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一直冲杀在前。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邓世昌对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他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第一游击舰队旗舰“吉野”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拼命逃窜,并向“致远”舰连连发射鱼雷,“致远”舰躲过一条泡沫飞溅的鱼雷后,不幸被另一枚鱼雷所击中而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他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1916年6月,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决定乘船从重庆去上海。 联系船票的人告诉大家,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可供选择:一家是日本人办的,这家轮船公司给每个乘客赠送洋伞;一家是英国人办的,他们给每个乘客赠送床单;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大概是赔了本,没有什么送给乘客。
大家在乘坐哪家船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学主张坐日本人或英国人的船,因为可以得点洋货,开开眼界。 陈毅对大家说:“北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重庆人民也正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爱国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为了贪图一点洋货去坐外国船呢?这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吗?” 大家都觉得陈毅说得句句在理, 一致决定坐中国船去上海。
春秋时,楚国上下的官员、乡绅以及有身份的人,都喜欢坐矮车。楚庄王认为矮车不便十于驾马,想颁布一个法令,把全国的矮车统一改高,于是将令尹孙叔敖找来商量此事。
孙叔敖听完后,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颁布一道政令,那么广大百姓将不知所措,这样实在不妥。如果大王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
楚庄王很是不解,问道:“我是想加高车座,这和门槛有什么关系呢?”孙叔敖微微一笑,说:“大王且听臣慢慢道来。在臣说明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个问题,在我们国家,能坐得起马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楚庄王不假思索地说:“不是王公贵族,至少也是有身份的人吧。”
孙叔敖说:“大王所言极是。正因为乘车的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而有失身份。所以臣建议加高门槛,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
楚庄王听后大喜,说道:“爱卿的方法真是巧妙啊!”
之后,楚庄王就下令,让人们把自家的门槛都加高。这样过了半年,那些乘车的人因为极不方便,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介绍,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非常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生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10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还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诸位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好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本人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
据不完全统计,数10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在浙江勤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穷,他一面帮家里做农活,一面跟父亲念点书。
童第周17岁才进中学。他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为45分。校长要他退学或降级,经他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他跟班读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童第周发愤学习。每天天没亮,他就悄悄起床,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同学们都睡了,他又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值班教师发现了,关上路灯,叫他进屋睡觉,他趁教师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边的路灯下面去看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的功课终于赶上来了,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还考了100分。童第周看着成绩单,心想:“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
童第周28岁时,得到亲友的资助,到比利时去留学,跟一位在欧洲很有名气的生物学教授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别的国家的学生。旧中国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外国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童第周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几年来,那位教授一直在做把青蛙卵的外膜剥掉的实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熟练的技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同学们都不敢尝试,那位教授自己做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童第周不声不响地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成功了。那位教授兴奋地说:“童第周真行!”这件事震动了欧洲的生物学界,也为中国人争了气。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林兰英,由于封建礼教束缚,小学毕业后,母亲不让她读中学。后来,她与母亲订了一条“协议”:只要考第一名,不交学杂费,就可以读书。结果,从初中到高中,她连续取得了12次第一名。
1948年,她到美国攻读数学,并选学物理、化学。美国荣誉学会狄釒逊学院分会根据她的优秀学习成绩,授予她金钥匙,她的数学导师推荐她去写博士论文。但她却怀着振兴祖国的宏愿毅然转学固体物理专业。
五年后,她成为宾州大学第一个固体物理学女博士。1957年她回到祖国,研究半导体材料,成绩卓著。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辛弃疾曾写《美芹十论》献给宋孝宗。论文前三篇详细分析了北方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矛盾。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国力,积极准备,及时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是当时宋金议和刚确定,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我国走私毒品鸦片(俗称大烟)。他们的目的,一是用鸦片换取白银,掠夺我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于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
