱病残的顾客,他及时给予照顾,还谆谆关照,热情胜似家人;对顾客的要求,他认真倾听,最大限度地给予满足;对顾客的询问,他耐心地解答,有问必答。
他就是老模范张秉贵,他的热情、周到、过硬的服务水准连外国人也经常前去观摩。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
张秉贵站了50年柜台,把一生的年华都服务给了三尺柜台,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顾客身上。为了顾客,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为了顾客,他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做有心人的结果,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商品知识,为顾客服务起来就更周到。比如,肝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糖分,患肝病的顾客买糖,张秉贵就介绍含糖分多,对肝病有好处的水果糖;气管炎患者经常咳嗽,需要润肺,他就介绍冰糖;对消化不良的顾客,他就推荐柠檬糖。他把顾客个个当成自己的亲人,做到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张秉贵不仅自己热情似火,技术过硬,还积极鼓励青年售货员练习基本功。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
关于爱国的故事。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一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在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户,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不但想到自己富,还带动全村、全乡人富,关心农民兄弟的疾苦。
江西南昌顺外村农民企业家曾荣苟领导全村人办了10几个企业,不但成了富裕村,还每年上缴国家100多万元税金。村民们都感谢他,他却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村子,特别是老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帮他们脱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先富的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主动5次到赣南老区与老区的穷村结成“对子”,帮他们培训人才,建起村办企业。
江苏赣榆县一个农民专业户叫祁德林,养对虾致富了。他想到在南疆老山保卫祖国的战士多么艰苦,就把一吨对虾送到了前线,慰问战士。他经常想:“自己富了,有责任帮助别的兄弟一起走富裕路。”他就主动向村办企业投资,还出钱支持村里的教师、五保户、敬老院。有三家困难户一直富不起来,他拿出6000元买了鸭子给他们喂,说:“赚钱归你们,亏本算我的。”结果第一年亏了,他又拿出钱给他门买船搞捕捞,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
还有辽宁沈阳一家农民办的联合公司,几年中发展成有2000多名工人,资金积累上百万的大型企业,可农民出身的总经理苏立文拿的工资还不如工人多。他说:“我个人没什么希图,只希望为农民兄弟闯出奔富的路。”
这些普通农民的心胸多大呀,装着国家,装着几亿农民兄弟。
清华大学邹圣兰同学:我是湖南人,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四的学生,我打算今年毕业之后去西藏做村官。至于为什么去西藏当村官而不是当记者,我想起您去年给浙大14位同学的那封封回信中说的话。您说,在中国不懂农村就不会真正懂国情。对大学生来说,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因父亲在机关工作,所以我一直是从小城镇长大的,而且从小都只专注于学习,对农村的情况了解甚少。我觉得如果不补上这一课,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记者,所以当我得知西藏大学生村官的报名通知后,我打消了留在京城当记者的念头,打算扎根西藏,在那边踏踏实实地干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直到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像先辈那样,从小就立下为国为民服务的壮志,好好学习,掌握各种本领,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作好准备。
1990年,我国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要开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光靠国家拨款还不够,要靠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捐款薄上写上名字的第一个捐款人竟是个小姑娘。她叫颜海霞,是江苏省建湖镇湖中小学的学生。她家里不富裕,可她为了支持亚运会,把自己仅有的1元6角钱寄给了亚运组委会。钱虽少,可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有很多少年懂得学习的重要,科学的重要,爱动脑筋。辽宁锦州有个9岁的小男孩叫赵宇,就发明了“双色演示算盘”,解决了学生珠算课上看不清老师示范的困难。还有个山西绛县的小女孩叫李珍,从8岁起就注意观察生活,动手动脑,有了30几项小发明。还有我国少年选手在25次国际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中,获得了十次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得金牌61枚,银牌30枚,铜牌20枚。湖北黄冈中学的王崧同学,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次获得金牌。他们努力学习不仅是为了给祖国争光,更重要是他们知道现在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国家将来的发展和命运。
试想,如果今天的少年儿童一个个品德好,身体棒,脑筋灵,知识丰富,那么几十年后,我国人口的素质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进步更快,更富强。所以我们说,少年儿童们从现在做起,当一名合格的优秀学生,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毛泽东虽然建立了新的家庭,但他仍然关心前妻或她们的娘家人。
毛泽东尽管不承认与大秀之间的封建包办婚姻,但他对大秀仍怀着怜悯之情。他没有因为大秀已死多年、两人没有子女,或自己“发达”了,而忘记罗家这门亲戚,割舍与罗家的亲情。相反,他非常重视与罗家的亲情。
早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同杨开慧带着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回到韶山,住了近七个月。他利用搞农村调查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机会,多次到大秀家拜访。3月26日,他首先拜访了岳父罗合楼,还在罗家与罗合楼、罗合楼的堂弟罗立芳、罗合楼的侄儿罗石泉、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等在一起吃中午饭。他的两个小姨子即大秀的两个妹妹,分别嫁给了湖南湘乡金石镇关王村杉树塘的黄谱臣和韶山冲的毛华村(解放后,她们都已不在人世)。但毛泽东依然把他们当亲戚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秀的堂哥罗石泉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进京一见。接到这位大舅哥的信后,毛泽东欣然同意。1950年1月24日,连襟黄谱臣致信毛泽东,提出想回乡或到其他地方谋生。3月4日,毛泽东出访苏联回到北京后,看到黄谱臣的来信。5月8日他复信说:
一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只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合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
1950年5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毛泽东特意交代毛岸英到韶山后一定要看望舅舅罗石泉。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了韶山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毛鉴公祠与他会面。毛岸英不仅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在临别时还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和人民币(旧币)500万元 (合新币500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给父亲上坟时,旁边就是大秀的坟。他是不是也在心中对大秀说了什么?没人知道。第二天,他请一些亲友、乡亲叙旧,吃便饭,指名请了毛华村。毛华村接到通知,赤脚走到招待所,激动地说:“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毛泽东说:“不要紧,随便一点好。”他当即叫人拿出自己的一双大皮鞋,送给毛华村穿。毛华村说,皮鞋大了,不能穿。随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毛华村的家庭情况。当问到他有几个子女时,毛华村回答:“我同您算是‘连襟’,前妻生了三个,后妻生了两个。”晚上吃饭时,毛泽东要毛华村与他同桌,并热情地为毛华村敬酒敬菜。饭后,毛泽东又座谈、合影留念。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婚姻家庭尽管发生了些变化,但他始终没忘记杨开慧和她一家。解放后,他分别派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给杨开慧扫墓。他还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纪念杨开慧。他把杨开慧家当作自己的家,饱含深情。从上井冈山后的二十多年中,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妻子杨开慧的家人,但受条件限制,联系起来很困难。1949年8月,他收到杨开慧的哥哥、嫂嫂通过解放军军用电台发来的电报,马上复电,为他的师母和岳母向振熙老人还健在表示欣慰,向她致敬,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家中衣食能否过得去”,希望来信告诉他。从此,他不断地向老人尽孝。1949年9月,有人去长沙,他托人给岳母捎去一件皮袄,使老人感觉到女婿关心的温暖。
1950年,岳母八十大寿,他吩咐儿子毛岸英专程回湖南为她祝寿,带去两枝人参。岳母九十大寿时,他又寄了200元钱,写信请杨开慧的堂妹转赠老人或买成礼物送给老人。他主动承担起了赡养岳母的义务。从湖南解放到老人去世,他一直从自己工资中出钱,给岳母寄生活费,从不间断。有一次秘书疏忽了,时隔半年,他知道后,马上让秘书补寄。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又名张少
华)结婚后不久,毛泽东就让他们回湖南老家看望外婆,并给杨开慧扫墓。杨老夫人虽然已九十二高龄,但并不糊涂。她一手拉着外孙的手,一手拉着外孙媳妇的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同年老人去世,毛泽东给妻兄发去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贺子珍 毛泽东没有忘记与他相伴近10年、患难两万里的贺子珍。夫妻名分不在了,战友情还在。他既真诚地关心着贺子珍,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 1949年5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到北京香山,强烈要求毛泽东与贺子珍复婚,要为贺子珍争得她“应该得到的”夫人地位。毛泽东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没有同意。后来,他对人说起他与贺怡的这场谈话,说:“贺怡想让我同贺子珍恢复关系,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与她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同年夏,贺子珍到天津暂住。毛泽东派工作人员阎长林带着娇娇前去看望贺子珍。阎长林回到北京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贺子珍的近况,当阎长林谈到贺子珍回忆往事时说的一段话时,毛泽东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1950年,毛泽东接到贺子珍与兄嫂联名写来的信后,回信说:“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三个“第一”、一个“大局”的嘱咐,可以说是千言万语一句话,既饱含毛泽东对前妻和老战友的深厚感情,也有对家庭团结和政治影响的细致考虑。 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与贺子珍复婚,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老战友。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后,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与贺敏学的一次长谈中,要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回答说:“子珍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其实,他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设身处地为贺子珍考虑的。他已经和江青成了家,并且已有了女儿。贺子珍不可能再回到他的身边。 李敏回到毛泽东身边后,沟通了毛泽东和贺子珍之间的联系。但毛泽东很少给贺子珍直接写信,基本都是通过李敏转达他的问候。 毛泽东考虑贺子珍一人在外地十分寂寞,而且身体不好,就让李敏每个假期,都去看妈妈。每次去看妈妈时,李敏总要奉父亲之命,背上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妈妈捎去,同时带去爸爸对妈妈的问候。假期结束时,李敏又奉妈妈之命,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到北京,其中有毛泽东爱吃的食品和蔬菜,还有给江青、李讷和毛岸青夫妇的东西。有一次,贺子珍让李敏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勺,她知道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从李敏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贺子珍的影子。 在中南海的家中,每当毛泽东和李敏一起谈论贺子珍的身体、她的疾病和她的孤独时,父女两人都长吁短叹。李敏发现,爸爸的心情比她还沉重,他对妈妈的惦念比她还深切。毛泽东与李敏单独相处时,常常同她谈贺子珍的过去,告诉李敏她妈妈年纪很小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他还讲过贺子珍小名“桂圆”的由来,说他喜欢这个名字,过去给贺子珍写信,常常呼她的小名“桂妹”。 1954年,贺子珍从收音机上一遍遍收听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开幕词的录音,精神受到刺激,病得很重。毛泽东听说后,知道贺子珍为思念自己而病,和李敏一起流下了眼泪。他急忙让李敏去上海看护贺子珍,并托她带给贺子珍一封信,劝贺子珍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吃饭,不要抽那么多烟。贺子珍收到毛泽东的信,听从他的劝告,开始吃饭吃药,逐渐恢复了正常,而且把烟也 戒了。 毛泽东在向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1959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设法与阔别20年的贺子珍相见。当见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时,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贺子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泣。毛泽东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当贺子珍情绪略微稳定后,毛泽东询问了她的生活情况,详细地了解她在苏联的遭遇。贺子珍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神色凄然地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毛泽东见夜深了,让人送她下山。江青即将来庐山,毛泽东为避免引起江青误会,影响家庭团结,没有再见贺子珍。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位老战友解放后惟一的会面,从此二人永别。 庐山见面后,贺子珍病倒,一连几天,谁劝也不吃东西不喝水。毛泽东很着急,派刚刚结婚的李敏到南昌照顾她,要女儿“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他考虑到贺子珍不愿喝水,专门准备了两筐水果,让女儿带去给贺子珍解解渴。他又担心李敏遇事处理不了,派了一位管理员与她同往。在李敏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贺子珍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贺子珍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进京。她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的坐像前,深情地献上了一个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事前,花圈的形状、缎带的文字,贺子珍都亲自过问。 为了维护毛泽东现有家庭的团结,贺子珍服从党组织上的安排,从苏联回国后,一直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江西等地,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到北京。在谈到与毛泽东分手的问题时,贺子珍从没有怨过毛泽东一句,她总是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太不懂事了,我太任性了。”她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他人第一,顾全大局”。文章摘自《毛泽东家风》1956年“五一”节刚过,毛主席便在5月3日出发,到我国南部地区去视察工作。离开北京时,还是骄阳融融,百花吐艳,一路工作忙碌,不计时日,到了广州,主席又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待任务结束,不觉已到月末,江南大地已是夏日炎炎。
毛主席准备北上返京,因天气闷热,又加疲劳,打算在途经武汉时,到长江里去游泳,以消除疲劳,舒畅胸怀。
长江的水势凶险,素为人知,为了主席的安全,大家都惴惴不安,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立刻回去安排工作,他让武汉的同志事先对长江的水质、水温和流速等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和检验,发现长江的水文情况复杂,第一,江水很脏,含有多种病菌和血吸虫;第二,江中有鳄鱼、江猪和水蛇等可能伤人;第三,水深流急,又有湍流漩涡。总之,游泳是很危险的。因此,当地政府曾告示群众,为了避免危险,禁止在长江里游泳。
大家了解到这些情况,都为主席到长江里去游泳的安全担心。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想劝阻主席,虽然大家知道,主席游泳的技术很高,他把游泳池当作了洗脸盆子,但是游泳池怎么能和长江相比呢,江水滔滔,波浪翻滚,深不可测,水火无情,在急流骇浪里,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必须防止万一。可是这些当年曾同毛主席一起艰苦奋斗,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也都深知,毛主席办事,一旦下了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进行了劝阻。
毛主席以他高超的游泳技能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无畏气魄,怎能会惧怕长江的风浪呢!他把劝告看成是“阻力”,对身边人员说:“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品味着这有趣的回答——既是回答,又是命令。于是,大家当即做好毛主席游江的准备,整装待发。
毛主席从广州动身返京北上,5月30日到达湖南省长沙,立即召集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五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来招待主席。
会后天气闷热,主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同志陪同到了江边,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这里曾是毛主席30年前“携来百侣曾游”的故乡碧水,曾几何时,毛主席今天已是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了,又何止百侣!今天重游,意味深长。下了江,主席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样,大家都为主席感到舒展。主席精神焕发,一直游到了他当年曾在诗里提到的桔子洲头,主席乘兴上岸,披着浴衣登高瞭望。洲上的人们看到了毛主席,立刻都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主席握手,问寒问暖,亲切异常,主席同大家频频招呼,用故乡的语言和乡亲们畅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情趣盎然,倍加亲切,由生活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盛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主席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5月31日到了武汉,滚滚长江吸引了主席,他决定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这期间,主席听取了省委书记的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会。
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蒸人,主席没有午睡的习惯,便兴致勃勃地到长江去游泳。我们虽然已经作好了主席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提心吊胆,随时严防发生意外。到了江边,因为江岸陡峭不便下水,先请主席到了船上。罗瑞卿和王任重同志知道劝阻无效,虽然作好了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放心不下,他们准备和主席一起游江,便先到了船上,迎候着主席。主席打趣地问:游长江有危险吗?罗部长挺着魁伟的身体报告主席说: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顿时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气氛。毛主席说:长江大海能吓得了人吗!说着大家就一起下了长江。
毛主席入水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当时江面上正刮着六级大风,风急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还时有漩涡,毛主席泰然自若,轻浮水面,他轻松自然的潇洒游姿,真比在院子里散步还自由自在,有时击水破浪,勇往直前,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主席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毛主席游水如履平地,仰泳时更有独到之处,他可以平仰水面,全身不动,远望天际,信水飘流。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里游泳,秘书送来一封信,主席就在水中接过信来,仰浮水平,把右脚搭在左脚上,全身不动,直到把信看完。
这时在长江岸上行路的人们,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长江里游泳,而且当时还刮着六级大风,又是在中流急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游向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有的动人景象,得不到答案,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沿岸奔跑,有的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边的建筑物阻挡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瞭望,不肯离去。当主席游过了岸边的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逐渐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在鼓掌,也有人发出了惊奇的赞叹,到处都是惊奇观望的目光。
毛主席游兴起处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时已夕阳披霞,但毛主席的游兴正浓,依然击浪前进,直到游近建筑长江大桥的工区,施工阻路,又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才请主席上船返回住地。
毛主席一气游了两个小时零四分钟,游程约20余华里,上了船,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和大家谈笑自若,一如往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这时我们大家提到喉咙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都和主席一起说笑。
毛主席更衣后坐在了船头的藤圈椅子上,面对着静静耸立的龟、蛇两山和远处点点帆影,脚下咆哮着汹涌奔腾的不尽长江滚滚流,他眺望着远山近水,在凝神遐思……
记得毛主席曾在1953年登过蛇山之巅,俯瞰长江妖娆于武汉三镇之势,又有龟、蛇两山隔岸对峙,锁住大江,景势非常。只可惜长江隔断了两岸的人民,相亲相爱而不可及!直到1954年,毛主席乘火车再经武汉时,还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轮渡才过了长江,当时两岸等候过江的人流更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有些人还纷纷议论:
“能隔十里路,不隔一条河,要是能架起一座大桥来,该多么好啊!”
“说话容易呢,江面这样宽,水又这样深,再加水流这么急,恐怕鲁班来了也没得好办法的!还记得吧,当年国民党借用修桥的名义,骗了老百姓多少钱哪!”
“那就只好等着神仙来架天桥吧。”
…………
当时这只不过是等着渡江的人们的一些议论,但是在轮渡上的毛主席却听者有心。他一面望着静静的两山和来往的帆影,一面听着人们的议论,顿“起宏图”:一定要给人民建起一座大桥来,使这“天堑变通途”!
宏图既定,曾几何时,今天毛主席遨游于长江之中,亲眼看到了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施工,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宏图实现了!解放后的武汉三镇,本来已是太平盛世,美景丰年,如今天再加鹊桥仙境,两岸人民喜得团圆,此景此情,使人神往!人民在欢呼,诗人在歌颂,还分什么天上人间,但愿天长久!
毛主席今天精神焕发,情趣自得,一扫往日工作繁忙时的沉思模样。回到住地,晚饭时厨师还特意给他烧了一条鲜美的武昌鱼,主席饭吃的香,觉也睡的甜,一觉醒来,兴犹未尽,诗已成篇。
毛主席挥笔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首词,来抒发他遨游长江的舒畅情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其气魄胸怀跃然纸上,多么形象!当人们担心他游江的安全时,他却感到遨游在狂风怒涛中乘风破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又以诗言志,今天,已经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明天还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让这桀骜不训的洪水来为人民服务,当他检查这万里长江将使人民获益万里的流向时,长江流到了三峡,诗人忽然记起了巫山峡上的神女庙里还有个神女,她当年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立过大功,假如她如今还健在的话,来看看这治理洪水的奇迹,将今比昔,也将惊叹人民力量的伟大吧。毛主席这首词以游泳为题,抒发胸怀,志在人民,潇洒豪放,气壮山河,实为古今中外前无古人的不朽诗篇,读其词如见其人。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乘兴又到长江去游泳,这次一气游了两个小时,其意态潇洒,悠然游姿,更胜昨天。
第三天下午,毛主席竟连续第三次再去长江畅游,到了江边,见长天晴空万里,微风吹来几朵白云,江面飞翔着点点白鹭,好像都是赶着来观赏毛主席游江的情趣,只有长江仍在奔腾咆哮。
沿岸观望的人群,也胜过了前两次,人们在窃窃私语,究竟是何人在这里游江?有的人爬在近江的岸边,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毛主席侧游的姿势,正好面对着岸上的群众,于是人们的猜疑便逐渐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时毛主席已游进了波涛汹涌的中流,击水破浪,游姿翩翩,与晚霞白鹭辉映,更有情趣。置身于这美景如画的祖国的怀抱里,毛主席流连忘返,不计归程,大概还是晚霞提醒了主席,才出水上船,大家载着一船欢笑回到住地。
毛主席连续三次万里长江横渡的传闻,一时不翼而飞,轰动了武汉。第四天时刚过午,长江两岸就已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带了望远镜,有的还拿着照像机,人山人海,自然形成了夹江欢迎毛主席游长江的队列。谁不想亲眼看看自己敬仰的领袖,而且又是在搏击风浪中的英姿风采呢!人民有了狂风骇浪全无惧的领袖更何患人间的凶顽!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我们的人民将无往不胜!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遨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他激励着人们以钢铁般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毛主席实在太忙了,他不得不在6月4日下午6时前回到了北京。
摘自:人民日报1993/7/11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南开中学的创办者张伯苓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他参加了“甲午海战”,但军舰一出海就被击沉,这对他触动很大。1899年英国强租我国威海卫军港,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天在港口升起的清朝国旗第二天就降下来了。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毅然退出海军,回到天津筹办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最后在1907年办起了南开学校。张伯苓一生全力办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公元1275年,元军侵略南宋。元军在元朝统帅伯颜的率领下,离南宋的都城临安只有30里路。大兵压境,南宋朝廷无计可施,决定求降。伯颜声明,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与他谈判。
这时,南宋朝廷的左右丞相都闻讯逃跑了,朝廷只好让文天祥为右丞相,去和伯颜谈判。
文天祥见了伯颜后,义正词严地问:“贵国是要与我国交好呢,还是要灭掉我国?”
“我们不想灭掉宋国!”
“既然如此,请你们后撤百里,以表诚意,否则我们将以死相拼!”
伯颜感到文天祥像是向元朝下挑战书的,就扣留了他,并让其随行人员回去传话说,如果南宋不投降,元军马上就发起进攻。
南宋朝廷在伯颜的威胁下,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得知真相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
四年后,文天祥带兵到广东潮阳抗元,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
元世祖很钦佩文天祥的忠心,把他软禁在大都的“会同馆”里,每天派人去轮番劝降,但都被文天祥骂走了。元世祖见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囚禁起来。在狱中艰苦的环境下,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其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几年,元世祖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的忠心,我非常佩服。如果你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怎么能再做元朝的臣子?如果这样,我死了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样?”
文天祥看了看元世祖,斩钉截铁地说:“我别无他求,只求一死!”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刑场上,文天祥面色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说完,整整衣冠,朝南方拜了几拜,仰天长叹道,“我事已毕,心无悔矣!”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欣慰。因他曾在北平居住多年,对这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古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又听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命令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建筑安全无恙,使他深为感动。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热爱,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幅画高1.3米、宽0.6米,为水墨绘成。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张大千在绘制此画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敬重。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真如一曲“水晕墨章”的交响乐。题款为:“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
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颇为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据说,毛泽东很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经常品览。毛泽东逝世后,此画收藏于毛泽东故居。80年代,此画作为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出版。
荷花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一直被喻作“君子之花”,“圣洁之花”。而历代画家最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张大千之所以绘荷花画赠毛泽东,一方面是自比梅、菊之傲霜的风骨;另一方面“将对方拟予了同等的境界”,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极大尊敬和敬重。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 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己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 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1904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 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己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 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 术超过西方”。冯如后来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著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刋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1947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1.彭德怀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2.8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2.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3.遵义会议后,1月19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4.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5.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1936年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1940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1950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苏武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侍从。汉武帝时,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贵族,经常派骑兵骚扰汉朝边境,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不但给汉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也威胁到汉朝的封建统治者。汉武帝即位以后,派出军队,多次击败匈奴的进攻。匈奴的首领且鞮单于害怕汉朝军队乘胜追击,就故意装出和好的姿态,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一些。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马上派正直廉洁、有胆有识的苏武,率领张胜、常惠等100多人,带着大批礼物再次出使匈奴。
临行前,汉武帝召见了苏武,亲手把旌节交给他。这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木棍,顶部弯曲的地方挂着一串用毛做成的绒球,表明使节的身份,同时是使臣出使的凭证。苏武接过使节杖,激动地说:“只要我人在,这节杖就不会丢,使命就不会受辱。”
苏武一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匈奴单于居住的地方见到了单于。谁知单于是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见苏武送礼上门,就以为汉朝软弱求饶,所以对苏武及使臣们傲慢无礼,态度专横,苏武忍辱负重,完成了使命,正准备返回长安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几年前,汉朝使者卫律出使匈奴后不久就投降了,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原来的副使虞常对卫律卖身投靠匈奴的做法,一直不满,见到老朋友张胜后,他就和张胜暗中商量,想乘单于出外打猎时,劫持单于的母亲,杀了了卫律。然而正当他们70多人准备起事时,有人告了密。于是单于逮捕了虞常,并想趁机逼迫苏武投降。
卫律奉令威逼苏武投降,遭到严辞拒绝。苏武说:“我是汉朝使者,如果丧失了气节,使国家受到侮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拔出宝剑,向自己身上猛刺,卫律慌忙抱住苏武,夺下剑来,然后找来医生为他包扎伤口。
单于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苏武的爱国气节产生了敬意,他更感到要让苏武投降,为自己创图霸业服务的重要性。他让卫律当着苏武的面审问虞常和张胜。
卫律把苏武叫来,先把虞常一刀砍死,吓得张胜当场表示投降。卫律乘机要挟苏武说:“你的副使都认罪投降了,你作为正使也要治罪。”苏武严正地回答:“我奉命来与匈奴结好,和张胜既非同谋,又非亲属,凭什么治我的罪?”卫律理屈词穷,挥刀要杀苏武。苏武毫不畏惧,迎上前去说:“你要有胆量杀死堂堂汉朝使臣,就快点动手吧!”卫律见硬的不行,就用高官厚禄来劝降,谁知苏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痛骂道:“你背叛了君主和父母亲戚,不知廉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
单于见苏武软硬不吃,又生一计,想用艰苦的生活环境来消磨苏武的爱国意志,诱使他最终投降。于是下令把苏武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等你放的公羊产了奶,你才能回去。”
北海荒无人烟,一年到头白雪皑皑,连鸟兽也很难见到。有时苏武饿得没有办法,就掘开野鼠洞,掏洞里的草料来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节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拿着节杖,重返祖国。天长日久,节杖上的绒毛脱光了,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棍子,但苏武仍视为生命的支柱,连睡觉的时候,都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生活了19年。
公元前81年,汉朝与匈奴几经交涉,匈奴才把苏武及其随员共9人放回长安。长安的老百姓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满头白发的苏武,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光秃秃的“节杖”,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我国的北方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但风光奇特,还为人们饲养着牲畜,造福人类。从古到今,有多少志士豪杰歌颂它,赞美它,为它的雄风所倾倒!草原上的赞歌代代流传着。
南北朝时期,北朝东魏有个敕勒(chìlè)人叫斛(hú)律金,是个武将,英勇善战,还性格豪爽,爱唱民歌。有一年,东魏统帅高欢率军和西魏打仗,战事不利,伤亡很多,将士们情绪低落,都低着头闷着声。高欢就对斛律金说:“你给大家唱支歌吧!就唱那支《敕勒歌》!”
