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故事真实1400字

• 1、再论朝鲜战争必要性的无庸质疑抗日战争故事
• 2、一袋干粮抗日战争故事
• 3、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抗日战争故事
• 4、我要回中国抗日战争故事
• 5、抗日英雄人物——谢晋元抗日战争故事
• 6、抗日英雄人物——马本斋抗日战争故事
• 7、“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抗日战争故事
• 8、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抗日战争故事
• 9、赤子之心永不变抗日战争故事
• 10、杨靖远：不灭日寇不割髯抗日战争故事
• 11、蒋介石相面识人术 却看错了徐向前和陈诚抗日战争故事
• 12、李商隐少时很爱国抗日战争故事
• 13、重金难动爱国心抗日战争故事
• 14、国庆节的由来抗日战争故事
• 15、颜真卿为国殉难的故事抗日战争故事
• 16、《李小龙》——我是中国人抗日战争故事
• 17、毛泽东大吼江青给我滚！想离婚又怕背政治包袱抗日战争故事
• 18、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故事抗日战争故事
• 19、《朱自清》——不领美国面粉抗日战争故事
• 20、少年和祖国的未来抗日战争故事
• 21、我们一同走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英模纪事抗日战争故事
• 22、慷慨赴国难 誓死表忠心抗日战争故事
• 23、揭秘：国民党女兵为何裸身大逃亡 惨遭彝人“吃葡萄”抗日战争故事
• 24、毛泽东主席的待人接物抗日战争故事
• 25、牛刀小试抗日战争故事

点击显示更多(25) 点击隐藏列表

第1个、再论朝鲜战争必要性的无庸质疑

   (本文是署名“蛊惑于”的网友于6月27日发表在“海军论坛”里的论帖)

近来网络上掀起一股批判朝鲜战争、质疑朝鲜战争出兵正确性的热潮。其实，朝鲜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是无庸质疑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50多年，属于旧事，本不必这么热衷，何以到了现在又成了热点了呢？其中问题值得深思。笔者本没有多余时间，因为时间有限。但看了一些网友的言论和看似有道理的帖子后，深感问题之严重性，认为有必要说上两
句。特别是那篇《毛泽东偏激“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伤害》更是充满了对历史的无知与对毛的个人攻击污蔑。很明显这篇文章属于网络打手之做，是西方的御用文人。其目的性很强，就是煽动和动摇人们对于朝鲜战争的正确认识，误导舆论，动摇我信心。很明显，这是为西方服务，为西方的朝鲜战争翻案。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何须争辩和质疑。朝鲜战争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于中国有如下重大的历史作用：一边倒的战略选择也是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世界战略态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而直接指导就是马列主义。而且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共产党一脉相乘。其根本属性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怎么会倒向西方资本主义呢？不但共产党不答应、农民也不会同意。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路线与蒋界石的国民党的资本主义路线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必须选择一方：不是倒向西方，就是倒向苏联阵营。所以倒向苏联是历史的必然。这本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竟然受到了攻击，简直是可笑的很。回过头来看，1972年，中国不是又倒向了美国么？这里面根本的是国家利益，战略利益的问题，选择倒向谁的决定不是因怄气、不喜欢谁，而是谁对我最有利。难道72年时中国喜欢美国么？难道当时的美国喜欢中国么？都不是，双方都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当时世界战略态势而已。可笑的是这样的浅显问题也成了攻击毛的话柄。

再看朝鲜战争。1950年的朝鲜战场，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美陆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当时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而我军入朝时从个部队多方抽调，才使入朝部队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配到营，营以下的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军号哨子及小量的信号弹。

美军的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7000辆；志愿军主力第38军入朝时只有运输车100辆，第27军入朝时则只有汽车45辆，38军90%的兵员还在使用1905年设计的日制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更无法相比。美军空军在朝拥有1100架飞机。志愿军当时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端缺乏。面对美军的1100架作战飞机，入朝作战的之初志愿军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日制的75毫米高炮，还有12门留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赖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美军飞机从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轰炸时间没日没夜，扫射目标不分大小，见人就炸，见物就炸。为了寻找轰炸目标，有的美国飞行员拼命降低飞行高度，以致撞到山头和高压线上的事时有发生。

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的，迫使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将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英国战史专家克里斯托弗.钱评论说：“朝鲜战争对西方世界是一场意想不到的严峻考验，它使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的盟国几乎抵挡不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如果全球战争爆发，我们有输的危险。”如果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同样会引发一场双方掷核物器的竞赛，在朝鲜的美军有遭苏联核武器袭击的危险。美国决策层的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就是1951年5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对国会说出的那段名言：“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就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朝鲜战争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了有限的战争的概念。所谓“有限”，并不是指单方面的有限，而是在综合因素制约下，各方所能采取措施和使用手段受到的限制。当志愿军空军以中国东北的机场为基地出动到朝鲜作战，美国空军也无可奈何，不敢像麦克阿瑟鼓吹的那样“穷追”进入中国领空做战。美国人从空中信号截听到有苏联飞行员参战，仍然无可奈何，也只有保守秘密，不敢对国内舆论公布。这是美国人不得不吞下的苦果。

朝鲜战争对于对于越南战争的作用：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人从心底里不希望在与中国人进行较量。侵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上将和约翰逊总统的一段对话，更显示出美国人的心态。1967年4月，威斯特摩兰对约翰逊说，如果把兵力增加为68万人，能够在两年以内结束越战；如果只争加到56万人，结束战争要3年。约约翰逊满脸不高兴地反问：“我们增兵，对方不能增兵？这样下去的尽头在那里呢？”威斯特摩兰回答说，武元甲的增兵能力以接近尽头，美国人消灭他们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补充的速度。约翰逊又问，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谴志愿军，情况会怎样？威斯特摩兰半天才说了一句，“哦，那到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朝鲜战争，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被受欺压、备受凌辱的悲惨境地，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残弱形象。100多年前区区几千人的8国联军就把偌大的清政府打的落花流水，打的统治者落荒而逃。民族瑰宝圆明园也被毁之一旦。而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志愿兵面对十几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大优于自己的所谓联合联军，不屈不饶，并给予致命性打击，使其存步不能移动，不得不坐下了谈判。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上百年的衰弱后，以一个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任何民族都不敢轻视。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世界名将、二战巨头、当时的亚洲准“皇帝”麦克阿瑟者也不得不说：千万不要小看中国人，他们不好对付

打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这是朝鲜战争对于国民性格塑造的直接作用。原来洋鬼子也不过如此。所谓的不败美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中国人面前不堪一击。当时的中国建国没满周岁，国家急需要建设，更需要信心让世界承认。而朝鲜战争恰好给了中国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使得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变的更加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而且，它象全世界宣布了，有着钢铁意志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和民族尊严面前，是来不得半点的含糊的。

打出了50年的和平环境：新中国建国之初，周遍国际环境状况险恶，虎狼在侧。以后事实证明，假如当时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在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事实证明如此，其实当时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已经把偌大的中苏给包围的水泄不通。朝鲜战争如果让美国得逞，那么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将被极大的压缩。与以老美为首的敌对国家的冲突就会缩小到周遍地区。而当时的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修养生息，加快国内建设。但是，试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能给予这种的环境么？根本不可能。这只是痴人说梦而已。

