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在浙江勤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穷,他一面帮家里做农活,一面跟父亲念点书。
童第周17岁才进中学。他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为45分。校长要他退学或降级,经他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他跟班读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童第周发愤学习。每天天没亮,他就悄悄起床,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同学们都睡了,他又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值班教师发现了,关上路灯,叫他进屋睡觉,他趁教师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边的路灯下面去看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的功课终于赶上来了,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还考了100分。童第周看着成绩单,心想:“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
童第周28岁时,得到亲友的资助,到比利时去留学,跟一位在欧洲很有名气的生物学教授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别的国家的学生。旧中国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外国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童第周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几年来,那位教授一直在做把青蛙卵的外膜剥掉的实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熟练的技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同学们都不敢尝试,那位教授自己做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童第周不声不响地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成功了。那位教授兴奋地说:“童第周真行!”这件事震动了欧洲的生物学界,也为中国人争了气。
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
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梅兰芳是一位有爱国气节的艺术家。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然后又向华北进犯,威胁北平和天津。梅兰芳痛恨敌人,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举家迁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爱。有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璃都挤碎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年底,日军攻占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
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朋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时,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看梅兰芳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回戏”(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呢?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大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又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清朝末期的时候,到处都是抽鸦片的中国人。因此,清朝派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林则徐到了广州才发现,外国人不但在鸦片上剥削中国人,就连在一些基本的贸易上也巧取豪夺。
那时候,在对外贸易中,清朝主要是进口一些西方国家的布匹等,而出口多是瓷器茶叶等,可是这样的贸易却让当时的清朝官员吃尽了苦头。原来在与洋商的贸易中,清朝总是吃亏:洋商在运输布匹的时候,常常在途中遇到风浪,船舱就会进水,布匹浸了海水质量就会受损。 可是他们欺负清朝官员没有办法检查,每当船舱进水的时候,这些洋商就会在到达港口前停在一些隐蔽的岛屿上把那些被海水泡过的布匹晾干,这样晾干的布匹一时之间很难检查出来,因此清朝的官员只有收下这些布匹,可是这些布匹一浸水,质量就会大大下降。 而清朝出口的瓷器、茶叶等,尽管用稻草扎,可是经过海上风浪颠簸,到国外时有很多瓷器碎了,茶叶受潮了,洋商则是百般压价。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查处鸦片的同时看着洋商使手段使白花花的银元流入洋人的口袋,很是心痛,却又无计可施。
有一天,林则徐在船舱上偶然捡到一粒绿豆,他看着这粒绿豆,突然心生一计。他到衙门后召集洋商,宣布道:“今后,我国进口洋布,同时进口绿豆。你们装船时,必须一行布匹,一行绿豆间隔排好,船到港口时,先验舱后起货,否则布匹一律拒收。”
紧接着,林则徐又召集当地的商人宣布:“出口瓷器时,必须在瓷器空隙处也放进绿豆,否则一律不得出口。”
就在林则徐宣布完规定不久,有一批英国商人的货船靠岸了。林则徐亲自验货。他问道:“船舱可曾进水?”英国商人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道:“靠上帝保佑,一路风平浪静,船舱没有进一滴水。”
林则徐微微一笑,下令衙役倒出绿豆,只见不少绿豆已经发芽,林则徐捡起一根绿豆芽,正色问道:“如果船舱没有进水,绿豆怎么会发芽呢?”英国商人哑口无言,只能按规定接受罚款。英国商人想:中国的瓷器运出去的时候,多有破碎,到时候以牙还牙,一定能把这笔钱捞回来的。
等中国的船舶到英国港口的时候,英国商人都涌了过来,想把在中国港口的损失捞回来。可是,这些洋商失望了,瓷器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一件破碎的。原来林则徐让人在瓷器中塞满绿豆,而且洒上清水,这样绿豆一发芽,就可以将瓷器中的空隙全部填满。如此一来,任凭多大的风浪,瓷器也安然无恙了,而且这些发芽的绿豆也可以做为饲料出售,一举两得。英国商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何亮亮:1926年3月20日,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正紧密合作的国共两党,遭遇了“3·20事件”又称“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的黎明,一队队士兵奉“校长”蒋介石之命,穿过广州街道,分头执行任务,李之龙从被床上拖起,当场被捕,海军局被占领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到了包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苏联顾问团的住宅受到了监禁。周恩来被软禁,汪精卫的住宅被军队以“保护”的名义包围了。
广州全市实行戒严,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之后,何应钦把驻守的潮汕的第一军中共党员全部扣押了。蒋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扩大了事态。
事态发生后,毛泽东马上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当时在传达室等候的秘书沈雁冰,听到会议室内响起了高声的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当时主张,蒋介石是在搞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中央执监委到达肇庆之后,就会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中共所用。
不过毛泽东不是中共的决策人,他只能阐明自己的意见,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是季山嘉表示反对。陈延年也就跟着犹豫起来了。
“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的预演,他是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提出了“暂时休假”,3月25日突然就“失踪”了,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逼苏联首席顾问季山嘉回国。蒋介石初试锋芒,便一举成功,但他仍然声称,我绝不承认3月18日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仍保留其“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
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共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如毛泽东所说的“得步进步”了。
1912年严复担任北大校长之职,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他认为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
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支埃德加·斯诺赠给项英的"派克"钢笔。这是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长12.5厘米,暗红色的塑料质笔身镀有金色的圈纹,已经有些变黑的金黄色笔头上依稀可以看出"PARKERJUOFOLDPEN"字样。这种老式的"派克"钢笔现已存世不多,再加上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便更显其珍贵。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1928年来到中国。曾作为《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沿着中国2000公里铁路沿线遍访南北重镇。后来,又担任《芝加哥论坛报》的驻华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中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并和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收集了关于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外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撰文,颂扬八路军、新四军在对日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38年8月,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他采访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在湖北、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和陈毅等一起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并取得了一次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在新四军中,项英任副军长,协助军长叶挺率部在苏南、苏北、皖东等地,对日军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创建了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这次采访中,项英向斯诺谈了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他和陈毅等一起领导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怎样以斗争求生存,并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周旋等等。这使斯诺对他由衷的敬佩,他认为红军和游击队是一支"决死"的部队,这样的部队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采访之后,为表示自己的敬佩之情,斯诺把自己从香港带来的这支"派克"钢笔送给了项英。对于作家和记者的斯诺来说,他认为没有比笔更好的礼物了。
项英深信,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用他的一支笔,支持了中国的革命和抗战。因而,他非常珍惜这支钢笔,从1938年8月到1941年牺牲,他一直随身携带这支笔,就是用这支笔,不知草拟了多少文件,写了多少篇重要文章,如《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论目前国内外情势》、《本军成立两周年纪念感言》等,都是这期间的著名之作。
1941年1月,蒋介石调集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伏击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虽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项英率周子昆等隐蔽在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杀害。
项英牺牲后,他的警卫员挥泪告别了项英的遗体,携带这支钢笔,历尽艰辛,突出了敌人的重围,终于见到了新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政委曾希圣。他们把副军长项英牺牲的情况向曾希圣做了汇报,并移交了这支钢笔。曾希圣把这支笔交给新四军军部的通信科长胡立教保存。1943年,胡立教又把这支笔交给了军部的机要秘书顾雪卿。新中国成立后,顾雪卿把珍藏多年的这支钢笔送交到南京军区干部部。1959年,南京军区又把这支钢笔送到军事博物馆收藏。
我国的北方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不但风光奇特,还为人们饲养着牲畜,造福人类。从古到今,有多少志士豪杰歌颂它,赞美它,为它的雄风所倾倒!草原上的赞歌代代流传着。
南北朝时期,北朝东魏有个敕勒(chìlè)人叫斛(hú)律金,是个武将,英勇善战,还性格豪爽,爱唱民歌。有一年,东魏统帅高欢率军和西魏打仗,战事不利,伤亡很多,将士们情绪低落,都低着头闷着声。高欢就对斛律金说:“你给大家唱支歌吧!就唱那支《敕勒歌》!”
“好!我就唱!”斛律金站在将士们面前,放开喉咙唱起来:“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一支非常有名的民歌,生动地描绘了草原上迷人的景色。斛律金当时快60岁了,仍然声音雄壮洪亮。他连唱了几遍,歌声回荡在战场上,给人力量,给人鼓舞,高欢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将士们的情绪又振奋了,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深情。他们怀着这种情感,又杀上了战场。