“好!我就唱!”斛律金站在将士们面前,放开喉咙唱起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一支非常有名的民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迷人的景色。斛律金当时快60岁了,仍然声音雄壮洪亮。他连唱了几遍,歌声回荡在战场上,给人力量,给人鼓舞,高欢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将士们的情绪又振奋了,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深情。他们怀着这种情感,又杀上了战场。
家住山东阳谷县的农民李贵兴,也有着一段不幸遭遇。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病逝,加上农业欠收,家里人口多,只得退学回乡务农。可他酷爱学习,每天不顾劳累,自学了初中课程,又学习高中课程。有一次,村里一匹怀驹的大马得了结症,因为没有兽医,很快就死了。乡亲们心疼地说:“要是老兽医还活着,这马不会死的!”老兽医就是李贵兴的曾祖父,因为在旧社会里当兽医受过气,就不让子孙再干这一行。可李贵兴心想:“如果都不当兽医,那不就眼看着村里的财产受损失吗?”他就找出祖传的医书钻研起来,决心当一代新兽医。因为学习刻苦,又能虚心求教,边学边干,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好兽医,被保送上了牧校,又进了兽医研究所进修,能治好许多疑难病症。
可他并不满足,立志为祖国写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兽医方剂专着,就废寝忘食地写起来,终于写出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兽医方剂专着,全书近20万字,为发展祖国的兽医事业贡献了才智。
1980年1月,苏州菜馆的詹钦标接受祖国的委托,作为某工程安装组的厨师,来到纽约。
1月10日中午,工程组设宴招待参加开工典礼的美国各界知名人士。詹钦标为客人做了色彩鲜艳、形态各异、别有风味的苏州名菜,美国客人品尝以后赞不绝口。詹钦标的做菜技艺,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纽约,他被媒体称为“烹饪新星” 。
纽约市市长想留詹钦标为私人厨师,并答应让他在别墅里挑最好的房间住,把家属、孩子都接到美国来。有的老板许诺:“如果你肯留下来,我除包你的伙食外,再出三千美金的月薪。”有的老板答应:“你留在我这里,我可以出钱以你的名义开一家菜馆。”
他这次出国只有一个念头: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委托,以出色的工作为工程的胜利完成做出贡献,为祖国争得荣誉。对出于好意的聘请,他有礼貌地谢绝了;对于那些老板的重金收买,他丝毫不动心。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十四岁时,在河南省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读书,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杨靖宇很快成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以满腔热情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罢课斗争,走上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到火车站查烧日货。
学生们的罢课斗争使军阀官僚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采取卑鄙手段阻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天,教育局派了几个“学监”,到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进行“视察”、“监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命令学生复课。这些“学 监”不仅仇视学生,对教员、工人也是指手划脚,神气十足。
有一天,一个学监的衣服丢了。他无根无据地猜疑是在学校的李老头作的案,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来几个兵差,把李老头捆绑起来,吊在树上,硬要他“招认”。李老头是位老实人,无端地受此冤屈,气得呜呜直哭。
正在这时,杨靖宇来到了现场。他压根儿不相信李老头会偷衣服,拳头一攥,就冲到兵差面前:“你们诬赖好人,再不把人放下来,就揍你们!” 话音未落,几十名学生也都围了上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几个兵差见学生来 势汹汹,龟缩在一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校长闻讯赶来,怕惹出乱子,就对同学们说:“快散开!快散开!你们要少管闲事!这非同小可!”这时,杨靖宇又挺身而出,冲着校长说:“我们反对陷害好人,这怎么叫管闲事?”校长指着他说:“马尚德,你还想不想读书!”杨靖宇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不读就不读,你们开除吧, 这里不是教育人的学校,是衙门!”校长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连摇头带跺脚地走了。几个兵差见学生人多势众,就无可奈何地把李老头从树上放了下来。
这件事发生不久,杨靖宇就离开了确山第二高等小学。
黄继光,
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名字,
为了祖国的荣誉,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那是在1952年的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了……
黄继光所在部队在进攻597.9高地主峰的时候,
遇到了敌人几个火力点的压制不能前进,
战士们屡次突击,伤亡惨重,但都被挡了回来;
眼看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天快要亮了,
如再拿不下火力点,攻下主峰,
我军的战果将全部丧失,
怎么办?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
他——黄继光,毅然挺身而出,
满怀必胜的信念,
带着两个战士,拿着手雷,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
几个火力点被摧毁了,
但还有一个射孔的机枪在疯狂扫射,
这时,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受伤了,
手雷掷完了,黄继光自己身体也多处受伤,
在这枪林弹雨中,
面对这重重的困难,
黄继光用尽全力,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毅然顽强地爬向火力点,
在接近火力点不到10米的时候,
我们的英雄勇敢地站起来了,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勇气,是多么地令人感动和振奋啊!
这时,黄继光仿佛感觉到,他的身后,
战士们正急切地看着他,
祖国人民在注视着他,
朝鲜人民在盼着他;
只见他像钢铁巨人一般,
慢慢地向火力点靠近,
奋不顾身地向火力点扑过去,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火力点拿下了,
任务完成了,
上甘岭战役胜利了,
但我们的英雄却壮烈牺牲了。
黄继光为了保卫祖国人民的安全,
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他的光辉事迹,
谱写了一曲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赞歌;
他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
闪烁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灿烂光辉。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霍去病是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儒的非婚生子,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朝的大将军。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屡为边患。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的侵略进行反击。元朔六年(前123),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获匈奴2000余人,战功冠于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与匈奴军的战斗中,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名将,曾下令给他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名言,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
文水县云周西村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毛泽东在指挥全国战局之余,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凭着对人民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在铡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这种表现,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教育深入千千万万农民心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本质上讲是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是用先进阶级的思想发动和武装千百万原来是小生产者的农民。刘胡兰作为一个14岁的农村少年便能加入共产党,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了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能不贪财、不惧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又大呼:“怕死不当共产党。”当时,匪军曾从现场的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但没有一个人动手,这也恰恰表现出当时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2001年4月1日上午,王伟在执行对美军用侦察机跟踪监视的任务中,所驾驶的飞机被美机撞毁后跳伞落海,光荣牺牲,年仅33岁。
这次在执行任务时,王伟坚毅果敢,沉着冷静,英勇顽强,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凯歌。王伟牺牲后,中央军委于2001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了命名大会,授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被海军党委批准革命烈士。
800多年来,岳飞“精忠报国”慷慨悲壮的动人故事,一直在我国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出生于河南省汤阴县一个贫苦农家。据说岳飞呱呱坠地的那天傍晚,刚巧一只大鸟从屋顶上飞鸣而过。父亲岳和便给他取名叫“飞”,字“鹏举”。
由于家境清贫,岳飞小小年纪就得打柴割草,还要帮助父母下地耕作。在艰辛的劳动中,岳飞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并学得一手好箭法和好武艺。
岳飞青年时代,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中度过的。宋朝统治者纵情享乐;长期生息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勃然兴起,建立了金政权。1127年金攻陷宋都城汴京,北宋宣告灭亡。
这一年,岳飞正好20岁。这个饱读兵书、谙熟武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盼望有一天能够投身疆场,为国家报仇雪耻。当招募“敢战士”的消息传来时,他报名参军。就在他走上战场的前夕,深明大义的母亲,特意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嘱咐他一生一世都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勇杀敌,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
岳飞参军后,一直坚持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为挽救民族的危亡而英勇杀敌。他率领的“岳家军”不畏强敌,独当一面,先后六次与金兵交锋,均获全胜,“岳家军”声威大震。而赵构却重用宠臣主和派代表黄潜善、汪伯彦等人。为了拯救沦陷在敌占区的苦难同胞,把敌人驱逐出境,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上书给皇帝赵构,坚决反对继续向南逃跑,力谏赵构返回汴京,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样将帅一心,一定可以收复中原。这道奏书进呈后,触怒了赵构和黄、汪这些妥协投降派。他们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把岳飞的官职革掉了。闲居三个月后,岳飞难以压抑心中报效国家的强烈意愿,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岳飞慷慨陈词,决心以身许国,消灭敌人,恢复故疆,以报答父老乡亲。从此,岳飞又转战在抗金的战场上,而且越战越勇,“岳家军”的旗帜成了抗金力量的象征。金兵统帅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1140年,正当岳飞奋勇前进,胜利在望的时候,赵构和宰相秦桧却害怕“岳家军”强大起来之后,成为南宋政权的威胁。因此,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在一天之内连下12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岳飞对此极为悲愤,长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退兵时,中原人民拦住军马,哭声盈野,岳飞也潸然泪下。
岳飞回到临安后,赵构和秦桧为了向金兵求和,诬陷他唆使部下谋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岳飞送进监狱。1141年12月29日,岳飞和他儿子岳云、部将张宪等一同被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临刑前,他奋笔疾书,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意思是“老天有眼呵,老天有眼呵!”岳飞被害后,南宋与金人订立了可耻的绍兴和议,向金朝称臣纳贡,大片国土沦于金人之手。
岳飞虽然惨遭杀害,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深深地铭刻在世代中国人民的心中;而奸臣秦桧等人,却被铸成铁像,反剪双手,长跪于英雄墓前,被万世人民唾骂!
你可知道,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曾有一段三改志愿的故事吗?他最初的志愿是当个好海军,把外国侵略者从海上赶出去。为此,他考进了南京水师学堂。
一改志愿学矿务。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最要紧的任务应先发展矿业、工业。于是,他转入南京矿务学堂学习。
二改志愿学医学。他认为面对中国的现实,首要任务是把中国人改良成强种人。于是,他去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
三改志愿学文艺。他认为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国民的愚昧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提倡文艺运动。
从此以后,鲁迅先生写出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以此来揭露敌人的反动腐败,歌颂先进的事物,为解救中华民族而呐喊。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大米,是中国人的主要食品。可长期以来,水稻产量不高,人口又那么多,农民们成年累月种田栽稻,还是满足不了“吃”的需要。粮食产量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障碍。农业科技工作者袁隆平决心为国攻关,解决这个难题。
袁隆平是湖南一个镇上的农校教员。虽然工作条件差,可他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每天除了教学外,就是在试验田里培育高产品种。在试验中,他发现天然杂交 水稻穗大粒饱,产量高,但是第二年再种,就退化了,失去了优势。他就想进行一种试验,培育能保持高产的杂交水稻的种子。为了这个理想,袁隆平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有时候在试验田里观察,连家也顾不上回。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培育成功了。
这种杂交水稻亩产达到1000多斤,在全国推广后,我国稻谷在几 年中增产了1000多亿公斤,真是一个飞跃!袁隆平获得了国家第一个特等发明奖。美国等国也引进了他的成果。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为改变我国粮食生 产的落后状态打了一个翻身仗。
2008年7月20日,似火的骄阳炙烤着小城漯河,街道上回荡着滚滚热浪,让人感到呼吸都很艰难。下午4时26分,262次普客晚点一小时后终于停靠在了这个三等车站,出站口顿时人如潮涌,肩背蛇皮袋、手提工具箱的各色民工是人流中的主色调,拥挤的人流加之36度的高温使得人群中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汗气,这种慢车的低廉票价吸引着大批农民工。
一对老年夫妻人群中分外醒目:女士浅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稍微褪色蓝色裤子,一双千层底圆口布鞋,如果不是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保留着领袖的遗传基因,简直就是地道的豫东农村妇女。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我,第一感觉她就是我要接的主人翁、毛泽东主席的爱女——李讷。我急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表明代表淮阳县委、县政府和百万人民欢迎的诚意。李讷微笑着表示感谢,接着介绍随行人员:我老伴王景清,书法家邹为瑞夫妇。王老一身旧军装,苍白的双鬓浸满人生的沧桑,轩昂的眉宇透出军人的威武和执着,这位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战士、解放后云南某军分区政委、正师级离休干部,俨然就是李讷的卫士,一只手拿着全部行李,一只手紧搀着李讷,我几次要接过他手中的旧提包均被谢绝,只好眼望着这对特殊的老年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汽车。
汽车艰难的行驶在市区街道,驾驶员小张按照惯例把空调大开,试图吹散暑热,为两位老人送去清凉,哪知道王老不容置疑的挥手制止:关掉空调!我们一脸疑惑,王老用明显缓和的口气接着说:“李讷有肾病,不能吹空调,你们就跟着委屈点吧”。小张只好关掉空调,打开车窗,谨慎地驾驶汽车沿着漯周高速匀速行驶。两边是一望无际茂密的玉米,浓绿肥大的叶片交织在一起,连成绿色的屏障,把豫东平原整体包装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我拘促不安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语塞词穷,面对车上两位特殊的客人,搜肠刮肚寻找话题,试图打破车上的沉闷。李讷看出了我们的紧张心情,主动打破沉寂的局面,用缓慢而温和的话语介绍了自己和老伴:他叫王景清,81岁,军队离休干部,我68岁,也在军队退休,等会儿到了淮阳,你介绍他“老王”,我就称呼“李讷同志”。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不失时机的向两位老人介绍淮阳的厚重历史、灿烂文化、自然风光,介绍太昊伏羲极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李讷静静地听讲,很少插话。当介绍到太昊伏羲时,李讷顿时来了精神,十分专业地问我:关于太昊伏羲,淮阳有地下、地上的文物佐证吗?我言之凿凿:太昊陵始建于春秋,增制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平粮台遗址叠压有六千年以上文化层。李讷微微点头,表示借这次机会尽量走走看看。在这位文革前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面前,我不揣冒昧,班门弄斧,演绎着“无知无畏”的莽撞和唐突。
苍茫暮色中,汽车在美丽幽静的南湖宾馆停下,中共淮阳县委书记贾书君及有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按照路上约定,我分别把“李讷同志”、“老王同志”,书法家邹为瑞夫妇介绍给了各位地方领导,同时把贾书记等地方领导一一介绍给北京客人。宾主寒暄之后进入大厅,早有闻讯而来的各类记者围在那里等候,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老王再次担当起卫士角色,一面搀着李讷前行,一面十分严肃的告诉所有人员:我们俩来此是私人行为,没有报道任务,如果不撤退记者,我们就不再下楼,同时拒绝一切活动。
晚餐在温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按照李讷夫妇要求,撤掉一切烟酒饮料,只上淮阳地方特色小吃。李讷、老王并肩而坐,老王大哥哥一样不时给李讷夹菜,回答着主人关于领袖生前的生活细节、李讷夫妇的生活状况等问题。出于对领袖的敬爱,席间有人改称“李讷同志”为“李大姐”,李讷及时制止,微笑着告诉大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一律称同志,这是中央建国初期定下的规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叫李讷同志是对我最大的尊敬、最亲切的称呼。
第二天一大早,李讷夫妇不顾旅途疲劳,驱车参观太昊陵。他们依然坚持拒绝众人随行、拒绝记者跟踪采访,只允许我和贾书记及少量工作人员陪同。
从午朝门下车,李讷夫妇一路慢慢前行,认真听取讲解员的介绍,对每一处文物、每一块匾额都仔细察看,考问来由。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做过军报总编的的李讷不时插话、询问,提出一些关于太昊伏羲的始祖地位、伏羲文化的丰厚内涵等历史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显示了渊博的学识和不凡的气质风度。老王继续承担着卫士的角色,搀扶李讷上下台阶,及时提醒休息,这位11岁参加革命、延安时代中央警卫团战士,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执勤,如今对领袖的后代极尽呵护之责,既含伉俪之深情,又有对伟大领袖衷心热爱的情感倾注。
太阳渐渐升高,气温随之升到30度以上,李讷的额头浸出汗珠,衬衣上留下明显的汗渍,但她游兴未减、不顾老王劝阻,一路前行。统天殿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欣赏每块匾额的文字书法。殿内的伏羲圣迹图紧紧吸引着李讷的目光,她随着讲解员的指引认真观看每一块浮雕,不时驻足,认真端详,仿佛置身于深邃的历史空间。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李讷夫妇一路走来,几十级台阶上上下下,对于普通人来说轻而易举,但是对于李讷这个身患严重肾病的68岁老人,无异于翻越陡峭的山崖!李讷在老王的搀扶下走过来了,走到了高耸的伏羲陵前,夫妇二人再次凝神肃立,向这位人文始祖行注目礼。耳柏旁边,李讷夫妇一改不许照相的常规,主动要求来张合影,随行及时按动快门,时光瞬间定格,巍巍羲陵、参天古柏,一对白发皓首的老人微笑并肩站立,留下永恒的记忆。( )“柏抱檀”下,李讷夫妇认真听完导游关于“两柏抱一檀、粮食吃不完”的传说和“1976、湘潭——香檀”的故事,微微含笑,连连称奇。走过蓍草园,绕过伏羲陵,老人来到太昊陵休息室,李讷已经汗湿衣衫,陵区的同志早已备好笔墨,恳请李讷夫妇留下墨宝。李讷谦虚地说:“我老百姓一个,今天来是向人祖报到的,题什么字呀,就签个名吧”。签完李讷二字,稍停又提起笔来,微笑着说:“既然来了,把我们家老王也带上”。于是,又提笔在后面写下“王景清”三字,然后是年月日落款。 这幅只有签名落款的墨宝被太昊陵博物馆永久保存下来。
千枝竞秀、万花缤纷的独秀园,巧夺天工的园林技术把飞禽走兽、花鸟虫鱼、飞机火车等一个个造型演绎的活龙活现,一次次引得李讷夫妇驻足停留,击掌叫绝。牌楼前,李讷夫妇凝神观望;连理枝下,白发伉俪再次合影留念( )。
走出太昊陵,广场上的泥泥狗、布老虎吸引了李讷的目光。走到一个摊位前,她拿起两个泥泥狗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连说“太神奇了,活化石呀”,遂自己掏钱买下,留作纪念。( )广场上的游人得知李讷夫妇到来,紧跟其后,悄悄议论,人群越聚越多,围着李讷夫妇自发鼓起掌来,出于安全和李讷身体状况考虑,我们与老王商量后决定尽快结束此行,龙湖賞荷的日程再做安排。
午休过后,李讷夫妇精神、体力稍有恢复,河南省原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周口市市长徐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梅宝菊,副市长王宇燕等闻讯赶来,到其下榻的房间看望李讷夫妇,并就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业开发、伏羲文化的宣传、始祖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进行探讨。县委书记贾书君拿出事先准备的册页要求李讷为淮阳发展题词,李讷拿回卧室奋笔题写了“奋进”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引来在场各级领导的一阵掌声。
晚餐依然安排在南湖宾馆,依然是淮阳小吃,谢绝酒水饮料。陪同人员除上述领导外,增加了前来淮阳凭吊新四军东征窦楼战斗纪念碑的新四军老战士、彭雪枫将军警卫员、解放后第三军医大学付政委、86岁的王景春将军夫妇。简单用餐后赵玲艺术学校的小演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地方戏曲、歌舞音乐,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李讷夫妇明显对豫剧听不太懂,但被小演员的精彩表演倾倒,多次带头起立鼓掌,演出结束时,李讷夫妇、王景春夫妇、王明义、徐光、梅宝菊、王宇燕、贾书君等省市县领导与小演员们合影留念。
第三天的预定日程是上午龙湖賞荷,下午参观平粮台,晚上乘周口至北京的列车返航。哪知天不作美,早晨开始风雨交加,倾盆大雨一直下到中午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南湖宾馆出来的道路积水盈尺,很多汽车水中抛锚,疾风暴雨还引来气温下降,身体多病的李讷呆在房间不能出门,一切行程计划只好取消。
周口至北京的列车晚上七点一刻发车,我们六点钟必须从淮阳出发,临别前的晚餐提前进行,只有我和几位工作人员陪同。窗外雨急风骤,室内温馨如春,两天来的前后服务已经使我们变成了熟人,李讷夫妇破例允许我们几个与他们夫妇分别合影,餐厅里顿时增添了笑声,大家争先恐后与李讷合影,李讷始终面带笑容,满足我们的要求,宾馆服务员也不例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和大度。
大雨依旧不停,道路变成小河。我和驾驶员小张几经绕路,冒险冲过一个个积水路段,终于赶在开车前十分钟把李讷夫妇送进周口火车站候车厅,挤过检票口,李讷夫妇挥手向我们告别,转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位共和国开国领袖之女正在与农民工兄弟一起挤火车,更没有人能够相信,这对年过平均年龄超过七十的老夫妻将夹杂在这趟慢车上度过不眠之夜。
2011年9月17夜完稿于秋雨之中
刘胡兰只活了15岁,但她却留下了很多英雄事迹。打小起,贫苦出身的她就爱憎分明,早在抗战时期,10岁的刘胡兰就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因为表现突出,她14岁就当上了区妇女干事,还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预备党员。
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刘胡兰回云周西村领导工作。其间,刘胡兰曾配合武工队员,将该地大恶霸石佩怀处死,赢得了老百姓交口称赞,也惹怒了反动派。为了报复,反动派率军突袭云周西村。上级命令刘胡兰转移,但是,为了帮助更多群众和党员转移,刘胡兰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有人叛变了,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反动派抓到刘胡兰后,实施了种种威逼利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反动派把刘胡兰带到了铡刀面前,当着她将同时被捕的6位革命群众杀了。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胡兰却异常镇静,怒喝道:“我咋个死法?”在反动派说出“一个样”后,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了声“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便来到铡刀旁,毫不畏惧地躺在铡刀下。
就这样,年仅15岁的刘胡兰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47年春天,毛主席听完刘胡兰的事迹,感动地挥毫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高度赞扬这个年纪很小的大英雄——刘胡兰。
故事之一:
爱国华侨陈嘉庚,17岁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惨淡经营,终成南洋巨富。1919年秋,富贵而归乡的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师范。对于英国人的刁难,他坚定地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他变卖家产,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为,陈嘉庚给予积极支持。他曾筹款20多万元,帮忙光复福建。抗日战争暴发后,他又尽可能多地为抗战提供财力和物力的帮忙。从1937年到1940年,陈先生为抗日募捐的总数达30亿元之巨。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不轻易乱花钱,自奉俭约,素食布衣。临终时,他把遗产300多万元所有献给了国家。
几10年来,陈嘉庚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位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
故事之二:
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少年时代曾在香港东区买手部球队打过乒乓球。有一次,香港海员工联会为庆祝新中国国庆节,在湾仔球场举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天,容国团的精彩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客国团的爱国行动,却触怒了东买部的理事长。他气呼呼地指责容国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政治问题”,并强迫他写一份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否则,就开除他出球队。客国团人小骨头硬,哪里肯服气,当即反驳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打球,并没有卖身给你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人头落地,我也不写!”说罢,一转身走了。
容国团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因为工作没了,少了几十元的收入,怎么帮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呢?父亲见儿子情绪不好,有点奇怪,便亲切地问他:“今天碰到了什么事?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
容国团不想再瞒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听了,一边连连点头,一边高声说道:“孩子,你做得对,悔过书无论如何不能写!” 接着,便领着容国团一起到了东买部,当着理事长的面,背起行李扬长而去。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许多赞美山河的诗,至今被人们传诵。李白的诗,不是单纯写景,而且饱含着他的爱国感情。
李白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为国效力,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他性格直爽,又不愿意巴结权贵,所以一直不被统治者重用,有一次还差点被流放到边塞。他宁肯不做官,宁肯受穷,也不向那些人屈服。于是,他把一腔热情都寄托在奇山丽水之间,把自己化在了祖国美丽的大地上,用诗来赞美,来歌颂。比如他写长江三峡的激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钱塘江的潮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写秦岭的险要:“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
黄河和长江在他的笔下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在李白的诗中,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呀!他正是陶醉在这块土地上,才誓不改志,坦然地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1950年11月4日,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黄草岭阻击战既定任务完成后,我团2连奉命奉命掩护主力转移,在黄草岭与美陆战第一师进行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既占阵地,还连续攻占敌人占领的3座山头,出色完成了任务。战后,2连被授予 “黄草岭功臣连”称号。
1979年2月,2连奉命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
下面是我在写军史时,2连老兵讲述他们连队在战斗中三天两夜搜捕越军的故事——
3月6日,我们2连随团主力进至广渊地区,配属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一挺,在营编成内沿公路向弄杀地区清剿残敌。
12时许,连队清剿至弄杀后,发现公路边有6条电话线,附近有3拣越军营房。可我们发现,整个弄杀地区只发现一名越南老人,根据搜索出物资判断,分析该地区可能有越军躲藏。经再三询问越南老人,得知有部分越军与当地群众一起藏在东北石山一山洞里,在搜索前进中,发现2名越南女兵换上老百姓服装后,迅速钻进山洞里。
连队即决心首先控制石山附近地形,侦察洞口位置,待查明敌情后,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进洞搜剿,歼灭洞内之敌。具体部署:6班由副连长带领沿小路直插东北石山,侦察洞口,查明敌情;4班控制洞口西侧山垭口;5班位于4班西侧山腿,控制弄杀村西北开阔地;3排(欠7班)控制东侧和南侧制高点;1排为预备队;82无坐力炮两门、重机枪两挺占领南侧山坡有利地形,随时准备以火力压制洞口之敌,掩护6班行动。
14时,连令配属的重机枪向洞口方向进行火力侦察,同时令6班由副连长率领成一路队形,沿山边小路向东北石山搜索。当进至山腰时,班长周富海在攀登陡崖向上搜索时,突然遭敌射击,当场中弹牺牲,同时从同一位置向6班投来数枚手榴弹。由于石山陡峭,6班遭敌阻击后无法前进,副连长向以火力掩护6班背班长遗体撤回弄杀村。根据情况判断,敌射击、投弹的位置可能就是洞口。为了查明洞口的准确位置,扫清洞口周围的遮蔽物,决心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由副连长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无坐力炮、重机枪向洞口方向射击,未发现敌情。当时已接近黄昏,营考虑洞口位置尚不清楚,周围均有枪声,敌情顾虑较大,即指示2连暂停攻击,如强警戒,防敌突围选跑。
7日4时,洞口方向有滚石声,6班即以火力回击。同时4班方向有小股敌人射击骚扰,该班两名战士负伤,4班就地以火力还击,将敌压下山脚。
7时30分,在营炮连的火力掩护下,6班、3班、8班各一个小组从左右两侧向洞口接近。于10时许,3班占领了洞口上方,6和8班战斗小组也占领了有利位置。
10时30分,副指导员带2班沿小路迅速接近洞口,首先令火箭筒向洞内发射两发火箭弹,2班当即成一路队形乘机冲入洞内。进洞后,2班分三个小组沿两侧洞壁搜索前进,由于洞内漆黑,前进困难。为查明洞内情况,2班第一次用手电筒照明,手电筒打开后,敌即向亮光射击,而且照明范围有限,不便观察,即改用柴油火把捆在长竹杆上进行照明,火把点然后,烟大熏人,影响视线,这一办法也不成功。此时,在洞内虽然找到越方2名群众,但未提供洞内情况。由于情况不明,2班只好慢慢摸索前进,6个多小时才前进约100米。
17时,营连考虑2班经一天紧张的洞内战斗,进展缓慢,决定2班暂时停止搜剿,撤至洞外,并指示在洞内设置障碍,防敌突围逃跑。2班接连命今后,用手榴弹做成洞外能控制的“拉发地雷”,设置在洞内约100米处,尔后交替掩护搬至洞口。
8日凌晨,营连决定: 1排分两个梯队投入战斗,由副指导员带3班在前搜索,连长带1、2班在后跟进,同时,准备足够的绳子、长竹杆等器材,供洞内搜索使用;洞外各班原地加强警戒,防敌逃跑。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人。1916参加湘军,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连长、营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红军井岗山会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曾率部攻克长沙,首开红军战史上攻克省会的记录。
长征途中,毛泽东对彭德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大无畏的作战精神十分赞赏,赠诗:“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1940年8月,彭德怀以105个团发起以正太路为主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人,拔掉据点2990个,给敌以沉重打击。我军也伤亡2.2万余人,付出了重大牺牲。此役渗透着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它发动之隐蔽,指挥之巧妙、作战之英勇、群众支援之热烈,都在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蒋介石致电嘉勉;中共中央书记处赞誉;延安万人大会庆贺,一时间人心大振!
