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历史故事1100字短篇

• 1、发明雨衣的故事外国历史故事
• 2、英、美考试制度从哪里来外国历史故事
• 3、二十世纪窃听风云外国历史故事
• 4、历史上著名的窃听事件外国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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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发明雨衣的故事

　　发明雨衣的故事
　　
　　英伦三岛是欧洲最潮湿多雨的地方。因为常年云雾笼罩，伦敦便成了世界上有名的“雾都”。而比起“雾都”，苏格兰的天气就更糟了，这里常常一连数月阴雨连绵，不见天日。因此人们戏称，苏格兰是个“天漏”的地方。
　　
　　在苏格兰，有着许多规模很大的橡胶园，在橡胶园里刮胶只能在露天劳作，这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许多橡胶工人，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雨伞，便只能冒雨赶路上下班。天长日久，许多人都患了各种各样的疾玻麦金托什是一位贫穷的橡胶工人，也因此得了严重的风湿症。妻子心疼极了。背着麦金托什节衣缩食，悄悄为他添置了一件新外衣，让丈夫在外工作可少受风寒之苦。 这天，麦金托什穿着新外衣，兴冲冲地上班去了。想到妻子的一片爱心心里暖融融的。他觉得，自己要多挣些钱回去，给家里改善改善伙食。
　　
　　一阵猛干，把麦金托什累得腰酸背疼。
　　
　　“喂，伙计，你在玩命哪？快歇一会儿吧？”一位同事看到麦金托什没命地干了整整一上午，不忍心地招呼说。
　　
　　“歇就歇一会吧，实在累坏我了。”麦金托什说着，把刮下的一大桶橡胶液提放到一旁，准备休息。可一不小心，一大滴橡胶液溅到他的新外衣上了。
　　
　　“唉，糟了，这下新衣服给弄脏了。”麦金托什连忙用手指去抹沾在衣服上的橡胶，可哪里抹得掉啊！橡胶是一种十分稠粘的液体，麦金托什几次揩抹，结果反而弄脏了一大片。麦金托什懊恼他想：新衣服第一次穿，就弄了这么大一块脏斑痕，真对不起妻子。下午干活的时候，他索性把外衣脱下，放在了一旁，怕再不小心碰上了橡胶液。
　　
　　下班路上，下起雨来了。麦金托什加快了步伐。可雨点越下越大。麦金托什没有雨伞，冒着大雨在路上奔跑……“呀！看你淋得像只落汤鸡，快把湿衣服换下，别着了凉。”妻子忙着帮麦金托什脱下外衣。
　　
　　“哟――奇怪，其他地方都湿透了，你的后背上的内衣怎么没有受潮？”
　　
　　妻子惊奇地问，因为以往丈夫雨天回来，后背上总是最湿。
　　
　　麦金托什拿起外衣一看，奇怪，外衣后背的干处正好是被那滴橡胶液弄脏的地方。“难道说用橡胶液涂在衣服上可以防雨？”麦金托什不由自主地做起实验来――在一件旧外衣上全部涂了橡胶，当他在雨中一试，果然灵验。
　　
　　橡胶确实可以用来防雨呢。
　　
　　世界上第一件雨衣，就这样在麦金托什手中诞生了。这个故事发生在1823年。后来，人们为了感谢麦金托什，便把这种雨衣叫做麦金托什。现在，英语中“雨衣”这个词，还叫麦金托什。