迫使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并进行战略收缩，处于守势。朝鲜战争却彻底改变了中国周遍和世界的战略态势，朝鲜战争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以一个强大的军事强国的面目崛起于世界。当时的美国胁二战之余威和气势，朝鲜战争却使美帝国的不败神话被打破。美国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开始处于守势。这使美国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不可欺的。越南战争中，毛泽东对美国说：你们的兵不能过17度线，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越过。不可想象，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人会接受这个要求。也正是如此，美国才不敢在中国周遍不断的制造事端。从而保证了若干年的和平建设。其实，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因为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国民只崇拜强者，信奉达尔文弱肉强食的强者哲学，几乎从来不同情弱者。因此，能与美国作在谈判桌上的只有更强者——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就是。

打出了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蔑视一切的气势，并且让美国人认识到在台湾问题这个关系到中国民族感情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中国的决心是不可违抗的。、

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世界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打出了70年代联合国的加入，打出了1972年的尼克松的主动访华，寻求同中国建立战略关系，以缓解来自于苏联的战略压力。尼克松的女婿形容自己的岳丈见到周恩来时的鞠躬为“几乎跪下”。其实所谓的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从此中国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三极世界中国的一极(尽管是最弱的一极，但是谁也不敢轻视)

朝鲜战争使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打出了第三世界、受压迫人民要求自主独立的呼声，结果是第三世界的依附和支持。广大的第三世界成了中国最大的战略腹地和同情支持者。虽然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但是在国际战略态势上依然处于有利的攻势地位。可以说，没有建国初期的朝鲜战争，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基本上就是靠打出来的。

台湾问题：最大的疑问是说朝鲜战争延误了收复台湾的时机。我也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即当时不出兵朝鲜，以新中国当时的海军作战状况，能打败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么。能收复台湾么？其实我认为，后来的毛泽东的一句话就很好的说明了当时毛及中共对于台湾的解决态度“毛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或许需要100年的时间。那就是让时间和后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解决的态度，我认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类似香港问题留下一个窗口和平台。其实72年尼克松的访华能成行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作出了重大的让步，这是今年基辛格的绝密档案中披露的。

关于九评苏共的公开信中的话，那很明显是为了辩论的需要和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是出兵朝鲜的目的，至于为了获得斯大林的赏识和认可，更是无稽可谈的话，很无聊，难道中国在72年转向美国，毛泽东也是为了讨好尼克松么？可笑的很！~

再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出现。这骈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与当前的朝鲜局势有深刻的联系，目的性很强为西方侵略朝鲜翻案，属于文化的渗透和殖民主义，企图颠覆我们的朝鲜战争观念，颠覆对于毛泽东的崇拜和景仰。

当前的朝鲜局势紧张、冲突不断，为下一步朝鲜站的军事解制造舆论上的声势，同情的立场，防止中国国内出现激进的支援朝鲜的的呼声。为军事解决朝鲜问题埋下伏笔。其实这是美国自己心里惧怕中国干涉其出兵。属于典型的攻心战术。

攻击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实际上等于否定整个新中国的战斗史、否定朝鲜战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为西方服务。善意的批评我欢迎，但是这种低级的东西带有明显煽动和污蔑的政治目的性。十分可恶。可悲的是部分国人也不自觉的充当西方的枪手和工具，被一些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所迷惑，失去了自己基本辨别能力，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可怜，成了西方强大的文化宣传和渗透的御用工具。所以，国人需要头脑清醒。

第2个、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13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

　　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

　　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

　　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

　　“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明天再找嘛!”

　　“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

　　“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

　　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

　　“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20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

　　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

　　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

　　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

　　“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

　　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

　　“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

　　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

　　“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嗯……”

　　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

　　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

　　看护长是 40 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

　　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

　　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

　　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

　　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

　　“好!我不看。”

　　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

　　“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

　　“你的米袋呢?”

　　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

　　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 ”

　　“拿来!我给你缝缝。”

　　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

　　“小兰，你的麦粉呢?”

　　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

　　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

　　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

　　“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

　　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 不，不，谢谢大家……”

　　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

　　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

　　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

　　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

　　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第3个、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

　　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

　　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

　　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

　　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

　　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

　　在我的民族中，

　　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

　　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

　　还有那文学史上万古不朽的

　　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

　　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

　　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

　　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

　　大声高喊着“中国得分”。

　　当掌声把中国的旗帜送上蓝天，

　　我希望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第4个、我要回中国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第5个、抗日英雄人物——谢晋元

　　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由于中国部队战志高昂，见死不退，着实出乎日军意料之外。仅此一役，就已经打破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沉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第6个、抗日英雄人物——马本斋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党组织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马本斋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时年42岁。

第7个、“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

　　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

第8个、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要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忠诚、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他就杀向哪，士为知己者死，剑为识己者啸。

                      

                   

                        　许世友常讲：“毛泽东两次救我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救许世友，牵涉到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三十年代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以後，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仍然对红四方面军的全面工作负总责。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後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於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决定，敢於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无庸讳言，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

　　但谁也没有料到，许世友自己跳出来，差点儿弄丢了脑袋。

　　那时，许世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校长林彪紧急召开学员大会，他悲痛地告诉大家：“……董振堂部的千馀人在高地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整个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损失约两万人……”

　　西路军的厄运震颤了红四方面军每一位官兵的心。西征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充，转战川康，三次穿越无人眕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

　　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恸哭。炊事员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二万人伤亡大败而归、有很多人形如乞丐一路讨饭奔向陕北的时候，批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将作替罪羊被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

　　开完了批斗张国焘的大会，各队又开小会，批到红四方面军部战士身上来了。许世友忍不住了：“中央已经定了调，张国焘犯错误，不等於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犯了错误嘛！”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张国焘的会转成批斗许世友了。

　　许世友被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纷纷来探望，来一个哭一个，还传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