日寇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与敌进行了殊死斗争,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敌陷入了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5月,敌以2万兵力“扫荡”太行,奔袭合围八路军指挥机关。彭德怀与总参谋长左权分路突围,彭德怀率总部战斗人员从敌火网中突围而出,左权不幸牺牲。此后,彭德怀将大批干部送回延安,自己坚持敌后斗争。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敌后抗战直到胜利。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转战陕甘宁地区,解放了西北五省。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直指中朝边界鸭绿江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并于10月8日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军入朝作战。10月19日晚,我志愿军分批跨过鸭绿江。
10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进抵距中朝边境35公里处,有的已占领中国预定防御地区,伪六师甚至已窜到鸭绿江对岸的楚山。但敌却未发现我军已悄然入朝,正毫无顾忌地分兵前进。彭德怀令志愿军2个师阻击东线之敌,以5个军及1个师集中于西线,对冒进之敌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西线敌军先后抵博川、云山等地时,我各军突然对敌发起猛攻,激战12昼夜,歼敌1.5万人,重创美军“王牌”美第一骑兵师,把敌人赶回清川江以南,志愿军初战告捷。
狂妄得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对我军突然出现在朝鲜,并取得初战的胜利大吃一惊。11月,麦氏以强大的空军和装备优良的地面部队向我阵地反攻。彭德怀令各军后撤30里,示弱于敌,以小部分兵力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之。25日,彭德怀指挥我军再次穿插包围,将敌分段割裂,西线敌军被挤在价川、德川以南,三里所、龙源以北狭小地域内,混乱不堪,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对敌猛攻,敌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撤向“三八线”。12月5日,我军收复平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路上因车祸身亡。12月24日,东线我军收复元山港、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美第十军在其海空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逃。
12月31日,彭德怀又发起第三次战役。我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向当面之地突然进攻,一举突破“三八线”阵地,敌撤向汉江以南,汉城解放,我军向南进到“三七线”一带。前进了80至110公里,然只歼敌1.9万余人。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彭德怀意识到其中有诈,敌企图诱我南下,使我后方空虚,将我歼灭。遂断然收兵,停止追击。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却反对收兵,坚持要我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彭德怀听了后说:“不要管他,我对人民负责,错了我承担责任。”这位大使又把事情反应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他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
果然,敌集中全部兵力于1951年1月27日向我200余公里防御正面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第四次战役开始。彭德怀采取“西顶东放”的方针,在西线顶住敌人,东线放敌进来,在运动中歼灭之。到4月21日,我军对敌进行了逐山逐水的顽强抵抗,敌每天平均只前进1.3公里,却付出了7.8万人的代价。为此,被美国朝野誉为“一代战神”的麦克阿瑟成了彭大将军的手下败将,被杜鲁门总统撤了职,不得不卷起铺盖行李回国去了。
4月22日黄昏,随着彭德怀的声一令,我11个军及朝鲜人民军的1个军团分为3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发起全线进攻,第五次战役打响。敌军在我飓风般的攻势面前,招架不住,不得不向汉城地区撤退。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李奇微发现了我军弱点,即战线过长,补给困难,每次攻击只能维持个把星期,遂改变战术,命美军和南朝鲜军拼死守住汉城。同时调美第一骑兵师加强汉城防御,在汉城周围构筑了严密的火空地带。我军难以活动,遭敌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受到重大伤亡。至28日,我军因在汉江以北歼敌的机会已失,彭德怀遂下令停止进攻。5月16日,彭德怀变更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将南朝鲜军合围,歼其大部。此役虽歼敌8.2万余人,但因我军打得远了些,所携粮弹已尽,一时难以补充,且雨季已近,彭德怀遂于21日下令停止进攻,主力于23日开始向“三八线”转移。
1951年6月,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几经较量,敌感到要想再越“三八线”已不可能,遂于7月10日开始了停战谈判。此后,便谈谈、打打,10月,我军粉碎了敌的“秋季攻势”,迫使其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我方提出的以双方实际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
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上将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远东军总司令。11月,我军粉碎敌“金化攻势”,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1953年6月,彭德怀返朝,7月13日发起金城反击战,对企图破坏遣俘协议的李承晚伪军以重创,至27日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同日,中朝美三方代表彭德怀、金日成、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西方列强在东方海岸上架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了国威、军威,被誉为国际上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签字时的心情的:“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将军和李奇微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回国后,彭德怀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勇于直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中的错误,遭错误批判,被免去职务。“文革”期间,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身陷冤狱,受到残酷迫害。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去世,享年76岁。1978年12月,彭德怀元帅得到平反昭雪,终于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敬重和怀念!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人。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时,在四川万县参加学生军。从而开始了长达70年的军事生涯。1912年春,刘伯承考入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年底提前毕业后被编入川军第5师任见习排长,随部参加了反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在战火中,刘伯承因功被提升为连长。
1915年12月,刘伯承在涪陵成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参加了第二次反袁战争,即护国战争。1916年3月,在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右眼受重伤。当德籍沃医生为他摘除右眼球时,为保护脑神经,未用一点麻醉药。他扶着柱子,满头大汗,没坑一声。沃医生不禁为之动容:“你不是军人,而是军神!军神!真有三国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气概!”
刘伯承伤势刚愈,又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先后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他在反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率部浴血奋战,骁勇异常。他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人组织领导了泸顺起义,起兵讨伐四川军阀刘湘。起义部队被武汉国民政府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刘伯承就任军长。1927年3月,刘湘军队分路围攻泸州,刘伯承率部进行了167天英勇的守卫战,至今留下了“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1927年8月,刘伯承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起义最高军事决策机关——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作为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而永载史册。
1927年11月,刘伯承被派往苏联,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升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8月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6月兼任瑞金卫戍司令。10月,刘伯承升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后因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意见不合,被贬任为红5军团参谋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转移。刘伯承随红5军团殿后。1934年12月,刘伯承再次任军委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抢夺娄山关。1935年5月,刘伯承任红军先谴队司令员。在率部过彝区时,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得红军大队和平通过彝区,留下一段千古美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刘伯承任第129师师长。抗战伊始,他便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组织所部夜袭阳明堡机场,并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伏击战中,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1938年3月,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先攻黎阳,再在神头岭将日军救援部队1500余人伏击歼灭。日军称这次战斗是“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接着,刘伯承又率部取得了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歼敌400余人。不久,日军调集重兵对139师发起九路围攻。刘伯承审时度势,集中兵力攻其薄弱的一路,在长乐村歼灭日军第117联队2200人,粉碎了敌九路围攻。并将敌后抗战由太行山向冀南平原和鲁西北发展,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8至12月,刘伯承率129师及晋察冀军区一起,共同实施了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据点的进攻战役,即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日军遭受沉重打击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刘伯承领导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来抗击日军空前残酷的扫荡。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恢复和扩展了抗日根据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国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地区。毛泽东下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9月,刘伯承发起上党战役,他先后以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阎军13个师共3.5万人。10月,刘伯承又组织和指挥了邯郸战役(平汉战役),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战法,消灭国军第34、40军共2万余人。邓小平说:“那两个战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几发子弹......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以后,武器多了,人也多了。”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率12万大军以迅猛之势在300里的的正面上强渡黄河,突破国军中央防线,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疾速南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刘伯承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5月至8月,刘伯承先后指挥了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歼敌近6万余人,其中襄樊战役被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10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在粟裕的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滔兵团的同时,刘伯承指挥中原野战军果断地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被完全孤立。接着又指挥中野主力在双堆集围歼了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
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刘伯承任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1月,刘邓率部向大西南进军,在川东南歼灭宋希廉部主力3万余人,一举解放重庆。随即挥军奔袭川西,于12月21日解放成都。1950年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在职期间,组织指挥了艰苦的剿匪战斗和进军西藏。
1950年9月,刘伯承回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1951年1月,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1955年,他被授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9月,任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组长。1966年1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年10月7日,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刘伯承以足智多谋和以伤残之躯指挥作战屡建奇功而闻名于世,是解放军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其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另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大量译著。
记者曾经几次造访过闻名世界的美国西点军校。因为对外界开放参观游览,任何人都可以 在开放日去那里游玩。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许可和安排。西点之成为美国东部屈指可数的 旅游胜地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曾为美国培育了众多青史留名的军事将才的第一军校。 也还因为此处山清水秀、风景幽美。颇似中国的长江小三峡。是一处绝佳的踏青野餐场 所。举家出游也好,款待远客也罢,这儿都是上选之地。
其中有一次的经历格外的难忘。
在西点校门外的游客接待中心,有一个简介军校今昔的展览。担任讲解的主要是中心的 工作人员,偶尔也会有军校的师生前来做义工服务客串讲解的。那天为我们做讲解的, 恰恰正是一位现职的军校教员F。这次巧遇给我提供了一个深入探讨心中疑问的好机会, 使我大为兴奋。在讲解之后,我便拖着他问问题。开始明显是出于职业习惯和礼貌,后 来则越谈兴致越浓。F相当痛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提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1950年代 那场朝鲜战争(也称韩战)的。
问:美国人为何不愿提朝鲜战争?与闹的纷纷扬扬的越南战争相比,真好象是一场“被 遗忘的战争”。其中有什麽特别的原因吗?
答:对我们美国军人来说,这两场战争的意义和意味都是完全不同的。越南战争是政治 上的失败,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美国军队是在被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打仗。由于惧怕中 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17度线对北越的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了 一场烂仗。最终只能撤出了事。而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 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尤 其,是在对我们有利的大兵团野外攻防战而不是游击战的状况下失利,而且输的很惨。 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不堪回首,不谈也罢。是不难理解的。
问:你为何要直言是失败呢?很多说法都是“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算是个平局 嘛。
答:那是自欺欺人。美国军方从没说过是平局这样的话。南北韩之战的情况可以不谈。 我们着重看的是中美两军交手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美八军的一支先头 分队已经抵达鸭绿江边。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 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
问:美军失利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是指挥失误?还是部队战斗力有问题?
答:两个原因都有。先说部队战斗力。参加韩战的美军部队均非等闲之旅。美八军、陆 战一师、骑一师都是美军中响当当的王牌军、常胜军。官兵又刚打过二次大战,富 有实战经验。装备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并且拥有绝对的制 空、制海权。除了第一次战役有措手不及的原因外,实在没有什麽其它的借口可找。 美军在韩战中一再失利,不但在战役初期遭受突袭时失利,在中后期的两军对垒攻 防中也胜少败多。就只能得出一个令人很不舒服的结论:装备占优的美军在战场上 的作战表现不如中国军队。
问:战争后期,尤其是第四、五次战役呈现了互有进退的拉锯,或说是趋于平衡的状态。 是两军战斗力各有消长的原因吗?
答:与部队战斗力没有直接关系。更多地反映的是部队的后勤能力问题。李奇微将军接 任总司令后,改以攻势防御。使得战役的被动态势有所好转。中国军队越过三八线 后,拉长的运输线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加上美国空军的“扼杀战”狂轰烂炸。是延 缓中国军队攻势,从尔稳定态势的关键。在中国军队备足粮弹发起攻击时,美军挡 不住他们的前进。只是在对方粮弹耗尽时,美军才有机会向前做有限的突进。换句 话讲,假如中国军队并不是只有仅能维持一线部队作战一周(即李奇微将军所说的 星期攻势)的粮弹,而是有足够一月之用的后勤供应。战争应该早就结束了。
问:再谈谈战役指挥上的得失好吗?
答:这涉及我们的老校友老前辈麦克阿瑟将军。麦将军戎马一生,战功无数。是西点军 校最杰出的校友之一。也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可惜一世英名毁于 韩战。单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看,麦将军犯下了轻敌冒进的兵家大忌。有一点我要说 明,当时对中国军队的无知和轻视是美军上下的通病,并非一人之过。中国军队在 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比如:五十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 两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三十万中国军队被区区三千日军象赶 鸭子一样赶的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之中,中国军队是“鸭子”。是不堪一 击的弱旅。否则,麦将军也不至于说那样狂妄自大的话。
问:此国军非彼国军也。三年内战中,毛泽东挥师横扫敌军八百万。你们难道一点都没 注意和研究?
答:问的极是。当时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之? ?M?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竞成了一群狮 子。对中国军队在韩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 的战术,我是非常钦佩的。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 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 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 官的中国军队是什麽丢脸的事。
问:韩战对于以后美军以至美国的对华方针究竟有何影响和启示?
答:美国人从韩战的失利得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军队了。我们必须以极其审慎的态度来重新研究中国,重视中国。尤其是毛泽东的 中国。绝不能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在金门炮战,以及越南战争中,美国都表现出 了这种审慎。这就是接受了韩战教训的直接结果。以我个人的愿望,中美之间不要 再打仗。否则将会是两败俱伤,后果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 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问:此话怎讲?
答: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 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 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 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
比起东部沿海地区,我国西部内陆地区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但是这里的人们同样有着爱国爱乡的热情。甘肃榆中县有个农村女青年叫张国英,小学毕业回到农村劳动。那年她才15岁,不喜欢过悠闲的日子,像很多农村女青年那样:白天游村头,回家坐炕头,晚上想枕头,一辈子靠着别人。她想:“农村要致富,难道我这个农民的女儿就没有责任吗?我要到贫困山区去办工厂。”她看到商店里连儿童的动物玩具都没有,就决心学到这门技术,到山区办厂,一来为儿童制作玩具,二来帮助贫困山区致富。
她向全家人和银行筹集了3000多元,通过朋友到北京一个技术员家,一边当保姆一边学技术,受了多少苦,听了多少讽刺话,可她全忍了,到底学会了技术。后来,她来到了王家岘村办起了玩具厂,生产出了熊猫、狮子、白兔、鸭子、小狗等绒毛玩具。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她没有满足,又办起了乡工艺美术厂,下大力量培训人才,提高质量。很快,当地农民靠这个厂富了。原来连孩子作业本也买不起的农民们,后来半年就收入几千元。产品远销20多个省市,还打入了香港市场。
张国英,这个普通农家女成了致富的带头人,获得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1942年1月27日,正当德国法西斯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通讯,报道一位女游击队员、青年团员丹娘,在1941年12月下旬,被德寇绞死的事。
这位姑娘当时只有十八岁,她的真名叫卓娅,1923年9月13日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中。1941年11月,她和游击队员们一起越过战线,潜入敌人后方。他们在公路上埋地雷,炸毁敌人的汽车,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放火烧了敌人的马厩和住房。可是,在另一次烧马厩的时候,她不幸被捕了。
在敌人审讯的时候,她自称叫丹娘。敌人问:“你是谁?”
她说:“我不告诉你。”
“是你放火烧了马厩吗?”
“是我。”
“你的目的?”
“消灭你们。”
以后,敌人追问她是谁派来的,同伴是谁。可是,她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不告诉你。”
“不说。”
四个德国兵用皮带毒打她,一连打了200下,她始终没有发出呼疼的声音,回答仍旧是“不”,“不说”。
夜里,敌人把剥去外衣的卓娅赶到室外,强迫她光着脚在雪地上走。可是,他们仍旧不能从卓娅那里问出什么东西。
失败了的敌人在村子里的广场上立起绞架,驱赶居民来看他们绞死这位“纵火犯”。卓娅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声喊道:“唉,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愁苦地看着哇?你们壮起胆子来,奋斗吧,打法西斯,放火烧他们,用毒药毒他们吧!”
“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
她转身对着行刑的德军说:“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2万万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全绞死。有人替我报仇。兵士们!趁着还不晚,快投降吧!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当刽子手扯紧绳子的时候,卓娅还用双手挣松绳套,全力喊道:“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
卓娅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这位十八岁的姑娘,不愧是真正的英雄,她才是胜利者,而那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只不过是一群凶猛的野兽。卓娅有的是正义和真理,这是任何暴力都消灭不了的。
卓娅从小就学习英雄的高贵品质。还在她6岁的时候,就听说过区里的共产党员被富豪杀害的事。在农村俱乐部里,卓娅跟着大人一起唱道:
“黑夜过去了。
吹着柔和的微风,
晴朗的早晨到来了。
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
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稍微大一点,她就从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小说中读到了许多少年英雄的故事;在少先队的篝火晚会上,卓娅听夏伯阳师团的老战士讲述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在卓娅喜爱的书籍中,有一本叫《国内战争的女性》。卓娅曾经给全家朗读其中的《丹娘·索罗玛哈传略》。丹娘是一位乡村女教师,内战时期参加了赤卫军,1918年11月,她生了伤寒病,被白军抓去,受尽了严刑拷打,但是丹娘没有恐惧,也没有求饶。她对着警察巡官说:“你们可以尽情地打我,你们可以打死我,可是苏维埃并没有死,苏维埃还活着哪!他们一定会回来!”
当敌人要杀死她的时候,她对留在监狱里的人们说:“永别了,同志们!这血不会白白地流在地上!苏维埃快来到了!”
