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被载入正史的千古奇丐

      青史之上，无奇不有。
      晚清光绪年间的一天，一个衣不遮体的乞丐在山东堂邑县沿街乞讨。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连说带唱，时而装扮成猪狗的模样，时而又学驴叫。其惟妙惟肖的表演与好玩的唱段，引得围观者一阵阵轰笑。他的唱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我乞讨，我积钱，修个义学为贫寒。”围观者中有不少人摇头：“乞丐还想兴修义学，这不是痴人说梦么？” 　
      各位看官请注意，以上寻常但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并非武侠小说里的情节，这个乞丐也并非北丐洪七公那样的丐帮高手。他的名字叫武训，他是事先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乞丐。然而就是这个非常普通的乞讨之人，却以非凡的人生名垂千古泽被后代，对中国近代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影响很大。

        这个名叫武训的乞丐靠着乞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堆集办学资金达万贯，这无论是在中国依然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儿。《清史稿》宣统本纪记录，“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武训的事迹之后被编入《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六孝义一节中。在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载入正史的，只有武训一人。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人，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都是那种“穷得连名字都没有”的贫民，因在家属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七，故名武七。武训这个名字现实上是个赐名，在他老年时，朝廷为夸奖他的兴学义举而给他取名为“训”。
        梁启超先生曾专门为武训撰写了《兴学节略》，赞武训的义塾“行之数十年，弟子卒业而去者，不可胜数”，而他始终“日以两钱粗馒终其身”。冯玉祥将军称颂武训是“千古一丐”。冯玉祥还大声疾呼“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并于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都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很大的干系。陶行知先生的短诗《武训颂》对武训的一生做了概括，诗中这样说：“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camel)。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产业，不娶妻子。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武训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外洋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被收入《世界教育辞典》中，因为他没有文化，故称他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饱受不识字之苦后遂起办义学之念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出生于山东堂邑县武庄（今属冠县），自小家景贫苦，七岁时父亲(father)死了，生活更困难了，幼小的他伴伴随着母亲乞讨为生。武训年纪虽然小，但对母亲十分孝顺，每逢要到干净可口的干粮，都一定带回去给母亲吃，从来不肯自己吃，非常之懂事。
      每次随母亲路过学堂的时候，幼小的武七都要驻足良久，他总是为里面的朗朗读书声深深吸引，他多么渴望能读书呀。然而在事先，就他的家庭条件，上学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而已。有一日，他鼓足勇气闯进学堂，请求私塾先

生准许他免费入学念书。私塾先生不但不同情他，反而辱骂了他，并将他赶出门。
      十五岁时，武训来到姨父张老板家做工。为富不仁的姨父没有因为他们是亲戚而给予些微的优待，反而变本加厉地让他多干活，却从来不给他工钱，还常常有事没事就打他欺侮他。这所有，小武训都忍了。十七岁时，武训又到李举人产业长工。一天姐姐托人捎来一封信附了几吊钱，李举人欺武训不识字，把信给他，把钱吞了。武训过后知道提出质问，李举人不但矢口否认，还把武训痛骂了一顿。一次喂猪时，武训不小心把猪食洒在地上，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除夕，武训给主人贴春联，因为不识字，把春联上下贴倒了，主人认为大不吉祥，拳打脚踢，又吵又骂，不许他吃饭，罚他一晚不睡觉(sleep)，在风雪严寒中在院子里站了一个通宵。
        武训在李举人家里做长工三年，李举人一向没给他发过工钱。一次，武训的母亲病了，万般无奈，他开口向主人讨要工钱。没想到，李举人拿出了一个假帐本，硬说早把工钱付清了。武训不识字，气得目瞪口呆，悲愤欲绝，反被李举人诬为有意讹诈，最终，武训被李举人的仆人打得头破血流，并被扫地出门。
      这次的遭遇对他打击太大了，受伤害后的武训在庄子上的小庙里昏睡了三天。醒来后，他痛定思痛，晓畅了自己之所以受尽欺辱，都是因为不识字。而周围象他这样的穷人另有许多，如果不念书，将永受人无端欺负。于是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让人们都能读书识字，不再受人欺。                                                                                  边走边唱，快乐行乞集资
      然而以赤贫之身办义学，旷古未闻，难度可想而知。但武训对此很有信念，他决定以一生的苦行和执着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1859年，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掀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这个日后在教育史上名垂千古的乞丐，就这样拉开了行乞集资办学的非伟人生之序幕。
