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李四光接受国际地质学会的邀请,来到英国出席第18届大会。在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新华夏海的诞生》动摇了传统的地质学理论,轰动了欧洲。大会结束后,他夫妇俩来到英国南部养病。然而,他们的心却时刻挂念着动荡的祖国。
他参加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年会,发表演说:“我虽然6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随后,他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订了船票。
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5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将你扣留在国外!”李四光夫妇严厉斥责道:“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来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1950年4月,几经周折,李四光夫妇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十九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江雪芹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chai)豹,他们用特制的四棱筷子,放在江雪芹的手指中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还边恶狠狠的对江姐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在凶恶的敌人和夹棍面前,她丝毫不怕。但是不管江雪芹她怎样反抗,都敌不过凶恶的敌人,最后,江雪芹还是被惨无人道的敌人杀害了。
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左宗棠是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晚清名将左宗棠在征服陕甘回部后,凯旋入关。当天晚上,驻军于某处,刚刚扎营完毕,左宗棠忽然传下将令:立即拔营,继续前进!当时全军将士都已疲惫不堪,正想好好休息一番,因此谁也不愿再动弹了。那些将领们则相约着来到统帅的大营,请求左宗棠收回成命。左宗棠勃然大怒道:“我这就上马出发,谁敢违命落后者,军法从事!”左宗棠军令极严,将士们虽然怨气冲天,却也不得不装束停当,整队紧随于后,于黑夜中迤逦而行。过了两个时辰,左宗棠扭头问身边的偏将:“我们走了多少路?”偏将答道:“距离先前宿营之处已有四十多里了。”左宗棠点点头,道:“那好,就在这儿扎营吧。”
将士们重新安歇不久,忽然听到身后隐隐传来阵阵爆炸声。过了一会儿,后队巡逻兵来到帅营禀报说:“先前宿营的地方忽然被炸,已经陷成一个个巨坑。”于是全军将士无不惊骇万分,都为躲过这一劫难而庆幸不已,对自己的统帅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众将领都进帐询问左宗棠是如何预测到这场危机的,左宗棠答道:“当时刚刚驻军,我忽然想起回部的那些头领们虽然投降了,却是迫于我们的军威,并非个个都诚心诚意地归顺,肯定有人会挟恨报复,而我们第一晚的驻军之处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后来,军中击打更鼓时我又凝神一听,地下似乎有回应之声,像是有地洞,于是我立即传令速速避开。现在已经可以证实,那儿不但有地洞,而且洞中藏着不少硫磺火药。可是当时由于拿不准,又怕引起慌乱,才没有明说啊。”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许多赞美山河的诗,至今被人们传诵。李白的诗,不是单纯写景,而且饱含着他的爱国感情。
李白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为国效力,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他性格直爽,又不愿意巴结权贵,所以一直不被统治者重用,有一次还差点被流放到边塞。他宁肯不做官,宁肯受穷,也不向那些人屈服。于是,他把一腔热情都寄托在奇山丽水之间,把自己化在了祖国美丽的大地上,用诗来赞美,来歌颂。比如他写长江三峡的激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钱塘江的潮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写秦岭的险要:“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
黄河和长江在他的笔下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在李白的诗中,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呀!他正是陶醉在这块土地上,才誓不改志,坦然地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1995年3月7日下午3点,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的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的工人,好不容易盼到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太累了,一名身体染病的女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了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韩国女老板顺手操起一块线路板朝这位女工猛砸过去。……紧接着大发雷霆,吼叫着各生产线管理人员直身站立举起双手作投降状,然后叫车间工人统统跪下。人群中有一个人直直地站着,愤怒地望着这个外国妇人。女老板吼叫:“你为什么不跪?”这个人说:“我是不会给你下跪的!”这个中国青年员工的名字叫孙天帅。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苏武是西汉时期的皇帝侍从。汉武帝时,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贵族,经常派骑兵骚扰汉朝边境,杀人放火,抢夺财物,不但给汉族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也威胁到汉朝的封建统治者。汉武帝即位以后,派出军队,多次击败匈奴的进攻。匈奴的首领且鞮单于害怕汉朝军队乘胜追击,就故意装出和好的姿态,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节放了一些。汉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很高兴,马上派正直廉洁、有胆有识的苏武,率领张胜、常惠等100多人,带着大批礼物再次出使匈奴。