这位女英雄的事迹深深地刻在卓娅的心上了,所以,她在被捕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称为丹娘。
卓娅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把其中的一段名言抄在日记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她用自己短短的生命实践了这一段话。所以,人们就把这一段话刻在卓娅的墓碑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断了手的,缺了腿的,陆续在北京街道出现了。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再说,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比较注意人民疾苦。
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他是带领大刀队夜袭长城喜峰口的英雄,也为“临沂大捷”、“鄂北大捷”立下战功,最后在日军的围歼下,战死南瓜店,找到了自己战死报国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实际已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先有东北义勇军马占山奋起抗日,再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复有长城各口之战,都是七七全面抗日前的序幕战。在这几场序幕战中,战果最突出、最辉煌的,首推长城喜峰口大捷。这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所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敌人自己也承认,是侵华以来所遭遇到的最大失败和耻辱。当时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师,在师长张自忠率领的千人大刀敢死队,以急行军兼程赶赴前线,用大刀、手榴弹为武器,于月黑风高之夜,乘敌不备,歼灭日军步兵两个联队,骑兵一个大队,血染喜峰口,造成空前大捷,震惊中外。张自忠获中央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于是抗日英雄的威名,传遍全国,妇孺皆知。
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喜峰口一役后,中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先后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清朝末期的时候,到处都是抽鸦片的中国人。因此,清朝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林则徐到了广州才发现,外国人不但在鸦片上剥削中国人,就连在一些基本的贸易上也巧取豪夺。
那时候,在对外贸易中,清朝主要是进口一些西方国家的布匹等,而出口多是瓷器茶叶等,可是这样的贸易却让当时的清朝官员吃尽了苦头。原来在与洋商的贸易中,清朝总是吃亏:洋商在运输布匹的时候,常常在途中遇到风浪,船舱就会进水,布匹浸了海水质量就会受损。 可是他们欺负清朝官员没有办法检查,每当船舱进水的时候,这些洋商就会在到达港口前停在一些隐蔽的岛屿上把那些被海水泡过的布匹晾干,这样晾干的布匹一时之间很难检查出来,因此清朝的官员只有收下这些布匹,可是这些布匹一浸水,质量就会大大下降。 而清朝出口的瓷器、茶叶等,尽管用稻草扎,可是经过海上风浪颠簸,到国外时有很多瓷器碎了,茶叶受潮了,洋商则是百般压价。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查处鸦片的同时看着洋商使手段使白花花的银元流入洋人的口袋,很是心痛,却又无计可施。
有一天,林则徐在船舱上偶然捡到一粒绿豆,他看着这粒绿豆,突然心生一计。他到衙门后召集洋商,宣布道:“今后,我国进口洋布,同时进口绿豆。你们装船时,必须一行布匹,一行绿豆间隔排好,船到港口时,先验舱后起货,否则布匹一律拒收。”
紧接着,林则徐又召集当地的商人宣布:“出口瓷器时,必须在瓷器空隙处也放进绿豆,否则一律不得出口。”
就在林则徐宣布完规定不久,有一批英国商人的货船靠岸了。林则徐亲自验货。他问道:“船舱可曾进水?”英国商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道:“靠上帝保佑,一路风平浪静,船舱没有进一滴水。”
林则徐微微一笑,下令衙役倒出绿豆,只见不少绿豆已经发芽,林则徐捡起一根绿豆芽,正色问道:“如果船舱没有进水,绿豆怎么会发芽呢?”英国商人哑口无言,只能按规定接受罚款。英国商人想:中国的瓷器运出去的时候,多有破碎,到时候以牙还牙,一定能把这笔钱捞回来的。
等中国的船舶到英国港口的时候,英国商人都涌了过来,想把在中国港口的损失捞回来。可是,这些洋商失望了,瓷器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一件破碎的。原来林则徐让人在瓷器中塞满绿豆,而且洒上清水,这样绿豆一发芽,就可以将瓷器中的空隙全部填满。如此一来,任凭多大的风浪,瓷器也安然无恙了,而且这些发芽的绿豆也可以做为饲料出售,一举两得。英国商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前有诗《望大陆》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诗作于1964年公开发表,立刻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张青云,字衢九,号楠亭。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2月1日,今陕西省富平县薛镇宏化村马张寺堡人。自幼好学,喜爱兵法。早年苦心钻研《孙子兵法》,对武功勤修苦练。于清嘉庆五年(1800)22岁时,中武进士,殿试一甲三名。嘉庆14年(1809)赐进士探花及第。乡人邻里称其“张探花”。因被皇室看中,选留清宫值警多年。期间,张青云常以武班夜余,自学深造。据《清宫卫琐》记载:“进士张有暇,每读《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誉抄杜牧诸家选本,授行于人,”由此可知,张青云在清宫多年执勤的重任下,学习古代兵书,并抄写孙子十三篇及诸家注本,熟悉并传授他人。
嘉庆十八年(1813),河南、山东连年匪患,民无宁日。据《中国大事纪年》记载,滑县(属河南)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林清等人,利用宗教迷惑群众,组织“义军”反叛,气势雄猛,一下扩展到长垣、东明、定陶、曹县一带,其中一支曾攻人北平(北京),直接威胁皇室安全。张青云奉命剿灭。他经过分析认为,教乱纯系乌合之众,完全是以“神权”盲目纠集而来,无组织纪律和战斗经验。他以自己的指挥才能,很快平息了患乱,因功受任兖州游击,旋又升任台庄营参将。
时隔许久,山东匪患又起,响马呈凶,刀光剑驽,烧杀掠夺,兵连祸结,百姓怨声载道。道光六年(1826),兖、沂、曹州一带,民不聊生,张青云加紧平叛安民,道光帝因他捕获响马大盗功高,调升他为胶州副将。又继升为兖州、曹州各镇总兵官,使州治民安,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嘉庆末年,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勾结英帝国主义分子在阿富汗组织反动力量,伺机分裂叛乱。道光六年(1826)张格尔进入南疆,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引起维族人民反对。清政府于道光七年(1827)初派张青云协同率兵镇压,在维族人民配合下,于这年12月,消灭了这支强劲而有后盾的叛乱。张格尔被生擒,押到北京处死。
道光十五年冬季(1835),张青云奉诏补授广东高州镇总兵。道光十七年(1837),两广总督邓廷桢以勋高奏升张青云为高州陆路提督。工作两年,盗平民安,高州一派升平好景。道光十九年(1839)四川地区动乱,张青云又调任四川川北镇总兵。
道光二十年(1840)6月,鸦片战争爆发。次年(1841)虎门失陷,广州危亟。张青云奉诏从川北率兵星夜兼程直驱广州增援,任总理行营营务义长,兼守西炮台。临阵身先士卒,英勇坚毅,置生死于度外,保卫了广州的安全。广州人民欣庆张将军为国为所民立了大功。
张青云在中国人民抗击外强入侵立下了赫赫战功,贡献杰出。他敢于怒视强敌,用土炮打败洋枪洋舰,有胆有谋,治军严谨,民间久传,乡人皆知。相传,张探花状貌魁伟,气度不凡,他以忠心报国、不怕牺牲而著称。因之皇帝擢升他为广东陆路提督,为他赏戴花翎,加封振威将军。他的英勇事迹,至今在广东人民中还传为佳话。
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青云因腿疾辞职回到故乡,居家七年,于咸丰五年(1855)8月2日病逝,葬于故居马张寺村西。这位当年的抗英勇将,国之骄子,想不到百年之后,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他的英骨忠魂于九泉不安。1966年秋“文革”肆虐,造反飙起竟遭挖墓毁尸。据已故前县政协委员孙子武老人,专函提供的线索(见总11期《富平地方志通讯》)称: “张氏后裔张运禄,见状酸痛不忍,遂抱其曾祖生平事迹抄本——《张青云武略序》,赴当时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各有关方面申诉,以无人理采而还。”
“四害”扫除之日,人民政府和家乡人民为了怀念民族英雄,重新为张将军树碑题词,“一代名将,永垂不朽!”
志文如下:
皇清诰授振威将军楠亭张公、暨继配昊夫人合葬墓志铭。公讳青云,字衢九,号楠亭。世居富平之盖村里清河堡。祖德舆公,父裕堂公,并封振威将军。母氏田,封一品太夫人。公幼读诗书,长习骑射,中嘉庆庚申(五年、1800)武举,己已(十四年、1809)赐进士探花及第。多年宿卫,授山东兖州游击,荐升台庄参将,又胶州副将、广东高州总兵。后以剿贼勋高,得授广东陆路提督。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以腿疾告假回籍调理。……公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初一日酉时,卒于咸丰五年(1855)八月初二日子时,寿终越西官署。
铭日:实维我公,浩气仁风。中帖外服,不自为功。名在三朝,德孚四周。是谓伟人,虽没不没。
张大楠撰并书,薛铭篆,承重孙张世恩泣血上石。
他默默地仰望天空
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那宽大的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
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也许是翻动报纸的细微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在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使她马上察觉。她顺着声音望过去,此时,毛泽东正在望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也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
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
史上罕见的陨石雨。
“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
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
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
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
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之后,只见主席
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的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
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
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的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
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
“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
“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
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
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
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
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之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
“小孟,就读到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了拖鞋,小孟上前搀
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
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
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
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
“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子落下那么多的石头呢?也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
“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
“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有?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得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看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上,一天
夜里,突然掉下了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
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
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
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
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
“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
“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有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地反
问:
“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
“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
像是回答,又像是提问。
陨石雨的这一则消息,后来在民间,在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
“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
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1976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1700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
1976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1976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
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十七、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1976年7月28日凌晨。
毛泽东安安静静地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那安详的脸庞,那微
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从7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的不好。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
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
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明
天。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
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防工作
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这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
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
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意
思,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
“怎么,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
“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
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时间了。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
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
“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结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
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
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上写下
“7月28日1点--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
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
“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
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
“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
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
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
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
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
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
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
笑话也不能讲多少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
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
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
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
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思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
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
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
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经从卧室门口进来了,实际
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
“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的规定,她们不得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是特殊情况。也就
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人,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
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
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
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
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
“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
“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
“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可厉害了得很,比邢台那次感觉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
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
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
=好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点59分的样子,张耀祠来到了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
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
子不太牢固,需要让他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202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
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
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
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
固,所以又给他盖了202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之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
“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
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这话之后,对搬家的事没有表态,只是紧接着问:
“这次地震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
给他读了一遍: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
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
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
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样的话去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验,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有摇
头,也没有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
十多分钟之后,搬家就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202那所房
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
空气,调节温度,里面的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1976年7月31日上午,毛泽东搬进了202新房。这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
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40天,他就永远离别了尘世。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上)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
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
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1976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了这种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的窗口中里,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
工作情况。
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
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
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
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的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
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
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1975年12月份就送到主席
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
按常规,要等1976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1976年元旦了,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这个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
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要等春节呢?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
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
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
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
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
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
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
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
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他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
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地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
也会引起他的欣喜,引出不少话题。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和友情,有着特殊的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
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
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
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1976年9月8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
武夫的电报看了,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
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
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1976年9月8目晚上八时十分。
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
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的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的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
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
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了。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
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小孟
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吗?”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
平平整整。看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了:头发整齐,服装笔
挺,真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
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众个瞩目的一国之君。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
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装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
两分钟的时间,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
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
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
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
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有一次,主席会见外宾时,为了怕让外界知道他的健康状况,而不得不把鼻饲管和氧气
管拔掉。其实,他早已需要靠这种管子来维持他的生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如此,不可
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永久虚假,许多真实中有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有一点真实,这都
是客观存在的。
毛泽东自己也同意把管子拔掉,尽管这会很不舒服,会因缺氧而发闷,但他也不愿用带
着插管的形象去见外宾,去公之于众。
这次会见外宾时,等外宾进来的前两分钟才把插管拔掉,他的嘴唇立刻有些发紫,小孟
问他:
“您感觉闷吧?”
“有点闷,还可以。”
外宾来了。小张和小孟本来是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毛泽东。小张在右边,小孟在左边。外
宾一出现,当摄像机对准主席和外宾的时候,按照惯例,小张和小孟赶快撤走,躺进屏风里
面,但这次,小张把手右边的手抽走了,当小孟把载边的手也要抽走时,她感觉主席用胳膊
夹着她的手,意思是不要抽走,这样,主席用右手和外宾握了手,而左手还是扶着小孟,就
因为这样,新闻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小孟的形象。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中)
很快,新华社送来了照片和电影片,小孟看到自己也在画面上出现,觉得不合适。她知
道自己是个护士,不想过多露面,因而,下次再接见外宾时,她与小张换了个位置,她在
右,小张在左。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又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这次会见,毛泽东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与布托会面。但此时的毛泽东已明显地让人们
看出,他面容憔悴,表情麻木,行动不便,更严重的是,他的口水不断从嘴角流出,需一次
又一次的取纸擦拭。
封锁极为严密的关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信息,已经不得已而透露出来。
人们从电视中看到了无法再掩盖的真情。
有一个中学老师,看了这个新闻报道的电视和报纸的照片之后,在底下与另一个老师
(还是一个比较要好的能说知心话的老师)谈论了几句:
“主席接见外宾时直流口水,好像眼睛都睁不开,看来身体有病。”
“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也看出身体不太好。”
就是这么几句对话,也在组织动员的交心,向领导揭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的强大
攻势下,交代了出来,这就是天安门事件之后的追查活动中出现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会见布托,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见。
1976年7月底发生了唐山地区的大地震之后,毛泽东的身体更加恶化,他虽然也还
是每天看书,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毛泽东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是既不愿打针,也不愿意吃药。他依旧相信,靠自己身体
的抵抗力能战胜疾病的道理。他依旧坚守着治病也要“自力更生”,因为用药打针,是“外
援”。
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使他固守的道理已是处于失败,他几乎是水米不进。在医生的多
次劝说下,才同意用了鼻饲插管。这种插管很细很细,是从国外进口的。可以从鼻子一直插
到胃里去。以此输送营养,维持生命。
“主席,您别老不听医生的意见,人家刘伯承身体不比您好,用了鼻饲管,效果特别
好,您老说靠自己的抵抗力,您没有营养,怎么有抵抗力呀。”
有一天,小孟又对主席进行了一番劝说。
主席这次听了之后,睁开他微闭的眼睛,然后轻轻说:“那就试试吧!”
插上鼻饲管之后,他果然在第二天,感到身上有点力气了。他显出高兴的样子。
“小孟呀,你比我懂得多,我得听你的了。”
已经很少说话的主席,今天显得有些精神了。他已经有五六天都不说什么话。
“您就得和医生好好配合,您的病会治好的,您不是听我的,要听医生的。”
1976年6月中的一天,小孟请假外出回家,去看看她已经好久未见面的丈夫,近在
咫尺,远在天涯。小孟的丈夫小裴就住在府右街西侧的102号,与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
但小孟的工作性质,使小裴常常独守空房,异常寂寞。小孟是晚上5点多钟才到家,二个人
情深意切。不知有多少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方面谈起。
7点15分,突然有人来找,要求小孟马上返回中南海。
小孟回到主席的卧室,才知道,主席犯了病,心肌梗塞,十分危险。只见主席的脸色灰
黄,嘴唇呈现青紫,呼吸短促,主席的几个医生都来了,政治局的人也来了,气氛相当紧
张,奋力抢救,二十几分钟之后,才脱离险情。
主席和心脏又开始了正常的跳动,每分钟由原来的110次变成了80次。他平静地躺
在那里,不一会,又睁开了眼睛。
政治局的几个委员们一直守候在毛泽东身边,看到他睁开了眼睛,委员们一个个上前探
望。
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
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
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
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
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
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
“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
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
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
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
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
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
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
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
此时,叶帅办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的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
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
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
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
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
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
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
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清,为了不引
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
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
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
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
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1976年9月9日零时。
毛泽东的卧室去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
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在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所有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
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
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
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
汪东兴眉头微皱。
……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0时10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了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十八、走向人生的终点(下)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
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
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条直线表明着。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的卧室里走出来,走得那样轻,她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
席去世了”。
她的话也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
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的遗物整理一下。
委员们,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
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的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
后的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
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
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服、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
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
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
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
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
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
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
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
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1975年4月15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又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
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空阔,这样的寒冷,从来未有过的寒冷。一向是23度的
恒温已降至了零度,从空调机里送来的快速风吹动着宽大卧室的角角落落。白绸子的垂地窗
帘掀起,落下,落下,掀起。主席房间里,从未有过这么大的风。白色帷幔的舞动,增添了
这里的空寂。
主席的卧室里,此时是这样的安静。几小时之前的人影晃动,几小时之前的医疗器械之
声,几小时之前的细碎的脚步声,几小时之前的人们的低声悄语,几小时之前人们的咳嗽
声,喘气声,几小时之前人们的焦虑……此时都消逝了,都随着主席心脏的停止跳动而消逝
了。人们都是回去休息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身裹棉军大衣,却还感到那样的冷,她呆呆地望着静卧在那张宽大木制床上的毛
泽东。他是在这张小孟熟悉的床上安息了。他今天静卧的姿势不同以往,他不再是左侧、右
侧躺着。他仰卧平躺,显得那么安宁。只是嘴巴略略张开。小孟用手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下
巴,就合上了他的双唇。他那灰黄色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安然的微笑,死神奇迹地还给了他
那副安详的脸庞。
小孟坐在离主席几米远的沙发上,静静地望着仰面而卧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身躯用粉红色带梅花的毛巾被盖至胸前。小孟望着望着,仿佛觉得他的胸部依
旧在一起一伏,仿佛觉得他的心脏还在跳动,还在粉红色的毛巾被下均匀地跳动。她没有
哭。她只是默默地、茫然地望这熟悉的身躯。
是什么疾病夺走了毛泽东的生命?是心脏病?是肺气肿?是综合症?尽管他那么相信他
会死,但他又曾那么留恋着这不寻常的人生。
尽管毛泽东的人生历程震撼了空间,吞噬了时间,尽管他具有军事天才和政治才华,尽
管死后他的名字还闪着光彩,但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既没有出现狂风四起,暴
雨滂沱,也没有出现山呼海啸,地动山摇。
一个伟人,一颗曾闪光夺目的巨星,当他逝去的时候,也是那么安静。
此时,小孟的视线变得那么模糊,她的神智变得那么飘摇,她忘了空间,也忘了时间,
忘记了失落的自己。
毛泽东离去了,她不知她将来会怎样,她没有太大的悲痛,更没有心碎神伤,她只感到
一片茫然。
9月11日的夜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出中南海了,毛泽东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他生活
了20多年的地方。
毛泽东的卧室里,灯火十分明亮。壁灯、吊灯都打开了,照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这里
聚集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多过。生前,他的卧室里没有特殊准许从来不让别人进来,只有小张
和小孟经常出入。此时,各方面的人士都来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12点钟,毛泽东卧室外面开来了一辆大型的灵车,用黑绸子制成的黑花缀在车前,花
的两边垂下黑纱,车后部,整个是打开的。毛远新跟几个人说了什么,这些中南海干部处的
同志们,便上前把主席的遗体抬起来,放在一辆平板小车上,由一个人推着小车,把遗体送
出了卧室,送上了那辆大型灵车。
灵车从中南海西门缓缓开出,十几辆小车护送着。
灵车队,在中秋的深夜里,在府右街的路上,缓缓前行,向着人民大会堂流动。府右
街、长安街,今夜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宁静,两旁的树木,沐浴在清冷的银色月光下,一
动不动,街道两旁今夜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战士们,显得格外严肃。
微微的秋风吹动着灵车的黑纱黑花。黑纱黑花在秋风里飘动,没有哀乐,没有哭声,只
有沉寂,只有凝重,灵车已在长安街上,从西向东缓缓流动。
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今夜的路怎么显得这般遥远,这般漫长。灵车队终于到了大会
堂正门。
大会堂正面的大厅里,此时已是灯火通明,毛泽东的遗体被抬着放在了大厅中央,早已
摆放好了的平台。一面党旗覆盖了伟人的身躯。接着,又盖上了水晶玻璃棺罩,在水晶棺的
四周摆放了鲜花翠柏。
人民大会堂里已经没有小孟的事情,她又被汽车送回了中南海。这时,东方破晓,曙光
升起,小孟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和小张两个人不知该做些什么,整理什么?她们依旧
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坐在那张她们曾多次坐过的,那张离主席床只有两米远的沙发上。
毛泽东那张宽大的木制床此时显得那么平整、光滑、洁净,一条白色的单子把它平平地
覆盖住。这张床的主人,曾是那么亲密的主人,永远不会在上面就寝了,永远不会在上面看
书,与人谈话了。
小孟,毛泽东的半个小同乡,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当毛泽东离开中南海之后,
她却还留在中南海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
她不用轮流值班了,她也不用再去服用速可眠。
一个多月里,她每天都是在毛泽东的卧室书房里,整理,整理。
生活用品,文件,书籍,既要封存,又要尽量地留下最后的印迹。毛泽东生活的印迹。
毛泽东生活的印迹,要保留着他留下的一点一滴的痕迹,这些书,这些文件,这条毛巾,这
床被单,这件灰色中山装,这条肥大的西服裤,这个喝水的杯子……都有一段历史。
中南海,将永远留在小孟的生活里,永远留在她生命的旅途中,永远留在她的记忆
里……(全文完)
1910年,瞿秋白进常州中学读书这所中学的校长和一些老师,经常对学生讲述清朝政府祸国殃民的事实,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少年瞿秋白在校长、老师的教育下,非常关心国事,常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名句来勉励自己。
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雄魄”, 表达他救国的抱负。他曾指着脑后那条长辫子对同学说:“这尾巴似的东西,我们非把它剪掉不可!”第二年爆发辛亥革命,他马上把自己的辫子剪掉。
1912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临时大总统,残酷镇压革命力量,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年10月10日,常州城内家家要挂红灯笼庆祝“双十国庆节” ,瞿秋白却把用黑墨写有“国丧” 两个字的白灯笼挂在门口。他说:“这个‘民国’ 就要名存实亡了,哪有什么国庆,明明是国丧!”一直挂到第二天天亮。
某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他也许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我还有诗未写呢。‛说完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本帅有原则,墨字写成黑。
不是我写错,寸土不能失。 (勿忘国耻918)
毛泽东的功绩:彻底结束了中国延续了四千年的“家天下”统治,开始了向民主化过渡的进程,完成了最大最难的历史大转折;
毛泽东的目的: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毛泽东的方法: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调查研究;最讲认真;
毛泽东的效果:从被美国封锁到尼克松访华;
毛泽东的预言:将来不是左派用我的话打败右派,就是右派用我的话打败左派;
毛泽东的理论:破旧立新;造反有理;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措施: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群众过河,先解决桥和船的问题;
毛泽东的核心:关心群众,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
毛泽东的灵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毛泽东的根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外援,不依赖外援;
毛泽东的生活:艰苦朴素,节约为本;廉洁奉公,铲除腐败;
毛泽东的气魄:用文房四宝打败蒋介石;敢教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的心胸:胸怀全局,放眼世界;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的胆量:经风雨见世面;游泳中学会游泳;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
毛泽东的军事:把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持久的游击战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毛泽东的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毛泽东的哲学:一分为二;亲口尝一尝梨子的滋味;普通矛盾寄寓于特殊矛盾之中;
毛泽东的科学:认为“质子中子可以再分裂”,而有“毛泽东粒子”;
毛泽东的文学:诗词37首,从“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艺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的精神: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的欲望:快速消除封建影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占据舞台;
毛泽东的结果:千古难寻,顶天立地,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学习:孜孜不倦 一生好学;
毛泽东的亲属: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身;
毛泽东的廉洁:两袖清风;
..............