第2篇、英、美考试制度从哪里来

　　英、美考试制度从哪里来
　　
　　马晓辉
　　
　　目前国际上的大学入学考试模式分为三大类型：一种是以中、日、韩等国为代表的“全国统一高考”模式，以分数取人，即所谓一考定终生，“学而优则仕”；再一种是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开放、松散式”大学模式，甚至不考试都能上大学；第三种是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等级测试”模式，将考试与开放相结合，取前两种模式的中间路线，各高校自主招生权力很大，十分灵活。
　　
　　自然，英、美的大学入学考试模式目前是最好的，也为中国大陆教育界人士、考生、考生家长青睐。据说，中国大陆以后高考改革方向就是向英、美模式学习，其中以英国的考试制度为主。
　　
　　那么，英、美的考试制度从哪来的？是自创的吗？不是，是“偷师”中国科举制度。
　　
　　早在100年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点破了：“现在各国的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孙先生这话是有根据的，并非臆断。
　　
　　十四世纪，曾在中国居住过的欧洲人士将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的科举考试，向本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推荐，英国当时的学术界和开明官员力主仿效中国文官取士手段，实行机会均等的公开考试。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负责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和方案草拟。后来，他们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中的主要观点就是建议学习、实行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公开、竞争性的考试手段来招聘官员。
　　
　　两位爵士的报告被英国国会采纳。此后、法国、美国等许多欧美国家都把中国的考试制度“拿了过去”。欧美人认为，科举比当时他们“领导说了算”、“世袭”等用人模式先进、公平，中国的科举优点多多，至少使官员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官员。
　　
　　当时西方有人惊叹，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这一制度应该与中国“四大发明”一样，是重要的发明创造，影响了全球的用人观，直至目前，还有今后。
　　
　　但是，如同发明了火药只知道用来做鞭炮、烟花逗乐，不知用于枪炮、子弹杀人一样，虽然中国人创造性地发明了科举考试模式，但这一手段后来却成为束缚中国人思维的绳索。而欧美人却活学活用，把这一选拔人才方式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让中国这位发明者反过头来要学习、“取经”的考试模式。
　　
　　原因在哪儿？一在考试内容落伍，二在考试模式未变。
　　
　　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内容在长时间内呆板、重复、单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成为千百年来的必考科目，这些考试内容只靠死记硬背，固化了人的创造性思维。而西方不同，既结合当时的工业革命和民主、人权的需要，考试内容丰富而又科学，智力水平、知识结构、实用技能、心理素质等统统纳入考试的内容，而不仅仅是书本上死记硬背的东西。
　　
　　除了笔试方式，欧美“科举”中最重要的是口试和面试制度的确立，比中国的“殿试”――由皇帝一人御笔钦点，更为完善和科学。欧美的“科举”即便顺利通过了，也未必就能如中国的学子（举人）一样，可以立即获得官职和荣耀，他们还得实习和试用，至少半年以后才能正式上岗“当官”，而中国却是“祖宗定下的规矩不能改”，一成不变，僵硬得不能再僵硬。