      他一边行乞，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歌词似诗非诗，但有自动向上的内容，有一定的韵脚，内容全都与兴办义学有关。无论别人问话依然耻笑，他都以唱歌做答；无论劳作依然歇息，他都兴奋地歌唱，如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他到处出卖自己的劳力，苦活累活抢着干，过着牛马式的生活，目的就是为攒钱办学。牲口做的苦力活，武训不以为苦，还快乐地唱道：
      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
      给我钱，我砘田，修个义学不费难。
      又当骡子又当牛，修个义学不犯愁。
      谁知，善良的武训再遭诳骗。一年后，武训辛苦蓄积的一点钱，都被他的姐夫骗去了。武训为此气得水米不进，伤透心了。几天后，他又缓过气来，潇洒地唱道：只见大暴徒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一些人耻笑他害了“义学症”，他坦然 唱歌回答：“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要饭时，难免碰到小气不给东西的人，武训就达观地唱：“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当遭遇声色俱厉的叱骂时，他也不生气，唱歌以对：“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武训把要来的钱都积攒起来，要来的干粮，好的完整的卖掉，换成钱攒起来。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并以小曲来唱出自己的心声：
      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
      那些岁月，武训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一天到晚乐此不疲地干那些别人不肯干、不屑干的累活。如推磨、碾米、替人割麦子等。此外，还替人家大清早打扫茅房，出粪晒干后做肥料。有时也帮人挑水浇园，挑粮食，挑笨重东西等，按照路程远近和重量盘算报酬，收入还算可观，就这样日积月累办义学所需的资金。
        为了赚点钱来办义学，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到各处的庙搜集市上耍把戏，以取赏钱。表演全身倒立“扛大鼎”，以手代脚做“蝎子(scorpion)爬”，翻身跳“打车轮”，趴在地上给孩子做马骑，另有锥刺身、刀破头等节目，甚至吃毛虫(caterpillar)蛇(snake)蝎、吞石头瓦砾等等。如此作践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不轻易，一切都是为了兴办义学！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得到别人的施舍。
      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拣收破烂，轧棉花，纺线等。武训就这样到处流浪，工作，要饭，漂泊。晚上就睡在人家的磨房，灶屋，大概是破庙里。每日深夜他还在如豆的灯光下搓捻线绳，绩麻缠线。他边绩麻边唱道：
      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
      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
      二十九岁的那年，武训已攒下了一些蓄积，他用这些蓄积买了四十五亩便宜的低洼盐碱地，并兴奋地唱道：
      只要该我义学发，买地不怕买碱沙；碱也退，沙也刮，三年以后无碱沙。
      只要该我义学发，要地不怕要大坑；水也流，土也壅，三年以后平了坑。
      武训三十八岁那年，山东干旱，饿死不少人。武训用自己的钱买了四十担高粱赈济百姓。武训的哥哥不务正业，常向他借钱，一些亲戚朋友也来要求他资助，武训都拒绝了，正色答之：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乡里一对孤寡的婆媳两人，靠要饭为生，美意的武训却慷慨地赠给她们十亩地，还唱道：
      这人好，这人好，给她十亩还嫌少。
      这人孝，这人孝，给她十亩为养老。                                                                          终生未娶，办起了三座义学
      俗语说得好：聚沙成塔，聚沙成塔。经过多年的辛勤，武训终于聚沙成塔，存了一笔 数目可观的钱。他打听到本县（山东堂邑县）有一位举人杨树芳，为人正直，名声很好，值得相信，想把钱存放在杨家，于是跑到杨府求见。因为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终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声泪俱下地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树芳举人深深为之感动，不但答应帮他存钱，而且表示要助他办学，助其完成夙愿。      光绪十二年（1886年），武训49岁，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名开明地主仰慕武训的为人，联合捐出土地供武训办义学之用。武训开始到各地购买砖瓦木料，并亲自押运。开工后，武训每日早起晚睡，在工地上搬砖打水，和工人们在一路共同劳动。
      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费钱4000余吊所建的第一所义学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落成为，取名“崇贤义塾”。武训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刚强地一步步迈向目标。“崇贤义塾”建成后，武训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杨树芳做学董，主持义塾，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开学当天，预备了丰盛的筵席招待学董、老师和乡绅，武训自己却在外面向来宾磕头致谢，果断不肯入席，只在宴会后吃了些残羹馂余以充饥。
      义塾成立后，武训实现了心愿，但依旧以乞讨为生，依旧住在破庙里面，学生们个人跪求他来住义塾，他也不肯，说：“我过的生活自己不觉得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一天大风，庙屋上的瓦刮下来，落入武训头上，砸得头破血流，他却悠然自得地唱着：“打破头，出出火，修个义学全在我。”