高志航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
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在晕晕乎乎地给着他维持生命的感觉。大概是周围环境的活动引起了他一丝注意,他将眼睁开一线,矇矇眬眬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护士将一张报纸摁在墙上,然后拿一根棉签蘸着另一个医护人员举着的一瓶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挺大的字,他们把报纸拿到他眼前,他目光一扫,看清了这几个紫光闪闪的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装作没有反应,把头转到了右侧,报纸也移到了右侧,挡着他的目光,他又将脸转到左侧,他没有看见这行字,他不要看。房间里又是一片轻声的嘀咕,一个人向自己俯下身来,敦厚的长方脸,有些凸起的大眼睛,稍有些肥厚的下巴,他要和自己说什么,刘少奇知道,这是自己原来的卫士长。他闭上眼,耳边响起了卫士长敦厚的声音,他在念报纸上那行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声音似乎在安慰他,表明中央很关心他,他闭着眼不做任何表示,他已经大概知道将会对他做出怎样的安排。他是无力反抗这个安排的,只不过从医学上需要他衰弱的生命配合这个安排,才能够完成转移。在阴暗的秋光中开始了对他的转移,那多少有点像过去战争年代对伤员的转移。他听之任之地躺着,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衰朽。长期的糖尿病和多种疾病的折磨早已使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体,没有人为他更换衣服,他浑身上下肮脏不堪,那种湿粘的感觉、恶臭的气味无时无刻不浸泡着他并未麻木的感觉。医护人员每次走到床边进行必要的医疗操作时,他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压抑不住的嫌恶,倘若可能的话,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完成护理,以便匆匆离去。现在,他麻木不仁地听任着这些处理,自己恶臭的衣服被一件一件解除了,身体被包裹在一个白色的床单里,又包上了一条棉被,被子外面又裹上一条床单,像躺在美国兵的睡袋里一样。粘臭的衣服剥去以后,躺在这个比较干净的包裹中倒觉出一点清爽,清爽的床单也让他觉出自己浑身上下的肮脏与湿粘。他知道自己早已完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资格,倘若王光美能够在身边,她一定会为自己浑身上下做一次擦拭和清洗,再换上一身干净的内衣,就是死,也要死得尊严,死个舒服。他被搬到担架上,又被抬进救护车里,几个熟悉的面孔在身边很严厉地出现,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员在监护着一切,救护车里还有一两个护士和自己原来的卫士长。跑了很长一段路,他被抬出救护车,他微微转动着眼睛,看清这是飞机场。他被抬进早已等候的飞机后舱,飞机很快起飞了,身体飘悠悠地如上天堂一样。这段飞行颇像一段梦境。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坐过一次船,船很小,江很宽,天黑黑的,对岸的灯光稀稀寥寥。船开了以后,他觉得黑夜中的天地、江水和岸边的灯光都在旋转,在恍恍惚惚的旋转中他好像睡着了,那个旋转的夜景就成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梦境。此刻他闭上眼,又觉得黑暗中的世界像梦一样旋转着。飞机降落了,落地时的震动和颠簸使他从旋转的梦中多少醒来,他被抬下了飞机。夜晚的机场一片黑暗,装点着冷冷清清神奇古怪的灯光,当他被抬着往前走时,黑夜中的景象又很优美地旋转起来,外面的空气很新鲜,一直走下去会很舒服。然而他很快就被抬上一辆救护车,听见从北京跟随来的人与这里的人在交接着什么,随后救护车呼啸着开出了机场。大概是卫士长趴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这是河南开封。”等他再被抬出救护车时,看到自己被抬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所谓院子,就是四面都是三层楼的楼房,包围出一块像监狱一样阴暗而又闭塞的空间。在朦胧的路灯光中,他似乎看到了密布的电网。他闭上眼,灯光电网便在眼前扑朔迷离地旋转起来,他像一只可怜的小飞虫落进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中。他已经被“交接”完了,北京来的人都不见了,再出现的是一些新的面孔。看到很多 军人在院子里活动,他被严密看守着抬进了四座小矮楼中的一座,拐了几个弯进了一层楼的一套阴暗的房间里,房间是里外间,他被放在了里间屋的床上。他懵懵懂懂地想到,这其实并不是战争年代转移伤员,而是在转移一个重要的敌军俘虏。想到这个“敌军俘虏”身患重病,给转移带来如此大的麻烦,他多少生出一丝自嘲的微笑,那微笑在灵魂飘荡的世界中像片微弱的曙光,照亮了黑暗的地平线。地平线所包围的大地也是黑暗的,只朦胧知道那里起伏着千山万岭,也知道自己曾经在千山万岭中跋涉过,现在都看不清了,大地是黑暗的,天空却亮得有些晃眼。毛泽东戴着一顶灰蓝色的八路军帽高高矗立在天空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形象。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房间里十分阴暗,窗外的天空他基本上看不见,厚厚的窗帘终日紧闭着,头顶上惨白的日光灯倒是日夜亮着,照着他这个清白无辜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汁液在逐步耗干,身体越来越干燥轻飘,像一段被烘干的树木渐渐失去了弹性,四肢和身体越来越僵硬。他不禁想到一个木匠的言语,那还是在延安窑洞前看一个木匠为窑洞做门窗,木匠一边刨着木头一边讲着木料在做门窗家具前都要被烘烤,自己当时背着手站在阳光下,笑眯眯地问道:“为什么?”木匠指着身边的一棵小树说:“木头不烤都有性子。”说着他站起来,用手将小树弯过来,一松手,小树又弹了回去,木匠说:“这就是树的性子。”木匠又拿起手里正刨的一段木料说:“这块木头已经烤过了,没了性子,它也就不会弯曲了,硬要弯它,它就会断。”当时他就悟出了性子就是生命的标志,活树有性子,被烤过的死木便没了性子。现在自己正在被烘烤,身体正在逐渐失去性子,终有一天会轻飘飘地升入天国。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但他已经没有信心阻挡这个趋势,就像他没有信心阻挡那将他打倒的政治大潮一样,生命的责任心只是使他每天还在极力记住今天是几月几日。1969年的11月开始了,屋里更加寒冷,按照国家的取暖规定,11月15日以后才会有暖气。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坚持到11月15日他此刻并不多想,他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自己最后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开始浑身发冷,接着又浑身发热,然后冷热交加进入了半昏迷状态,耳边听到医护人员在试完体温后说道:“摄氏三十九度七……摄氏三十九度八……摄氏四十度……”他在烧热中晕晕乎乎地飘荡着,真实的感觉是,这种高烧的晕乎状态其实是十分幸福的,它多少有点像在一只暖暖的船上被太阳晒着,飘游着,也多少有点像躺在白云堆里被太阳晒着,飘荡着。他这时还发现,死并不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人真正接近死亡时,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去向。一生都在奔跑,实在跑累了,支持不住了,往死亡的铺位上一躺,把自己交代出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辈子说解放,到头来发现死亡是最彻底的解放。在一片烫热的晕乎中,听到周围有人在说:“好像是肺炎。”又听见有人说:“也不能完全确诊。”又听见有人说:“要不要送医院?”又听见有人说:“不准许送医院。”停顿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就眼前的这个条件,尽量治疗吧。”浑身的疼痛在一片高热的昏迷中变得麻木之后,灵魂多少有点游离于身体之外。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还在高烧不止,也隐约知道现在已经是1969年11月11日深夜,他的生命正在做最后的表现。生命常常是很执著的,总是挣扎着要生存下来,哪怕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做着消耗性的坚持。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高烧摄氏四十度以上,也隐约听到护士在说:“瞳孔已经失去了光反应。”他知道自己正张着嘴,困难地喘着气,房间里的几个医护人员在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他异常清醒地观察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演变。已经熬到了11月12日晨六时四十分,医 护人员不得不发出了病危通知。他不禁有些讽刺地微笑了,这个通知发得不算晚,但又已经很晚了。五分钟以后,灵魂进一步解脱,自己轻轻飘离了身体,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决定不再承受身躯的任何痛苦,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全部活动终结。当“他”浮浮荡荡在天花板上观看自己死亡的场景时,多少对这几个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医护人员生出一丝善意的感激,因为“他”曾听到他们说:“人已病危,能否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他”也看到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一两个比较负责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这个“特大的战俘”,他们只有看管的权力。“他”还在半空中飘浮着,“他”在观看自己身体的最后结果,毕竟“他”在这个身体中寄宿了七十一年,永别了,难免产生一丝眷恋。这个身体早已被烘干,失去了性子,干枯地躺在那里。“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人抬到楼外廊檐下,几个人走过来端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照,这显然是一个必要的程序,要向革命的“最高司令部”汇报他这个“头号战犯”的死亡。现在应该是11月13日的凌晨了,“他”看见跟随过自己几十年的卫士长面色阴暗地出现了,卫士长听着一群人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便蹲下身来。自己的遗体上早已盖上了白床单,卫士长将白床单掀开,露出自己的头,白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眼睛、嘴和鼻子都变形了,看着这副苦难的面貌,“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怜悯。过去的七十一年真是太执著了,太辛苦了。看见卫士长用剪子剪短自己的白发,又用刮胡刀轻轻刮去自己的胡子,用手轻轻捏着将自己的嘴、鼻子和眼睛稍微捏正。自己的面孔已经冰凉,“他”能觉出卫士长那肥厚的手指头的潮湿和温热。对于自己的身体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受到一个生命的善意触摸,“他”不禁有些感动。虽然“他”此刻浮荡在空中,早已超脱了下面的尘世,然而那千丝万缕的眷恋却尚未完全割断。看见自己的身体被套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上又穿了一双皮鞋,衣服不是自己的,皮鞋倒是自己穿过的,看到自己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他”为自己生命的最后表现感到满意。现在该是1969年11月14日深夜十二时了。他终于没有熬到来暖气的这一天。“他”看到自己的遗体被一块白床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然后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走了,“他”盘旋在空中,像直升机一样跟随着这辆吉普车。寒冬中的开封一片黑暗,稀疏而冷清的路灯光照着颠簸狂奔的吉普车。“他”非常不满地看到,由于吉普车太小,自己的两只脚露在了车厢外面,随着车的颠簸,两只脚硬挺地颠动着,仿佛是一截完全失了性子的干木料。已经是11月15日零点,从理论上讲,此刻中国北方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开始生火取暖了,而他却被拉进一个特殊的生火取暖的地方:火化场。不知什么时候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中还飘起了零星雪花,这也许是天地对共和国主席的逝世表示的哀悼。当他在雨雪霏霏的天地中盘旋时,感到大自然的哀悼其实比人间的哀悼更悲壮。广袤的华北平原被雨雪与黑暗笼罩着,火化场也一片黑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盏灯特别刺眼地在黑暗中亮着。看见几十个军人将火化场全部封锁戒严,一些人拿着喷雾器喷洒着消毒药水,当吉普车开进火化场时,火化场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及手套,如临大敌。“他”俯瞰着眼前的一切,不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知道火化场已接到通知,要紧急火化一个最危险的烈性传染病人,所有的人都爱惜生命,所有的人都惧怕传染。“他”看着自己硬邦邦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当火化炉的铁门关闭后,“他”透过铁壁看到了里面熊熊的火焰。知道自己的遗体已经化为灰烬,“他”悬在半空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好像一个被线牵着的风筝终于断线了,可以随风自由飘去了。在无边的寒冷黑暗中,“他”远远地看了一眼 自己身体火化后留下的灰烬,它们被装进了一个极为普通的骨灰盒。骨灰盒自然没人认领,暂时寄存在火化场,“他”盘旋着俯瞰了一下,在《寄存证》上填写着这样几行字:“骨灰编号:123;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71;性别:男。”刘原是“他”活在世上的一个儿子,刘卫黄自然是“他”的代用名。其实刘卫黄也好,刘少奇也好,不过都是符号,现在生命已经结束了,符号又有什么好讲究的呢?“他”像一只自由的风筝高高地飘到空中,遥遥俯瞰着雨雪霏霏的黑暗世界。对这个世界“他”已经超脱了,只不过对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眷恋。由于这丝眷恋,他还会在去天国之前盘旋一段岁月,观看这个人间的变化。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1927年5月从军,在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教导队任班长,后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先后任红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团参谋长等职。红军第五“反围剿”失败后,任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闽浙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方展开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粟裕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三营,粟裕任第2支队副司令员。