张国焘。许世友骂道：“你们就知道哭，眼?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毛泽东二顾牢房 许世友终生感激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两个营职干部、二十多个团职干部、六个师职干部、五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人。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谁知临走那天王建安变了卦，他意识到这是对不起中央、叛变革命的行为，於是悄悄将计划密告了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结果，密谋逃跑的人全都抓起来了，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刚出事，他的妻子（第二任）就托人带信给许世友，提出离婚。许世友又气愤又绝望：“臭娘们，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离就离！”　　但许世友这一次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的心彻底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宣判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後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冷静地想到了许世友。　　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於“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馀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後，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带领西路军残部刚到延安，他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以後，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在牢房里度日如年。一天，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毛泽东低头进了牢房，站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你吃皮肉之苦啦。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毛泽东，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 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么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进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说明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听着。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二看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　　                   毛主席两救许世友　　“主席，今天我终於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　　以前我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突然间“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给你几句话，望你时刻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得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毛泽东又补充，“除我例外。”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後来，许世友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情深义笃地说：“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泽东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许世友还讲道：“以後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脸面整饰乾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登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便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抱着酒坛子，“咕噜”灌了一口，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唯有毛主席您……”　　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边喝酒，一边亲热地交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 ，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兴奋得不得了，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後来，毛泽东又把许世友派到山东抗日前线，当八路军的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此，一些人说，怕不放心，派他出去带兵打仗，会不会“出事”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些人，他绕了一个弯子说：“要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大会上首次公开登台“亮相”。　　“毛泽东派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持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山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吼出了七个“打”字，几乎“打，打，打”之声不绝於耳。　　白天开的会，夜里就打上了。　　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合围牙山，首先拿蒋介石的一个区长蔡晋康开刀。前後只用三天时间，把蔡晋康这个“司令”一下子抹掉了。　　夺取牙山，许世友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寻歼胶东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主力……几年“打”下来，许世友果真打出了山东抗日的新局面。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有眼光，他派许世友到山东派对了。　　此後，许世友凭着卓著的军功和对领袖的忠诚军阶直上，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开始了特殊将星的特殊岁月。　　毛泽东二救许世友是在“文革”中。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後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 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部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後，心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说：“许世友不能倒！”　　两辆高级小卧车穿行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　　张春桥坐第一辆车，给许世友的车带路去见毛泽东。　　听到警卫报告“南京军区许司令到”後，毛泽东立刻停下手中正翻阅的文件，站起身走到门口，用他最高规格的礼节迎接许世友。　　毛泽东接见党内的同志和高级将领，即使是周恩来，他也没有到门口迎接的习惯，这次许世友的到来，他却破了这个习惯，并脱口而出：“世友呵，一员虎将，爱将难得呵！”　　许世友见到日思夜想的毛泽东，竟然泪水沾衣，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啊，您快下命令吧，社会乱得不行，我许世友不要这个乌纱帽了，还是让我回家戴起草帽放牛吧。”　　许世友说完，走前几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给毛泽东磕了一个头。　　这是许世友二跪毛泽东，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顿时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跟着流下了一串长泪。　　他把许世友扶起来，抚摸着许世友的脊背，看到眼前的许世友比前些年瘦了许多，毛泽东的话音有些沙哑。　　他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後冲着立在旁边的张春桥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怎么能丢掉乌纱帽呢？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又觉得毛泽东是单独召见许世友，自己无须在场，在场多馀，便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把许世友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眕，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一位身兼军政要职的负责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　　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他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古脑全倒了出来，有什么讲什么，无话不谈。许世友先谈到陶勇惨死事件。　　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元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毛泽东更感到悲伤。　　过了一阵子，许世友见毛泽东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一口气着重向毛泽东谈了三条看法：　　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动。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　　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好容易搞成这么一支军队。“揪军内一小撮”非把军队搞乱不可；　　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全国粮食不宽裕，农村千万不能乱，农村一乱，要饿死人，人命关天。　　毛泽东这时又点燃一支眕，慢悠悠地说：“许世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没有了。”　　话也许讲得太多、太直了。　　许世友不后悔，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这是我讲的。　　毛泽东召见许世友，一次谈话三次提到“许世友倒不了、许世友不能 倒”。这是毛泽东为保许世友在政治上发出的“信号”。　　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信任许世友。　　他绝对需要许世友“忠臣式”的忠诚，更需要军队尤其是各大军区“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对此，许世友刻骨铭心，临告别毛泽东时，他整了整军帽，立正向最高统帅敬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请看我许世友的行动！”　　毛泽东的嘴角流露出欣赏的笑容，他重重地和许世友握手，直到送出门口。　　                   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跪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一忠一孝。　　那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又派专机接许世友进京，住进了中南海，国庆那天许世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亲密交谈。　　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会见许世友，规格高礼节重，许世友顿时身价倍增。　　此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打许世友的主意了。

第9个、赤子之心永不变

　　家在福建龙岩的邓云，4岁那年跟着妈妈到印度尼西亚，投靠在那里谋生的爸爸。他身在异国，心却忘不了祖国和家乡。1949年10月1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礼炮，听到国歌庄严的旋律，心情振奋，感到祖国在召唤自己。“我是中国人啊！那才是我的家！”他想。
　　邓云毅然舍弃优越的生活和父亲要传给他的家产，回到了国内，上了大学，参了军。不料在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后来虽然当了外语教员，每月工资只有40多元。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尽了折磨。回国30年，他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心中苦闷极了。
　　远在国外的父亲知道了，让他出国去继承家产，他却拒绝了。他说：“我受屈的时候，身边有那么多好人关心我。有一次我干活又累又饿，生产队的书记过来叫我去帮他写信，可到了他家，他拿了四个菜团子给我吃，根本没写信……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祖国的温暖、人民的可爱，坚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不想离开这里。嫌弃祖国的落后，去享受异国的繁荣，这是乞丐的耻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民族！”
　　邓云说得多好啊！他是把个人的委屈化在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之中了。

第10个、杨靖远：不灭日寇不割髯

　　“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断头流血乃革命者家常便饭，奋斗牺牲是抗日的应有精神”，这是1938年，时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肖华在得知杨靖远牺牲后的题词。

　　杨靖远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38年牺牲于河北省盐山县。他少年时在私塾读书6年，后在中医专科学校学习3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当时，东北三省在军阀张作霖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杨靖远在痛苦中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1930年，他接触到共产党人，并参加了革命活动，次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沈阳城在一夜之间沦陷。杨靖远的父母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国耻要雪，家仇要报。9月20日，杨靖远联络8名爱国青年，趁敌混乱，用手榴弹炸死数名日本士兵，驾驶机车闯进关内。在北平与华北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杨靖远担任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后调到河北省委工作，活动在北平、天津一带。

　　对地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盐山县政协副主席吕少军说，1938年春，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处境困难，中共河北省委派杨靖远等5人赴冀鲁边区开展工作，杨靖远任三十一支队副司令。4月底，杨靖远率三十一支队一部巧取庆云城，随即建立了庆云县政府。5月上旬支队又攻克乐陵，建立乐陵县政府。两个根据地遥相呼应，三十一支队声威大震。

　　1938年9月，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到达冀鲁边区，任命杨靖远为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委员。杨靖远率部连续出击，歼灭了反动地方武装刘彦臣部，一些地方武装纷纷接受改编，抗日力量迅速壮大。8月，冀鲁边区已有无棣、南皮、东光、沧县、宁津、庆云、乐陵、盐山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和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杨靖远任专员兼司令员。

　　据盐山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席文武介绍，1938年10月，正当冀鲁边区抗战形势日趋高涨之时，盘踞在盐山北部第四区的地主孙仲文却与周边土顽势力结合，组建起近千人的民团武装。杨靖远单枪匹马，先后两次深入虎穴，对孙仲文晓以民族大义，讲明共产党的政策，又指出破坏抗战、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孙仲文冥顽不灵，加入国民党所谓的“冀鲁联防”，肆意烧杀抢掠，劫留八路军粮款，甚至把机枪架在盐山五区区委门口进行要挟。

　　经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部批准，杨靖远率冀南支队500余人讨伐孙仲文。部队深夜从苏基分三路悄悄北进。为争取时间，杨靖远带队走小路，想直插孙仲文驻地大赵村，不料中途迷路，到达大赵村时，天已拂晓。这时，其余两路已偷袭成功，顺利占领了云庄和许官，而大赵村敌人已得到消息，加强了戒备。杨靖远见偷袭已不可能，就隐身在围墙附近的一个麦垛后指挥正面进攻，并通知另两路队伍赶来从两侧夹击。正当他奔跑着重新部署兵力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腰部，他踉跄扑倒在地。敌人号叫着从寨门冲出，将杨靖远和因冲上去救援而负伤的警卫员杨炳章俘去。得意忘形的孙仲文来到杨靖远面前，假惺惺地说：“杨同志，这回可对不起你了。”杨靖远怒目圆睁：“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要杀要砍随你的便!”站在孙仲文旁边的国民党参谋连开三枪，杨靖远和杨炳章壮烈牺牲。

