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修清史:一曲红歌唱救赎
作者/箜篌引
双赢
光绪八年(1 882年),赵尔巽(xun)38岁,已在翰林院韬晦八年。翰林院是士人的金字塔,也是新晋进士的蓄水池。初出茅庐的儒生在这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度过他们的青春岁月。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翰林院里也有潜法则:做清流。
“清流”指御史。御史历来报忧不报喜,是讨人嫌的乌鸦(crow)。翰林院这帮哥们儿,如张之洞等,并不是御史,却喜欢做乌鸦。他们深恶痛绝,好站在品德的制高点上主持正义、讥评朝政、弹劾大臣,把世界荡得一波三折、风生水起。朝廷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些乌鸦虽聒噪,却警示了臣子,还可彰显清廷纳谏图治的盛名,何乐而不为?于是,清流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海拔,一股澄清浑浊政界的涌动暗流。
赵尔巽38岁前,一向是编修,搞学术研究,但也忘不了伸展一下歌喉。终于,1882年,他被任命为御史,实现了自己的乌鸦梦。
刚当上言官,赵尔巽就开始在太岁头上动土,干了两票大的:一票是他和同僚一道向光绪发起醇亲王不宜参与军秘密务。醇亲王是光绪的父亲(father),慈禧的妹夫兼小叔子,保身有道,低调到尘埃里。慈禧虽看似优容他,让他参与朝政,但一山难容二虎,心里巴不得他自动消逝。赵尔巽一石三鸟,即主持了清流的正义,又抚慰了慈禧的小心肝。慈禧对替自己出头的赵尔巽不免另眼相看。
另一票是拿两江总督、中兴名臣左宗棠说事儿。左宗棠是湘军领袖,功高气盛,没人敢惹,为国荐才时推荐了曾国藩的次子。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赵尔巽不干了,上奏说地方督抚干预京官升迁有违祖制,左宗棠如此这般,哪像个封疆大吏。结果,光绪出面摆平此事,左宗棠自认倒霉,被罚俸了事。
过后,赵尔巽的每次上疏,都引发轰动。他是犀利哥,别人不敢说、不愿说的话,他说;他又是敦朴哥,面折廷争,不为自己留后路。因此,人送美称“憨直敢言”御史。
当御史讨人嫌,赵尔巽知道;但当御史是终南捷径,他更知道。张之洞等前辈就是榜样。他们是品德法官,有精神洁癖,讥评时政,弹劾官员,冲锋陷阵,无所畏惧,虽得罪一些人,但因站在品德的制高点上,又是职责所在,别人奈何不得,最终往往赢得朝野满堂彩。
果然,当御史四年后,赵尔巽就被外放为贵州石阡府知府,过后更是青云直上,从各地兵备道直至巡抚、总督。
这种火箭式升迁速度,除了他自身的才具外,和慈禧的宠信不无干系。赵尔巽外放前面圣谢恩时,慈禧第一句就是亲呢的调侃: “汝今后尚欲有言否?”赵尔巽不卑不亢: “奴才尚欲有言,当请都察院代奏。”
赵尔巽很清楚,他发家很大程度上来自当言官的直男个人形象。在慈禧太后那里,这个个人形象尤其主要:她不仅是当权者,更是女人,而一个女人的审美取向,常影响她的政治判断。
赵尔巽说到做到,出京之际,由都察院代呈两件密奏。一件是平常的言政,一件参的却是慈禧本人:擅政专权。这是他御史生涯的完美收稍。他知道,慈禧不但不会降罪于他,反而会高兴,因为这是双赢,他的气节正彰显她的气度。
正能量
贵州石阡府知府只是赵尔巽宦海的扬帆首航,过后,他陆续做过许多省长级别的官,一向在地方上混,直到1902年出任山西巡抚。
其间,他的政绩并不多。这不关态度,他勇于任事,从做御史开始就一向以天下为己任;也不关能力,他沉稳干练,雷厉风行,颇有将才;而是因为他人微言轻,没有话语权,事迹不能E达天听。
御史,官职虽小,但身在中心,近水楼台,名气很轻易被官中知晓;而地方水太深,领导是诸侯王,又和中心干系错综复杂,干得好是领导有方,干不好是属下无能,既不能风头压过上司,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次第,怎一个囧字了得?
