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牛棚中的“性启蒙”

　　“群专”是“无产阶级反动群众专政”的简称。“文革”中，每一个组织单位工矿学校都把辨别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聚集起来控制劳动。劳动改造成为全民必修课，全国遍地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劳改队，俗称“牛棚”。听来似乎是全国养殖业大繁荣，其实是杂七杂八的“牛鬼蛇(snake)神”一切关在一路，每日由反动造反派带出去无休止地劳动。 

　　劳改生活我早已习惯了，进了“牛棚”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劳动而已。但这种“牛棚”对我来说真感新鲜。1965年将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及一些队长、政工人员等等也跟我在一座“牛棚”里，天天被拿枪的造反派押着劳动。这里必须补充一句，我1965年从南梁农场押走的时候，南梁依然属于农垦部门治理的国营农场，1968年返来，它已经改制为军垦单位，成为兰州军区下辖的农建十三师第五团，生产队组都改成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武装连，反动群众都配备有枪枝弹药，男男女女人人一套绿军装。原来被管的管人了，原来管人的被人管，而且是被很神气的挎枪的武装战士管。孔夫子的古训整个颠倒过来，成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确实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让我诧异的另有，被看管的干部劳动起来比我认真踏实得多。我早已在劳改队里练就了一身磨洋工的本事，他们不，他们比反动群众劳动还自动，人人都可评为劳动模范。认罪的态度也比我好。从反动群众对他们的批斗和大字报上来看，他们的罪名像是比我还重。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和《资本论》的启发，我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熟悉到错的不是我而是当局，这点我已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而这些“走资派”不论在批斗他们的会上或会下，个个都低头认罪。尽管他们的罪在我看是不能认的，因为那可是“反对毛主席”的罪!文化大反动的一大特点是人们犯的任何罪错都直接与“反对毛主席”挂钩，哪怕在街上撒泡尿都能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我的“右派”罪过虽然很重，所幸是“文革”前犯的，没有涉及到毛主席老人家。而听听他们罪名下的罪过，不过是执行了农业生产的一般性正常治理而已，但种种正常的生产治理明天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管、卡、压”，当然等于反对毛主席了。更让我长见地的是，只要他们低头承认“反对毛主席”这项重罪，反动群众像是就心写意足了，并不会根据他本人承认的罪名给予判决，立即拉出去枪毙。在批斗会上呼唤得震天响的各种令人惊心动魄的血腥口号，显示出反动群众得到胜利的高兴心情。每次批斗会的内容都一样，并不能批出什么新鲜材料来。可是尽管如此，也不厌其烦地隔几天来一次，聚聚散散，散散聚聚。然而我心里里也感到不公:我并没有反对毛主席，却劳改三年再三年，他们反对了毛主席，只是拉到台上斗一斗，顶多挂挂牌子坐坐土飞机。这叫什么“大反动”?倒像是是在玩游戏! 

　　但是，在南梁农场的“牛棚”又名“群专队”里，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间睡觉(sleep)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寥寂。原先整人的人和曾被他整的人混到了一路，不分大小高低，重新洗牌，这时我仿佛也有了反动的快感，正如事先流行的反动歌曲唱的那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反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在时移事移、干部遭殃的时候，在“牛棚”里我还感受到一种暗暗的尊敬。1965年我被送进劳改队前，我在南梁农场的绰号是“老右”——“右派分子”；1968年从劳改队又回到南梁农场的“牛棚”时，绰号变成为“老修”，即“反反动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给我定的正式罪名仅仅是“

反反动分子”，怎么多了“修正”二字呢?原来，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我再次送进劳改队之前，农场领导(就是现在跟我关在一路的干部)曾命令我写一份思想搜检，交代自己对右派罪过的熟悉。我一方面为了显示思想交代得彻底，一方面也是因爱写作的坏习气，况且纸和笔都免费提供，更有一种发泄不满的心理作怪，竟洋洋洒洒写了份近万字的《思想搜检》，远远超出了领导的要求。结果，《思想搜检》成为我的“反反动纲要”。这份“反反动纲要”的要点在宣判我的公审大会上曾向干部农工宣读过，等于替我做了一次反反动宣传，搞得南梁农场人人皆知。谁知，三年后，闹起了文化大反动，全国揭发刘少奇邓小平，干部农工们发现我的“反反动纲要”竟然和这些大“走资派”不谋而合:对内主张承认农户家庭在个人经济中的地位，开放城市农贸市场，许可包产到户甚至单干；对外主张与所有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宁静共处，少支援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国家。这种主张在“文革”中被概括为刘邓路线的“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我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农场底层日日夜夜劳动，思想上居然和最上层的“走资派”相通，这不能不让人侧目而视，觉得我“不简朴”。正好，“牛棚”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都有了，还差个“修正主义分子”，我就顶了这个位置，平时以“老修”称之。 　　人们崇拜英雄，也崇拜大暴徒，只要这个大暴徒坏得出奇，坏得特别，而且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干系。我在人们眼中就是这样一个坏得特别、坏得出奇，对他们都没有危害的大暴徒，从而赢得一份特殊的尊敬。“老修”实质上是一种略带亲热的昵称，不但曾把我送进劳改队的“走资派”常给我烟抽，连看管我们的武装战士有时还跟我开一些下贱玩笑(现在叫“黄段子”)。 　　中国各组织单位工矿学校的“牛棚”，在1969年春季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逐渐撤销。“九大”像是是文化大反动的总结，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反反动”被永远开除出党，选出了林彪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我悟到这才是“文革”游戏的真正目的，怪不得小“走资派”承认反对毛主席时没有把他们枪毙，现在都“一风吹”了。毛主席说“反动委员会好”，于是所有大大小小的组织单位工矿学校包括街道居民都成立了反动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抓反动，促生产”，当然主要依然抓反动。农建十三师五团也不例外，跟我一路关“牛棚”的“走资派”一个又一个被“束缚”，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反动群众一路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治理机构突然之间之间之间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事先，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明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向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聚集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反动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会儿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猛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反动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优劣，反动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 主席说“文化大反动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需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不和，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日“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日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吊唁。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夏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野外上，白颈乌鸦(crow)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气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野外上突然之间之间之间腾起天人合一的高兴。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反动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明天叫“社区运动”的各种娱乐。
　每日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主要社论，没有主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品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路身拿起工具，娱乐运动就开始了。 　每日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主要社论，没有主要社论就读毛主席著作，多半是从《老三篇》中选出一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品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路身拿起工具，娱乐运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笑逐颜开、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但依然一个处男，我却在这时得到了丰厚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什么时候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收回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厚，没有一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小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品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召唤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一切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新闻”、“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事，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贱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显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向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忠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又一个也都调皮起来。*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反动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一下”。一 次，另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依然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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