　　1939年1月2日凌晨3时，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五、六支队，向盘踞在大赵村和许官等地的孙仲文部发起全面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孙仲文千余民团被全部打垮，孙仲文被击毙。战斗结束后，冀鲁边区党、政、军召开了隆重的杨靖远追悼大会。1940年，为纪念杨靖远烈士，经上级批准，将乐陵、盐山和庆云三县各一部划出，命名为靖远县。

　　杨靖远生前胡须浓重，熟悉的人们送他个绰号“杨胡子”。他曾立誓：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刮掉胡子。铮铮誓言，长留天地。

第11个、蒋介石相面识人术 却看错了徐向前和陈诚

          

                                蒋介石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小说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曾国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后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有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

报考黄埔军校。报考军校并不顺利，胡宗南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意识到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谁？”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9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汤恩伯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1925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为“恩伯”，以示奉陈仪为自己的恩师。    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汤恩伯早年擅长舞文弄墨，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的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这是在考验他，看其反应如何。    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恩伯，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 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道:“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汤恩伯顺势而应，正说到蒋的心坎上，于是越级将他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汤青云直上。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应是否快。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讨厌的是对方胆怯、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切忌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的发问含糊其辞，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然而也有例外。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剩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虽然回答不错，但用了很多模糊数学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许”之类，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以为这位团长要倒霉了，但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很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给予褒扬。    蒋介石与人谈话，还特别注重对方是否稳重。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受蒋的召见，谈完话后，该师长不知是激动，还是见了蒋介石害怕，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喜欢用相面术识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错失栋梁之材的。徐向前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他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而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的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家军作战，更是摧枯拉朽，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不到的。    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蒋介石很重视对人才的识别，而他识人才，基本上沿袭相面术。其理念原始、独特，但做起来十分讲究，首先，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发现人才，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其次，考察讲究“认真”二字，询问、调档案卷宗查阅有关资料，设情景难题考验，等等。第三，对提拔对象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实际岗位上培养、锻炼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忠于自己。    他用这种识人术识别、选用人才，有成功之处，选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为他夺权、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识别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落后，难免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偏见，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对他忠心耿耿，长久不变，他就 会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绩。例如陈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东北的战役，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不怎么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湾任职，看似降了职，实际上蒋介石把经营后退之路的重任委托给了他。

第12个、李商隐少时很爱国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第13个、重金难动爱国心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第14个、国庆节的由来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节。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第15个、颜真卿为国殉难的故事

　　唐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官叫李希烈，为实现个人野心，发动叛乱，四处烧杀抢掠，使百姓遭难，国家也受了损失。怎么办呢？当朝宰相就向皇帝建议，让太师颜真卿去劝说李希烈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就让年过70的颜真卿去见李希烈。其实，这是那个宰相出的坏主意。因为颜真卿为人正直，不肯巴结讨好，得罪了宰相。宰相明知李希烈不会归顺，却让颜真卿去，想借刀杀人。颜真卿也深知此去凶多吉少，可为了国家的安宁，他毫不犹豫地去了。

　　果然，李希烈见到颜真卿，立刻让部下拔出刀，围着他破口大骂，说要吃他的肉。颜真卿挺身屹立，怒视着叛贼。李希烈等人劝他投降，他说：“我来劝你们投降，你们反来劝我，我岂能受你们的利诱威胁。我快八十岁了，还怕死吗？”李希烈命人挖了坑，要活埋他。颜真卿冷笑说：“我既然敢来，就不怕死，要杀就杀！”他为自己写好了祭文和墓志，做好了死的准备。

　　过了些日子，李希烈又叫人堆上柴草，点着火，对颜真卿说：“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视死如归，毫不犹豫地向火堆扑去，倒是那伙人吓得把他拉住了。李希烈见颜真卿软硬不吃，决定杀了他，派人去把他勒死了。颜真卿就义前，仍大骂不止，表示自己为国尽忠决不屈服的意志。这位爱国老人为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第16个、《李小龙》——我是中国人

        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第17个、毛泽东大吼江青给我滚！想离婚又怕背政治包袱

第18个、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故事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十四岁时，在河南省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读书，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杨靖宇很快成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以满腔热情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罢课斗争，走上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到火车站查烧日货。

　　学生们的罢课斗争使军阀官僚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采取卑鄙手段阻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天，教育局派了几个“学监”，到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进行“视察”、“监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命令学生复课。这些“学 监”不仅仇视学生，对教员、工人也是指手划脚，神气十足。

　　有一天，一个学监的衣服丢了。他无根无据地猜疑是在学校的李老头作的案，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来几个兵差，把李老头捆绑起来，吊在树上，硬要他“招认”。李老头是位老实人，无端地受此冤屈，气得呜呜直哭。

　　正在这时，杨靖宇来到了现场。他压根儿不相信李老头会偷衣服，拳头一攥，就冲到兵差面前：“你们诬赖好人，再不把人放下来，就揍你们!” 话音未落，几十名学生也都围了上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几个兵差见学生来 势汹汹，龟缩在一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校长闻讯赶来，怕惹出乱子，就对同学们说：“快散开!快散开!你们要少管闲事!这非同小可!”这时，杨靖宇又挺身而出，冲着校长说：“我们反对陷害好人，这怎么叫管闲事?”校长指着他说：“马尚德，你还想不想读书!”杨靖宇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不读就不读，你们开除吧， 这里不是教育人的学校，是衙门!”校长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连摇头带跺脚地走了。几个兵差见学生人多势众，就无可奈何地把李老头从树上放了下来。

　　这件事发生不久，杨靖宇就离开了确山第二高等小学。

第19个、《朱自清》——不领美国面粉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定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造成威胁。

　　当时社会上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蒋介石，就运来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
　　
　　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第20个、少年和祖国的未来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像先辈那样，从小就立下为国为民服务的壮志，好好学习，掌握各种本领，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作好准备。
　　1990年，我国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要开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光靠国家拨款还不够，要靠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捐款薄上写上名字的第一个捐款人竟是个小姑娘。她叫颜海霞，是江苏省建湖镇湖中小学的学生。她家里不富裕，可她为了支持亚运会，把自己仅有的1元6角钱寄给了亚运组委会。钱虽少，可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有很多少年懂得学习的重要，科学的重要，爱动脑筋。辽宁锦州有个9岁的小男孩叫赵宇，就发明了“双色演示算盘”，解决了学生珠算课上看不清老师示范的困难。还有个山西绛县的小女孩叫李珍，从8岁起就注意观察生活，动手动脑，有了30几项小发明。还有我国少年选手在25次国际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中，获得了十次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得金牌61枚，银牌30枚，铜牌20枚。湖北黄冈中学的王崧同学，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次获得金牌。他们努力学习不仅是为了给祖国争光，更重要是他们知道现在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国家将来的发展和命运。
　　试想，如果今天的少年儿童一个个品德好，身体棒，脑筋灵，知识丰富，那么几十年后，我国人口的素质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进步更快，更富强。所以我们说，少年儿童们从现在做起，当一名合格的优秀学生，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第21个、我们一同走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英模纪事