幸亏赵尔巽能一一化解。他身世好,爷爷、父亲、兄弟一门五进士,耳濡目染,早将臣术研究得通透,又在翰林院镀过金,对政界生态一目了然,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的门第、阅历和素养,只能有一个指向:升迁。
1902年,赵尔巽出任山西巡抚,这更像是个跳板。半年时间后,又改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过后是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一旦有了话语权,隐忍多年的赵尔巽马上显山露水起来。
其时,庚子之乱刚结束,举国上下一片狼(wolf)藉。清政府病急乱投医,拿以前洋务运动的旧药方救急:开办新式学校、发展实业、组建军队、派遣留学生,一时间,除旧布新成为最时髦的事。
这些事,赵尔巽也在做,而且做得更认真、更投入。此时,他已年近花甲,但在这波诡云谲的时代,又有什么能阻止…个男人的报国热情呢?
他建文化教育设施,办新式学校,旧瓶装新酒,把各省书院变成学堂。为充电,他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恶补西方文化。一次和一学生辩论,他引经据典,以华盛顿、赫胥黎等西方名流为例,论证民权自由,惊得人们瞠目结舌。
他办实业,为保湖南矿权,敢为天下先,设立矿务部公司,以牵制洋人,使之成为全国样板。
他正视人才,为戊戌变法受害者熊希龄解套,聘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他虽是科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却自动上疏要求清政府废除科举,以培养更多现代化人才。
他是税收达人,将烂摊子变成钱袋子;是宁静使者,对四川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与其宁静相处。
他重树中国个人形象,反对妇女缠足,主张禁烟。
赵尔巽是科举出身,没有留过洋,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仪凭一腔忠君热情和救国冲动,就走出了固步自封和夜郎自豪的传统文化怪圈,华丽转身为新派达人,成为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这不是奇迹,而是一个有责任、有承当的中国旧文人,在非常时期爆收回的无限正能量。
棋眼
1904年8月,清政府给封疆大吏们出了一份考卷,题目是:如作甚日俄战争善后?
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8日,争夺的是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殖民权,战场也是清朝本土东北地区。这明摆着欺负人,但清政府却自称中立,现实是缩头挨打,连抗议也不敢,只能商量着如何善后。
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从众考生中脱颖而出。他的论文《为筹办东三省善后事宜条陈》从外交、兵备、财政三方面人手,提出善后工作的is项事宜,从而拔得头筹。
赵尔巽有魄力、有能力、有魅力,老成又低调,标新不忘本,立异有底线,政绩有目共睹,端的是个奇才。这样的人才,是棋眼,放到东北那盘残局上,全盘皆活。
1905年4月,距战争结束另有五个月时间,日俄战争形势日趋明朗,清政府终于祭起了赵尔巽这面旗,将已当了一年多户部尚书的他任命为盛京将军。盛京(今沈职,盛京将军治理今辽宁大部及内蒙一部)是满人的老家,具有主要的战略意义。盛京将军历来由皇亲满臣担任,赵尔巽是唯一任此职的汉军旗人。
升职令人欣喜,但新职位实在是个烫手山芋:奉天是陪都,干系错综复杂,吏治腐败;又战争连连,致使当地经济衰退,税收锐减;治安杂乱,日俄军队扰民,匪患重重;尤其伴伴随着战争尘埃落定,日本对中国有更多觊觎……
他却只能谢恩不能谢绝,只能悲壮地赴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想在奉天立足,得披荆斩棘,见缝插针。幸亏赵尔巽有足够的思想预备和知识储备,更有有效的应对措施:内政外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内政求稳定发展:整合行政部门,组建高效自律的领导班子;改善经济情况,发展实业;敲山震虎,剿抚马贼。外交则斗智斗勇:和战胜国日本谈判,不卑不亢,既不能挑起争端,又要据理力争,谈判斡旋,最大限度地力保主权和庄严。