临行前,汉武帝召见了苏武,亲手把旌节交给他。这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木棍,顶部弯曲的地方挂着一串用毛做成的绒球,表明使节的身份,同时是使臣出使的凭证。苏武接过使节杖,激动地说:“只要我人在,这节杖就不会丢,使命就不会受辱。”
苏武一行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匈奴单于居住的地方见到了单于。谁知单于是个吃硬不吃软的家伙,见苏武送礼上门,就以为汉朝软弱求饶,所以对苏武及使臣们傲慢无礼,态度专横,苏武忍辱负重,完成了使命,正准备返回长安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几年前,汉朝使者卫律出使匈奴后不久就投降了,并被单于封为王。卫律原来的副使虞常对卫律卖身投靠匈奴的做法,一直不满,见到老朋友张胜后,他就和张胜暗中商量,想乘单于出外打猎时,劫持单于的母亲,杀了了卫律。然而正当他们70多人准备起事时,有人告了密。于是单于逮捕了虞常,并想趁机逼迫苏武投降。
卫律奉令威逼苏武投降,遭到严辞拒绝。苏武说:“我是汉朝使者,如果丧失了气节,使国家受到侮辱,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说着便拔出宝剑,向自己身上猛刺,卫律慌忙抱住苏武,夺下剑来,然后找来医生为他包扎伤口。
单于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对苏武的爱国气节产生了敬意,他更感到要让苏武投降,为自己创图霸业服务的重要性。他让卫律当着苏武的面审问虞常和张胜。
卫律把苏武叫来,先把虞常一刀砍死,吓得张胜当场表示投降。卫律乘机要挟苏武说:“你的副使都认罪投降了,你作为正使也要治罪。”苏武严正地回答:“我奉命来与匈奴结好,和张胜既非同谋,又非亲属,凭什么治我的罪?”卫律理屈词穷,挥刀要杀苏武。苏武毫不畏惧,迎上前去说:“你要有胆量杀死堂堂汉朝使臣,就快点动手吧!”卫律见硬的不行,就用高官厚禄来劝降,谁知苏武一听勃然大怒,破口痛骂道:“你背叛了君主和父母亲戚,不知廉耻,还有什么脸跟我说话?”
单于见苏武软硬不吃,又生一计,想用艰苦的生活环境来消磨苏武的爱国意志,诱使他最终投降。于是下令把苏武放逐到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放羊。临行前,单于对苏武说:“等你放的公羊产了奶,你才能回去。”
北海荒无人烟,一年到头白雪皑皑,连鸟兽也很难见到。有时苏武饿得没有办法,就掘开野鼠洞,掏洞里的草料来充饥。每天,他一面放羊,一面抚弄“节杖”,希望总有那么一天,能够拿着节杖,重返祖国。天长日久,节杖上的绒毛脱光了,成了一根光秃秃的棍子,但苏武仍视为生命的支柱,连睡觉的时候,都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匈奴生活了19年。
公元前81年,汉朝与匈奴几经交涉,匈奴才把苏武及其随员共9人放回长安。长安的老百姓听说苏武回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看到满头白发的苏武,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光秃秃的“节杖”,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明朝时候,有个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过数想不到的困难,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传播了我国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个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小郑和找来纸,叠了许多小船。他把小船放在水面上,让微风把它们吹向远方。他目送着顺水飘荡的小船,心中有了远航的愿望。郑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航海家,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乘上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渐渐地,郑和不再叠纸船了。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围着造船的叔叔、伯伯们转,问这问那,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一天,郑和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在屋后的空地上,自己悄悄地造起小木船来啦!
郑和一心一意地造船,把别的事情都丢在了脑后边。为了造船,他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没用多少天,郑和就造出了三十多只小木船。
船造好了,郑和的欢喜劲儿就甭提了!一天,他把小木船都运到湖边,用绳子一只一只地连起来,郑重地放到水里,系在大船后面。看着自己造的小木船排成了队,郑和高兴地又蹦又跳,嘴里喊着:“我的船下水啦!我的船下水啦!”
伙伴们好多天没看见郑和了,听到他的喊声,都跑过来,一看:“呵,郑和造了这么多船啊!真是太好啦!太好啦!”一个个都高兴得拍起手来。
郑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船队就要出发了,你们愿意做我的水手,跟我去远航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愿意!”
郑和让伙伴们上了大船,他自己当船长,等伙伴们拿起船桨,就大声说:“现在起航!”
孩子们一齐划起船来,三十多只小木船跟在大船后面,像一条长龙似的在水面上游动。郑和挺着小胸脯,站在船头,不断地下着命令,可威武啦!