不久,军长叶挺任命他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先期率部进入苏南敌后作战。1939年,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40年10月,粟裕率部与国民党亲日军在黄桥进行决战,他采用“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数倍于己的敌军切成数段,共歼敌1100余人,实现了新四军与南下八路军的胜利会师,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皖南事变后,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领导苏中、浙西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3月,粟裕精心组织发动了车桥战役,他集中数千人的部队攻坚打援,一举攻克车桥据点,共歼日军465人,伪军500人。当捷报传到延安窑洞,慧眼识将才的毛泽东当场说了一句极有预言性的话:“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日本投降后,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迎击大举进犯的国军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1946年10月,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粟裕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具体部署和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其中莱芜战役以损失仅为敌军1/9的代价,创造了歼敌7万的新记录。陈毅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虎口拔牙,采取正面突破、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和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将号称“常胜军”的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的整编74在师在孟良崮予以围歼,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消息震撼南京,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1947年7月,陈毅、粟裕率华野进军鲁西南,与刘邓 、 陈谢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1948年5月,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6月中旬起,粟裕指挥了著名的豫东战役,先克开封,又围援敌,共歼敌9万余。同年9月,组织指挥济南战役。他把参战部队分成东西两集团,对济南实施钳形突击,激战8昼夜,攻克济南,歼敌10万余。
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南下,打响了淮海大战的第一枪。战至22日,黄百滔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全部覆没。11月25日,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12月4日,粟裕率部将仓皇撤离徐州的杜聿明的3个兵团共30万人合围于陈官庄一带,两天后,全歼了孙元良兵团。15日,被围19天的黄维兵团被全歼。1949年1月6日,粟裕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淮海战役,共计歼敌55万余人,是大决战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解放军兵力少于国军的情况下进行的。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1949年4月,粟裕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以三野组成的中、东两集团军,于20、21日突破长江防线,23日解放南京。5月下旬,粟裕又精心组织指挥了淞沪战役,激战半月,歼守军15万余,解放大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粟裕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文革”中,粟裕淡出军、政届。“文革”后,回中央军委担任常委,后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爆发性肺炎在北京去逝,享年76岁。留下的遗嘱是:身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只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转战数载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他身前主要军事著述有《战时参谋工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等论文和战争回忆录。
粟裕从班长成长到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身经数百战,战争熔炉把他铸造成常胜将军,刘伯承赞扬说:“粟裕将军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粟裕精于运筹,善于用兵,具备精湛纯熟的指挥艺术,他以高超的军事思维才能和不败的记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极为精彩的一页。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在许世友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要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忠诚、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把自己喻为毛泽东的“匣中宝剑”,毛泽东指向哪,他就杀向哪,士为知己者死,剑为识己者啸。
许世友常讲:“毛泽东两次救我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救许世友,牵涉到中国革命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三十年代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以後,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仍然对红四方面军的全面工作负总责。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後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於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决定,敢於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无庸讳言,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
但谁也没有料到,许世友自己跳出来,差点儿弄丢了脑袋。
那时,许世友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天,校长林彪紧急召开学员大会,他悲痛地告诉大家:“……董振堂部的千馀人在高地区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整个西路军失败了,部队损失约两万人……”
西路军的厄运震颤了红四方面军每一位官兵的心。西征前,他们曾南征北战进军川北,解放南充,转战川康,三次穿越无人眕的雪山草地。艰辛的岁月,使他们有苦同受,挤身而眠,如今昔日的手足战友,长眠黄沙,悲壮牺牲,怎不令人痛心疾首?於是,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都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
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恸哭。炊事员把饭菜几次热了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恰在西路军以二万人伤亡大败而归、有很多人形如乞丐一路讨饭奔向陕北的时候,批张国焘的斗争开始了。殊不知在那个环境下,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已开始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抗大的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将作替罪羊被批斗,有口难辩,人人自危。
开完了批斗张国焘的大会,各队又开小会,批到红四方面军部战士身上来了。许世友忍不住了:“中央已经定了调,张国焘犯错误,不等於红四方面军的官兵都犯了错误嘛!”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托洛茨基,老子不懂!”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张国焘的会转成批斗许世友了。
许世友被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一些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纷纷来探望,来一个哭一个,还传说中央要枪毙周纯全、何畏、
张国焘。许世友骂道:“你们就知道哭,眼?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 “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千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毛泽东二顾牢房 许世友终生感激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示赞成,多日不见的笑容重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脸上。 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到第三天时,延安有两个营职干部、二十多个团职干部、六个师职干部、五个军职干部愿意走,其中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人。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达四川会合刘子才再说,一切计划都是许世友做的,路线图也是许世友画的,还有写给毛泽东的信,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 谁知临走那天王建安变了卦,他意识到这是对不起中央、叛变革命的行为,於是悄悄将计划密告了党支部书记谢富治。 结果,密谋逃跑的人全都抓起来了,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刚出事,他的妻子(第二任)就托人带信给许世友,提出离婚。许世友又气愤又绝望:“臭娘们,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呢,离就离!” 但许世友这一次痛心疾首地哭了。同志的误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吗?许世友的心彻底凉了,他把这一切都记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审讯期间,有人主张,许世友“大骂党中央”,态度如此恶劣,应该宣判枪毙,免得为党留下後患;有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枪毙了一个许世友还会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将领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还有人跑出来煽风点火,企图把事情闹大,惟恐天下不乱…… 毛泽东冷静地想到了许世友。 他再次翻开许世友出走前给他写的那封信,陷入了沉思:许世友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没有起到多少好的作用,硬把事情做绝了,硬把人家逼上梁山,人家能不造反吗?许世友的问题就要定性处理,中央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力排众议啊!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於“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 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开特别军事法庭公审许世友等人逃跑一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馀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不等。 惩罚之後,毛泽东礼贤下士地看望了每一个人。 毛泽东先托人给许世友捎去一条“哈德门”香烟,徐向前带领西路军残部刚到延安,他又叫徐向前“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做了这些铺垫以後,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许世友。 许世友在牢房里度日如年。一天,看守的战士说:“许世友,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开始,许世友以为听错了,没有当回事。战士又重复了刚才的话,这回是真的,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不见!” 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牢房门口。 毛泽东低头进了牢房,站在了许世友面前,道:“许军长,让你吃皮肉之苦啦。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四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站着的毛泽东,接着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连鞠三躬。 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此时并没有感恩之状,他在想:你既然批示抓我,让我 受尽皮肉之苦,难道两片嘴赔个礼道个歉,就算拉倒,没这么便宜的事!我许世友也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 毛泽东在吞云吐雾中进了许多道理,说明张国焘的错误,说明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区别。许世友不说一句话,只是听着。毛泽东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便婉转地结束了第一次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决定二看许世友。这一次,毛泽东一开始就变换了口吻,毛泽东脱下帽子说:“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的了!