　　5月，满眼是锦簇的花海，到处激扬着青春的旋律。从志愿垦荒、扎根边疆的杨华、陈家楼，到为了保护集体羊群不惜牺牲自己双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从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张海迪，到“感动全中国的女村医”李春燕；从“中国玉米之父”李登海，到在普通岗位默默奉献的李素丽，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青年楷模。

　　无论是艰苦创业的岁月，还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无论是搏击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他们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共奋进，用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生之路，用青春的激情唱响奉献之歌。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奔赴荒原，艰苦创业，唱响了建设新中国的雄劲战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就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突出代表。

　　杨华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人。1949年家乡解放时才17岁，因为父亲是村里的土改小组组长，所以他每天也跟着父亲跑前跑后，并且成为乡里最年轻的土改积极分子。

　　1955年4月，团中央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早有此愿的杨华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表示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愿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8月5日，杨华和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一起商谈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有关事宜，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8月9日，他们5名发起人向团北京市委提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

　　现已75岁高龄的杨华至今仍记得申请书的内容：“我们不是说空话的人，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

　　8月30日，杨华接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带领一支由60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奔赴辽阔荒凉的“北大荒”。

　　10天后，在黑龙江萝北的荒原上，60名垦荒队员，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是一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我志愿来到萝北县。面对祖国的河山，脚踏边疆的荒地，背负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成家乡，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

　　经过一年的奋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垦荒地1800亩，生产粮食14万公斤，建房1200平方米，涌现出29名劳动模范，35名播种能手、44名农具手。

　　陈家楼

     就在杨华带领垦荒队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上海一位名叫陈家楼的青年也坐不住了。这位街道工作积极分子曾经和十几名热血青年联名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共青城，当时他只有21岁。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15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1万人开到边疆去垦荒，几年以后就是一座新城！”

　　陈家楼的倡议得到了广大上海青年的热烈响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万余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垦荒队。1955年10月，作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的陈家楼，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手中接过绣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率队开赴江西省德安县垦荒。不久，又有上海知青陆续到江西垦荒。据统计，1955年上海知青志愿去江西垦荒的有848人。

　　沉睡千年的荒地惊醒了。烈火烧荒的燃爆声，劳动号子的呼喊声，垦荒队员追逐跳越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青春交响曲。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志气，垦荒队员当年就开出300余亩荒地。

　　和杨华、陈家楼一样，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青年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激动，为自己开创的光荣事业而骄傲。

　　侯隽

    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侯隽”不仅仅是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她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舍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意气风发地投入农村建设。

　　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北京良乡中学。这一年，就在她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时，国家号召削减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侯隽毅然决定到河北省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区）窦家桥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她一干就是18年。这期间，侯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推行科学种田，被当地百姓称作“特别的姑娘”。

　　在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回乡知青典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投入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据统计，1962年，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侯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自豪的，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过压力，减少过困难。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改革大潮，造就了一批英姿飒爽的时代弄潮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第22个、慷慨赴国难 誓死表忠心

　   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第23个、揭秘：国民党女兵为何裸身大逃亡 惨遭彝人“吃葡萄”

1950年3月26日，对西昌的国民党军残部来说，是一个以分分秒秒计算的日子。由大渡河溃逃至此地的胡长青、王伯骅残部有1000多人正住在一个叫甘向营山寨内，其中即有胡长青文工队的40多个女演员。这些青年女子饱受了战乱的蹂躐和摧残，自随国民党溃军由川西败退后，成了国民党军残部用以激励士气的特殊工具，至今仍在劫难逃。当初百余人的文工队已分崩离析，在大深山中随着溃军像被赶羊一样忽东忽西，如今她们再也不想跑了，当听说羊仁安一行要北渡大渡河往回走时，这些女子们便提出随行北去，想返回家乡，再也不受此摧残了。

羊仁安仅让9个女子随驮队行进，平路上可以上马以代脚力。29日，羊仁安清晨起床后即又吆喝着赶路，有那9个女演员随行，这帮人今天好象都来了精神，吵着嚷着上了路。邓德亮派了两个彝族头人作向导。羊仁安与唐式遵预测到，这时解放军正沿大路向西昌进攻，要想偷渡大渡河回富林，只有避开正面的解放军，改走小道穿过彝区，所以才执意向邓德亮要了彝人向导。对于走彝区，唐式遵心中很不摸底，再三提醒羊仁安是否仍走大道。在唐式遵看来，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倒是那些成群结伙的彝人。前日，贺国光曾力劝唐式遵一起上飞机同飞海南再转飞台湾，而唐却是铁了心的，并骄狂自负地称：“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所以，北归心切的唐式遵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却不愿走小路与彝人相遇。不甘示弱的羊仁安则向唐式遵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唐式遵鉴于自己身单力薄，眼下还只有依附羊仁安过了大渡河进入川境再说，只好随行。

路上，羊仁安除指派20多个人专门押送12个马驮子，“照顾”9个青年女子外，并令陈志强：“无论何人都不能夹在马驮子中间走，以免误事。”羊仁安的意思很显然，是防止那些滥兵趁机找9个青年女子的麻烦。有几个开初还争着向马驮子中间蹭的兵，在陈志强的劈头几皮鞭下，乖乖站到远处以饱眼福，一路上还算平安。这窜长达两华里的蛇行队伍刚走下一个山坡，没想到罗子舟那位桀骜不驯的孙女骑马在马驮队中间横冲直撞，本应是同为女性相怜，不知为什么这位罗小姐却是醋意大发，明言那几个女文工队员怎配像她一样也骑在马上。押送驮子的人对罗小姐这种蛮横无理进行干涉，罗小姐竟破口大骂，撒开了野，脏话不堪入耳。陈志强扬鞭走了上来，与罗小姐争吵不休，9个女文工却吓得赶紧下马，队伍拥挤在山洼中，再也行进不得。一些兵瘩也跟着起哄。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和其侄罗席翰闻声急忙赶来，唐训斥道：“老爷爷在下面，你们在这里停下闹个啥，真太不像话了！”“你们都提啥虚劲，解放军打来，都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就说你们是对的。”罗席翰也接着埋怨说。一提到解放军，原吵翻了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队伍在停下来近半个小时后，又开始行进了。就这样，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吵吵闹闹，有时打起来还动了拳脚和刺刀，于傍晚时分才赶到一个名叫四十八家的小山寨歇宿。

羊仁安仅让9个女子随驮队行进，平路上可以上马以代脚力。29日，羊仁安清晨起床后即又吆喝着赶路，有那9个女演员随行，这帮人今天好象都来了精神，吵着嚷着上了路。邓德亮派了两个彝族头人作向导。羊仁安与唐式遵预测到，这时解放军正沿大路向西昌进攻，要想偷渡大渡河回富林，只有避开正面的解放军，改走小道穿过彝区，所以才执意向邓德亮要了彝人向导。对于走彝区，唐式遵心中很不摸底，再三提醒羊仁安是否仍走大道。在唐式遵看来，共军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倒是那些成群结伙的彝人。前日，贺国光曾力劝唐式遵一起上飞机同飞海南再转飞台湾，而唐却是铁了心的，并骄狂自负地称：“我要以省主席的名义打回四川去”。所以，北归心切的唐式遵根本没把解放军放在眼里，但却不愿走小路与彝人相遇。不甘示弱的羊仁安则向唐式遵说：“越西和汉源一带的彝人都怕我，都听我的指挥，走这条路绝对安全。”唐式遵鉴于自己身单力薄，眼下还只有依附羊仁安过了大渡河进入川境再说，只好随行。