这一年,郑和才10岁。
邹容18岁时,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等革命志士。在章太炎的鼓励下,他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书名叫《革命军》。为了写好这本书,邹容经常彻夜不眠。
在书中,邹容把革命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实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指出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的伟大行动。在书的末尾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表示自己甘为革命的先锋者。《革命军》一问世,犹如雷霆之声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争相购买。不久,这部书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印行后国内外翻印了20余次,销售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首位,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肉跳。1905年,邹容死在狱中,年仅20岁。
有英雄就有懦夫,有爱国者就有卖国者。有一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认为中国处处不如外国,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杆,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抗日名将吉鸿昌对祖国有深厚的情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外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了豪迈的气魄。
有一年,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去考察。一天,他到邮局寄包裹。美国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听他说是中国人,就嘲笑说:“中国?我可不知道什么中国!”吉鸿昌听了,十分生气。可陪同他的一个使馆人员对他说:“你何必说是中国人呢?说是日本人,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了。”
吉鸿昌顿时感到受了污辱。他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为什么连是中国人都不敢说呢?他对使馆的人说:“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不光彩吗?我倒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誓死不当崇洋媚外的洋奴!”
他回到住处,找来一块木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字,然后挂在胸前,外出时也不摘下。当美国人惊奇地注视他的时候,他心中十分自豪。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故事之一:
爱国华侨陈嘉庚,17岁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惨淡经营,终成南洋巨富。1919年秋,富贵而归乡的陈嘉庚决心在家乡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师范。对于英国人的刁难,他坚定地表示:“企业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他变卖家产,坚持要把学校办下去。
对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为,陈嘉庚给予积极支持。他曾筹款20多万元,帮忙光复福建。抗日战争暴发后,他又尽可能多地为抗战提供财力和物力的帮忙。从1937年到1940年,陈先生为抗日募捐的总数达30亿元之巨。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从来不轻易乱花钱,自奉俭约,素食布衣。临终时,他把遗产300多万元所有献给了国家。
几10年来,陈嘉庚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位华侨的拳拳爱国之心。
故事之二:
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1997年,廖仲恺从美国旧金山陪同母亲回到祖国。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使他一心想着寻求救国道路,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讲,非常佩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并且兼管财政,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广东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担任财政部次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
1922年6月,他被叛将陈炯明逮捕囚禁,后经夫人何香凝多方营救,8月获释。此后他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会谈。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要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付诸实施。1925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将他暗杀了。
我们的国家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负,打败仗,签定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受尽了屈辱。爱国的人们都为国土的丧失和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忡忡。有个清朝爱国官员叫黄遵宪,写了一首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寸寸山河寸寸金,■(kuā)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中国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黄遵宪,接连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记事》、《台湾行》等许多诗,记述了战争的过程,歌颂了为国阵亡的英雄,斥责了卖国投降行为。在《台湾行》中,他写道:“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
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每寸土地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每失去一块土地,就像割去了自己身上的肉。他在和祖国共同受难,然而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又写道:“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黄遵宪有这样浓厚的爱国情绪,他在外交和改革事业中,才能不畏强敌,发愤图强,为祖国的强盛做出了许多贡献。
1978年,边防战士杨朝芬和他所在的连队向越南侵略军发起自卫还击时,遭到了躲在暗堡里的敌人机枪的疯狂扫射,连队前进的道路封锁了。
在这紧急关头,杨朝芬手拿爆破筒,闪电般地扑向暗堡,猛力将爆破筒筒塞进射孔,当他正要点燃导火索时,敌人把爆破筒推了出来。杨朝芬毫不犹豫地点燃导火索,第二次把爆破筒塞进暗堡,敌人又把它推了出来。爆破筒“嗤嗤” 地冒着白烟,眼看就要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杨朝芬往山坡下一滚,“轰隆” 一声巨响,暗堡里的敌人连同暗堡一起飞上了天。
杨朝芬为连队扫除了前进的障碍,人们称他是“活着的黄继光”。