第3篇、二十世纪窃听风云

　　二十世纪窃听风云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最近一次向公众大规模开放，还是十年前的事。
　　
　　参观者被引导入五个高达13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房间。这是NSA的核心空间，四壁、地面和天花板都呈淡蓝色，铺上了一层尖状吸音海绵，有如科幻布景。在这淡蓝色的封闭六面体内，偌大的天线在基座上转动，模拟接收来自不同频率的信号，以测试窃听效果的优劣。英国情报专家戈登・托马斯曾撰文称，任何一个国家每发射一颗卫星，NSA就要相应地在地面上竖起一根天线，专门监测其动向。
　　
　　这个位于华盛顿东北16公里远的基地，是目前全球最庞大的监听单位。它承袭了二战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建制和功能，但在技术上远超我们对传统窃听术的想象。
　　
　　绵延近半个多世纪的窃听暗战，捕捉着国家力量微妙平衡的风吹草动，几乎一再左右国际政治形势的跌宕起伏。
　　
　　开辟“第二战场”
　　
　　伦敦西北郊约五十英里处一座歌特都铎式庄园在1939年的产权易手，开启了现代“窃听战”的序幕。
　　
　　庄园的新买主是斯图尔特・孟西斯。六十多年前，左邻右舍眼看着一对对绅士小姐陆续进驻，在窗玻璃后瞪着一双双惊异的眼睛，以英国式的矜持保住了这个秘密。这些绅士小姐是刚从牛津、剑桥等高校招收的语言学家、数学家，他们在这栋安置了4个发射机和6个接收端的屋子里，全天24小时地工作，密切监控着英吉利海峡上空谲变的军情。
　　
　　这栋屋子日后以“布莱奇利庄园”扬名，是丘吉尔时代英国的情报中心。战争开始阶段，德国人几乎无可阻挡，波兰在4周内被占领，荷兰6天后投降，挪威、丹麦不逾月相继沦陷。英国军队惟依凭海峡上空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的殊死格斗，才勉力支撑。
　　
　　在德军一轮轮对伦敦的强力轰炸下，抵抗奄奄一息。此时，一股股小型作战部队被投到了被占领区的敌后战场，与布莱奇利庄园保持着密码联系。特工们搭乘机动渔船、小型潜艇和军用飞机孤胆深入，用配备的微型照相机和窃听器侦测德军后方的战略动向，俘获敌方的重要军事人员。
　　
　　历史学家基斯・杰弗里撰写的军情六处史中，把U形潜艇的分布和活动情况，到V1、V2飞弹的投入战场预警等影响二战进程的重要情报，都归功于布莱奇利庄园的工作。而沃伦・费舍尔，更称誉其为“在危机中惟一正常运作的作战‘耳目’”。
　　
　　二战中的情报战有是“近身肉搏”型的，从占领区撤出特工就像当初将他们安插进去一样困难重重，一名叫亨里克斯的特工就遭遇过撤离时摩托艇无法启动，被迫泅渡海峡，甚或不得不在暴风雪中翻越比利牛斯山，从西班牙回到伦敦。
　　
　　被俘获的德国高级战俘关押在一栋叫特伦特公园的豪宅之中。此处曾辟作亨利四世的狩猎区，掩映在伦敦北郊恩菲尔德丘陵之中。战俘在特伦特公园被好生招待着，每日聚餐、被允许自由交谈，甚至还能读到定时送来的报纸――《每曰快报》为他们编排的“特别版”，渲染英国步步取得辉煌胜利的虚假报道。
　　
　　这是军情六处领导人孟西斯设下的一个“套”。这群有情报价值的德国军人被“圈养”起来，为他们营造出轻松自由的生活状态，但在他们的卧室、餐厅里，密布着小麦克风，而一个专职监听小组在幕后负责将他们的谈话转化成笔录。
　　
　　这个欲擒故纵的窃听计划，甚至帮助英国方面截获了1944年7月流产的暗杀希特勒计划，以及关于大屠杀的大量罪证。一切正应了孟西斯所期望的，“在敌人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录下他们之间的讨论，而公开审讯往往只能得到一些错误的或避重就轻的答案”。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后来成为战时美国情报联席会议主席的多诺万，获准参观了特伦特公园。他返回美国后，立即着手在密西西比州的克林顿市建造了一个类似的战俘营。这两项窃听计划留下了15万份实录，两年前经两位德国教授斯恩克・耐茨尔和海拉德・威尔则的整理重见天日，成了二战期间在窃听技术开辟“第二战场”的印证。
　　
　　“铁幕”有耳
　　
　　二战结束后，情报部门的存废就成了问题。但1946年苏军侵占波兰，为西方情报机构敲响了警钟。1948年，西方五国的情报联盟“梯队”（Echelon）即告成立，由美国打头，揽英、澳、加、新（西兰）四国为盟友。
　　
　　在总统杜鲁门直接授意下组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试图复制二战期间英国军情六处的成功经验，直接向“铁幕”背后派出情报人员，监听对手动向。岂料失败接踵而来。
　　
　　1953年，第一位派遣莫斯科的情报官受到俄罗斯女佣（实为克格勃上校）的诱惑，被拍下照片后勒索。1954年，第二位驻莫斯科情报员刚到任不久，就在从事窃听时被逮个正着。美国人也只能感叹，“盖世太保和克格勃才是监听的大师。”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克格勃的特工器材厂开始研制无线窃听器，以克服传统的专线窃听监控距离近、工作时间短、不容易伪装的弱点。一种形如火柴盒、能像臭虫一样吸附在外墙上的新型窃听器，因而得名“嘁”（俄语音“臭虫”）。它的监听距离可以达到两公里，电池续航可长至一周。
　　
　　整个冷战时期，这种臭虫窃听器，被发现趴在从西柏林、波恩、科隆，远到巴黎、伦敦、华盛顿的使馆等重要建筑物的外壁上。
　　
　　窃听技术条件的升级，也让西方情报系统此时开始改换思路。如果派特工深入敌后代价太高，何不整个地监听电信系统，再从中析离出有效情报？
　　
　　此时，一位由棒球运动员改行的中情局特工沃尔特・奥布莱恩的一项偶然发现，让这个狂想有了一点实现的眉目。他在翻拍从东柏林邮局寄出的邮件时，意外截获了苏联和东德关于新铺埋电信地下线路的方案。这根包涵432条电话线的地下电缆，距离西德地界最近处仅六英尺。
　　
　　一个从地下打通、以电缆窃听方式进行监听的“柏林隧道”计划应运而生，也成了冷战期间“窃听战”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任中情局柏林站站长的威廉・哈维所要面临的两大问题是：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地道挖进东德、接上那条埋在主干道下方27英寸的电缆？而开挖地道势必翻起3000吨沙土，又该如何悄悄处理掉？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情报部门献计献策：应从西柏林开掘隧道，尔后穿过勃兰登堡进入东柏林，这样隐蔽性较高。而针对第二个问题，中情局则使出了一招类似魔术师的障眼法：在隧道开挖经过的贫民区建一栋整条街长的大房子，在屋顶上堂而皇之地架起天线，让人一望即知这是个接收来自天空信号的“雷达站”。
　　
　　这条1954年秘密破土动工的“窃听隧道”，直到次年2月竣工，总长10英里，宽6英尺，四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附有隔音材料。隧道东端凿了个垂直竖坑，内有交换台、电流升压器和432个扩音器。用厚厚铅皮包裹的窃听线路，通过两重结实的铁门，将电话信号放大后输送到地面“雷达站”。
　　
　　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涌出，一来就是好几千个小时的对话和电传，内容涵盖了苏联在德国与波兰的核武器与传统武力配备详情、来自莫斯科国防部的信息，和苏联在柏林的反间谍业务动态。
　　
　　为记录和分析来自“窃听隧道”的信息，中情局柏林站的工作人员一度膨胀到317人，而在华盛顿总部更配置了一支350人专门队伍，负责将截收到的语音对话转换成有价值的文字情报。
　　
　　从遍布世界各地的25个监听站不停采集的信息，最终汇总到文首提到位于华盛顿东北16公里远的马里兰乡间一座无名建筑――世界上最强大的监听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随着窃听技术的升级换代，据美国情报专家戈登・托马斯称，这个监听中心日均处理这超过70亿字节的信息数据，至今运作不息。
　　
　　“窃听”酿成丑闻
　　
　　“柏林隧道”的密档2007年首度解密后，直到现在人们仍莫衷一是。《纽约时报》的军情记者蒂姆・韦纳就怀疑，“在第一铲泥还没翻过来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就知道了。”但冷战的背景下，双方都对这一窃听事件保持了长时间的缄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美国陷于越战之时，为防止政府消息外泄，在白宫和戴维营都安装了精巧的声控麦克风。
　　
　　1972年6月17日深夜，时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接到手下的电话，称华盛顿警方逮捕了5名偷闯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的“入室盗窃犯”，他们当中有四名古巴人和一个叫麦科德的美国人。
　　
　　这个麦科德是电子窃听专家，过去曾服役于中情局。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水门大厦6楼的办公室里，和这伙“入室盗窃犯”一起“人赃俱获”的，还有两个美能卡35毫米相机，好几卷高速摄影胶卷、对讲机、钉头锤、外科手术橡皮手套，和一枚“疑似炸弹”。
　　
　　这枚被联邦调查局办案人员误认的“炸弹”，其实是一枚窃听器，隐藏在一个电子门铃的塑料外壳里，安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位置旁。
　　
　　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还属克格勃，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称，导致“八一九”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讨论撤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谈话，被克格勃特工窃听了去。
　　
　　早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前，其实就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赫鲁晓夫在皮聪休假，克格勃反间谍局局长尼古拉・布鲁斯尼岑，一接到监控所有进出皮聪电话的指令，他就预感到，一场政变在所难免。得到命令后，有些惊魂未定的布鲁斯尼岑往克里姆林宫挂了内线电话，这个忠于职守的执行者辩称，“不仅我没有权力，您也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他捱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坚持，“一定要弄清楚谁往皮聪打电话……”
　　
　　而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在回忆录中甚至坦白，在俄罗斯议会选举后，最高领导人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住宅、别墅、休息地点都装上了窃听器。“我动手翻阅一些著名政治家谈话录音的记录，看到第二页就看不下去了，里面连他和自己母亲在家中厨房的谈话也不放过……”
　　
　　这一波又一波延续着冷战逻辑的窃听丑闻，在时空中留下的遗骸直到近十年间才慢慢抹去。位于哈瓦那的卢尔德斯监听站，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在墨西哥湾布下的重要棋子，直到2000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古巴才寿终正寝。而美国设在德国的拜德艾柏林监听站，也于次年1月关闭。
　　
　　（摘自《南都周刊》）