路上，羊仁安除指派20多个人专门押送12个马驮子，“照顾”9个青年女子外，并令陈志强：“无论何人都不能夹在马驮子中间走，以免误事。”羊仁安的意思很显然，是防止那些滥兵趁机找9个青年女子的麻烦。有几个开初还争着向马驮子中间蹭的兵，在陈志强的劈头几皮鞭下，乖乖站到远处以饱眼福，一路上还算平安。这窜长达两华里的蛇行队伍刚走下一个山坡，没想到罗子舟那位桀骜不驯的孙女骑马在马驮队中间横冲直撞，本应是同为女性相怜，不知为什么这位罗小姐却是醋意大发，明言那几个女文工队员怎配像她一样也骑在马上。押送驮子的人对罗小姐这种蛮横无理进行干涉，罗小姐竟破口大骂，撒开了野，脏话不堪入耳。陈志强扬鞭走了上来，与罗小姐争吵不休，9个女文工却吓得赶紧下马，队伍拥挤在山洼中，再也行进不得。一些兵瘩也跟着起哄。羊仁安的小老婆唐锦英和其侄罗席翰闻声急忙赶来，唐训斥道：“老爷爷在下面，你们在这里停下闹个啥，真太不像话了！”“你们都提啥虚劲，解放军打来，都有这么大的劲头，我就说你们是对的。”罗席翰也接着埋怨说。一提到解放军，原吵翻了的队伍顿时鸦雀无声。队伍在停下来近半个小时后，又开始行进了。就这样，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吵吵闹闹，有时打起来还动了拳脚和刺刀，于傍晚时分才赶到一个名叫四十八家的小山寨歇宿。