人物生平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11月30日生于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个农民家庭。贫苦农民,行伍出身,早年当磨房工人,精于射骑。他从小给地主放马,后因丢失一匹马,被抓进官府,遭毒打和关押并被逼赔偿。后来,那匹马跑回来,地主仍不退钱。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因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弟兄接受从军。
1911年他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峻升,从四营中哨哨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升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等职。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在新民巨流河一带组织力量抵抗郭军。
1925年12月,马占山随同吴俊升在辽宁新民白旗堡附近,同郭松龄军展开激战。郭军大败,马占山部尾随搜索,并活捉郭松龄夫妇。1925年,马占山升任东北陆军第17师骑兵第五旅旅长。
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1929年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兼黑河警备司令。
1930年,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今黑龙江省泰来县江桥镇)时;
1931年10月16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他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在日军进犯江桥时,守军将桥破坏三孔。
1931年11月3日,马占山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他下令抵抗。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装备简陋,伤亡很大(据说此次伤亡人死满一桥,而且摞了好几层),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马部血战江桥抗战,给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慰问函电如雪片飞来。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
1931年11月18日,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1931年11月21日,退至海伦,继续抗敌。
1931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黑龙江省主席。上海、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上海福昌烟公司为鼓舞士气,还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1932年,马占山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兼任伪满州国军政部总长之职后,秘密用12辆汽车、6辆轿车、将2400万元款项、300匹战马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马占山在拜泉约集李杜、丁超等各路军的代表开会,改黑河警备司令部为省府行署。三路人马共7000人,公推马占山为黑龙江省救国军总司令,会上做出三路出击日军的战斗部署。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马占山率部给日伪军以重创,大灭日军侵略气焰。后因战事失利,退到苏联。
1933年6月3日,马占山从苏联返回上海,曾先后3次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
1936年1月22日任陆军中将。
1936年12月至西安,参与西安事变,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东北四省招抚,率部转战绥远(今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继续抗日。1938年5月,总司令部进驻陕西省府谷县哈拉寨(今哈镇)。
1938年11月,马占山因病到延安就医,康复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在会上致词,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加上将衔。
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
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
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6月,毛泽东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由于他的病情加重最终未能出席。至全国政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毛主席办公室还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1950年11月,病情恶化。
1950年11月29日20点零6分,马占山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他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这样几句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马氏家庭
清朝嘉庆初年,祖父马万龙和祖母刘氏逃难来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来,刘氏生下马占山的父亲马纯,一家三口过着无依无靠的贫苦生活。马纯长大后,家贫如洗,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来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他们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赁几亩地,维持全家生活、马纯为人老实厚道。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为马占山。出生于1885年11月30日。
马占山自幼体质非常瘦弱,但由于他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敢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领着一个十岁的女孩,来到马家乞讨。马占山的母亲刘氏问知他们姓杜,是从关内逃难过来的,见其十分可怜,便将杜氏一家留在炭窑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妇看马家人好,便把女儿杜赞义送到马家当了童养媳。
马占山和杜家姑娘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贫困的生活给他们全家接连不断地带来了灾难。1897年间,他的母亲生下一个双胞胎。由于家中无粮,懂事的杜赞义,挎着篮子到处乞讨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粮,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说:“人有脸,树有皮,王八还有个硬盖子,也没有像你们那样今天借明天还借……”赞义只有噙着眼泪,空手回到家中。刘氏见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几天后,她和双胎儿女相继死去。
刘氏死后,丢下了三十五岁的丈夫马纯和十二岁的儿子占山,还有七岁的女儿和十五岁的童养媳。为了谋生,马占山到蒙汉交界地方蒙族有钱人家放牧,换回几个铜钱,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学习蒙族骑射技术的机会。几年功夫,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只要抓住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马占山与原配夫人杜赞义育有一子一女,长子马奎、长女马玉文。