1950年6月,朝鲜北南双方军事对峙愈演愈烈。6月23日,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在三八线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使战争形势更加紧张。6月25日,北朝鲜方面先发制人,于当天拂晓全线发起进攻,朝鲜内战全面爆发。
中国总参谋部情报部获悉麦克阿瑟正计划在汉城附近的仁川港组织登陆,准备南北夹击北朝鲜军队。毛泽东预感到,中、苏如果不出兵,北朝鲜方面将危矣。到那时美国从北面打过鸭绿江,台湾的蒋介石从南面反攻大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向朝鲜出兵,并责成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具体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13兵团临战易将
7月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
这次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周恩来提议出兵朝鲜最好还是启用四野部队,因为朝鲜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与东北相近,四野的部队里东北人多,又在东北打过仗,到朝鲜后容易适应那里的环境。林彪当即附和,其他人议论了一番也认为启用四野的部队比较合适,于是一致通过。会议责成林彪以军委的名义调动部队,首先调中南军区13兵团在东北布防。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决定。
13兵团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兵团司令是黄永胜,所属38、39、40军3个军军部当时分别驻在信阳、漯河、洛阳。在接到命令后的次日,这3个军即开赴东北。可是兵团司令黄永胜却没有去。原来林彪在会上一个提议改变了他的命运。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临阵易将问题。他说,鉴于13兵团有可能先期入朝单独对美军作战,而兵团司令黄永胜对如此大规模的异国作战指挥,似乎难以胜任。
因此,他主张让15兵团司令邓华接替黄永胜的职务,让黄永胜到15兵团去当司令。同时为了便于指挥,让13兵团机关原班人马与15兵团机关互换。由15兵团政委赖传珠率15兵团机关原班人马组成了13兵团总部,立即由广东开赴东北。
黄永胜也是林彪的老部下,别人一时对他还不太了解,因此会场上有点议论纷纷,临战易将毕竟历来是兵家大忌。罗荣桓在会上支持了林彪。他是四野的老政委,一直是管干部的,现在又是总政主任,说话很有分量。结果会议批准了林彪的提议,毛泽东后来也批准了这个提议。
邓华临危受命
林彪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让邓华替下黄永胜呢?这其中的奥秘鲜为人知。
林彪在东北四野当司令时,手下有12个纵队司令,邓华是其中最能打仗的猛将之一。
黄永胜曾在四野3纵当过司令,林彪对他的印象是打仗还可以,但谋略欠足。最典型的是辑安(今集安)一仗,结果黄永胜没打好,歼灭仗打成了击溃仗。
林彪提议邓华替换黄永胜,是要邓华给四野争光,不能让四野的部队在朝鲜给他“林总”丢面子。
洪学智被拉上阵
邓华接到命令后,火速来到北京,林彪这次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接见了他。邓华提了几个问题。邓华说,现在13兵团的3个军已经开到东北,可兵团机关还在广东,一时还来不及过去,东北的部队没有人管。因此,他要求军委给他调一位兵团副司令,在他先期入朝前管理部队。
林彪听了,想了一会儿说,兵团副司令你自己选一名报来,参谋长我看就调12兵团参谋长解方去好了。邓华当即提出,希望军委调他当15兵团司令时的老搭挡、15兵团原副司令洪学智任13兵团副司令,两人再配合一次。林彪听后,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那就让洪学智去吧。
几天后,邓华打听到洪学智到北京办事,就在当时的前门车站等他。洪学智刚一下车,就被邓华截住,邓华神秘地说,林彪有事要找你谈。到林彪家,林彪开门见山地说,要调洪去东北任13兵团副司令,并说车票已经准备好了,下午1时就走。
洪学智知道林彪的脾气,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就很难挽回,于是,只好服从。
林彪装病求脱身
做完了这些,林彪总算松了口气,现在他要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他知道下一步毛泽东要登坛拜将了,自己很可能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上佳人选。但他不想去。他自认是个功成名就之人,去朝鲜实在是风险太大,弄不好会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再说他对出兵朝鲜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只是毛泽东已经定了大局,他也不好再说什么,因此,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策。他让秘书找来当时的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给自己检查身体,让傅开了一纸自己需要去苏联治病的诊断证明。
傅是20世纪30年代跟随毛泽东的随军医生,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对林彪的病情诊断主要是:当年“平型关大战”后,被晋军误打一枪留下后遗症,怕光、怕水、怕风,需要去苏联治疗。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证明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同意他去苏联治病。毛泽东本来打算请林彪挂帅出征的,林彪一走,他只好让粟裕去,不巧,这时粟裕又在青岛病得不轻,毛泽东只好决定请56岁的彭德怀领兵出征。
摘自《老干部之家》闻翟/文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从翌年3月蒋桂战争起,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举兵反蒋,战火绵延不绝,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短短两年间,先后武装反蒋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阎锡山等。有时是一人独树一帜,有时是几方联合反蒋,但最终都在蒋介石的武力征伐和分化收买下失败。
事情看起来似乎很令人费解。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有一条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最强调保存实力。在他们看来有了实力才能控制地盘,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去赌博。特别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而又拥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时,这种赌博式的挑战并不容易。他们这样做通常总是觉得已处在迫不得已的地位,或以为多少能有一点把握,才会下最后的决心。而事态的发展却几乎同他们原来的盘算相反。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石友三,他在1929-1931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反蒋。我们不妨以他1931年反蒋失败为个案进行考察。
一
石友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蒋介石因此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广东,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阎锡山,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此前已同张学良暗中联络,率部主动北撤至冀南、豫北的一带。他是吉林人,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了张学良。
中原大战结束后,在蒋介石看来国内已没有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1930年10月,蒋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踌躇满志地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虽已战败,但仍残存不少军队。如何收编这些军队,颇令蒋介石花费了一些心思。三股势力中,南方的李宗仁最弱,蒋介石又成功地分化了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任命黄为广西善后督办,借以排除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势力。对北方的阎、冯两部,蒋介石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尽管战后阎锡山逃到大连,庇护于日本势力,但晋系军队仍比较完整地撤到阎锡山经营多年的晋、绥两省。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没有晋军幸运,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军缺乏一块经过长期经营、能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大战失败后,冯部四处逃散,七零八落。蒋介石此刻没有能力同时消化掉阎、冯两军,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答酬。为此,蒋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迫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命令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对冯玉祥部,则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1931年初,蒋介石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曾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逆、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玉祥)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离桂则
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此后,蒋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再次降蒋,也仅得到河北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矣。今当着手调宋哲元部入湘,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也。”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这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表示服从东北,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蒋、张又以不给石部足够饷项来逼迫他大量裁减军队。据报载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而拒绝。为此,他向张要求获得一省地盘以便自行筹饷,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社会上还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特意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表示:“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故有此误传,实非全部移防。”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决裂,并将胡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领袖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演变,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二 石友三这次反蒋,首先将攻击目标 锁定在张学良身上。他知道单靠自己那点力量来反对蒋、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取得更多北方军人的响应和支持。而阎、冯两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学良率兵入关拥蒋造成的。为了生存,阎、冯所部不得不暂时依附于张。但他们内心对张学良怀有相当强烈的不服和不满情绪。为此,石友三开始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共同倒张反蒋。此举得到的反应又似乎对他相当有利,这就更增强了他反蒋的决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属西北军的孙殿英。5月17日,当孙殿英得知石有倒张反蒋的念头后,致电石友三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动。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并推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粤方的行动立即赢得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形成更大规模的计划和动作。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晋方将领随后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冯玉祥也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指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 石友三、孙殿英的异动虽尚在酝酿中,但已为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获悉。宁粤对峙已令蒋介石相当紧张,北方政局的不稳,更令蒋感到举足无措。5月15日“晨未明”,蒋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曰: 我如沈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取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 为此,蒋介石乘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张学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由关外调入大批东北军。同时,蒋还密电在北平的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东北军突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这一动向时表示:“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孙并向石保证:“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此时,曾和石友三、韩复榘一同投蒋的马鸿逵却向蒋介石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 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蒋中正)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为了确保今后的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表示:“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韩的电报实际上是向石暗示不愿出兵相助。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下这样一段话:“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处境完全不同。石是急于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行动又已骑虎难下。对韩复榘此举自然是深感不满,石电韩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时(指1929年韩、石叛冯)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上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反蒋力量,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此阎、冯二人均想拉韩为反蒋主力。据韩复榘派往石友三部的代表程伟儒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程此时已知道韩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但韩复榘连这样也不想做。而石友三对韩仍不死心,继续授意同僚劝说韩一致行动: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指张学良因病住院);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原原}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此时,冯玉祥却夸大其词地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等人表示:“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还向粤方表示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为了打消冯 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 石友三此时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认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事实上于学忠确曾暗中同石有过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佩孚失败后,他率部投靠张学良并得到重用。此时张学良因病住院,暂不能视事。而日本驻华机构唯恐中国不乱,四处散播张学良病危的消息,日本驻济南领事甚至还向韩复榘造谣称张已病故。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告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倒张。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有了于学忠的支持,石友三更加信心大增。 三 经过广泛联络,石友三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北方实力派的响应,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树起反蒋旗帜。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首先下令截断南北交通。20日公开发表讨蒋通电,“其上衔首为粤方,次列吴佩孚,再次为阎、冯”,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张学良得知石友三举兵北上的消息后,决定将石部诱过滹沱河以北后再行决战。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冯玉祥更是加紧联络旧部,响应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电宋请求尽快响应,并表示:“如坐视不援以致失败,公谊私交应无解说。”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更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nb sp;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仅仅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此时众人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派驻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吉表示:“表面上鲁韩(山东韩复榘)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山西宋哲元)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道: “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而庞炳勋则更直接了当地对孙殿英的代表明言: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此,蒋特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和徐永昌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前往山西劝说晋系,派邵力子往山东说服韩复榘。同时,蒋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孔祥熙)兄即汇。”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随后,蒋还亲自致电山西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最令人诧异的是韩复榘的表现。石友三对韩复榘抱的希望最大。而在石发动前一周,韩即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这是蒋介石 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蒋为此急电转告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韩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得到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20日石友三发表反蒋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蒋的这一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指宋哲元部)严加戒备。”晋系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于是,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蒋得电后,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复电指示:“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好利用徐来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为此,蒋电令徐代理晋主席,并电李石曾表示:“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进一步利用自己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在蒋方的武力威慑和银弹攻势下,晋系将领无一人响应石友三。而在银弹面前,连信誓旦旦表示和石友三荣辱与共的孙殿英见势不妙,也临阵脱逃。据葛敬恩报告“孙殿英、刘桂堂两部此间已接洽甚妥,似无甚顾虑。惟孙部加饷虽奉总座电准月加五万元,但副(张学良)部王(树翰)、万(福麟)诸公似欲允以十万元。经一再筹商,为南路侧面安全及早图肃清起见,计请勿惜此区区。”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脚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外,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7月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当天冯还致电新任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说服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全面溃退。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 编为四个团。 8月初,有消息说:“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这个消息对石友三残部的状况是夸大了的。尽管李宗仁在广州信誓旦旦地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藉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看得最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往往貌合神离,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的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三项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在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资料图:2009年3月19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结婚时用的五门橱从陈洁如原淡水路居所迁出,移至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展览,此外,陈洁如的老照片也同样吸引众人视线。据介绍,此张老照片为陈洁如(右)与朱逸民女士的合影。1918年陈洁如被母亲送往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子学校学习,在那里结识了朱逸民女士,二人情同姐妹。1919年,朱逸民成为上海滩大财阀张静江的续弦,陈洁如也常被邀去张府与朱逸民相聚,并在张府与蒋介石相遇。
资料图:2009年3月19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结婚时用的五门橱从陈洁如原淡水路居所迁出,移至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成为上海清明月纪念展的重要藏品之一。图为85岁高龄、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在家门口捐赠其母“陪嫁”并作“惜别”留影。据介绍,1921年12月5日,陈洁如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婚礼。这件五门橱就是陈洁如母亲当年送给陈洁如的一套陪嫁家具之一。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关系,在国民党党史中,向来被视为敏感禁区的档案,不过,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6年首批对外开放蒋氏1927年至1931年的日记,蒋介石本人确曾记载他与陈洁如亲密生活的记事。
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蒋介石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文章提到,他曾在检视蒋介石日记时,特别留意,曾出现“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早醒,与洁如缠扰,七时后起床办公。”“以后两星期,戒与洁如交媾,保重病体。”等私密记事。
邵铭煌说,蒋的日记里首见“洁如”,是1922年11月27日的记载:“下午,访洁如。”此后,日记出现“洁如”频率俱增。
当年,蒋率军北伐,还不时写信,并寄照片给“璐妹”(陈洁如本名),表达思念;陈炯明叛变之际,蒋奉孙中山电报催促,尚置身上海,蒋记道:“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 “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爱文科尔斯时任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那时,我的部队怎么会知道中国军队如此强悍?我原先拥有190辆坦克。秋季攻势开始后。我被命令阻击中国第39军,40军。掩护美军第8军第7师撤出上甘岭。我原先认为“志愿军”无非就是一群拿起武器的农民而已。在此之前,我的确没交手过这群人。因此,我刻意将部队以英国方式展开!即:两侧步兵,中间坦克。在美国航空队支援下。反突击。本来打算依靠强大的装甲火力,采取集团攻击,直接把中共打回去。可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军队。人抱着炸药,几乎疯狂的扑向我的装甲集群。结果,我一辆辆坦克被炸。上帝!这不是军队!我发誓!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半个小时不到,我前线一线190辆坦克仅剩下50辆,多数带伤。步兵伤亡更大。无奈!我只得快速紧缩。但是,来不及了。可怕!他们也是集团冲锋。前面,至少一个加强团。你要知道,他们没有那么多炮火支援。空中更没有。美国航空队,F84,低空俯冲轰炸,采用凝固汽油。我前面顿时火海一片。我原本打算,借此机会,重新组织部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我看到作为军人,最令我吃惊的一幕:他们-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到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我的士兵到此时真的被震撼了!他们自动举手投降。一片,一片的。结果这次战斗,仅仅3个小时。3340名爱尔兰士兵,1200名阵亡,其余,包括我在内。做了这支无敌军队的战俘。回国后,有人骂我:投降将军!我感到生气!也很无奈!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军队。我不投降还能如何?
前法国联合国军第14师希尔将军:我认为时下,一些人,包括很多中国人,他们对韩战的看法简直就是在胡说。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当时对手是谁。麦克将军在回忆录说:韩战是美国军事战争使上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确。联合国军!听起来很威风是把?可惜!中国毛先生以及他那时军队,就敢打的我们....
现在很多人尤其有中国人在对此疑惑!我实在不理解。鸭绿江的冬季战役,我的部队,一次战役下来。全师仅剩2000人。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他们参加过二战洗礼!在北非。在解放法国。攻占西西里岛。那一次,都是兴奋的目光。而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我痛恨派我来得政客。美国人?我是不会信任他们的。为了装甲第2师的突围。我们付出了14000名法国军人生命。以及4000人作为战俘的高昂代价。结果,他们依旧被拦截。被38军团分割吃掉。
荷兰179突击群准将埃斯特:日本人!我只是相对你们说,认清自己面前的对手,关系到你们的生命!这是著名俄国军事将领库图左夫说的。送给你小泉先生。论打战,你们和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中国曾经的败将!不同的是:我们敢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而你们只会逃避。 179突击群于第三次战役。被我军全歼。该集群3000人左右旅级规模。拥有坦克90辆其中M47 50辆。M24 40。是我军歼灭比较完整的一支部队。该将军仅带100余人。突围。朝鲜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参加过2战的将军。在一线指挥的约占40%。其他国占80%。美国知名将领巴顿因抗拒没来,其余,诸如麦克。布雷等均不同程度参加。而克拉克则是著名的:收尸将军,埋单将军。另外,朝鲜最终谈判协议签署,期间。前期签署为停火议定书。美国方面提出。就是后来通常说得:战场投降协议。后期,签署由朝鲜代表据中,中方代表左侧。为38度线永久停火军事协议书。即:朝鲜和平协议。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1975年,战志果、林贵美夫妇全家旅行到巴西,受当地医院聘请,在那里工作了4年。耳鼻喉科专家战志果被聘为医院副院长,护理专家林贵美被聘为医院护理部主任。他们每月有两千多美元的收入,有自己的房子、汽车、电气化的家庭用具。
就在留居4年期满可以加入巴西国籍的时候,他们夫妇找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负责同志说:“我们想回祖国,希望得到使馆的帮助。”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要回祖国的呢?战志果说:“我们长着中国人的面孔,我们有自己的祖国,有本事不为祖国服务,还有什么意义呢?”林贵美说:“走遍天下路,还是祖国好,海外花花世界,毕竟是异国他乡。祖国再穷,也是我们的母亲。儿女思念母亲,为母亲服务,是人之常情。”在使馆的全力帮助下,他们回国的愿望不乆便实现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节。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我国有个大翻译家叫傅雷,才华超群,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了中文。他为人正直,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可是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含冤离世了。他的儿子傅聪是个钢琴家,后来到了国外。这也成了傅家的一条“罪状”。受到父兄问题的影响,傅雷的小儿子傅敏,一直受到很大的思想压力,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
“文革”结束后,1979年,傅敏自费到英国探亲、留学。有人就议论说: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有亲戚在国外,这些年在国内不舒畅,这次出国,肯定会在国外找个工作,不回来了。可是一年多以后,傅敏不但回来了,而且继续在北京七中当英语教员。他带回的东西很多,可没有什么高级消费品,而是书籍和资料,作为教学时的参考。
有人问他的想法,他说:“我从没有不回来的念头。我父亲是爱国者,对我有很大影响。国外条件虽然好,但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像个浮萍。我一想到我们的国家和我的学生就急着想回来。这里有些条件虽然不如国外,可有我的事业。我离不开我的学生,他们需要我。”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相信大家对这首诗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清代诗人写的《竹石》。众所周知,郑燮,号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以画竹出名。他的为人和品格又如何呢?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一尘不染的郑板桥”。
乾隆元年,郑板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应试,中了进士,担任潍县县令。为了接近百姓,他每次出巡都不打“回避”和“肃静”牌子,不许鸣锣开道。有时还穿着布衣草鞋,微服访贫问苦。有一次夜里出去,听到有间茅草屋里传出阵阵读书声。一看原来是一个叫韩梦周的贫困青年在苦读。郑板桥就拿出自己的银子资助他,后来韩梦周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县学里的孩子放学碰上雨天不能回家,他就让人给送饭,又想到孩子们走泥路容易坏鞋,就让人找些旧鞋送给他们。
在遇到灾荒时,郑板桥都具实呈报,力请救济百姓。他还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他带头捐出自己的俸禄。他刻了一方图章明志:“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在灾情严重时,他毅然决定开官仓借粮给百姓应急。下属们都劝他慎重从事,因为如果没有上报批准,擅自打开官仓,要受惩处。郑板桥说:“等批下来百姓早就饿死了,这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郑板桥的果断救活了很多人。秋后,如果遇上了灾年,百姓们无法归还粮食,郑板桥干脆让人把债券烧了,百姓们都很感谢他这个体恤百姓、爱民如子的清官。郑板桥做官不讲排场,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在乾隆十七年时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官。临行前,百姓都来送行,郑板桥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一头让人骑着前边领路,一头驮行李。郑板桥向潍县的百姓赠画留念,画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nang)橐(tuo)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杆。
从此,郑板桥回乡以画竹为生度过了他贫寒而有气节的一生。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认为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石万古不败。这正好与他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与他一尘不染的性情相符。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事件的开始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警钟要响起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最后的一言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谢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最后的尾声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痛苦的结尾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我们的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负,打败仗,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受尽了屈辱。爱国的人们都为国土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忡忡。有个清朝爱国官员叫黄遵宪,写了一首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寸寸山河寸寸金,■(kuā)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中国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黄遵宪,接连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记事》、《台湾行》等许多诗,记述了战争的过程,歌颂了为国阵亡的英雄,斥责了卖国投降行为。在《台湾行》中,他写道:“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每寸土地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每失去一块土地,就像割去了自己身上的肉。他在和祖国共同受难,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又写道:“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黄遵宪有这样浓厚的爱国情绪,他在外交和改革事业中,才能不畏强敌,发愤图强,为祖国的强盛做出了许多贡献。
(本文是署名“蛊惑于”的网友于6月27日发表在“海军论坛”里的论帖)
近来网络上掀起一股批判朝鲜战争、质疑朝鲜战争出兵正确性的热潮。其实,朝鲜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是无庸质疑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50多年,属于旧事,本不必这么热衷,何以到了现在又成了热点了呢?其中问题值得深思。笔者本没有多余时间,因为时间有限。但看了一些网友的言论和看似有道理的帖子后,深感问题之严重性,认为有必要说上两
句。特别是那篇《毛泽东偏激“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更是充满了对历史的无知与对毛的个人攻击污蔑。很明显这篇文章属于网络打手之做,是西方的御用文人。其目的性很强,就是煽动和动摇人们对于朝鲜战争的正确认识,误导舆论,动摇我信心。很明显,这是为西方服务,为西方的朝鲜战争翻案。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何须争辩和质疑。朝鲜战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于中国有如下重大的历史作用:一边倒的战略选择也是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世界战略态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而直接指导就是马列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共产党一脉相乘。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怎么会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呢?不但共产党不答应、农民也不会同意。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路线与蒋界石的国民党的资本主义路线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必须选择一方:不是倒向西方,就是倒向苏联阵营。所以倒向苏联是历史的必然。这本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竟然受到了攻击,简直是可笑的很。回过头来看,1972年,中国不是又倒向了美国么?这里面根本的是国家利益,战略利益的问题,选择倒向谁的决定不是因怄气、不喜欢谁,而是谁对我最有利。难道72年时中国喜欢美国么?难道当时的美国喜欢中国么?都不是,双方都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当时世界战略态势而已。可笑的是这样的浅显问题也成了攻击毛的话柄。
再看朝鲜战争。1950年的朝鲜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美陆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当时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而我军入朝时从个部队多方抽调,才使入朝部队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配到营,营以下的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军号哨子及小量的信号弹。
美军的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38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第27军入朝时则只有汽车45辆,38军90%的兵员还在使用1905年设计的日制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更无法相比。美军空军在朝拥有1100架飞机。志愿军当时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面对美军的1100架作战飞机,入朝作战的之初志愿军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日制的75毫米高炮,还有12门留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赖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美军飞机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轰炸时间没日没夜,扫射目标不分大小,见人就炸,见物就炸。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国飞行员拼命降低飞行高度,以致撞到山头和高压线上的事时有发生。
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的,迫使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评论说:“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如果全球战争爆发,我们有输的危险。”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同样会引发一场双方掷核物器的竞赛,在朝鲜的美军有遭苏联核武器袭击的危险。美国决策层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1951年5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对国会说出的那段名言:“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朝鲜战争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的战争的概念。所谓“有限”,并不是指单方面的有限,而是在综合因素制约下,各方所能采取措施和使用手段受到的限制。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领空做战。美国人从空中信号截听到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仍然无可奈何,也只有保守秘密,不敢对国内舆论公布。这是美国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朝鲜战争对于对于越南战争的作用: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人从心底里不希望在与中国人进行较量。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上将和约翰逊总统的一段对话,更显示出美国人的心态。1967年4月,威斯特摩兰对约翰逊说,如果把兵力增加为68万人,能够在两年以内结束越战;如果只争加到56万人,结束战争要3年。约约翰逊满脸不高兴地反问:“我们增兵,对方不能增兵?这样下去的尽头在那里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武元甲的增兵能力以接近尽头,美国人消灭他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补充的速度。约翰逊又问,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谴志愿军,情况会怎样?威斯特摩兰半天才说了一句,“哦,那到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朝鲜战争,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被受欺压、备受凌辱的悲惨境地,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残弱形象。100多年前区区几千人的8国联军就把偌大的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打的统治者落荒而逃。民族瑰宝圆明园也被毁之一旦。而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志愿兵面对十几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大优于自己的所谓联合联军,不屈不饶,并给予致命性打击,使其存步不能移动,不得不坐下了谈判。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上百年的衰弱后,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民族都不敢轻视。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世界名将、二战巨头、当时的亚洲准“皇帝”麦克阿瑟者也不得不说:千万不要小看中国人,他们不好对付
打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是朝鲜战争对于国民性格塑造的直接作用。原来洋鬼子也不过如此。所谓的不败美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中国人面前不堪一击。当时的中国建国没满周岁,国家急需要建设,更需要信心让世界承认。而朝鲜战争恰好给了中国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使得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变的更加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而且,它象全世界宣布了,有着钢铁意志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和民族尊严面前,是来不得半点的含糊的。
打出了50年的和平环境:新中国建国之初,周遍国际环境状况险恶,虎狼在侧。以后事实证明,假如当时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在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事实证明如此,其实当时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已经把偌大的中苏给包围的水泄不通。朝鲜战争如果让美国得逞,那么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将被极大的压缩。与以老美为首的敌对国家的冲突就会缩小到周遍地区。而当时的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修养生息,加快国内建设。但是,试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能给予这种的环境么?根本不可能。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迫使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并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朝鲜战争却彻底改变了中国周遍和世界的战略态势,朝鲜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以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的面目崛起于世界。当时的美国胁二战之余威和气势,朝鲜战争却使美帝国的不败神话被打破。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开始处于守势。这使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不可欺的。越南战争中,毛泽东对美国说:你们的兵不能过17度线,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越过。不可想象,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人会接受这个要求。也正是如此,美国才不敢在中国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从而保证了若干年的和平建设。其实,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因为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国民只崇拜强者,信奉达尔文弱肉强食的强者哲学,几乎从来不同情弱者。因此,能与美国作在谈判桌上的只有更强者——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就是。
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蔑视一切的气势,并且让美国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感情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决心是不可违抗的。、
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世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打出了70年代联合国的加入,打出了1972年的尼克松的主动访华,寻求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以缓解来自于苏联的战略压力。尼克松的女婿形容自己的岳丈见到周恩来时的鞠躬为“几乎跪下”。其实所谓的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从此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三极世界中国的一极(尽管是最弱的一极,但是谁也不敢轻视)
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打出了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要求自主独立的呼声,结果是第三世界的依附和支持。广大的第三世界成了中国最大的战略腹地和同情支持者。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但是在国际战略态势上依然处于有利的攻势地位。可以说,没有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基本上就是靠打出来的。
台湾问题:最大的疑问是说朝鲜战争延误了收复台湾的时机。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即当时不出兵朝鲜,以新中国当时的海军作战状况,能打败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么。能收复台湾么?其实我认为,后来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很好的说明了当时毛及中共对于台湾的解决态度“毛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或许需要100年的时间。那就是让时间和后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解决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类似香港问题留下一个窗口和平台。其实72年尼克松的访华能成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这是今年基辛格的绝密档案中披露的。
关于九评苏共的公开信中的话,那很明显是为了辩论的需要和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是出兵朝鲜的目的,至于为了获得斯大林的赏识和认可,更是无稽可谈的话,很无聊,难道中国在72年转向美国,毛泽东也是为了讨好尼克松么?可笑的很!~
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出现。这骈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当前的朝鲜局势有深刻的联系,目的性很强为西方侵略朝鲜翻案,属于文化的渗透和殖民主义,企图颠覆我们的朝鲜战争观念,颠覆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和景仰。
当前的朝鲜局势紧张、冲突不断,为下一步朝鲜站的军事解制造舆论上的声势,同情的立场,防止中国国内出现激进的支援朝鲜的的呼声。为军事解决朝鲜问题埋下伏笔。其实这是美国自己心里惧怕中国干涉其出兵。属于典型的攻心战术。
攻击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实际上等于否定整个新中国的战斗史、否定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为西方服务。善意的批评我欢迎,但是这种低级的东西带有明显煽动和污蔑的政治目的性。十分可恶。可悲的是部分国人也不自觉的充当西方的枪手和工具,被一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所迷惑,失去了自己基本辨别能力,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可怜,成了西方强大的文化宣传和渗透的御用工具。所以,国人需要头脑清醒。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5月从军,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军长叶挺任命他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先期率部进入苏南敌后作战。1939年,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40年10月,粟裕率部与国民党亲日军在黄桥进行决战,他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数倍于己的敌军切成数段,共歼敌1100余人,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日本投降后,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迎击大举进犯的国军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1946年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其中莱芜战役以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创造了歼敌7万的新记录。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虎口拔牙,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号称“常胜军”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74在师在孟良崮予以围歼,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消息震撼南京,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华野进军鲁西南,与刘邓 、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6月中旬起,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先克开封,又围援敌,共歼敌9万余。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他把参战部队分成东西两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激战8昼夜,攻克济南,歼敌10万余。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战至22日,黄百滔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12月4日,粟裕率部将仓皇撤离徐州的杜聿明的3个兵团共30万人合围于陈官庄一带,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被全歼。1949年1月6日,粟裕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淮海战役,共计歼敌55万余人,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解放军兵力少于国军的情况下进行的。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49年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三野组成的中、东两集团军,于20、21日突破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5月下旬,粟裕又精心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激战半月,歼守军15万余,解放大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粟裕淡出军、政届。“文革”后,回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逝,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他身前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粟裕从班长成长到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身经数百战,战争熔炉把他铸造成常胜将军,刘伯承赞扬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精于运筹,善于用兵,具备精湛纯熟的指挥艺术,他以高超的军事思维才能和不败的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
外公毛泽东及他的两位夫人为中国革命失去过6个儿女。其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其他三男二女都是贺子珍的骨肉。
长女毛金花
1929年,外婆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外公的第一个女儿。她被起名"金花"。红军队伍又要开拔,我的这位姨妈没过半个月就被送给当地老乡抚养。一年后外婆再托泽民外公去找时,听到的消息是女婴死了。
但毛金花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建国后几十年也未间断,最后定型为龙岩一杨姓女子。一生豪侠的舅外公贺敏学认下了这个被他看准的外甥女,而1976年去世的外公和1984年去世的外婆都始终未与此人相见,此事因此也无法确认。
长子毛岸红
1932年,外婆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这个男婴有两个名字,小名小毛毛——外公说:人家叫我老毛,我的儿子叫小毛毛,比我多个毛,将来要比我强哦!大名毛岸红。从以上名字已可看出父母是多么喜欢这身边第一个娃娃了。
长征开始,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家庭被留在苏区,外婆也被迫与爱子分离。据《毛泽东之路》所述:1934年重阳节,外婆在瑞金沙洲坝请父母做了团圆酒菜,但迟迟没人入席——
外公正染疟疾,在几十里外的于都独自苦痛;泽民外公和希均外婆匆匆赶来,告别后又匆匆离去——虽然外公当时正遭批判,而他的大弟弟掌握苏区财经大权,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才,因此可以参加长征(此时连外婆能否随军,都还没有定论)。随后进屋的,是泽覃外公和贺怡姨婆。说起小毛毛,外婆坚持带儿子走,但经不住众人的劝解,只好答应把他托付给受父亲牵连,留在苏区指挥战斗的叔叔、婶婶。等到外公病愈赶回,不见儿子,只见眼泪汪汪的外婆。得知原委的他不禁大发雷霆:你也太狠心!等我回来,再看一眼抱走不行么?你们真蠢......