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顿觉心头一热。 毛泽东接着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张国焘就是张国焘,你许世友就是许世友,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毛泽东这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许世友,这个刚强的汉子掉下了热泪。 毛泽东趁热打铁,谈起张国焘错误的实质、危害和根源,张国焘的“愚民政策”和两面手法,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等等,讲着讲着,毛泽东情不自禁地亲自为许世友打开了脚镣、手铐。许世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迸出一句话:“斗争中考验我许世友!” 毛泽东又亲自把一杯开水放在许世友的面前,说:“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没有你这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说是不是?我爱都爱不过来,岂有处斩你之理!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旁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 毛主席两救许世友 “主席,今天我终於认识到了,你讲的话句句在理。 以前我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在报复我们四方面军,其实不是这回事。我在思想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许世友突然间“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给你几句话,望你时刻铭记。” “哪几句话?”许世友有些迫不及待。 毛泽东幽默诙谐地说:“单用鼻子闻,认不得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接着,毛泽东又补充,“除我例外。” 许世友闻言,爽朗大笑。 後来,许世友谈起他和毛泽东的会面,情深义笃地说:“毛泽东主席的一席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泽东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部啊!我郁积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许世友还讲道:“以後在抗大多次聆听毛泽东讲哲学,讲政治,讲军事,讲形势,得益匪浅,更加感受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从此,我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疑,对毛泽东深为敬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经过自身痛苦的经历也从思想上、行动上团结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的亲自干预下,许世友被释放了出来。 放出来的第二天,许世友特地把脸面整饰乾净,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许世友登门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很是高兴,他知道许世友爱喝酒,便让警卫员打来一坛子“延安醇”酒,对许世友说:“事先没有准备,下酒的菜不多,但酒管够。” 许世友“哈哈”大笑,抱着酒坛子,“咕噜”灌了一口,他用袖子抹了一下嘴角,眼帘潮湿地说:“知我许世友,唯有毛主席您……” 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边喝酒,一边亲热地交谈。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还得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到抗大去当校务部副部长吧,那里工作不是很忙,你正好可以半工半读 ,把拉下的功课补上来。”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许世友兴奋得不得了,这顿饭,他竟把一坛子白酒喝了个底朝天。後来,毛泽东又把许世友派到山东抗日前线,当八路军的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此,一些人说,怕不放心,派他出去带兵打仗,会不会“出事”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这些人,他绕了一个弯子说:“要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 1941年3月15日,许世友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召开的大会上首次公开登台“亮相”。 “毛泽东派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持打出去,打垮投降派的进攻,打出山东的新局面。” 许世友一口气吼出了七个“打”字,几乎“打,打,打”之声不绝於耳。 白天开的会,夜里就打上了。 许世友指挥部队,兵分三路,合围牙山,首先拿蒋介石的一个区长蔡晋康开刀。前後只用三天时间,把蔡晋康这个“司令”一下子抹掉了。 夺取牙山,许世友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寻歼胶东最大投降派赵保原的主力……几年“打”下来,许世友果真打出了山东抗日的新局面。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了不起。” 实践证明,毛泽东确实有眼光,他派许世友到山东派对了。 此後,许世友凭着卓著的军功和对领袖的忠诚军阶直上,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後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开始了特殊将星的特殊岁月。 毛泽东二救许世友是在“文革”中。 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台上,站着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谭震林等四十七位老人。 这消息传到南京,使许世友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他一边在屋里背着手踱着将军步,一边自言自语道:“都打倒了,都打倒了,军队的老人都靠边了……” 这时候,南京军区也在空军政委江腾蛟的煽动下,天翻地覆地闹了起来。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许世友。 江腾蛟清楚,南京军区副司令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是许世友的老战友,更是许的左膀右臂,只要把这两位打下去,许世友就在军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非垮台不可。在江腾蛟的指使策划下,仅仅一夜间,陶勇在上海被“造反派”抄家关押起来,不久,就莫名其妙地“自杀”了,聂凤智呢,光天化日之下,“造反派”把他塞进麻袋里,一顿毒打,打掉了八颗牙。“造反派”还打算把装在麻袋里的聂凤智从南京长江大桥上扔进长江里喂鱼。许世友听说了,心急火燎地打电话派军区警卫营在半路上拦截,硬是把聂凤智抢救了下来。 许世友的家也被抄了,他的上将礼服被造反派用长矛戳得稀烂,连警卫员也被赶跑了。街上到处是“打倒许世友”的标语,造反派还成立了“揪许指挥部”。 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局势严峻,许世友心急如焚。 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些都是江腾蛟一手导演的。只是他担心造反派随时都可能冲击部队,冲击部队,那就坏大事了。许世友一边踱着步,一边在嘴念叨: 三国英雄无有好下场,死的死来伤的伤; 现在头上戴军帽,大不了回家种田戴草帽;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惹不起,躲开总可以吧。 许世友悄悄地离开了南京,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去了何处。面对中央三令五申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不得“躲”的指令,查遍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 政军主要负责人,当时没有一个人敢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许世友不管那一套,他先到无锡自己的老部下尤太忠任军长的二十七军“躲”了一阵子,接着他便被逼着“躲”进了大别山。但是,大别山也不是远离政治的世外桃源。就在许世友乐滋滋逍遥山中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就追上了山,说他要造反。这下,许世友可受不了了:“我有错误,在历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做过检查。”许世友的声音带着几分委屈和愤懑,“但我忠於毛主席,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我有错误可以由组织上审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攻击!” 许世友的两道黑眉像两条粗大的毛毛虫一样在额上蠕动,阴沉着脸听了几十秒钟对方的讲话。 “我不去!”许世友突然冲着话筒叫喊:“组织上审查可以,去接受人格侮辱不行!我许世友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受辱不答应!” 本来,许世友“避难”大别山,是要很好地静养一段时间的,没料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追”了过来。 许世友的身体拖垮了,精神也拖得几乎崩溃。自从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他的嘴边又多了一句顺口溜:“文革,文革,用文章割头;小组,小组,充其量是个小卒。” 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很是不满,“娘的,老子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甜日子,硬是让这些小人们给搅苦了。毛主席身边有坏人,有奸臣。” 许世友心情难以平静,造成这样的一个“残酷局面”,没有毛泽东发话是不行的。许世友身在大别山,心想毛泽东,他盼星星,盼月亮,就盼毛泽东讲一句能够安定局面的话。 毛泽东没有忘记许世友。1967年7月,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期间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毛泽东只好放?“横渡长江”的计划,愤然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毛泽东就问:“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没有?世友呢?”毛泽东认真地说:“许世友怎么不来看我呢?告诉张春桥,去把他的军区司令员给我请来,我要好好地和许司令聊聊天。”大家这才心领神会,忙着落实毛泽东的指示。 许世友是“反张的”,张春桥也是“反许的”。这点,毛泽东心非常清楚,毛泽东派张春桥去接许世友有着深层的考虑。这是毛泽东下的一着“妙棋”,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表态”。毛泽东想让“许张和,和为贵”。而作为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是带着胆怯的心情去见许世友的。许世友曾多次公开表现出“反张”情绪,说白了,他根本看不起“笔杆子”出身的张春桥。 当张春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从上海坐飞机赶到合肥去接许世友时,许世友从大别山上下来时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进上海见毛泽东,又怕进上海。 许世友随张春桥来到上海,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但他却做好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叫来一位非常信赖的部下,在极度隐秘的屋子,单独谈了一席话。 许世友悄悄地关严门窗,又拉上窗帘,这位部下敏锐地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我去上海。对主席,我许世友没说的,一个字:忠。对张春桥,我没底,就怕这个人捣鬼。把你叫来,安排一下後事。” 许世友话一出口,惊得那位部下坐立不安。 停顿了一会儿,许世友交代说:“我到上海去,没有事就好。要是出了事,你比我年轻。你是1920年出生的吧?比我小十五岁。你帮我办两件事:我的孩子还小,你要照顾他们;我死了,要把遗体拉回大别山,不能让人家火化了。” 这位部下非常熟悉《三国演义》中的“白帝城先主托孤”的故事,这是许世友在给自己讲叙他个人的故事:大别山许司令托孤。 听到许世友讲到此处,非常了解老司令的部下不觉眼角湿润。按许世友的脾气和性格,平时他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除了在 酒桌上,不分大小,随便说说笑笑,平常孤僻得很,难得找人谈谈话,更不用说“交心”了。 南京军区有位领导部向他汇报说,他们打算开个会,大家交交心。许世友听後,心一怔:是非颠倒,人妖不分,这是“文革”,还搞什么“交心”?於是,他眼睛一瞪:“你老是交心、交心,你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 这一次,许世友却一反常态,主动和部下“交心”。他去上海前的确作了“不能活命”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说:“许世友不能倒!” 两辆高级小卧车穿行在上海繁华的街道上。 张春桥坐第一辆车,给许世友的车带路去见毛泽东。 听到警卫报告“南京军区许司令到”後,毛泽东立刻停下手中正翻阅的文件,站起身走到门口,用他最高规格的礼节迎接许世友。 毛泽东接见党内的同志和高级将领,即使是周恩来,他也没有到门口迎接的习惯,这次许世友的到来,他却破了这个习惯,并脱口而出:“世友呵,一员虎将,爱将难得呵!” 许世友见到日思夜想的毛泽东,竟然泪水沾衣,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啊,您快下命令吧,社会乱得不行,我许世友不要这个乌纱帽了,还是让我回家戴起草帽放牛吧。” 许世友说完,走前几步,“扑通”跪倒在地,响亮地给毛泽东磕了一个头。 这是许世友二跪毛泽东,毛泽东心头一热,眼帘湿润,快步上前,双手把许世友搀起来,用微颤的声音说:“世友呵,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是这个样子?” 许世友顿时放声大哭,诉说委屈:“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主席啊,现在还有忠臣吗?” 毛泽东跟着流下了一串长泪。 他把许世友扶起来,抚摸着许世友的脊背,看到眼前的许世友比前些年瘦了许多,毛泽东的话音有些沙哑。 他欲说又止,沉默片刻之後冲着立在旁边的张春桥说:“世友同志是打不倒的,怎么能丢掉乌纱帽呢?你还是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嘛。张春桥,我说的对不对?” 张春桥连忙冲着毛泽东和许世友点头称是,又觉得毛泽东是单独召见许世友,自己无须在场,在场多馀,便悄悄地退出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把许世友拉到沙发前,一边点眕,一边说:“前些时,我到杭州,一位身兼军政要职的负责人同我谈到社会上要打倒许世友的事,?