马奎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马占山之孙马志伟现任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党组织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马本斋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时年42岁。
1919年到1927年,我国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在欧洲留学。那时,中国留学生在外国不仅经济上困难,政治上也很受歧视。有个我国学生向徐悲鸿挑衅(xin)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来就是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被激怒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的时候,再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从此,徐悲鸿怀着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满腔激情,刻苦努力,争分夺秒,经常到罗浮宫、凡尔赛等巴黎各大博物馆,临摹世界名作,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的时候不出来。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第一年,他的画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在几次竞赛考试中,他都取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轰动了美术界,那个向他挑战的外国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共产党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兵有六十多万,在太平军的冲击下损失惨重,集结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也只能采取守势。这样,清政府不得不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地主武装——团练身上。曾国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起家发迹的。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在京城做到了礼部侍郎,二品高官。公元1852年,他因母亲去世回乡守孝,不久咸丰帝就下达了要求各地在籍官员督办团练的诏令。曾国藩的做法与其他大臣不同,他的目的不在于组织地方性的民团,而是着手于建立一支新军。这支军队全由湖南人组成,湖南简称湘,所以被称为“湘军”。
曾国藩以他的亲友、师生、同乡为骨干,招募朴实、也都缺乏社会经验的农民当兵。湘军的饷银比绿营兵高出一倍,内部实行家长式管理,下一级由上一级挑选和指挥,最后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利用团练大臣的地位,取得了脱离于地方的司法权,在组织和整肃湘军的过程中,就擅自处决了二百多人,被人称为“曾剃头”。他借着督办团练的机会,截留朝廷过往的赋税、饷银,私自卖官、开征,用来购买了一千多门洋炮,置办了三百余艘战船。一年之间,湘军陆营、水营兵力达到一万七千余人。
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的进击下,绿营兵节节败退,清政府一再下令湘军增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不愿轻易冒险,一边抗旨拖延,一边加紧了湘军的军事训练。公元1853年底,太平军攻克湖北黄州,咸丰帝不得不亲笔写信给曾国藩,说,已经火烧眉毛了,要他“激发天良”,出兵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感到军事准备已经完成,这才同意出境作战。从此后,湘军就成了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手。
湘军虽然挽回了局部战场的颓势,但也受到了太平军沉重的打击。公元1854年4月,太平军在长沙附近的靖港大败湘军,曾国藩羞愤之下投水自杀,被部下救起。一年后在江西湖口,石达开又沉重打击湘军水师,曾国藩眼看将被俘虏,又一次投水自尽,被捞起后逃回南昌城中,还特地写了遗嘱。只因西征军取胜后,奉调回师天京参加攻打江南大营的作战,才使曾国藩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
然而,太平军在大好的军事形势下,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内讧。公元1856年,东王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权,令洪秀全下跪,逼他加封自己同为“万岁”。洪秀全秘密召回韦昌辉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后来又被洪秀全诛杀。在这场自相残杀的“天京之变”中,有两万名太平军战士死去。石达开在全家被害、又处处受到排挤的情况下,负气带领主力部队十万人出走西南,先后转战七省,终被清军消灭。
“天京之变”不仅给了湘军喘息和重整的机会,而且改变了各战场的力量对比。曾国藩乘势攻占了安庆,打开了通往天京的门户。他让弟弟曾国荃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左宗棠由江西进入浙江,李鸿章从上海进犯苏南,三面合击,围困天京达两年之久。公元1864年7月,湘军用炸药炸开城墙,攻入天京。守城的太平军虽然因为长期饥饿而奄奄一息,仍然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天京沦陷后,太平天国的余部还在江南各省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被誉为“中兴名臣”,博得清朝和帝国主义者一片赞赏声。他深知“功高震主”的历史教训,为了避免朝廷疑忌,于是主动将十二万人的湘军逐步遣散,由旗兵南下接防。但他的势力和影响,已经非常大。仅仅在他的幕僚中,担任总督、巡抚以上高官的就有二十六人,其中包括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重臣。“湘军系”成为清朝统治阶层中的一个重要政治集团。
梅兰芳把京剧推向世界
梅兰芳是我国著名京剧演员。京剧又是我国戏曲艺术中最有代表性的剧种。梅兰芳从小学戏,靠勤学苦练和勇于实践,很早就成了名,被评为京剧“四大名旦”之首。他不但艺术精湛,而且有爱国思想,立志要把京剧介绍给外国,在世界上宣传中国传统艺术。
1919年以后,梅兰芳先后到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访问并演出。他以精采的表演和东方人的气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受到热烈欢迎。许多外国人第一次见到中国戏曲的表演,非常新奇。著名电影大师卓别林,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和梅兰芳会面,结成好友,对中国戏曲给予很高评价。国外有些人还把中国戏曲艺术和欧洲戏剧两个流派称为世界戏剧三大体系。梅兰芳为中国戏曲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梅兰芳受到了日本人的监视。日本人要求这位世界驰名的中国演员出来演出,好美化他们的侵略行为。梅兰芳拒绝了。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留起了胡须。因为他是旦角演员,留胡子意味着将不再登台表演。为了祖国的荣誉,他宁愿割舍了艺术生命。这一爱国行为,受到了普遍赞扬,为中国人争了气。