当年为外公站过岗,跟外婆学过文化的一名红小鬼,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许多从未讲过的往事。他道出了外公失子后的情景:那夜,主席房里没有灯光。第二天清早,我看见桌上有两张毛边纸,湿湿的,像是泪水泡过。其中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岸英、岸青、岸龙、岸红,外公有过4个儿子,却一个也不能留住他们,爱子岸红更是连照片都没有一幅,如今音讯全无,惟有默念生肖属相。
更让外公伤心的是,叔叔泽覃、婶婶贺怡为小毛毛付出了生命代价。
原来,泽覃外公为了保证小毛毛的安全,又把他托付给了贴身的一名警卫员,自己不久就在战斗中牺牲。由于谁也不知道这位警卫员的下落,线索从此中断。而贺怡在北平把我妈妈娇娇李敏面交给外公后就急急奔赴江西,为的是尽快找到小毛毛。然而赶路时夜深路险发生车祸,她与被自己当成小毛毛找到的古柏之子古一明当场身亡,同车的曾碧漪受伤。外公后来对曾碧漪奶奶说:你办事一向小心的,怎么这次......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有关毛岸红的故事仍在继续,寻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50年代初,一个叫贺小青(亦称朱道来)的孩子似乎各方面都符合他的特征。但外公看了照片和材料后说:不像小毛毛,但总归是红军的后代,由党来抚养吧。60年代末,已在南京上大学的贺小青突然死亡,情况不详。近20多年来,倒是没有听说再寻访出 "小毛毛"。
江西夭折的男婴
1930年,在失去长女后,外婆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但生下来就死去了。接生者是红军中传奇的"基督医生"傅连璋。
长征生下的女婴
1935年,红军二渡赤水河前后,外婆在行军途中又生下一个孩子。几十年来,这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和下落,曾一直是历史谜案。据党史工作者考证,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据长征时干部休养连连长回忆:贺子珍生孩子是在遵义会议后到红军二占遵义期间,是过了赤水河,在贵州白苗地区的一间小草屋里。孩子洗干净后,我们用白布将孩子包好。我同董(必武)老商量,董老写了张条子,还放了三十块大洋。董老写的条子大意是讲,行军不能带孩子,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她长大了还能帮你干点活。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流传着张二婆曾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定确有此事。据调查考证,张二婆家住在白沙河边长榜上,收留红军留下的女婴取名王秀珍。三个月后,孩子因长毒瘤医治不愈而亡。
次子廖瓦
这是我一位没有中文名字,只有俄文名字的舅舅,他也是外婆的最后一个孩子。他是不幸的,1938年出生在远离父亲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十个月时就染上肺炎去世。这对连续失去五个孩子的外婆来说,其打击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但是,他却用短短300天的人生,给16岁和15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当外婆悲痛欲绝地告诉哥俩这个消息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外婆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两个舅舅第一次向外婆喊出"妈妈"!怎不让人激动万分!
外婆失去了亲生儿子,却同时得到了两个儿子。这是她十年来以博大胸怀对开慧外婆母子的回报,用母爱赢得了儿子的爱。
转自:博客中国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峁上突然响起一阵排子枪声,跟着又是一阵。海娃听到了,这是自己人的枪声。他的两条腿又来了劲,爬起来拼命向峁上扑去。忽然他张开双臂,“哎哟”尖叫一声,晕倒在乱草堆里了。一个游击队战士跑过来,抱起了海娃。
等到海娃睁开眼睛,他看见蹲在他身边的正是张连长,连忙说:“信……鸡毛信……”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说着又昏迷过去了、海娃又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暖炕上,盖着一床软绵绵的毯子。太阳从窗口射进来,照在炕上。张连长笑眯眯地问海娃:“好些吗?还疼吗?”海娃顾不得疼,他问张连长:“这是哪里呀?”张连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摸着海娃的脑袋,说:“你忘了吗?昨天你不是送来一封鸡毛信吗?那是你爸爸让你送来的情报。咱们的队伍根据情报,砸了鬼子的炮楼。多亏你这个小八路,小英雄!”
海娃这才记起送鸡毛信这回事来。他脸红了,连忙问:“缴了枪没有?”张连长说:“缴了一大捆,都是崭新油亮的三八式快枪!”海娃高兴地说:“那就给我一支吧!”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 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 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虎门销烟,大长国人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但懦弱的清政府慑于英国人的淫威,撤了林则徐的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的职务。琦善到了广州后,极力讨好英人,反而是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不久,英军进攻虎门,镇守虎门的清军水师将领关天培率众御敌,壮烈牺牲。
关天培自幼习武,为人正直。1834年,关天培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成为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的得力助手,并且他为巩固海防、训练水师、攻打英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1841年2月25日,英军向关天培镇守的镇远、威远二炮台发动进攻。在此之前,英军已攻下兵微将寡、缺炮少弹的虎门钱横档、永安两炮台,关天培甚至这仅存的镇远、威远二炮台,由于钦差大臣琦善卖国求荣、从中捣鬼,同样不堪一击,想守住虎门谈何容易?因此,已经62岁高龄的老英雄关天培与守炮台将士四百多人抱定与虎门共存亡的决心,他对众将士说:“人可死,志不可侮。今日,我们面对强敌,只有决一死战,以报国恩。我在此对天发誓,我在炮台在,决不后退!”将士们也随着齐声高呼:“我等誓与炮台共存亡。”中华儿女的豪迈气魄顿时震天撼地。
出征之前,关天培拟好一封家书,派自己的心腹将士孙长庆送回家中。心中写道:“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敬养老母,又不能教子成材,这一切只能由我妻代劳了。今日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教育子女勿忘国家民族,永不与奸同流合污……”捎信诀别亲人后,关天培轻松了许多,随后他召集了炮台的一批官兵,进行新的布防,准备随时应战。
平静的海面泛起阵阵波澜,英军的战舰向镇远、威远驶来,关天培下令备好枪炮,做好准备,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英军战舰霍桑的指挥官正在为攻破横档、永安高兴,根本不把镇远、威远放在眼里,总指挥官乔治下令英军从三面包围镇远、威远,同时开炮,一举摧毁关天培的部队。
英军船多人多,弹药充裕,三面围攻,万炮齐发,关天培却毫不畏惧,带领将士们沉着应战。给英军一顿当头痛击,令其畏缩不敢向前。但终究还是弹尽无援,寡不敌众。清兵火力逐渐减弱。英军趁势登上炮台关天培及将士们于是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清军勇猛的挥舞大刀、长矛,节节逼退英军,可伤亡也越来越惨重,关天培更是多出受伤。眼看自己周围已尽是英军,老英雄在最后刺死一个敌人,仰天长叹:“英人可恶,琦善可恨,天培在此殉国了!”接着手起剑落,引剑自刎。
残酷的战斗结束了,关天培与400多名官兵均战死疆场。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北洋军阀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军事政治集团,从1912年到1928年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武夫横行,兵连祸结,社会秩序极其混乱。造成这种局面,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头子自然难辞其咎。因此,他们虽然手握大权,显赫一时,也难免被时代潮流所抛弃,遭到可悲下场。不过,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他们也多少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由于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保持了晚节,有的虽然晚节不保,老来也多少有所悔悟,给人们留下反思的好材料。
袁世凯:帝制自为,臭名远扬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创始人,他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逐渐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因其担任过清政府北洋大臣,故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藉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当政的四五年里,中国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有一定进展。但袁世凯不是民主政治家,而是封建专制独裁者。在他当政时期,国人要求民主共和的呼声居高不下,袁世凯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做了独裁总统还嫌不足,竟然要恢复帝制,一心想过皇帝瘾。为了掩盖野心,袁世凯指使党徒亲信,煞有介事地搞了一系列“民主”把戏,请愿啊,选举啊,推戴呀,劝进呀,不一而足,而他则假意推却再三,装出一幅不得不顺从民意的样子,似乎是为了救国救民才不得已当皇帝。但这骗局很快被揭穿,袁世凯的伎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众叛亲离,国人唾骂。1915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世凯宣布接受推戴书的第十三天,蔡锷在昆明发起护国战争,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袁世凯派往镇压的军队,不愿为帝制卖命,士气不振,败绩连连。有一个亲信大将陈宧,奉命前往四川指挥作战,临行前曾特地向袁世凯先行三拜九叩头大礼,说是怕袁世凯登基时他来不及,要先朝敬一下,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可是眼见全国反复辟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陈宧也变卦了,竟在前线发出讨袁通电,宣布罢兵言和,与袁世凯决裂。袁世凯的左右手段祺瑞、冯国璋也采取消极态度,抵制帝制,使之再也无法调兵遣将。袁的弟妹联名登报声明,宣布脱离兄弟兄妹关系。这时,原先支持复辟帝制的列强,也感到中国民心难违,而狡猾地改变了态度。袁世凯完全陷入内外交困、孤家寡人的窘境。1916年3月22日,他在无可奈何之下,宣布取消帝制。从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为此,他忧愤交加,竟一病不起,于6月6日溘然病逝,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
袁世凯死时只有57岁,尚在壮年。他一向身体健壮,无病无痛。做过总统秘书长和国务总理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跟袁世凯吃饭会撑死,跟蒋介石吃饭会饿死。因为蒋介石信奉基督教,生活很是清淡,宴席上往往浅尝辄止,其他人也就不好意思多吃了。而袁世凯则食量很大,据说一天能吃16个鸡蛋,早餐6个,中餐6个,晚餐4个。每逢宴请,主人大块朵颐,客人自然跟着多吃些。那袁世凯为何死得这么快呢?据考证,袁世凯是在护国战争发动以后,因精神压力和劳累过度、家庭纠纷多方面影响,身体才渐渐差起来的。先是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困倦,萎靡不振,后来尿路感染,小便不通,而又延误治疗,最后病死于尿毒症。死后又未及时安葬,竟致尸体腐烂,臭气熏天,如同他的名声一样。
袁世凯的可悲下场,根源于他的专制独裁意识。他沉迷权力,权迷心窍,以致成为民国史上第一个独夫民贼。著名民主革命家黄炎培事后发表文章,“我教育界看袁世凯”,总结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教训,认为:“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的行为必败;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致天下人敌一人。”这是讲他违背民意,
逆历史潮流而动,必无好结果。一纸吓退十万兵
1948年10月,党中央驻西柏坡。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10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了若指掌,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
炮击金门支援中东
1958年夏季,美国入侵黎巴嫩,海空力量云集中东,准备武装干涉中东革命,国际形势十分紧张。8月23日下午5点30分,炮击金门震动世界,美国急忙调动五艘航空母舰、八十几艘巡洋舰、驱逐舰急赴台湾海峡。出现了二战以后美国在远东的最大海空力量集结。艾森豪威尔几夜没睡好觉,他和整个世界想破了脑袋地不知道毛泽东想干什么。等忙坏了美国人以后,炮击就逐渐停止了,发展到断断续续持续了20年的“炮击”的奇特战争。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收到多方面的效果:支援中东革命,缓解中东国家的压力;打击蒋帮的嚣张气焰,同时通过炮击的形式,表示“内战”没有停止,多了一种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一种发言方式;试探美蒋条约的底线,这个也许是最大收获。
卧室退苏军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氢弹平边境
1969年中苏边界大小摩擦迭起,最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苏联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部署了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团,总兵力达到100万。面对苏联的大军压境,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准备打仗”。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两三个月之后”即不晚于9月13日,开始边界谈判。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代表向东欧盟国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情况。
这时,临近中国国庆20周年,面对苏联的核威胁,当年的集会是否举行?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主席,四老帅认为今年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这次国庆节的群众集会怎么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说:“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是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周恩来紧皱眉头: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么疏散,怎么隐蔽?
毛泽东笑道:“如果实在不行,可不可以放2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日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说:“放完后,我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毛泽东点点头:“对嘛!‘兵不厌诈’呀!”
周恩来接着问道:“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毛泽东说:“不能早也不能晚,28日、29日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1969年9月28—29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
以往中国的几次核试验,当即发表消息,并热烈庆贺,可是这两次核试验,中国新闻媒介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发表。对此,外电纷纷议论,普遍认为“中国最近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获得某些研究成果,而是面临战前的一种测验手段。”
苏联知道中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放弃了摧毁中国核基地的核战计划,从而避免了一场核战争。
10月1日,毛泽东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
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那么,在张学良接班的问题上,张作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一个人想成就大业,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这些帮忙的人,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团队,只有有了自己的团队,创业才成为可能。张作霖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成了张氏团队的早期人员,也是核心人员。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铳,从穷乡僻壤来到奉天这个大都市,又从奉天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张作霖是其中的天然领袖。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长大。说张学良是公子哥,也没什么不妥。当别人还在学怎么骑马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要让这样的人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可张作霖做到了!
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接班人必须有自己的团队。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即是。李世民能顶着“杀兄弑父”的罪名顺利成为一代英主,关键是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等天策府十八学士的鼎力支持;曹丕之所以能在曹操死后成功逼迫汉献帝禅让,靠的还是曹丕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培植的亲信华歆等人。自小熟知三国、隋唐演义的张作霖怎能不明白其中的诀窍。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要让张学良接班,就得让他掌握军权,要掌握军权就得当兵。可真要把张学良派去当个大头兵,却是不大可能的,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你见过历史上哪个太子、阿哥从小兵干起?还不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亲王、郡王了。这种事,只有在西方的王室贵族中才有能,比如,英国的哈里王子就被派去阿富汗打仗。
在中国人看来,让子孙从大头兵干起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直接派去当高级军官,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在奉军那种讲究资历的地方,保险队的老人们是不会买张学良账的,结果是树立不起威信,和没去一个样。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一来,军校可以使张学良接受初步的军事教育,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为将来奉军的改头换面做准备。当时的奉军匪气十足,官兵虽然枪法准,但军队作战毕竟不是打家劫舍。拿破仑曾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 ”军队作战讲究的是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军事组织结构日益复杂。让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去和那些德国、日本教官训练出来的军队打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张作霖让张学良入军校也算是为将来奉系军队的壮大、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准备。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入校的主要是奉军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虽
然挑的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但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回锅”去当讲武堂的监督。本来讲武堂的最高领导人是张作霖,日常事务由教育长负责。但为了能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张作霖计上心来,特设了监督一职交给张学良。 自从有了张学良这个监督,讲武堂的事情基本上是张学良管。这样,从职务上来说,张学良与老师们是上下属关系,与学生就是师生情谊。我们常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领的摇篮,而东北讲武堂又何尝不是奉军军官的摇篮呢?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品、才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成长的开始,也是一个接班人建立自己接班团队的基础。这一切全都在张作霖的计划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而在人事方面,张作霖又放手让张学良做主,所以像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 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如果认为张作霖仅仅让儿子当个东北讲武堂的监督就能确保日后能够接班的话,那就太小看张作霖了。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张作霖的目的有二:一来给张学良树立打仗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刚从军校毕业就去打败仗吧?万一打败了,弄不好,张学良一辈子不敢上战场,那张作霖的精心培养不是全白费了吗?二来呢,在奉军中立威,要让奉军将士知道,虎父无犬子,我张作霖的儿子也是凭本事走到这一步的。 张学良果然不负父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推辞了几次后,就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当上旅长后,所遗团长一职就交给了军校教官郭松龄。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把自己人推荐上来任职,也是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跑。要是连儿子都给吴佩孚抓了去,丢人现眼不说,接班人大计可就全玩完了!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还是在儿子的保护下才压住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帅们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公子哥了。但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还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虽然打了胜仗,可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你张学良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还不一定呢。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 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新留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虽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声称要对参与反奉的官兵追究责任,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追究起来,奉军还打不打仗?所以当张学良提出所有军官一律留用的主张后,张作霖也就同意了。他知道:好人让儿子做了,这些人出于感恩,将来对张学良会更加忠心! 在这件事中,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在军队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此再也不敢小瞧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威信是在郭松龄反奉后。”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权。 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对抗,张作霖把所属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其中嫡系三、四方面军完全由张学良指挥。虽然最后奉军吃了败仗,退入关内,但作为主力的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并无多大损失。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开始让张学良适度参与。比如,张作霖退出北平,就把与蒋介石和谈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张学良在奉系乃至全国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虽死恩威还在 有自己的团队,有资历、有能力,但这并不成为能够接班的必然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任何一个军政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大多分成形形色色的派系,奉系集团也不例外。在1928年,奉系大约可以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中又可以分为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一派和张海鹏、王永江、于芷山一派。前者跟着张作霖起家于八角台保险队,后者主要是张作霖在一次次高升的过程中加入的。虽然其中很多人也和张作霖结拜了兄弟,但毕竟属于外来者。新派主要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陆大和东北讲武堂的土派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洋派。土派早期以郭松龄为首,郭死后以张学良为首,洋派的首领是杨宇霆。 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统治集团各派别争得你死我活导致分崩离析的比比皆是,为何奉系集团内部各派别却能达成妥协,一致支持张学良呢?那得从各个派系的具体情况分析。 先说杨宇霆为首的洋派。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历次奉军出关作战,杨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角色,全权策划奉军的战斗。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杨的手下,聚集了一批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担任奉军的关键职务,力量不可小视。但在郭松龄反奉中,杨宇霆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枪毙了郭松龄,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这些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杨力量。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最先被PK掉的就是杨宇霆。 再来看老派,其主要势力范围是地方行政,说白一点就是有钱。其中又以张作相等人最为重要,他们长期担任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督军,势力盘根错节。按理来说,张作相是最有可能接张作霖的班。张作相长期追随张作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而且一直担任奉系二把手的角色,让张作相接班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事实上,事情也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 ,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洋派和土派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老派的态度上却是目标一致。老派在历次奉军出关中搂钱、占地盘,新派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也是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张作相虽然得到老派的支持,但并不容易全盘掌控奉系,弄不好满盘皆输。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其他老派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内是蒋介石的北伐军,身边是狼子野心的关东军,局势危如累卵。凭自己手中那点兵力,如果处理不好,弄不好再来一次“郭松龄反奉”,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夏日的阳光明媚,沈阳邮局的发报员向全国的邮局发出了一份“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电报。与此同时,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布告。落款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学良。 奉天的精英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一盘散沙的奉系又成了铁板一块。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则恨得咬牙跺脚,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了班。 关东军的军官喟叹:人算不如天算,而深知内情的奉系元老们则说,有时候,天算也不如人算,雨帅(张作霖)可以瞑目了。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
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同志)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
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戴季陶)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
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
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
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
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
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
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
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
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
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
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
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
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与蒋介石同
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
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
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
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
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
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
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
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
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
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6
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
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
东共同签署。
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
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
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一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
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源
始于此病。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待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
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
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
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
“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
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
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
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
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
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
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
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
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
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
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
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
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
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
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
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
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
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
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
——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
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
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
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
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
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
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
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
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
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
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
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
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
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
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
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
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
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
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
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
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
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
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
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
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
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
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
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
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
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
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
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
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
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
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
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
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
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
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
“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
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
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
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
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
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
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
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
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
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
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
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
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
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
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
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
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
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
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
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
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
“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
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
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
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
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
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
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
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
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
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
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
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
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
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
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
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
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
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
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
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
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
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
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
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
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
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
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
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
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
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
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
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
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
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
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
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
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
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
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
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
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
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
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
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
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
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
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
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
“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
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
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
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
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
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
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
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
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
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
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
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
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
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
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
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
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
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
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
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
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
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
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
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
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
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
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
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
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
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
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
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
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
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
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
为得意……
九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
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
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
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
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
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
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
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
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
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
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
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
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
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
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
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
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
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
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
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2届中执会第2次全会
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
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2
届2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
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
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
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
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由张静江担
任此职,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
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
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松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
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
日悄然离穗赴港。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
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
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
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
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
“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
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
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
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
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
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
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
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
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有这样3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引者注:即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
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3案均“照准”。会上,
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乡)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杨父昌济(又名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后下落不明)。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宋王朝经过167年“清明上河图”式的和平繁荣之后,天降煞星,北方崛起了一个游牧民族。金人一锤砸烂了都城汴京(开封)的琼楼玉苑,还掠走了徽、钦二帝,赵宋王朝于公元1127年匆匆南逃,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极屈辱的一页。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也树倒窝散,一家人开始过漂泊无定的生活。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不想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国耻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指挥戡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事定之后,他被朝廷撤职。李清照这个柔弱女子,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出大节大义,很为丈夫临阵脱逃而羞愧。赵被撤职后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一路难免有点别扭,略失往昔的鱼水之和。当行至乌江镇时,李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不觉心潮起伏,面对浩浩江面,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丈夫在其身后听着这一字一句的金石之声,面有愧色,心中泛起深深的自责。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啊。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没有这个觉悟,他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飘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1130年11月,皇上看到身后跟随的人太多不利逃跑,干脆就下令遣散百官。李清照望着龙旗龙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就更感到无限的失望。就按封建社会的观念,国家者国土、国君、百姓。今国土让人家占去一半,国君让人家撵得抱头鼠窜,百姓四处流离。国已不国,君已不君,她这个无处立身的亡国之民怎么能不犯大愁呢?李清照的身心在历史的油锅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大约是在避难温州时,她写下这首《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北人”是什么样人呢?就是流浪之人,是亡国之民,李清照正是这其中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多是由北而南,所以“北人”逃难就成了一种历史现象,也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祖逖中流击水的呼喊,听到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叹息,听到了辛弃疾“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无奈,更又仿佛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悲凉的歌声。1134年,金人又一次南侵,赵构又弃都再逃。李清照第二次流亡到了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有人请她去游附近的双溪名胜,她长叹一声,无心出游: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双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流亡途中行无定所,国家支离破碎,到处物是人非,这愁就是一条船也载不动啊。这使我们想起杜甫在逃难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李清照这时的愁早已不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家愁、情愁,现在国已破,家已亡,就是真有旧愁,想觅也难寻了。她这时是《诗经》的《黍离》之愁,是辛弃疾“而今识尽愁滋味”的愁,是国家民族的大愁,她是在替天发愁啊。
李清照是恪守“诗言志,歌永言”古训的。她在词中所歌唱的主要是一种情绪,而在诗中直抒的才是自己的胸怀、志向、好恶。因为她的词名太甚,所以人们大多只看到她愁绪满怀的一面。我们如果参读她的诗文,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词背后所蕴含的苦闷、挣扎和追求,就知道她到底愁为哪般了。
1133年高宗忽然想起应派人到金国去探视一下徽、钦二帝,顺便打探有无求和的可能。但听说要入虎狼之域,一时朝中无人敢应命。大臣韩肖胄见状自报奋勇,愿冒险一去。李清照日夜关心国事,闻此十分激动,满腹愁绪顿然化作希望与豪情,便作了一首长诗相赠。她在序中说:“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弱。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
她是一个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独身寡居的妇道人家,却还这样关心国事。不用说,她在朝中没有地位,就是在社会上也轮不到她来议论这些事啊。但是她站了出来,大声歌颂韩肖胄此举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愿以一个民间寡妇的身份临别赠几句话:“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浙江金华因南北朝时沈约曾题《八咏诗》而得名的一座名楼。李避难于此,登楼遥望这残存的南国半璧江山,不禁临风感慨: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题八咏楼》
我们单看这诗的气势,这哪里像一个流浪中的女子所写啊。倒像一个急待收复失地的将军或一个忧国伤时的臣子。那一年我到金华特地去凭吊这座名楼。时日推移,楼已被后起的民房拥挤在一处深巷里,但亦然鹤立鸡群,风骨不减当年。一位看楼的老人也是个李清照迷,他向我讲了几个李清照的民间版本,又拿出几页新搜集的手抄的李词送给我。我仰望危楼,俯察巷陌,深感词人英魂不去,长在人间。李清照在金华避难期间,还写了一篇《打马赋》。“打马”本是当时的一种赌博游戏,李却借题发挥在文中大量引用历史上名臣良将的典故,状写金戈铁马,挥师疆场的气势,谴责宋室的无能。文末直抒自己烈士暮年的壮志:
“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不复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见,她真是“位卑不敢忘忧国”,何等地心忧天下,心忧国家啊。
“但愿相将过淮水”,这使我们想起祖逊闻鸡起舞,想起北宋抗金名臣宗泽病危之时仍拥被而坐大喊:过河!这是一个女诗人,一个“闾阎嫠妇”发出的呼喊啊!与她早期的闲愁闲悲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这愁中又多了多少政治之忧,民族之痛啊。
对越自卫反击战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其实一开始,西线的指挥并不是杨得志将军,而是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
王必成可能大家都听过,外表斯斯文文,但打起仗来特别凶狠,在解放战争中有王老虎的称号。孟良崮战役中,击败张灵甫的最后一击就来自王必成的特务团。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准备开打之后,王必成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军委、邓小平临时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
为什么让杨得志上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杨得志。杨得志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里面特别穷,在十七岁的时候参加湘南暴动,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东征结束,当上了红2师的师长;八路军时是685团的团长。此后打了大家都知道的平型关狙击战。
这一战,是林彪指挥数个团合力打的,杨得志的团负责扎口袋,从外面进攻日军的汽车队,这个任务很重,一不能让对方从口袋里跑出来,二还要狙击日军的援兵。此战中,685团的一个营顽强顶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增援,使平型关一仗顺利收尾。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林彪受伤后,杨得志随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冀鲁豫。到了解放战争,杨得志留在华北,跟贺龙、聂荣臻、肖克们一起作战。
当时,有三位打得很好: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他们并称“三杨”。
解放战争中,杨得志打了很多名仗,比如活捉敌军长,吃掉大半个军的清风店战役,还有解放战争解放第一个大城市的石家庄战役。
但杨得志最兴奋的是在平津战役中吃掉敌35军。
当时,他跟罗瑞卿、耿飚搭档,组合称“杨罗耿”,在平津战役时围攻傅作义的嫡系35军。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当时敌35军有汽车,解放军全靠腿,这就是龟兔赛跑,理论是没有希望的。但敌35军犯了兔子的毛病,一路上整点妖蛾子。结果被杨得志成功逮住。
吃掉35军后,杨得志非常激动:“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英雄豪迈,挥斥方遒!