羊仁安一行这天虽没有走多少路，众人却是极度疲乏，又累又饿。陈志强在后来回忆说：“那时，就是当地彝人卖的两个鸡蛋要价一个大洋，或用两颗子弹换一个鸡蛋，大家都争着买换来吃。有钱的用大洋买，没有钱的用子弹换。为此，换鸡蛋耗去了子弹3箱，手中子弹仅剩弹夹里的几颗了，还谈打什么仗。”在这小山寨一夜，男女吵叫声不止，在此暂且不表，只说次日（3月30日）羊仁安率队继续前行，羊仍向唐式遵夸海口说：“怎么样？彝人都听我的，今日就可到达大渡河边了”。羊仁安这时不可能知道，原担任向导的两个彝人已与当地彝人暗中设定了计谋，彝人看上了羊仁安的财物。队伍出山寨，在向导的带领下，转了几个弯，上到小山。小山上，摆在他们脚下的有两条山路，一条是去汉山的顺山横路，一条是下坡去越西的通道。是时已是下午4时，“驮子走横路，人走下坡的路。”向导之一、外号叫金毛狮子的彝人站在这三岔路口上，高声喊叫着。12个马驮子和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青年女子全向横路走去，漫漫盘山道上，马蹄声回荡在山谷中，周围一切都异常地寂静。马驮子刚转过一个山梁，押送驮子的20多个人及9个女文工队员放目眼前，顿时被惊呆了：四周黑鸦鸦的彝人端枪拿棒站满了附近山岗，马驮子被围困在一片低窄的山洼地里。押送驮子的人急忙拿枪作护卫，那知枪还未下肩，即被为首的一个彝人举枪打翻在地。马驮子立刻被彝人包围抢劫。押送驮子的除有4人被彝人抓住捆回充作奴隶用外，其余10多个人和9个女子在彝人只顾抢驮子上的金银财宝之机，顺一河沟夺路而逃。不料没跑出多远，即被另一伙来打劫的彝人发现，穷追不舍。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大小凉山彝区深山之地，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刀耕火种，人民普遍是食不裹腹；加之这一地区产棉极少，百姓更是衣不蔽体。一件半新的粗布上衣足可换10背篓的核桃，足见这一地区穿衣之难。所以，在解放前，这一地区山民的穿衣更成了一个社会大问题。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穿衣对山民来说，更现实的是御寒遮羞，树皮、棕叶、羊毛皆成了褴褛之衣。所以，一些外乡人由此地经过，往往因“衣”而被打劫，虽能礼送出境，却已是赤条条一丝不挂，衣服自然穿在了山民的身上，这也许是他终生的行装。话说国民党军自溃退到此地后，与山民一再积怨，自然在山野中被山民强行脱掉衣裤的不少，满山尽跑光屁股的人，这也算是当时彝区战乱中的又一“特殊”景观。再说羊仁安那10多个押送驮子的人和9个女子被人穷追不舍一段距离后，怎能跑得过那些山野男人女人们，不一会功夫，就已是个个被脱得精光。光天化日下，9个女子开始还是惊得苦苦求饶命，待发现山民是只要衣服不要人后，哭泣之下偎曲在一起又怕羞了。待山民扬长而去，10多个押送驮子的男人也一丝不挂地站在了那里。大家哭够了，互相望着，这些男人们、女人们从前谁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仅在这一刹那，已被吓得半死的男人们、女人们也许根本还没有考虑到*之分，有过任何邪念。直到女人们停止了啼哭，大家才想起了赶快逃命要紧。保命心理终于战胜了害羞心理，9个女子最后都直起腰来，跟在男人的后面，向山后一瘸一拐赤脚跑去。背后传来了山民的欢呼声，他们在庆祝自己的胜利，枪声由山那边传来。却说羊仁安听到山梁后横路上传来枪声后，急令陈志强跑去探视。待羊仁安等人折返横路过山梁后，彝人中“沙家利”的人已等候在那里。有的说：“我们是来迎接总司令的。”有的则说：“我们是找司令官谈判的。”羊仁安目光所及处，已不见12个马驮子和押送人员及9个女子，心中已知发生了什么事，清楚他这“司令官”的牌子已不起作用了，只好打圆场说：“你们要马驮子上的东西，可以。里面有两个红箱子给我留下，行吗？”“只要司令把枪弹及驮子全部留下，保证把司令官送到白牛湾。”对方回答说，那意思是说关于两个红箱子没有任何索回的可能。“缴枪？！”羊仁安闻言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熟知彝情的羊仁安知道缴枪后果将不堪设想，被脱光衣服别说，由于他往日手上沾有彝人的血迹，丢掉脑壳也恐就在此日了。50女兵惨遭彝人“吃葡萄”1950年4月初，西昌战役尾声中，近3万人包括家眷的国民党溃军散向各地，其中有万人裸身大逃亡！由于还处于奴隶社会的各部落彝人的介入，这些溃军面临绝境。国民党政府长期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群众对国民党军队早就恨之入骨。国民党溃军满以为可以如内地一样照常规逃窜，在潜入深山后就较容易避开沿大道追击的解放军，却不料在彝人最原始的滚木擂石阻击下，他们先仍枪，后缴物，被洗劫一空。好在贫穷的部落彝人仅是为了夺一套衣裤，就好象猎获一只野兽只为了取其皮以御寒一样，除此外一般不再伤其人身性命。一阵阵雨点般的乱石下，被脱得精光的国民党溃兵（其中有一多半是家眷）便返转身反而向着大道方向疾跑。于是，在这特定的环境时空下，上映了这万人裸身大逃亡的荒诞离奇一幕。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恐怕再难找到有如此大逃亡的天方夜谭般场景。那些往日每战必言兵书的国民党军将领们，万万也没想到他们果真入了《孙子兵法》上一再告诫的“死地”。几天内，大凉山沟沟坎坎，突然间冒出了如此庞大阵容的裸身大逃亡人群。两人一伙，三人一堆，满山遍野蹒跚地跑着。如果这时谁的脚上还曾有一只鞋子或袜子，那准会被再次洗劫而去。非被剥得全身一丝不挂，这才不会再遭拦劫。然而，当野蛮的奴隶主见从这群全裸的溃军及家眷身上再也剥不下什么身外之物后，便打起了肉体人身的主意，他们开始掠夺健壮的活人，捉去充当娃子，也即是奴隶。据档案资料，在当时的彝区，奴隶的买卖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价格是：9~10岁的姑娘值10~11锭白银，男的值5~9锭白银；11~19岁的妇女值30~35锭白银（婚配后可繁殖小奴隶。当地风俗女孩在17岁之前即已经婚配），男的值17~18锭白银；20~29岁的妇女值27~28锭白银，男的值9~14锭白银；30~40岁的妇女值14~15锭白银，男的值7~8锭白银；41~45岁的妇女值4~5锭白银，男的值1.5~3锭白银。现在来了不要钱的，奴隶主自然非抢不可。所以，在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逃过此地时，特别是在一些更加偏远的深山谷中，有许多人当即被抓去当了娃子。这里面既有原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营长、团长、也有其它一些人，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任奴隶主肆意使唤和买卖，奴隶社会本身就是这个样。这些被抢去当了娃子的国民党溃军官兵，后因多次逃跑未成，被奴隶主砍断了脚后筋，终生致残。他们眼见着自己的家眷被奴隶主分配给别的奴隶（在那时的奴隶社会，奴隶的婚配是由奴隶主决定的，奴隶仅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女奴隶还要充当繁殖小奴隶的工具），这些被重镣锁铐的国民党溃军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他们由现代文明社会一下子掉入了奴隶社会的洪荒年代！时光骤然倒流了3000年。一切都变了样，思维方式不同，民族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到了这里，呆痴得绝不如一个会说彝语的彝族娃子。因此这些国民党溃兵在奴隶主的眼里，一个个都是呆头呆脑，受到了比彝族娃子还低下的待遇。3天不过，这些国民党溃兵就变成了十足的娃子形象：头发被剪成了仅留头顶一撮“天菩萨”，肮脏的脸上一双被折磨得暗淡无光的眼珠再也没有神采，一件破烂的羊皮袄裹在身上，赤脚踏转在牛粪满地的磨道里，或干着繁重的其它农活。外人再也难分出是汉还是彝，有少数人还被割去舌头，那就终生再也不能说半句汉话了。国民党女兵及女家眷在赤身逃亡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土匪抢劫。在一片生长满黄连刺丛的山洼里，据目击者称，至少有50多名妇女在这里遭到几百名土匪的轮奸。有不女人女被发狂的土匪“吃了葡萄”。少数侥幸未被致死者，有的被附近土匪抢去做了老婆，这算是较幸运的；有的被土匪掳去再多次经蹂虐后转卖；有的奴隶主抢去做了女奴隶，因为在这方天地里的奴隶价格，女奴可要比男奴多出一倍的价钱，再说如此不费分文跑上门的女奴此时不抢还待何时。黄连刺丛中，横七竖八倒下了一片血肉模糊的女尸。一批批国民党溃兵就这样失踪了，那些被奴隶主掳去充当娃子的国民党溃兵及家眷，大多数没有活下来，也从此消失了。等到至少是6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深入到这奴隶主山寨时，一些国民党溃兵娃子才被人民政府救了出来。有的恐于政治原因，从此隐姓埋名在大山间，分种一块薄地，已习惯于3块石头支口锅的简陋生活，却再也不愿返回人烟稠密的“尘世”社会，也从此失踪了。那些已被奴隶主转卖了几次或已生几个孩子的“女奴”，多数也认了命，永远嫁给了这座大山。民主改革后，她们虽走出了奴隶主山寨，但再也难离开奴隶主为她们婚配的男奴和生育的孩子，默默失踪在深山峡谷里。直到她们在新社会过上了较幸福的生活后，在笔者深入到这些地区进行采访时，她们仍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却说她们年轻时也曾有过一个当军官的丈夫，并已有一个孩子，但绝不说离开大山去找他们。这些可怜的女子们甘愿“失踪”了，并说在大山里甘心“失踪”者绝不止她们几个。她们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和工作队，使她们跳出了充当奴隶的火坑。她们憎恨万恶的奴隶社会，尤其奴隶主和愚昧落后、残忍野蛮的奴隶制度，憎恨国民党的无能，憎恨那些趁火打劫给她们造成终生残废和疾病的奴隶主们。说到痛心时，她们撕开外衣，裸露上身，向来访者声泪俱下控诉奴隶主的令人发指罪行：两个乳头早已被性虐待狂咬去“吃了葡萄”，如今干瘪的乳房上仍遍布牙痕。她们已羞透了心，死过无数回，她们无所顾忌地向来访者哭诉着所遭受的一切非人遭遇，但却始终不愿吐露前夫姓名，怕连累了原来的亲人和家庭。她们虽然还活着，却也是“失踪”了。特殊的地域使西昌战役中的一大批国民党溃军及家眷，就是这样以各种方式化解在大凉山这片神秘莫测的泥土山石中。他们原来是有名有姓吃国民党军饷的，其军事实力是列入蒋介石、胡宗南部署“西昌反共大本营”数量之列的。西昌战役后，解放军以为这部分人漏网去了台湾或它地，因为战果统计中的毙、伤、俘总数字，是难以与胡宗南向蒋介石所报西昌国民党总兵力数量吻合的，除去胡宗南吃空额数量外，那葬身及“失踪”在大山中的国民党溃兵是无法统计的；那些进入大山再也出不来的人，包括已死的和还活着的，就这样悄然失踪，被社会所遗忘。只有那些裸着身跑上大道被解放军截获者，有幸立刻受到优待，分得件能蔽体的衣服，才没有被身后的大山注销了户口……

第24个、毛泽东主席的待人接物

     对党内同志不夹杂个人感情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

      民主人士很讲“朋友义气”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气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
有一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不为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接见外宾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第25个、牛刀小试

　　1882年8月20日上午8点左右，载有吴长庆6个营、3000人的大清国兵舰抵达仁川附近的海面。

　　仁川就在眼前，眼前还有船，船的上面有太阳，太阳下面还有太阳旗。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船也到了。

　　世界真是太小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天下谁人不识君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双方就不用热情地打招呼了，游戏规则都明白，从仁川到汉城这铁人三项赛的资格赛，继续紧张进行。谁先跑到，谁就有发言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长庆和丁汝昌决定不在最初确定的仁川港登陆，兵舰绕到距仁川30多公里的南阳府海面上先抛锚，再去另觅地点。