说许世友一贯反对我毛泽东,这是胡说,这些人不懂历史吗?你许世友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毛泽东嘛。 ”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许世友的心头涌起阵阵暖流。 许世友见到毛泽东,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 他竹筒倒豆子似的一古脑全倒了出来,有什么讲什么,无话不谈。许世友先谈到陶勇惨死事件。 这件事毛泽东曾听陈毅元帅在北京讲过,然而,现在从许世友的口中讲出,毛泽东更感到悲伤。 过了一阵子,许世友见毛泽东的情绪缓和了下来,他一口气着重向毛泽东谈了三条看法: 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动。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 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解放军。好容易搞成这么一支军队。“揪军内一小撮”非把军队搞乱不可; 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全国粮食不宽裕,农村千万不能乱,农村一乱,要饿死人,人命关天。 毛泽东这时又点燃一支眕,慢悠悠地说:“许世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统统讲出来啊。” “没有了。” 话也许讲得太多、太直了。 许世友不后悔,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揪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这是我讲的。 毛泽东召见许世友,一次谈话三次提到“许世友倒不了、许世友不能 倒”。这是毛泽东为保许世友在政治上发出的“信号”。 毛泽东了解许世友,信任许世友。 他绝对需要许世友“忠臣式”的忠诚,更需要军队尤其是各大军区“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对此,许世友刻骨铭心,临告别毛泽东时,他整了整军帽,立正向最高统帅敬礼:“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许世友。请看我许世友的行动!” 毛泽东的嘴角流露出欣赏的笑容,他重重地和许世友握手,直到送出门口。 许世友一生只跪过两个人,跪主席,跪母亲。 跪主席是忠,跪母亲是孝。 一忠一孝。 那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又派专机接许世友进京,住进了中南海,国庆那天许世友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亲密交谈。 短短的时间里,毛泽东两次会见许世友,规格高礼节重,许世友顿时身价倍增。 此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再也没有人敢打许世友的主意了。1940年2月,在风雪弥漫、摄氏零下40多度的大森林里,东北抗联杨靖宇同志遭到敌人围追堵截。两个警卫员一个英勇牺牲了,一个身负重伤隐蔽在树洞里。他只身一人,边打边走。
他刚到黑龙江濛江县保安屯附近,就被敌人的坐探发现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敌人扑了过去。杨靖宇选择了一棵大树作掩护,拔出两支短枪,左右手同时向敌人射击,独身一人和几百个敌人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他打回去了,一批批的敌人倒在了他的面前。
杨靖宇身负重伤,枪里也只剩最后一颗子弹了。他坚强挺起高大身躯,深情注视祖国壮丽河山,用热血和生命,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后壮烈牺牲。
日本强盗把他的遗体运到医院解剖,发现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杨靖宇就是靠吃这些东西,坚持战斗的。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十九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江雪芹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chai)豹,他们用特制的四棱筷子,放在江雪芹的手指中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还边恶狠狠的对江姐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在凶恶的敌人和夹棍面前,她丝毫不怕。但是不管江雪芹她怎样反抗,都敌不过凶恶的敌人,最后,江雪芹还是被惨无人道的敌人杀害了。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
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事件的开始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警钟要响起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最后的一言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谢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最后的尾声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痛苦的结尾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 万安、泰和、东固、源头、 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 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 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 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 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 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 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 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 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50师不 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 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 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 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 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 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 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 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 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 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 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 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 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 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十二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 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 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 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 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 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 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 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 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 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 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 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 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 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 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 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 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 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 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 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 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 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 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 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 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 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 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 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 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 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 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 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 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 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 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 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 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 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 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 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 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 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 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 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 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 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 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 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 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 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 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 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 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 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 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 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 针的结果。
红军第4军的成立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湘南特委和宜章、郴州、资 兴、永兴、耒阳等县县委及农军的有力配合下,于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接着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十余县的 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 7师和两个独立团,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由于湘南特委执行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脱离群众,在湘、粤敌人三个军约六个师 的南北夹击下,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三月底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 移。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危 害。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 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为由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时指责前委“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段变成无产,然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另组以何挺颖为书记 的师委,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致使湘赣边界被 敌占领一个多月。