后面,杨得志还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解放大西北,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就太多了,以后我们再说。
那临阵换将是不是因为这些功绩呢?不是的,因为王必成将军也有一大堆的功绩。中央的考虑主要是杨得志曾经担任过抗美援越的中方顾问团团长,对越军装备以及战略战术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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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向军委建议,还是王必成合适,但王必成没有推辞,爽快地让杨得志接手指挥,还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参战。
杨得志就此接管了西线的作战。
一去,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线的部队在展开时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不是中央军委希望的进攻形态。而且当时部队很多年没有打仗了。邓小平就说军队的风气需要整一下。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军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比较靠后。
像跟越南这种善长丛林战的对手作战,战局变化很快,如果太靠后,显然不利于临场指挥。但怎么让军、师的指挥机关往前靠呢?
杨得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安排,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到了边境线旁。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大家一看,司令都在前方了,难道军长、师长还在后方呆着不成?军长、师长们迅速行动,把自己的指挥所同样建在了边境线上。
这一改变,效果立显。我军在夜晚发起突袭,打了越南一个措手不及,西线的进攻十分迅速,一个个要点被拿下,战略要地老街也被攻克。
越军的王牌部队316A师准备增援老街,与我军决战。
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的胃病复发了。
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杨得志累倒了,出现了腹泻便血,因为失血过多,出现急性左心衰,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最后是静脉推注吗啡,才救了回来。此后,飞机将杨得志接回北京抢救。
接下来的指挥交给了副司令员张铚秀。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张铚秀打得也很不错,调度有方,稳扎稳打。使西线作战的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战结束之后,杨得志出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94年,杨得志将军去世,享年83岁。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枪炮声在提醒着人们,江南赣北也是战场,只是现在这里正处在一场恶斗后的喘息阶段。 庐山脚下,日军第101师团由于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被炮炸伤,攻势一时再难兴起。小坳附近,新由华北驻屯混成旅团扩充并编的本间雅晴第27师团,刚刚摆脱了黄维军数日的缠斗后,又被冯占海、傅立平、何平、陈沛、吉章简等师挡住去路,27师团苦战数日仍无法打破僵局。 整个南浔线都僵住了。但大战之中,这种沉寂反而叫人不安,似乎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
德安西南一个小村庄里,薛岳将军正在一兵团前进指挥部里心绪烦乱地踱着。步子时快时慢,有些乱。他的心里,象是有两个人在激烈地搏斗,一个喊“放人”,一个喊“不能放”。弄得他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 能让薛岳如此为难的人自然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两天前,薛岳接到武汉急电,令一兵闭把74军调到长沙休整。鉴于一兵团是机动兵团,不但要阻击敌人,更要大规模地向日军反击,所以薛岳舍不得放走一兵一卒,遂回电武汉蒋委员长:“调不下来。”
可蒋介石似乎不死心,昨夜再次来电,说:“74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看来蒋介石有些动了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要换了别的将领,尤其那些趋炎附势或胆小怕事的人,恐怕没人敢得罪蒋介石。可广东籍将领、有“老虎仔”之称的薛岳却不信这个邪。4个月前兰封之耻至今想起来还令他浑身燥热,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蒋介石帮倒忙,他的嫡系桂永清搅了薛岳围歼土肥原师团的好事。可事过之后,蒋介石却把责任都推到了薛岳和程潜头上,甚至挖苦他的失利“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
前耻犹记,薛岳自然不愿再当木偶,再受摆布。另外,他还知道蒋介石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关照俞济时,关照第74军。 俞济时象任何一个在蒋介石面前得宠的将领一样,有两条关键因素在起作用:一来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二来是黄埔将领。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早年他的广东族叔俞飞鹏曾是黄埔军校的军需处长,因而能时常在蒋介石面前替他说说好话,加上俞济时学习刻苦,早在黄埔时他就在蒋介石脑中挂上了号。
从两次东征至黄埔毕业后几年内,他的这层特殊关系使他得以紧随蒋介石左右,担任侍卫。特殊的身份给他带来了无形的权势和接连的破格提升,同时也给了他一种勃勃野心和目空一切的骄傲。 1933年他受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时,因他制定的一份计划在省府耽搁些时日,他就在省府会议上对省主席鲁涤平的亲信杨绵仲大骂道:“整编保卫团,乃委员长特交事项,所拟的计划,系秉承蒋委员长的旨意,你算什么东西,胆敢从中阻挠。”说罢还嫌不解气,竟举拳向杨挥去。
俞济时公开扯虎皮拉大旗,抬出蒋介石,竟使浙省主席鲁涤平,一个曾在旧中国军界有着重要影响的老军阀也奈何不得,只能长叹道:“我从军几十年,转战千里,当我身为大将时,这小子尚在襁褓中,何必与他争一日长短。哎,算了吧!” 俞济时有恃无恐,骄狂无羁。各地军、政要人谁也不愿惹这个蒋家太保,这使他一时更狂。他走到哪里,与哪里的友军关系都很僵。不久前金官桥一战中,他起初就没把他的顶头上司薛岳放在眼里,迟迟不派主力增援,引起友军各部队痛骂。直到薛岳以军法相逼,他才派部队前出解围。图解了,但从金官桥一线撤下来的部队没人感激他,没人领他的人情。 友军没人心疼他,可蒋介石心疼他。南浔线两月大战,冈村宁次的淞浦、伊东师团虽死伤惨重,但中国官兵在炮火、装备都处劣势的情况下,死伤自然更重。蒋介石心疼部队,可也不能任由日军一气打到武汉去。在两难取舍的情况下,他自然又把恩惠施给他的嫡系,施给维系他蒋政权的支柱军队。
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介绍,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非常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生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10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还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诸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好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本人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数10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核心提示: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世界各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将领张学良为了保存实力,带着东北军撤到关内,日本的军队轻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把被推翻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这个所谓的满洲国其实完全是日本的傀儡[kuǐ lěi],日本人监视着溥仪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都要按日本人的命令办。因为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都不承认,所以人们都把这个傀儡政权叫伪满洲国。可不管国际承认不承认,日本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中国人都成了亡国奴。当亡国奴是什么滋味儿,小朋友们不知道,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都没尝过,但在东北生活过得更老的老人都知道,在日本统治下,中国东北的粮食、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被大量的掠夺,供给日本,还组织日本人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强占中国人的土地,让日本移民耕种。很多中国农民失去了土地,在东北中国人成了二等公民,处处受日本人欺负。日本国臣民可以吃大米白面,中国人却只能吃高粱面玉米面和杂豆,而且还吃不饱肚子。伪满洲国的法律竟然规定只有日本人可以吃大米,中国人吃大米要按经济犯罪处罚。
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纷纷起来反抗,在日本统治了十几年涌现了很多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不仅全国人民爱戴,就连敌人都尊敬的英雄。就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东北各地出现了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自发地起来和日本军队进行战斗。正被蒋介石的军队集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还派人到东北领导组织抗日活动。杨靖宇就是共产党派到东北工作的干部。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东北组建抗日游击队,后来联合其它抗日的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担任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从1932年组建游击队到后来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带领部队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周旋,坚持抗日八年多,打了很多漂亮仗。
有一次,日军调来奉天部队,由日军少将指挥一支汉奸部队配合妄想消灭抗日联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避开敌军锋芒,诱敌深入,消耗敌人的力量。杨靖宇让战士制造仓皇败退的假象,部队18天行军1000多里,敌人以为抗日联军被打垮了,就紧跟着追赶。他们没有想到抗日联军已经设下伏兵。敌人进入伏击圈,杨靖宇一声令下,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来杨靖宇率队包围了汉奸部队的总部,一举歼灭了这支汉奸部队的主力。
1937年,日军侵略华北以后,杨靖宇带领抗日联军不断打击敌人,支援关内的抗日,他们袭击铁路线上的日军列车,炸毁铁路隧道桥梁,造成敌人交通瘫痪,在敌人集中围剿的时候就分散在各处,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的据点,破坏敌军设施,消灭小股的敌人,给日本侵略者很大打击。
1939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摧毁了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里建立的所有秘密宿营地,几乎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部队就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杨靖宇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带着少数战士和敌人周旋。
1940年2月,由于敌军的围困,杨靖宇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牺牲了,有的叛变投敌,杨靖宇只剩孤身一人。东北的二月,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在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一点儿粮食的情况下,杨靖宇和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最后,敌人发现时敌人让叛徒向他喊话,劝他投降,他毫不动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杨靖宇独自和日伪军交战20分钟,最后身重数弹壮烈牺牲,杨靖宇牺牲后遗体被运到蒙江县城,日军命令把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来,装在一个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子中。用汽车运到当时的通化省城,在城里各学校街道和各县示众,庆祝杀死了最让他们头疼的中国抗日将军。>儿童故事
有一个问题日本人想不明白,杨靖宇被围困在冰天雪地的山上,牺牲后没有从他随身物品中找到一点吃的东西,这五天五夜,他到底是靠什么生存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日军解剖了他的遗体,当切开杨靖宇的卫士在场的日本人都震惊了,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和少量的棉絮,最后带人追捕杨靖宇,并且下令开枪打死他的日军头目岸谷隆一郎流出了眼泪,长时间默默无语。
杨靖宇将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让他的敌人都非常尊敬。岸谷隆一郎让人找来木匠,为杨靖宇做了一个木头的头颅,亲自主持,按照日本的风俗,隆重安葬了杨靖宇的遗体。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日本军人岸谷隆一郎从这时候起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将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内心受到的折磨越大。五年以后的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岸谷隆一郎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自己也自杀身亡了。在他的遗书中,他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场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鬼子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今驻马店市驿城区)李湾村穷苦农民家庭。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乃超。1932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杨靖宇将军的的事迹被编写入小学课本中和电影。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 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
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 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 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儿童睡前故事:】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还是浙江大学一名讲师, 他被选派到西德亚琛工业大学液压和气动研究所留学. 他打破惯例, 进所第7天便向他的导师、研究所所长巴克教授提交了研究计划,得到支持。
他广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紧张地思索着、分析着,提出了大胆的设想:改革沿用了100多年的英国工程师弗利门发明的流量控制原理。每天夜晚,他所在实验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巴克教授十分称赞他的勤奋和刻苦。
他的大胆设想终于被证实。他提出了“电液比例节流装置” 和“电液比例调速装置” 两项新原理,又接连做出了3项发明,并在西德登记了5项专利,仅用两年多时间便以优秀成绩获得了西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美国一家液压公司的经理,一再以高薪邀请路甬祥到该公司长期工作。面对国外优裕的生活待遇和较好的工作条件,路甬祥丝毫没有动心,他答复说:“感谢你们的情谊。但是,我的祖国是中国,我应该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中,傣族战士岩龙所在的连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岩龙和连队失去了联系,他只身一人沿着山沟向前走,走到敌人阵地的后侧。当他发现敌人的一挺机枪正向我部队扫射时,他迅速从背后摸上去,打死了敌人的射手。当他看到敌人的一个小分队正向我部队扑上来时,连发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
他一会儿在敌人阵地的东边打,一会儿又在西边打,足足打了3个多小时,共打死了50多个敌人。他胜利返回部队以后,才发现身上所带的150发子弹,只剩下25发了。从此以后,岩龙孤胆作战的事迹在部队里到处传诵
有一部电视剧叫《大青椒红苹果》,是按真人真事编写的。主人公泉子的生活原型,是北京大钟寺农贸批发市场的总经理何德泉。何德泉本来是个地道的农民,年轻力壮,曾经像很多菜农一样,每天蹬着平板三轮车进城卖菜。
后来,他在改革开放中长了见识,增了胆量。看到北京市民吃菜难,他带着伙伴们在大钟寺建起了农贸市场,满足北京市民吃菜的需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建每一个设施,打开每一条销售渠道,增设每一个服务项目,操心、跑腿、磨嘴,连家也顾不上。他做买卖讲求公平,坚决不做坑人骗人的事,所以赢得了客户信任,生意越做越大,现在市场每天客流十几万人,成交额几亿元,许多外国商人也闻讯而来。何德泉从一个农民成了“大老板”,手里掌握着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呢!他的心气更高,说:“我要追求的,是更大的目标。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首都,难道不应该有个领头的、能反映国家经济规模、现代化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大市场吗?我的目标,就是干这个,值得我干一辈子。至于个人的进退得失,无足轻重,很无所谓……”
何德泉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心中的大目标迈进,为祖国的富强奋斗一辈子。
战国时期的赵国,有一位出名的武将叫廉颇。他不但武艺高强,箭法出众,还善于用兵打仗。秦国、齐国这些大国常来攻打赵国,赵王用廉颇为统帅,多次打败了敌军。敌军听到廉颇的名字,都很害怕。可后来,赵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认为廉颇老了不中用了,改派青年将领赵括代替他。赵括骄傲轻敌,使赵军打了大败仗,赵国也险些亡国。
赵王想重新起用老将廉颇,派出使者去看一看老将军身体怎么样,是否还愿意为国效力。廉颇见到赵王的使者,高兴极了。为了表示自己威风不减当年,还能上阵打仗,为国立功,他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吃完了,又披上铠甲,跃上战马,拉弓射箭,舞枪刺杀,果然身手不凡。他对使者说:“你看我,虽然老了,可是能吃饭能打仗,只要大王肯用我,我万死不辞,马上回去领兵参战!”
使者走了以后,廉颇日夜盼望赵王的调令,可一直没等到。原来那个使者接受了一个叫郭开的坏人贿赂,故意在赵王面前说了瞎话,说廉颇饭量虽好,可一会儿工夫拉了三次屎。赵王听了,认为廉颇真不中用了,就不再调用他。
廉颇为赵国的安宁奋斗了一生,晚年仍希望为国出力,对人说:“我真想有一天,还能率领赵国的兵士冲锋陷阵啊!”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全身心地报效祖国。这就是爱国英雄们的本色。
1918年,冯玉祥在湖南省常德出任镇守使,这个时期,全国人民正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 ,常德的大街上有一家日本商人经营的日货商店。一些进步学生在店门口发表演讲,劝群众拒买日货。日本商人对此恨之入骨,把这件事告诉了常德日本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高桥新二来到冯玉祥官邸,要求冯玉祥用军队对那家日本商店进行保护,以阻止学生在商店门前集会。冯玉祥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守住了商店门口,几个正偷偷购买日货的人吓得赶快跑了。打这以后,士兵轮流整日整夜地站岗,一些本来想买日货的人也不敢再登这家商店的门了。日本商店的生意越来越萧条。高桥新二再次登上冯玉祥的官邸,要求撤回军队。冯玉祥说:“高桥先生,你也算是个中国通了。你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高桥先生提出派军队保护贵国商店,就应该保护到底。我们的民族最恨不讲信用出尔反尔的人。高桥先生,你说对吗?”
高桥新二无话可说。从此那家商店无法经营下去,终于倒闭了。
冯玉祥将军将计就计,将日本商店“保护到底”,当对方提出要撤回军队时,将军以“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言,让对方找不出反驳理由来。
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沉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战后盟国安排美、英、中等国派兵占领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美、苏、中、英等11个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由美国全权统一办理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同时苏、英、中等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也应派军队对日本进行占领。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已确定了单独占领日本的方针。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他还说:“不容俄国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
8月11日,美国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8月13日,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
随后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管制委员会,对日本实行管制。虽然四国都被称为占领国家,实际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所派军队不过3000人,而中国也只派了少量军队,二者都受美军控制。美国对苏联很戒备,一开始就没有邀请它派兵参加。
8月14日,杜鲁门总统发布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划分日军向盟国的各受降区域。其中日本本土以及邻近各岛屿、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军队,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官投降,这样美国在战争一结束就为自己完全控制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国商定的结果,盟军总司令部设在东京,中、美、英开始准备分别派出武装部队进驻日本。
急于扬眉吐气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现还算积极,立即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率先赴日熟悉情况。8月28日,美军先遣部队也到达厚木机场。30日,麦克阿瑟乘“巴丹”号军用飞机抵达日本。
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中国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希望由参加过印缅远征作战的孙立人统领的新一军去。然而,当时蒋介石正指挥国民党军队忙于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已经把最精锐的新一军派往东北,根本没有太多的兵力派到国外,因此只想派出一支5000人的部队象征性地去日本。可是美国一再要求中国至少要派遣一个师。最后,蒋介石决定由曾在越南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投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成的六十七师前往。
进驻日本的中国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
当时荣誉二师正在卢汉的指挥下执行北纬16度以北地区日本侵略者的受降任务,他接到国民政府的驻日占领任务后,立即把荣誉二师与荣誉一师整编成六十七师。荣誉二师系蒋介石嫡系部队,师长戴坚,少将军衔。该师建制完整,兵员充足,有精良的美式装备,是当时较为理想的赴日部队。
该师于1946年2月得到命令后,立即海运至上海江湾驻扎,等待坐飞机到日本。在此期间,该师进行了严格整训,淘汰老、弱、矮、丑的官兵,并从其他部队中选调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兵员进行补充。整训待命期间,部队特别进行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甚至还进行吃西餐和跳交谊舞方面的训练。
5月,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国民党上校参谋廖季威同国民党第六十七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重型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到达后,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
当时第六十七师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驻扎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团指挥。从1946年5月开始,国民党驻日本先遣人员在横滨不断与美军联系驻军的编制、装备以及车辆运输等问题。
6月初,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正式进驻日本。出国之日,国内各新闻机构都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大公报》、《新闻报》、《中华时报》、《自由中国》等均热情地报道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扬眉吐气的历史事件,有的报纸甚至将占领军人员全部名单及军衔广为刊载。这些内容在日本也同时见报,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从上海龙华机场空运直达日本羽田机场,而后由陆路转赴先遣队驻地名古屋。日本当地政府对先遣队的到来侍应恭谨。为了给即将抵达日本的第六十七师设营布防,先遣队在名古屋全面部署和接收了占领军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蒋介石打内战使占领军进驻日本化为泡影
就在中国驻日占领军大部队正在准备进驻日本的时候,蒋介石也正在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1946年6月18日,蒋介石发布密令,电告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要他调集部队,围歼李先念部,并命令其攻击部队于6月26日前秘密完成包围之势。
6月26日,刘峙统率30万大军,向宣化店地区的中共军队发起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与此同时,农历七月初一,驻日先遣队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随后朱世明电告南京政府,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出发正式进驻日本。
然而,自电报发出之后,国民党政府应拨给驻日占领军的后勤物资依然迟迟不能到位,这令朱世明焦急万分,经去信确认才知道这些物资早已分发至反共战场。几天后,朱世明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来电,要求先遣人员立即全部返回,且驻扎上海机场的驻日占领军已经接到命令,将投入到反共战场,而驻扎在上海的六十七师也已奉命开往苏鲁豫解放区。
国民党政府还告知朱世明,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地区一得手,即可将第六十七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六十七师到达苏中之后,被收编到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所在部队的第六十五和六十九师。1946年7月6日14时,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我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的进攻。其中,原第六十七师所在部队到达海安、如皋一带不久,就遭到我华东野战军的重创。
8月28日,粟裕、谭震林所在的华中野战军发来电报,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刚刚结束的苏鲁豫解放区战果,内容涉及到编在增援部队中的六十七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六十九师之九十九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六十五师之一八七旅及七十九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
至此,原来的第六十七师、准备派到日本的驻日占领军就这样覆灭在反人民的战场上。
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低声下气,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
在六十七师无法到达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机构有办公厅,下设4个组、7个处,此外还有宪兵40人。代表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的麻布区。团长最初为朱世明,后改由商震担任,最后由何世礼担任,他们都是军人,副团长是沈觐鼎,时称首席顾问。
中国驻日代表团的性质虽是外交机构,但因当时中日没有邦交,即使在私人之间,原则上也不能随便来往,必须得到“盟军总部”的允许。美国驻日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同时又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成了美军总部,在占领日本期间,任何问题,中方均需向美国交涉,才有希望得到解决。
中国驻日代表团虽然受制于美国,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在日本国土上作为战胜国所受到的尊敬。据当时跟踪驻日军事代表团报道的重庆《东南日报》名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日本享有各种特权。在神户,工作人员下榻的神户大厦是专门用来接待占领国人员的。从神户到东京的火车也有占领国人员的专用车厢。到了东京,住进“外人记者俱乐部”,更是进入了特权阶层。这些待遇都是日本平民乃至大部分官员们所无法享受的。
赵浩生回忆说,当时的日本,从东京到横滨,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瓦砾。日本人个个衣衫褴褛,很少看到穿皮鞋的。即使在商业中心银座和最拥挤的东京车站,也只是见到男男女女提着破皮包或布包低头疾走,听不见人声笑语,只有一片沉重的木屐声。他们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显得低声下气,在街上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真的无条件投降了。一些了解日本国民性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分析说,日本是个非常讲究现实的国家,胜了,它就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败了,它便俯首称臣。当时工作人员在日本看到的现象的确如此。
可惜的是,作为战胜国最重要体现的中国军队没有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而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改造也很不彻底,这些都给今天的世界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生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家乡在现在湖北的秭归(zǐguī),离长江三峡不远。这里风景奇美,山影水声迷人动听,屈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楚国。可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不图进取,使国力渐渐衰弱,百姓生活也很痛苦。屈原非常着急,来到都城劝楚王改革图强。不料他受到奸臣的陷害和攻击,一度信任他的楚王竟把他赶出都城,流放到了远方。
屈原一片爱国心不被人理解,难过极了。有人劝他:“楚国既然不需要你,你何不到别国去,照样可以施展才能啊!”