　　面对这片陌生的水域，负责运兵的丁汝昌决定自己亲自去勘查一下路线和地点。

　　吴长庆一看，船上两个主将不能都跑出去当工兵啊，慰庭，你代我跟丁将军走一趟吧。

　　丁汝昌和袁世凯驾着舢板出发了。时间一长，正赶上落潮，他俩就光着脚板在乱石滩上走，丁汝昌这样的海军老兵啥事儿没有，可袁世凯却是在坚持着用他那双已经磨出血的养尊处优的脚在行走。这让丁汝昌对这个公子哥有些刮目相看了。

　　经过仔细勘查，最后确定在马山浦登陆。丁汝昌带一部分人在军舰上警戒，保证清军的后方和退路的安全。

　　吴长庆命令先锋营营官，在次日黎明之前，三千人马必须全部登陆集结完毕。

　　就在这个时候，先锋营的营官报告说，士兵们不习航海，水陆两栖，白加黑，长途加漫游，晕船的太多啦，饭一口也吃不下，能不能休息休息再行动啊。

　　可是，吴长庆的眼前，一直晃动着的，是仁川港那迎风作响又非常刺眼的太阳旗。兵事如水火，差一刻都可能让日本人抢先到达朝鲜首都，那就前功尽弃了。

　　吴长庆大怒，不想干你就回家呆着，撤掉先锋营营官，命袁世凯率领先锋营，火速部署登陆事宜。

　　袁世凯正愁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呢，不知道他怎么鼓捣的，只用了一个时辰，先锋营就已经在岸上合适地点安好营扎好寨，迎接后续人马上岸。吴长庆没想到这小子不仅是个好参谋，更是把指挥的好手。

　　让吴长庆没想到的事儿还多着呢，在随后的日子里，袁世凯几乎天天都在刷新着吴长庆没想到的事的记录。

　　宋朝的战神岳飞元帅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这样的官儿，能力再低，也是好官儿。如果不是这样，再有能力，于国于家，都不是什么好事。很有可能，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国家越有害。

　　清朝的军队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显露出了极端腐朽的势态，捞钱倒是把好手，打仗却根本不行。然而，取代八旗、绿营崛起了湘、淮两军，在随着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也迅速走向了腐朽。

　　到达朝鲜的官兵将弁，天高皇帝远，纪律松弛的本相又显露出来。

　　几个兵痞认为，老子撇家舍业，到这里来替你们卖命，拿几个钱，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大事，就当是犒劳爷了。

　　于是，走在大街上，随意抢夺朝鲜人财物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发生了奸淫劫掠的事件，引起了朝鲜人对“天朝上国”的官兵的极度反感。局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使大清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袁世凯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他从兵书史传中学来的东西又让他跃跃欲试了。他主动找吴长庆，提出要整顿军纪，吴长庆命他为总理前敌营务，负责军纪纠察。拿到令箭的袁世凯从营中抽调一批素质优秀的兵组成执法稽查队，亲自率领，第一次巡查，就直接抓了7个违纪士兵，当场为他们的脑袋搬家，这才逐渐扭转了入朝官兵的恶劣形象。

　　不过，袁世凯感觉好像是杀人上瘾了。

　　一次，吴长庆的一个亲兵犯了法，正好被袁世凯给逮到，吴长庆赶紧来到袁世凯的办公处，坐在那里不走，边喝茶水边拉家常。袁世凯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他说，大人，您先坐会儿，我去趟厕所。过了一会儿，小袁从外面回来，告诉吴长庆说，您别等啦，我已经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

　　砍人那天，小袁不知喝没喝二锅头。反正胆很壮，手挺狠。

　　吴长庆到底还是有统领风度的，他哈哈大笑说，好，好，好，为将之道，就当如此。

　　又一次原谅了小袁的冒失和不留情面。朝中有人，就是好做官啊。要不是有这重关系，袁世凯肯定有的是小鞋穿了，脑袋能否保住还难说呢。

　　吴长庆回去后，警告身边的亲兵：你们做事可要当心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别叫袁世凯给碰上，否则，我也不一定保得了你们。

　　全军悚然。

　　8月25日，清军终于在陆地上抢先日本人一步，抵达了汉城南效。

　　吴长庆等主要将领造访大院君，双方会谈和谐，大院君约定第二天回访清军。让他万万没想到，等待着他的是一场鸿门宴。

　　大院君如约回访。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方案，清军把大院君的亲兵挡在外面好酒好肉地招待，走进内间的大院君，直接被早已做好准备的清军塞进轿中，从后门押出，星夜赶往清军兵舰，直接送到保定的直隶总督府。这一关押，就是好几年。

　　诱捕大院君之后，清军应国王李熙之请，分路围攻起义的士兵和贫民，清军的热兵器很快就占得上风，没费太大力气就很快平定了朝鲜的叛乱。

　　日本军队慢了半拍儿，朝鲜国内的迅速稳定，让日本找不到了用兵的借口。

　　9月，清军和朝鲜军队一起，找到流落民间的闵妃，由袁世凯护送其返回王宫。国王和闵妃大为感激，闵妃发现，原来清廷的人比日本人可爱多了，开始与清朝的关系密切起来。

　　从平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环节出了重大纰漏，但当时的人没法感觉出来。

　　力主擒拿大院君，现在没查到是谁出的主意，是朝鲜特使?是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吴长庆或袁世凯?

　　捉拿大院君，是书本上“擒敌先擒王”理论的简单运用，却没有考虑更复杂的其他因素。这是从维稳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功利行为，而且肯定是情报没摸清。这件事带来了极大的后遗症。

　　首先，大院君是与清廷走得最近的，而闵妃是亲日派，当时只看到大院君挑动了暴民的动乱，所以就把他捕捉了起来，这个逻辑太直接，这样就把亲日的推上了台，把亲清的给整下了台;其次，直接把一国之君的生父给扣到异国他乡，这对于国王本人和臣民来说，在感情上，都永远是一个疙瘩;而且，后来局势发展确实验证了拘捕大院君这一策略的严重失误。因为几年后，把大院君送回朝鲜，大院君由一个铁杆儿的亲清派，变成了坚定的反清派。

　　不过，不管怎么说，平乱事件，控制了朝鲜局势，让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也算是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清政府下诏嘉奖有功人员，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等，把袁世凯列为头等功上报北洋大臣。又经李鸿章和张树声联名保奏，袁世凯赏顶戴花翎。从此，“袁世凯”这三个字，开始进入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李鸿章的法眼中。

　　这一年，袁世凯23岁，当兵刚满一年!

上一篇《抗日战争故事全文九个》故事精选

1、吴玉章奋勇挂国旗抗日战争故事2、传奇战将——陈赓抗日战争故事3、张作霖爱国故事抗日战争故事4、抗日英雄人物——赵登禹抗日战争故事5、血染万家岭：薛岳灭寇万余，几 ..

---

下一篇《童话故事推荐20个》故事精选

1、少年国王（英国）童话故事2、山羊杀死了豹童话故事3、眉毛和睫毛的故事童话故事4、一只海龟的命运童话故事5、口梦歌的圣奶（2）童话故事6、金狮童话故事7、和平之河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