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酃县、桂东 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政权等工作,并派人到耒阳、郴 州地区同朱德、陈毅联系。为了阻击敌人追击部队,接迎湘南起义部队和 农军,第1团进至汝城,第2团西进资兴。四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 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 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六月改称红军第4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军 辖三个师九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 支太少,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直辖第28、第29、 第31、第32四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 井冈山会师和红4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 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边界特委, 接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 军委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 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 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 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 策,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紧接南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 暴动。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 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十八日,由彭公 达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秋收起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 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起义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 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 政权。会议一致认为,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起义 后应建立无产阶段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 浏阳、平江、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 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 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由起义 地区各地方党负责人组成。
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 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湘东空虚,形势对我有利。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 工农武装,主要有原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由武昌乘船东进时,中途在阳新附 近上岸,进至修水地区,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由罗荣桓 带来的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分别位于修水、铜鼓、安源地区。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 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 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 吸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2团由安源的工 人纠察队和矿井队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以浏 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三个团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 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4团。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 铁路成了起义的信号。当天,右路第1团在前,第4团在后,向平江进军,在路 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4团突然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 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九月十日,第2团在安源开始行 动,先攻萍乡不克,后占老关,于十二日攻克醴陵,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 因遭敌进攻,部队经老关北上,于十五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骄傲轻敌,陷入 优势敌人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九月十一日,第3团在毛 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向浏阳进攻,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 市,十三日遭敌第8军两个团的围攻,经六小时激战伤亡较大,被迫向上坪撤 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下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保留 下来的部队,到达文家市集中。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行动 方向问题。他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重形势,主 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 击战争。会议否定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九月二十日,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转移。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 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 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 毛泽东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 州 起 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 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 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 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 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 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 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 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 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 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 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我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教 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 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 大好时机。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 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 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 日举行起义。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 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 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 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 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 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 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 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 法 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 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 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 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 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 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 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 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 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 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 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 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 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 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 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 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 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 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 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 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 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 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 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 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 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 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 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 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 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 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 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 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 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 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 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 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 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 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 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 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 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 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 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 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 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 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 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 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 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 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 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 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 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 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 种单纯防御辽沈战役