屈原回答说:“我爱我的楚国,为它的命运担忧,为百姓的痛苦伤心。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可是舍不得我的故土。我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它出力。”
屈原写了许多诗,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他想象着自己乘着龙驾着象,在天空中翱翔,就要飞往远方,离开楚国,忽然回头看到了可爱的家乡,立刻停住了脚步。他的仆人哭了,连马也不肯再往前走。他又回到了楚国,并下决心:“如果不能实现我的愿望,我就投江而死,用生命殉我的祖国!”
不久,屈原怀着对楚国深深的眷恋,投入了汩罗江(在现在湖南)。他对楚国的爱也就是对中国的爱,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爱。所以全国人民至今还怀念他,每年端午节人们划龙舟,吃粽子,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要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忠诚、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他就杀向哪,士为知己者死,剑为识己者啸。
许世友常讲:“毛泽东两次救我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救许世友,牵涉到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三十年代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以後,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仍然对红四方面军的全面工作负总责。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後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於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决定,敢於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无庸讳言,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
但谁也没有料到,许世友自己跳出来,差点儿弄丢了脑袋。
那时,许世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校长林彪紧急召开学员大会,他悲痛地告诉大家:“……董振堂部的千馀人在高地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整个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损失约两万人……”
西路军的厄运震颤了红四方面军每一位官兵的心。西征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充,转战川康,三次穿越无人眕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
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恸哭。炊事员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二万人伤亡大败而归、有很多人形如乞丐一路讨饭奔向陕北的时候,批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将作替罪羊被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
开完了批斗张国焘的大会,各队又开小会,批到红四方面军部战士身上来了。许世友忍不住了:“中央已经定了调,张国焘犯错误,不等於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犯了错误嘛!”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张国焘的会转成批斗许世友了。
许世友被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纷纷来探望,来一个哭一个,还传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
张国焘。许世友骂道:“你们就知道哭,眼?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毛泽东二顾牢房 许世友终生感激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两个营职干部、二十多个团职干部、六个师职干部、五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人。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谁知临走那天王建安变了卦,他意识到这是对不起中央、叛变革命的行为,於是悄悄将计划密告了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结果,密谋逃跑的人全都抓起来了,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刚出事,他的妻子(第二任)就托人带信给许世友,提出离婚。许世友又气愤又绝望:“臭娘们,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离就离!” 但许世友这一次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的心彻底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宣判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後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冷静地想到了许世友。 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於“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馀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後,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带领西路军残部刚到延安,他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以後,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在牢房里度日如年。一天,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毛泽东低头进了牢房,站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你吃皮肉之苦啦。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毛泽东,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 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么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进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说明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听着。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二看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 毛主席两救许世友 “主席,今天我终於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 以前我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突然间“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给你几句话,望你时刻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得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毛泽东又补充,“除我例外。”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後来,许世友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情深义笃地说:“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泽东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许世友还讲道:“以後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脸面整饰乾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登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便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抱着酒坛子,“咕噜”灌了一口,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唯有毛主席您……” 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边喝酒,一边亲热地交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 ,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兴奋得不得了,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後来,毛泽东又把许世友派到山东抗日前线,当八路军的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此,一些人说,怕不放心,派他出去带兵打仗,会不会“出事”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些人,他绕了一个弯子说:“要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大会上首次公开登台“亮相”。 “毛泽东派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持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山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吼出了七个“打”字,几乎“打,打,打”之声不绝於耳。 白天开的会,夜里就打上了。 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合围牙山,首先拿蒋介石的一个区长蔡晋康开刀。前後只用三天时间,把蔡晋康这个“司令”一下子抹掉了。 夺取牙山,许世友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寻歼胶东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主力……几年“打”下来,许世友果真打出了山东抗日的新局面。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有眼光,他派许世友到山东派对了。 此後,许世友凭着卓著的军功和对领袖的忠诚军阶直上,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开始了特殊将星的特殊岁月。 毛泽东二救许世友是在“文革”中。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後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 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部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後,心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说:“许世友不能倒!” 两辆高级小卧车穿行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 张春桥坐第一辆车,给许世友的车带路去见毛泽东。 听到警卫报告“南京军区许司令到”後,毛泽东立刻停下手中正翻阅的文件,站起身走到门口,用他最高规格的礼节迎接许世友。 毛泽东接见党内的同志和高级将领,即使是周恩来,他也没有到门口迎接的习惯,这次许世友的到来,他却破了这个习惯,并脱口而出:“世友呵,一员虎将,爱将难得呵!” 许世友见到日思夜想的毛泽东,竟然泪水沾衣,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啊,您快下命令吧,社会乱得不行,我许世友不要这个乌纱帽了,还是让我回家戴起草帽放牛吧。” 许世友说完,走前几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给毛泽东磕了一个头。 这是许世友二跪毛泽东,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顿时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跟着流下了一串长泪。 他把许世友扶起来,抚摸着许世友的脊背,看到眼前的许世友比前些年瘦了许多,毛泽东的话音有些沙哑。 他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後冲着立在旁边的张春桥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怎么能丢掉乌纱帽呢?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又觉得毛泽东是单独召见许世友,自己无须在场,在场多馀,便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把许世友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眕,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一位身兼军政要职的负责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 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他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古脑全倒了出来,有什么讲什么,无话不谈。许世友先谈到陶勇惨死事件。 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元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毛泽东更感到悲伤。 过了一阵子,许世友见毛泽东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一口气着重向毛泽东谈了三条看法: 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动。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 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好容易搞成这么一支军队。“揪军内一小撮”非把军队搞乱不可; 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全国粮食不宽裕,农村千万不能乱,农村一乱,要饿死人,人命关天。 毛泽东这时又点燃一支眕,慢悠悠地说:“许世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没有了。” 话也许讲得太多、太直了。 许世友不后悔,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这是我讲的。 毛泽东召见许世友,一次谈话三次提到“许世友倒不了、许世友不能 倒”。这是毛泽东为保许世友在政治上发出的“信号”。 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信任许世友。 他绝对需要许世友“忠臣式”的忠诚,更需要军队尤其是各大军区“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对此,许世友刻骨铭心,临告别毛泽东时,他整了整军帽,立正向最高统帅敬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请看我许世友的行动!” 毛泽东的嘴角流露出欣赏的笑容,他重重地和许世友握手,直到送出门口。 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跪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一忠一孝。 那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又派专机接许世友进京,住进了中南海,国庆那天许世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亲密交谈。 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会见许世友,规格高礼节重,许世友顿时身价倍增。 此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打许世友的主意了。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着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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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刘长春(1905~1983),辽宁省大连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爱跑爱跳,意志顽强。14岁那年,他在一次中日中小学生田径对抗赛中,以100米11秒8、400米57秒的优异成绩一举战胜所有的日本少年选手,显示了他的田径才华。1928年10月,在沈阳举行的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中,刘长春又一举击败日本著名选手吉岗,成为当时远东地区跑得最快的人。
刘长春的才华得到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的赏识。张学良每月给刘长春30块银元的补助,还以每月800块银元的重金为他聘请了一名德国教练,使他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得以继续训练,进步显著,并于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连夺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全国冠军。杭州市为纪念他的卓越表现,特意将通往田径场的大马路改名为“长春路”。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随后建立起满洲国。为了继续训练,刘长春躲过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秘密南下北京,继续东北大学的学业。
1932年春,第十届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成立不久的满洲国,为了制造舆论,争取国际承认,在伪满的报纸上自作多情,宣称:“刘长春等人将代表满洲国参加7月举行的奥运会。”
5月初,刘长春在《大公报》上庄严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奥运会。”刘长春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赏和张学良将军的大力支持。在张学良的安排和赞助下,刘长春等6人组成的中国队得以赴美参赛。后来,又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麻木不仁和日伪特务的破坏,刘长春成了唯一参赛的中国运动员,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7月29日,刘长春乘坐的邮轮到达洛杉矶。这时奥运会已经开幕,刘长春经过20多天海上风浪颠簸,体力严重下降,来不及休息,更谈不上适应性训练,第二天就仓促上阵,结果在100米、200米小组预赛中,分别以第五、六名的成绩被淘汰。刘长春为此痛心不已。刘长春虽然在竞赛中失利,但他挫败了日伪满洲国的政治阴谋,使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写上了奥运会的纪录。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他被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
分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崇高的品德和情操在屈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话题:“命运”“责任”“精神卫士”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人物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俩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
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5军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10月上旬,该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的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是她们却被敌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为弘扬八女先烈的精神,1986年9月7日在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冷云一家
冷云与吉乃臣一同到抗联后,真的结为夫妻。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个女孩,丈夫却已在战斗中牺牲。部队西征前,她强忍悲痛,把仅两个月的女儿送给依兰县土城子的一对朝鲜夫妇抚养。解放后,战友们曾去寻找烈士遗孤,却已不见那对夫妇,在战乱的年代中也许已死,也许回到朝鲜,也许迁移他乡了。今天如果那个女儿还活着,也会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为了拯救祖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些志士中,有个叫陈天华的,是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俄国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就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回国内,号召开展反侵略斗争。他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文明古国一天天衰落,而有些中国人丧失了信心,就奋笔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长长的诗句,歌颂我们的山河、人民和历史。他写着:“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他又非常愤恨地写了外国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罪行。最后他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睡猛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写的小册于,对宣传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读了他的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后来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
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他观点来判断,荷兰成功的几率其实相当高,为什么荷兰人没有与郑成功决一死战呢?这得从经济上来分析。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为什么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主要原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明朝政府对海岸线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的三角贸易网。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做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做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年—16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10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用低价抢走了。1641年—16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0万荷兰盾,其中700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生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佛洛林,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年—165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只剩4艘。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7世纪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即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呢?因为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攻击,就坚决离去了。政治史其实也是经济史。
古语说:“忠孝不能两全”,“为国者终不顾家”。这当然不是说,报效国家就不能孝敬父母,不能管自己的家庭,而是说,当国家更需要自己的时候,要能公而忘私,甚至放弃个人和家庭的幸福。自古以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很多的。
汉代有个青年将领叫霍去病。他16岁就参了军,跟着舅舅卫青到边塞和入侵的匈奴人作战。别看他年纪轻,却英勇善战,能指挥成千上万的骑兵步兵,屡建战功。有一次,他率领一万精锐骑兵,深入敌后几千里,打败了敌人。后来他和卫青分兵两路,和匈奴进行决战,终于击退敌人,使国家的北方消除了外来的威胁。汉武帝加封有功将士,让他和卫青共同担任大司马,统率全国的军队。
霍去病少年从军,为国出生入死,却顾不上自己的家庭,他也从不追求享乐。汉武帝为他建造府第,给他优厚的待遇,他却说:“匈奴还没消灭,我怎么能顾自己的小家呢?”
因为长年征战,霍去病得了重病,2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把短暂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使人民享受了安宁。
晚清湖南地方军队被称为湘军。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的烈火迅速从广西燃向全国,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与绿营不堪重用,为湘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机会。随着湘军兴起,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也逐渐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统治者既要依靠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将权力拱手相让,由此展开了清廷与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势力对权力的争夺。
湘军的创制
湘军创始于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地方团练。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风气散漫、严重腐化,战斗力低下,遇到战乱等重大危机,朝廷即令地方绅士训练乡勇,清查保甲,保护地方,所需费用均由民间自筹。可以说,团练创始之初,不过是防卫地方的民间武装而已。太平天国起义后,咸丰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其本意与其他各省办理团练并无区别。但曾国藩却将团练一词一分为二,声言自己不办保甲而专办练勇,并以团练为基础,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编成陆营、水师,形成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的地方军事势力。
随后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国家经制之兵屡遭败绩,湘军却不断取胜。但是,湘军将领并没有受到重用。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丰帝闻报大喜,当即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过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万不得已,咸丰帝是绝不肯让湘军将领兼掌军政大权的。
湘军集团对权力的争夺
太平天国起义迅猛发展,湘军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显,湘军集团逐渐取得地方军政大权。咸丰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编者注)署理湖北巡抚,与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广总督官文。清代官制中总督偏重军政,巡抚偏重民政,军权应归于官文。可官文贪鄙庸劣,见识浅薄,只因是满洲正白旗贵族而为咸丰帝所重用,所部军队战斗力极差。胡林翼抚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虽申奏,但咸丰帝仍下严旨要其会同官文办理湖北军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变策略,转而与官文结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为首功,每月拨盐厘3000两相赠,还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宠妾为义女,进而与官文兄弟相称。不过,胡林翼并非与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试图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战争环境,多少督抚因为不善带兵,或死于战事或被罢职免官,于是也乐于依靠这个对自己恭敬备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来,既然胡林翼满足了自己对声色货利的喜好,自己赞同他的军政主张,也算是礼尚往来。于是,胡林翼大刀阔斧厉行改革,稳定湖北局势,从而在同太平天国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处于有利地位。
但事实上,清廷并没有放弃对地方权力的严格控制和打压。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运用权术,让清廷认为改革措施多为官文主张,湘军集团是难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借父丧之机,向咸丰帝摊牌索要更大权力。清廷以为太平天国行将覆灭,断然令曾国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营再次崩溃,太平天国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切断了清王朝赋税、漕粮的主要供应渠道。于是,山穷水尽的朝廷陷入两难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轻易授予汉人实权的旧制而坐以待毙,要么听任湘军壮大势力,但可以利用他们来度过亡国危机。在太平天国大军的逼迫下,舍湘军而无其他劲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军将领执掌地方军政大权,于是,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可以说,湘军集团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解决危机时对湘军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湘军集团权力的顶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国战事和辛酉政变的发生,将湘军集团的权力推向顶峰。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在避暑山庄去世,遗诏以年方六岁的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等八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形成了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共治天下的局面。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湘军集团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权转向主动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这年十月,命曾国藩督办江、皖、赣、浙四省军务。十二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湖北巡抚,彭玉麟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刘长佑补授两广总督。十二月,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唐训方补授安徽巡抚,郭嵩焘补授广东巡抚,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次年,杨载福补授陕甘总督。短短几年间,湘军集团势力急剧膨胀,南至两广,北到直隶,东到两江,西至陕甘,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抚。而他们手中所握有的权力,远远超过此前的清代督抚。
依照清代旧制,总督主军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标营之外,并不能越过提督直接干预营务;巡抚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抚标营外,也不能干预营务;布政使掌财政,直属户部;按察使掌司法、监察,直属刑部。可见,军政大权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员各负其责,互不统属,谁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听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间,特别是同治初年,大批湘军将领位任督抚,他们既主军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势已成,再加上兵饷自筹,厘金完全由督抚支配,原本应该上交户部的地丁、漕折、关税、盐课等项银两也被督抚截留,大半充作军饷。这样,一省三宪——即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复存在,督抚专权的局面势将形成,湘军集团的权力在此情形下也达到了顶峰。
清廷对湘军集团的打压及其结果
湘军权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势力的崛起,但满汉有别的观念、三藩之乱的教训,时时萦绕在清朝统治者的心头。于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军,收回湘军集团手中的权力。据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国藩得到的爵赏已被打了折扣,清廷还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银与幼天王下落问题继续打压曾国藩。
针对这种情况,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将领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绝了幕僚拥兵自立的建议,迅速裁军。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国藩麾下的五万余湘军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万湘军则因征讨太平天国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军被裁之后,清廷又试图收回这些湘军将领手中的地方军政实权。同治五年(1866年),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陕甘总督杨岳斌相继被迫去职。次年,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被免职。
然而,此时国家战乱频仍,清廷仍需依靠军队的力量,既然八旗、绿营不堪任用,只得继续依靠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清廷一方面持续打压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功成名就、声望卓著的曾国藩等人,怕他们“功高震主”,将地方权力从一些亲曾国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来;另一方面,却仍然不得不将权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鸿章等淮系人物。比如,广东巡抚一职就授予了左宗棠的亲信将领蒋益澧,陕甘总督则由左宗棠继任。此时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业已形成,终清一代,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1、小英雄雨来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50多年前那场波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
2、小兵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3、共产党员刘胡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4、鸡毛信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5、抗日民族小英雄
王朴,也作王璞,幼名兰贵,1929年生,河北完县人。王朴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朴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朴不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朴的家乡,王朴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朴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提供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朴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朴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朴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起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朴、王朴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6、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7、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8、放牛郎王二小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少年小英雄的故事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后来人们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9、芦荡小英雄牛娃
微山湖,芦苇丛,这里本来就是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再加上小英雄牛娃捉弄小鬼子的故事,真向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日本鬼子要从莲花镇给土地庙据点的敌人补充一批枪支。我区委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区武装小分队老马去小鲁庄组织民兵,中途截击敌人,夺取枪支。放鸭的小牛把送枪的鬼子和伪军引诱到芦苇丛里的蛤蟆湾,老马和民兵们一举歼灭了敌人。
10、小骑兵铁头
骑马奔驰是许多孩子的向往,当一名小骑兵跃马扬刀多威风啊,何况小铁头夺的是鬼子队长的马呢!
日本鬼子到刘家庄来搜捕八路军伤员,儿童团员小铁头决定去报告八路军骑兵连。路远来不及,他大胆的夺了鬼子队长的大红马,奔向骑兵连驻地。敌人出动自行车队猛追,小铁头催马过营地,闯岗楼,渡运河,把敌人引进骑兵连的埋伏圈一举歼灭,小铁头最后也成为一名英勇的小骑兵。
大凡是伟人,都有多侧面的性格结构。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表现为“虎气”和“猴气”的叠现,那么周恩来的性格则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统一。
周恩来一生将中国传统儒士的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激越情怀集于一身,既是斗士,又是调和者;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同时他又是尖锐严厉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日本学者梨本佑平在所著《周恩来》中,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他的体内”。
周恩来多侧面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家庭的影响。他自己曾经回忆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含有她的这一部分。”文静与爽朗只是周恩来诸多对立性格因子中的一对,或者说只是他性格结构的基本色调,他丰富多彩的性格内涵更多地来自于长期政治斗争的锤炼和沉淀。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正因为周恩来有如此丰富而平衡的性格结构,所以单从哪一方面去理解周恩来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周恩来。
周恩来凡事不走极端,善于统一矛盾。但他并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他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令每一个对手无可奈何。在与蒋介石马拉松式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了中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要他同意交出军队和政权,比登天还难。
周恩来温文尔雅,处世随和,尽量不伤人情面,但他也并不是“软骨头”。南昌起义时,他敢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回敬共产国际以及从中作梗的张国焘,提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逼得张国焘只好让步。
周恩来处事非常谨慎,没有把握决不轻易出手,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也不会错过一分一秒!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其随时保持着出击的姿态,以便伺机猛扑过去。1927年3月上海工人起义成功,便是周恩来把握时机的杰作。陈独秀说时机尚未成熟,而周恩来则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并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这次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多侧面的性格使周恩来能应付各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坚定 敢,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打击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士的超人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目中“咱们敬爱的周总理”;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调和者的机警和谦逊,还使他能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事件中,把党和国家维系在一起。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相互映衬,又相互补充,像两道交织的光环,又像两座高耸的雪岭,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
中国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就主要代表人物而言,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恩来!
孔子对“
君子”人格形象的描述角度多样,综览起来不外是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塑造君子人格的途径则为内省式的、收敛性的。与之对照,孟子设计的“大丈夫”人格形象表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相对君子来说,塑造大丈夫人格的途径则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无论是君子的品格,还是大丈夫的气质,都可以在周恩来身上找到它们的影子。 诗为心声,知人论世,观诗最为切要。周恩来早年的两首诗作,最足以反映他对“君子”和“大丈夫”人格的双重倾慕。 早年周恩来在致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这种退让为怀、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胸襟,分明是君子人格的折射和投影。虚怀伴随着周恩来的一生。虚怀的品格辅之以临事而慎、诚信不欺,使周恩来进入了“君子”的殿堂。 1917年,周恩来东渡扶桑,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行前,周赋诗一首以壮行色而明本心,他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诗中表现出的冲天豪气和执拗追求,不正是大丈夫的本色情怀吗?中外都有不少人士对周恩来投身刀光剑影的共产革命不理解,或者认为他的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与共产革命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表面动人但实质上不适用的意识形态,但不管人们是如何不理解他,周恩来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并为之忍劳苦制嗜欲,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又是直道而行、宁折勿弯的大丈夫。 周恩来早年便喜欢拿诸葛亮和曹操相比较。他认为诸葛亮是君子又是大丈夫。羽扇纶巾、宁静淡泊、以德服众,铸就了诸葛亮的君子人格;而叱咤风云之气、坚忍不拔之操,乃是诸葛亮之所以为大丈夫的表征。曹操人格就不如诸葛亮那般完美。在周恩来看来,曹操称得上是大丈夫,但无资格跻身君子、圣贤之林,因为曹操患有“作奸欺世”之病,以诈为利,以伪为真,予人以可讥可耻之据。周恩来仰慕诸葛亮,诸葛亮的名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周恩来终身的座右铭。 周恩来的君子人格集中体现为浓烈的人情味,人们首先将他作为一个深富感情的人来看待,然后才把他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周恩来有句感人肺腑的自白:“共产党员不是六亲不认的。”1939年,周恩来回到故土浙江绍兴动员抗战,特意抽空拜访了祖父周攀龙的百年堂,在不同的村落停下来去祭奠家族的坟地。按照老规矩,他对家族首脑行了三鞠躬。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凡是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吸引人,感染人。 周恩来的大丈夫人格则集中体现为对理想的追求。为了理想,他可以忍受各种屈辱,也可以排斥各种利诱,更可以忍耐数不清的艰难困苦。大革命失败后,他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南昌起义,另起炉灶;抗战时期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财色名利,唾手可得,周恩来不为所动,而对延安的黄土地和高粱米一往情深。蒋介石为不能收买笼络周恩来感到相当的遗憾。 周恩来就是这样,既为温文尔雅的真君子,又为浩气凛然的大丈夫,他以君子人格行不言之教,以大丈夫人格做难为之事。 文章摘自《大智周恩来》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曾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很直白:“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中国公园尽管设施简陋,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代替了理智,只知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到了当代,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七七事变” 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使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乡。徐悲鸿冥思苦想:“该如何为国家。为人民、为抗战出一点力呢?”他决定去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款捐助难民,同时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的道理。
1938年岁末,他来到新加坡,正值盛暑天气。为了准备大量作品在画展上出售,每天站在画案前,挥汗如雨地作画,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一位华侨朋友劝阻他不必如此不分昼夜地作画,徐悲鸿说:“我是在为祖国苦难中的同胞作画啊!”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徐悲鸿突然病倒了,腰部剧烈疼痛,他被迫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腰疼尚未痊愈,他又顽强地拿起了画笔。画展如期开幕,华侨们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竞相购买徐悲鸿的作品。画展结束后,他把卖得的巨额画款,全部捐献用来救济难氏,自己分文不取,连路费也是自己负担。
岳飞是古代著名的反侵略民族英雄,生活在北宋南宋交替的年代。当时北方的金国出兵攻打宋朝,烧杀抢掠,遭到宋朝的反抗。从小就立志报国的岳飞从军入伍,决心反击侵略,收复被金国夺占的土地。他训练出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在和入侵者的斗争中,屡建战功。
有一年,岳飞率军与金军在长江一带交战,打得敌人望风而逃,收复了江南重镇建康(今南京)。不久,他又率军收复了湖北河南一部分失地,大大鼓舞了宋朝军民。可是皇帝宋高宗和奸臣秦桧一心想求和,竟答应向金国称儿称臣,每年进贡,换取可怜的“和平”。岳飞坚决反对,上书皇帝说:和议不可靠,金人不可信,我请求率军北伐,收复失地。
不久,金国果然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进行反击,直入中原。在郾城一战中,击垮了金国的主力军,又穷追不舍,到达了离故都汴京(今开封)不远的朱仙镇。金军统帅兀术(wūzhu)哀叹说,这是开仗以来,最惨的败仗啊。他只好率部下渡过黄河,往北逃走了。岳飞也准备渡河北上,彻底打败敌人,收复北方。不料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连下12道金牌命令岳飞撤军,不准再打。后来秦桧又诬告岳飞谋反,害死了这位大英雄。岳飞抗金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可他的斗争业绩将永载史册,受到人民的怀念。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 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 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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