        义学创办人武训还十分体贴义学里学生的读书状况，时不时来探视一下，对勤于教事的塾师，武训常常叩跪感谢；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则是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一天早晨，学生都已到齐，塾师却尚未起床。武训静静地走进塾师的卧房，不声不响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塾师醒来后，武训说：“先生睡觉，学生厮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另有一位塾师请假回家，逾期不归。武训步行六十华里赶到塾师家，孤身等候在门外一个通宵。塾师羞愧万分，再不敢超逾期限。师生们感动于武训的真挚诚恳，没有一人再有一刻的疏忽怠慢，学风甚好，教学随之而相长。
      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曜听说武训的义行，专程召见之。武训衣衫褴褛地步行到济南府。碰面时，武训一面和张巡抚侃侃而谈，一面不断地捻着线头。他的率真纯朴令巡抚大为感动，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二百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这本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在钦差面前，武训却不愿意下跪谢恩，也不愿意穿黄马褂，说：“义学正，不用封，黄马褂，没有效。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武训资助了证和尚二百三十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
  光绪十九年（1893年），武训搜集与购买了大量的有益图书，建起了读书会，专供没有钱买书的人自由借阅。有时他还携带图书到村镇的集市庙会上巡回展览，供乡亲们阅读。还大量翻印浅显的学习文章和书籍，免费散发给农民。同一年，朝廷官员，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武训在大街上拦轿募款。裕德捐给他两百两银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花了3000吊钱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即明天的山东省 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过着清苦不勘的生活，在自己身上一文钱都舍不得花，倾其所有都办了义学。他晚年声名远播，赢得了遍及的敬重。
  “御史巷义塾”建成不久，武训就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却不肯占用房间，躺在义塾的屋檐下休养。半个月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世，终年五十八岁，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发丧之日，沿路六十里各村民众自发设奠路祭，自动送殡者达万人，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师生们哭声震天，老百姓们亦潸然泪下。
      武训去世十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刘继兴考证，事先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到了民国时期，为怀念清末闻名中外的“平民教育家”、“义学正”武训，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何思源还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据束缚后当地曾见过武训的老人们都说这座雕塑像酷似武训本人，可惜此雕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1932年，事先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怀念在临清倡办义学的武训，制作了 “武公怀念堂”，并在怀念堂两侧制作了两个“武公怀念厅”。 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称其为“武圣人”。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曾宣布过称赞武训的文章，1945年12月1日，郭沫若在《新华日报》怀念武训特刊上为武训题辞：“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为怀念武训，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堂邑县柳林镇更名为“武训镇”，并在武训诞辰怀念日举行了各种怀念运动。同年，中共冀南行署在柳林镇还创办了武训师范，以怀念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卓异贡献的先贤。　　　　
      郭沫若称武训为“中国的菲斯泰洛奇”，这个菲斯泰洛奇是与武训险些同时代的一个欧洲人，他出生在事先还很贫穷落后的瑞士。他的祖父曾经是一位传教士。优良的教会传统，让他从小就懂得他如何用真诚、善良的心去无私地爱人们。他一生都会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他自述道：“我一向充当一位受萧瑟的，意志薄弱的初级教师，推著一辆只载著一些基本常识的书籍，空荡荡的独轮车，却意外地投身一项事业，包括创办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投止学校。做这些事儿第一年就需要一大笔钱，可是纵然是这笔钱的十分之一，我也难以弄到” 。　　
      这位象乞丐一样的菲斯泰洛奇，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瑞士的成功引起各国教育专家和高层政要人士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之后西方称菲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法国闻名教育史学者康彼耶赞誉说：“他是人类教育发展中最早号令和力行‘爱的教育’之典范”。
      1951年，电影《武训传》错遭批判。“文化大反动”中，其墓被破坏。拨乱反正后，武训的冤屈终得以昭雪：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为武训规复信用的决定。在鲁西北的冠县、临清，有不少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冠县的武训高中、冠县柳林镇的武训学校、临清的武训实验小学等。中华大地幸甚，曾出过武训 这样历尽艰辛矢志不移献身教育的人杰，其精神与天地不朽，与日月同辉，将永远激励之先人。（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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