第4篇、历史上著名的窃听事件

　　历史上著名的窃听事件
　　
　　美国的水门事件：1972年，共和党人雇佣的“间谍”潜入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水门”安装窃听器，结果被逮了个正着。
　　
　　丑闻曝光后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74年辞职。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办公室遭英国情报部门窃听事件：2004年2月26日，英国前国际开发事务大臣克莱尔・肖特对媒体披露称，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英国负责海外情报事务的军情六处（ MI6）曾经在政府的授权下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办公室进行了窃听。她本人就翻阅过安南私人讲话的监听记录文件副本。
　　
　　英国驻比利时外交官被窃听事件：2004年，一份泄露的英国外交部文件称，该国驻布鲁塞尔外交官的住宅遭到窃听，电子邮件被非法截获。
　　
　　密特朗涉嫌卷入非法监听事件：2002年，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助手被控曾在1983年至1986年间对250位公众人物进行非法的电话窃听。1982年8月18日，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下令组建一个“反恐怖合作、信息和行动委员会”，并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国家宪兵快速行动小组负责人普鲁托。
　　
　　在普鲁托的领导下，法国秘密建立了“爱丽舍宫电话监听系统”。这一系统的初衷是预防恐怖事件的发生，但这一职能很快得到了“延伸”。
　　
　　1982年8月28日，普鲁托将窃听系统的触角伸向了某政要的私人住宅，而这一行动受到了密特朗总统的“理解与支持”。
　　
　　1997年2月，调查人员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内发现一批普鲁托的个人资料，其中有部分材料显示，前总统密特朗曾发布过有关窃听的命令。
　　
　　（摘自《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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