过后,奉天焕然一新,行政、财政、教育、实业齐头并进,和日本的干系也有了进展。时人称赞他“莅奉期年,励精图治,百废俱举”。至此,…个民族英雄和改革志士的个人形象呼之欲出。
“天公不语对枯棋”,在那样一个杂乱的时代,赵尔巽偏不信邪,他自信能胜出,这是他一个人的对弈。只是,他没有机会了——两年后,他离开奉天,又回到中心,过后走马灯似的任四川总督、湖广总督,像候鸟一样在中国各地盘旋。
1911年,赵乐巽回到阔别六年的东北,任东三省总督。人不可能踏人同一条河流,返来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
补天
赵尔巽再次出任东北一把手,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一厢情愿的迷信。
其时,朝廷统治一落千丈,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反动起义不断。光绪和慈禧又先后去世,三岁的宣统天子根本Hold不住局势。预备立宪更是玩火自焚,皇族内阁的组建惹得立宪派也倒戈。一时间,清政府四面楚歌,腹背受敌。
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此关头时候,要想东北后院不起火,只能重新起用有忠心、有头脑、有经历的赵尔巽。既然他曾解过东北之围,想必这次也会不辱使命。赵尔巽也想趁此机会,将未竟的改革进行到底。可惜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了,过后南方15省宣布独立。
此时,当务之急不是改革,而是维稳。赵尔巽很快亮出了旗帜:保皇。
他写《忠言武昌书》,攻讦反动,讴歌朝廷,劝诱党人;和满族显贵一道,预备偏安奉天,在东北另立小朝廷;又调张作霖回奉天防守,誓将保皇进行到底……
他最妙的一招,是审时度势地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自己将保持中立,不向清朝,也不向反动,只向着治下的人民。这招一石三鸟:自己张望不冒险,不授反动党人以L]实,更赢得了当地士绅们的好感。
不过,言论只是其一,让赵尔巽坚挺无比的,依然他手下的两个得力干将。其中之一是潜伏于反动阵营中的奉天省谘议局副议长,他的智囊;另一个就是张作霖,未来的东北王。
表面文章已足,又有枪杆子支撑,于是,东北的形势很快逆转。反动者或被骗或被逐或被杀,东北的辛亥反动连形式上的独立都未取得,就被扼杀在摇篮里。而此时,全国各地的反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中华民国成立,宣统退位……
看到大清分崩离析,退出历史舞台,赵尔巽很悲痛,但他忠君爱国的世界观反而愈加结实,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范儿:心腹代他写下《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以向清廷表忠心;他给袁世凯发电报提出七条要求,将东三省从民国中独立出来;血腥镇压反动,屠杀反动党人…
再次任职东三省,是赵尔巽一生的败笔:民族英雄和改革志士的个人形象匐然倒下,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满手鲜血的刽子手。但他并不懊悔,大清的天要塌,作为臣子,他必须补天,至少要做出补的姿态。况且,他真的竭力了,虽然无法复生,但总算给了大清一个交代,也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过后,袁世凯窃取反动果实,对老友赵尔巽优容有加,不仅没有秋后算账,反而给他改旗换历,让他成为民国的奉天总督。
宿命
袁世凯的美意,赵尔巽不能接受。满族可以放弃,别人可以放弃,但他不能。他生是清朝的官,死也要当清朝的鬼。
1912年3月,赵尔巽辞职,从东北跑到了青岛做“遗老”。
青岛是德国的保护区,反动者鞭长莫及;青岛景色宜人,是养老的所在;最主要的是,青岛离北京不远,可以站在楼上看景色。
赵尔巽是一面旗帜,已往是,现在也是。他做寓公不久,百余名王公遗老纷纷投奔而来。一时间,海滨城市青岛成为最适宜怀旧的桃花源。赵尔巽和寓公们蜗居其中,理想复辟之余,也搞搞娱乐,组成“十老会”,吟诗赋词。在海波潋滟中,那个盛世的清朝似乎又冉冉升起……