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支埃德加·斯诺赠给项英的"派克"钢笔。这是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长12.5厘米,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种老式的"派克"钢笔现已存世不多,再加上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便更显其珍贵。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曾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沿着中国2000公里铁路沿线遍访南北重镇。后来,又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华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并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撰文,颂扬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8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他采访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湖北、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和陈毅等一起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并取得了一次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在新四军中,项英任副军长,协助军长叶挺率部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创建了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这次采访中,项英向斯诺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和陈毅等一起领导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怎样以斗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等等。这使斯诺对他由衷的敬佩,他认为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采访之后,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诺把自己从香港带来的这支"派克"钢笔送给了项英。对于作家和记者的斯诺来说,他认为没有比笔更好的礼物了。
项英深信,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用他的一支笔,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和抗战。因而,他非常珍惜这支钢笔,从1938年8月到1941年牺牲,他一直随身携带这支笔,就是用这支笔,不知草拟了多少文件,写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论目前国内外情势》、《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等,都是这期间的著名之作。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项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挥泪告别了项英的遗体,携带这支钢笔,历尽艰辛,突出了敌人的重围,终于见到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他们把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情况向曾希圣做了汇报,并移交了这支钢笔。曾希圣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这支笔交给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新中国成立后,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送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送到军事博物馆收藏。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现在,有很多农村人到城里找活干,一来赚些钱,二来也为国家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贡献力量。
有个河北平宁县的山区小伙儿,叫刘晓龙,很小就失学参加了劳动,头一次到首都北京,才20岁。他当了送煤工,每天汗流浃背,浑身煤黑,把煤送到一户户居民家里。虽然他累得够呛,可还时常受到个别人的冷淡待遇。那些人嫌他脏嫌他黑,还欺负他是个农村孩子。可他总是按时把煤送到用户家里,摆放整齐。他说,没有我送煤,北京人烧煤就困难了。为了这个,我愿意受累,今后还要来。
还有个姓臧的农村青年,是河北涿州人,也到北京当送煤工。1989年春夏有一阵子,北京城里特乱,不安全,交通受阻,送煤很困难。他本想回家不干了。可又一想,自己不送煤,市民没煤烧,就不满意,不就会闹出事吗?他就坚守岗位,起早贪黑,克服困难,把煤按时送上门去。
这些普通得没法再普通的人,虽然可能成不了什么大人才,可他们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生活得很有意义。他们把温暖送进了千家万户,用脏和累换来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幸福,也受到了许许多多用户的感谢和尊重。
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公开提出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主张国共再度和谈,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事情。196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李宗仁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干扰,摆脱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暗杀,毅然返回祖国,他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东汉时期,有个叫马援的军人,人称伏波将军。他为国征战,立下不少战功,得到很多封赏。可他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他打了胜仗回来,许多官员和朋友来迎接他。有人还说了赞扬他的话。马援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希望你说些对我有帮助的话。我功劳小,而得到的奖赏太多,我心不安呀!现在北方外敌不断来侵扰,我要请求朝廷派我去出征讨伐!”
“可你刚打完仗回来,应该休养一下才是,怎么能马上又出征呢?”朋友们说。
“不!”马援口气十分坚决,“我认为,男儿应该死在边野战场上,用战马的皮裹着尸体回来安葬。怎么能贪图享乐,整天和妻子儿女难舍难分呢?”
“好!献身疆场,马革裹尸还,这才是大丈夫的归宿啊!”朋友们敬佩地说。
马援60多岁的时候,还领兵出征。他说:“我常怕自己不能为国而死。这次出征,即使战死,也心安了。”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在前线得了重病,死在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后来的人们赞赏马援,也常用“马革裹尸”来表达男儿为国尽忠的壮志。
飞机是20世纪初由美国莱特兄弟最早研制成功的。 他们没想到,只过了几年时间,中国人就自己研制出了飞机。这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叫冯如。冯如是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儿子。12岁那年,他要出国谋生,父母舍 不得他走,他说:“大丈夫四海为家,一辈子守在家里,不是我的志愿!”
他来到美国,刻苦学习机械、电学等各种知识和技术。1904年,他听到祖国的东北被日俄侵略,中国人被任意屠杀的时候,气愤极了。当时美国莱特兄弟刚 发明了飞机,冯如就想,如果中国有了飞机,守住边疆海口,外国就不敢欺负了。他对朋友们说:“我决定自己研制飞机,然后驾机回去,报效祖国。如果不成功, 我情愿去死。”于是他四处搜寻资料,钻研学习,又用筹集到的很少一点资金,开始研制。父母亲想他,希望他回国探亲,他表示:“飞机不成,誓不返国。”
1909年,冯如成功地制出了飞机。他驾驶着自己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飞行,航程超过了莱特兄弟的首次记录。美国报纸刊登文章说:“中国人的航空技 术超过西方”。冯如后来回国筹办航空事业,在一次飞行表演时不幸失事牺牲,年仅29岁。他为振兴中华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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