王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 分别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其中,东 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 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三十万人,防宋沈阳地区,作为防御中枢集团,以 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 令郑洞国率第两个军六十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孤城,牵制我军主力;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四 个师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 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敌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东北我军 于关外,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 东北我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 主力位于长春周围及长春、沈阳之间,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 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野战军已有十二个步兵 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 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 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土地,百分之八十 六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铁路线。
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 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 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 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 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 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 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但是林彪开始不愿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 作战,继则又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之敌,甚至想回长春,表现了 林彪思想上的右侧保守。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发起 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无暇东顾。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日决定了南下北宁路作战部署, 以六个纵队另四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 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二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 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六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
九月十二日,东北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十月一日,分别歼灭了绥中、 沙后所、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路锦州至秦皇岛 段上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 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敌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慌忙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七个师,连同 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的兵力,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 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由第九 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团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以掌握主动权 的指示,决定增调第1纵队(欠第3师)第2纵队(欠第5师)由辽西南下, 参加攻锦作战。最后确定攻锦的部署是:以主力第2、第3、第7、第8、 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锦州 之敌;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处师,在塔山地 区坚决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1纵队(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 队。另以第5、第6(欠第17师)、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位于 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以第12纵队南下通江口地 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经第 1 兵团指挥九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十五日,即攻 占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俘)以下十万余人,封闭了东北敌军陆上的 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攻锦州胜利 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 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军等部投诚,我军解放长春。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坚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葫地区之敌继续东西 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敌经由陆 路或海上撤逃。这时,毛泽东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北 野战军不找锦、葫,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 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北我军必须部署有力兵团 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十月二十日,东北我 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两个纵队位于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 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求歼敌廖耀湘兵团,并以第5、第6 两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我军主力由两 翼插至廖耀湘兵力后方,围歼该敌,并以第12纵队率五个独立师,星夜 兼程南下,以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至二十五日,敌人在黑山、 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 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我独立第 2师阻击,误认为是我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二十六日, 我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采取边 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至二十八日,即将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 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二十八日,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东北我 军即以第1、第2、第12纵队向沈阳,第7、第8纵队向沈南,第9纵队向营 口急进。十一月一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二日,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 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我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锦西、 葫芦岛之敌十二个师于九日分别逃往天津、上海。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 整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 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 战略意义。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区在东并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前后,也相继发 动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
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一部配合下,于九月七 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察绥战役,解放了绥东、察北广大地区, 进占 包头,包围归绥,歼敌二万一千余人,迫使傅作义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 军队,不敢大力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进行 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十万余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 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 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 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的: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 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接着,我军又收复了临沂、烟台等地, 除青岛外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
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和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十八日,先后进行了澄合、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胡宗南部六万 余人,将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郑州战役,使敌人未能抽 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
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 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就使我们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 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 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 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 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 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 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 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 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 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 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 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 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 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 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 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 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肖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 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 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 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 大转折点。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 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 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 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 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 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 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 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 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 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 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 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 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 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 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 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 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 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 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 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 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 口地区之敌。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 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 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 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 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 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 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 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 104、 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 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 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 沟。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 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 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 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 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 路被切断。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 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 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 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 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 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 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 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 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东北野 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第12纵 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 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 冀中军区第 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 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 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 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 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 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 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 兵团指 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 兵团 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 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于二十四日 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 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 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纵队共二十 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 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 三万人。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 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 1、 第 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 2、第 3兵团进至 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 《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 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 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 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 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 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 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 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 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 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淮海战役
一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 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 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 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 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 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 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邱;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 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 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 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呀。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 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后团, 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 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 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 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 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 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 兵团(孙元良)已向东撤走,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 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 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 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 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 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之敌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 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 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 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 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 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 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 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 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 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 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 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 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邱地区之 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 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 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 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壁。十一月八日,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原作者: 吴连登
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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