不过,他并不一味地伤感颓废。既然是遗老,就得为清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在胶海关公祭隆裕太后,比如为德华大学推荐总稽查,比如保存光绪十一年到民国元年的文书档案……
除了做这些彰显遗老风姿的事外,赵尔巽还无意中挖了一桶金。他看准商机,在高密路、天津路、海泊路等地开发房地产,发了不少财。国破家还在,该知足了。如果没有意外,大概赵尔巽在青岛能将遗老进行到底。
只是,醉心帝制的袁世凯中止了他的遗老进程。袁世凯给了他一个难以拒绝的诱惑——修清史。民国总统如此心急火燎地修前代史,只有一个指向:为清朝盖棺,为自己正名,更为洪宪帝制造势。而翰林出身、曾是封疆大吏的遗老赵尔巽正是修史总裁的最才子选。
起初,赵尔巽并未答应。既然他以遗老自居,而清帝尚在,出仕新朝未免难堪。不仅不出仕,他还以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自拟,称“青岛就是首阳山”。
但袁世凯为他找到了借口:歌功颂德修清史,即是报效故主。最主要的是,袁世凯还给了他一个必须出山的理由:修清史,便能给他在辛亥反动中丧命的弟弟讨还一个公道。
于是,赵尔巽出山了。
只是,这种做法有自扇耳光之嫌,他无奈以“降汉不降曹”自慰,还调侃道: “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不过,他之后又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善后聚会会议议长、一时参政院院长等职,吃的倒是人家的饭了。惹得青岛的遗老们群起而攻之,视他为钱谦益之流,溥仪的师傅干脆称他为“贰臣”。
但赵尔巽顾不得了。从憨直御史到新政推手,到悲情遗老,再到软骨贰臣,他被绑在时代的战车上,毫无选择,只能一路狂奔下去。尤其是此时,他更需要借修史证明自己的代价。与其让别人颠三倒四,不如自己动手,亲自为清朝招魂。
修史
从1914年至1927年, <清史稿》整整修了13年。
上任伊始,赵尔巽将百余名史学家兼遗老纳入麾下。这些人行文清真雅正,文笔不成问题,衔接也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立论:奉清为正统,异己为匪类。但这正和总裁赵尔巽的本意不谋而合。
1916年袁世凯病死,权力更迭频仍,屡屡出现真空,军阀都忙着抢位子,哪里顾得上遗老的笔杆子。没有思想钳制,没有审查辖制,再加上总裁赵尔巽将其定位为急就章,随修随刻,修清史遂成为史上最自由、最自我、最无所顾忌的差事:哪里是修什么前朝史,简直是唱本朝赞歌嘛!
于是,抹煞反动,漂白清廷,颂遗老,赞复辟……成为遗老们极尽之能事。以至于1929年,立稳脚跟的南京百姓政府看出端倪,绝不虚心地将其列为禁书。
但写作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经费没着落,修史人员多半是尽义务,赵尔巽更是如此,不仅事必躬亲,而且“每日必至馆,视已成文史,闻有勒削,尝一日阅至两万字”,还厚着脸皮向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化缘,以维持修史班子正常运转。
此时,赵尔巽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保持领跑这场没有裁判的马拉松:他深知自己这帮遗老是清朝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活化石,清史此时不修,以后想修恐怕就难了。因此,虽然困难重重,他依然不抛弃,不放弃,保持和时间赛跑,决定将修史进行到底。
1927年, 《清史稿》完稿。几个月后,赵尔巽再无悬念,溘然长逝。
将史书定位为“稿”而非“史”,不是赵尔巽不自信,而是他有自知之明:此书有许多公案尚无定论,是仓促写就的,只是失败者的自辩状,是对逝水年华的深情追忆。当尘埃落定,史实澄明,先人可能会重建清史。因此他能留给未来的,只是一部活档案,一部回忆录,如此而已。
但赵尔巽没有想到。历史给了他一个惊喜:《清史稿》跻身《二十五史》,成为解读清朝的权威文本。一个胸有异志的遗老,一个忍辱负重的“贰臣”,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就这样以一管狼毫,重建了清朝想象,完成为对故国和个人的双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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