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我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儿童睡前故事:】
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作为“党的孩子”,作为从战火中走来的“红小鬼”,许光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对党忠贞不渝,对人民全心全意,对自己严格要求。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环境怎样复杂,许光始终如一,坚守初衷。
许大安是许世友离开家乡后奶奶托先生给起的大号,后来父子重逢,许世友给儿子更名许光,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儿子要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期望。
人如其名。许光的一生印证了四个字:光明磊落。
许光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1987年7月,新县大雨成灾。县里让许光负责箭厂河、陈店、郭家河等几个乡镇的防汛抢险工作。有一次凌晨一点多,许光接到县防汛指挥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务必连夜赶到一线现场指挥防汛抢险。尽管当时身体有病,许光还是冒雨赶到所包乡镇。由于连下暴雨,多数道路已被洪水冲毁,吉普车突然栽入一个两米多深的水坑,惯性的力量把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许光整个头部从前挡风玻璃中撞出来,当场重伤昏迷。 “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头部伤口有5处之多,最严重的一处从额头到面颊整整缝了36针,经过9天9夜的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负伤后本应在家休养,但许光考虑的仍然是水库安全,当伤情稍有好转,就立即继续赶到最前线逐个水库排查。在那场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季节,许光所负责的几座险库安全渡汛,没有发生任何险情,受到了河南省和信阳市领导的高度赞扬。此类敬业如命的事,在许光身上数不胜数。
许光的妻子杨定春清晰地记得,许光在新县武装部和人大工作了20多年,单位再小的事也比家里的事重要。每年下乡支农时,虽然离家不是很远,但是为了帮助农民及时耕作插秧,常常一个多月都不回家。每次回来身上又酸又臭,都是带回一包脏衣服。
许光是大信之人,说到做到,言行如一。他曾对父亲承诺:绝不利用父亲的影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父亲活着如此,去世后也如此。许世友将军去世后,将军的老部下、当时武汉军区一位领导出于对老首长后代的关心,有意调许光到武汉工作。许光认为如果这样做影响不好,也违背了自己对父亲的承诺,坚决放弃了这次机会。
许光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据许光的老战友、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许光虽然是名将之子、人武部领导,但从来不摆官架子,他常说:“要求别人做到的,我自己必须首先做到!”人武部以前配了一辆专车,许光下乡检查工作只要提出申请,完全可以带车下基层,但他从来不用,每次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班车”,如果时间允许,也从来不在乡镇吃饭。
许光烟瘾很大,但他公私分明,无论开会、出差还是办公,他从来不抽公家的烟。有一年,许光与几位乡亲前往南京看望许世友将军,当时来自湖北省的一位村支书看到许光抽着廉价烟,开玩笑说:“你作为一个县级干部,抽的烟还不如我一个农民抽的好。”直到20世纪末,他还抽着当地最便宜的“散花”和“芒果”牌香烟。
据许光的大女儿许道江回忆,在电话普及后,县里为许光安装了一部固定电话,但是父亲几乎都是接听而不拨出,也不允许家里人私事打电话,因为他不想让县里给他报销电话费,怕浪费公家的钱。
许光在1982年转业后,县里考虑到他家庭人口多,就将前任县委书记调离后腾出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但是当1990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听说后在不要任何报酬和转让费的情况下,就把家里的院子让了出来,他带着家人搬到附近的山坡上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人大的家属楼盖成后,他搬到了不足70平米的小公寓房。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是,让出地皮、拆掉房子的许光没要任何拆迁补偿,不仅分的房子比原来的面积小许多,房款还是许光拿出仅有的积蓄付清的。有人不理解,认为这是傻;家人也不同意,认为这是明摆着吃亏。许光说:有什么不理解,公家的房子、公家的地皮,分给我们住住,怎么就成了我们的了呢。占公家便宜,说什么我也不会干。
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许光的一生崇尚勤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艰苦本色。上世纪70年代,由于子女多,许光连买件新衣裳都捉襟见肘,他就用父亲寄来的90块钱买了一架缝纫机为子女做衣服,自己则新三年旧三年穿着一件的确良,一双旧球鞋。
记者在许光生前居住的仅有70平方米的公寓房内看到,70年代的大衣柜、90年代的老电视、旧式沙发,仍整整齐齐的摆在那里。许道江告诉记者: “考虑到两位老人年龄已高,我们兄妹多次提议更换电视和安装空调,而他坚决不同意,教育我们要能吃苦、能耐得住清贫,不要贪图享受!” 有物力、财力和精力要用在建设事业上,多做好事,多干工作。
对家里如此,对公家的事也是如此。许光任武装部副部长时,分管营房基建工作。有一次,他在现场看到地上掉了几枚钉子,赶快弯腰捡起,同时又把地上的碎木屑搓起来交给工人烧水喝。他说:“小钉子、碎木屑都可以物尽其用,一点也不能浪费。”
许光的好作风在新县有口皆碑。原新县人武部科长丁进先回忆说,许光担任副部长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科干事因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他,还帮助其家属联系了工作,并把自己家的生活用品和孩子穿过的衣服拿来接济他们。
原新县人大委员会主任王刚德回忆说:“许光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一起共事几十年,他是一个超级正直的人,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当年,他为了防汛身受重伤,从没有提出评残的要求。甚至在他个人离退休问题上,好多人都劝他去找王树声将军的夫人杨炬,做个1948年就已经参加工作的证明,就可以办理离休,而许光却说:“国家有政策,就按政策办。比起那些牺牲的老红军后代,我现在幸福多了!”许光担任县人大副主任时,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当时交通不够便利,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坐公共汽车4个多小时从信阳到新县,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许光也从来没有用单位的车接送过女儿一次。
新县人大老干部科科长蓝志刚补充说,许副主任退休后工资不多,却时常接济在大别山区的亲戚。2001年,县里的一批退休干部因为医疗报销比例低,决定向县里申请补助,他们到许光家里签名时,许光不但不签字,还劝他们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多考虑组织的困难,而不是给组织添麻烦!”
许光身得知患癌症的病情后,十分坦然,也不愿接受过多更好的治疗。去年5月初,大女儿许道江请专家去新县为父亲评估病情,不料许光当场拒绝了为自己治病“浪费”钱,竟劝让医生多去关心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去年11月份,在儿女们的反复劝说下,许光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治疗。他总担心自己接受的医疗待遇超标,因此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主治医生李曙平、姜辉等几位医师都劝他“配合”治疗。深知老伴脾气个性的杨老夫人在一旁摆着手说:“别说了,没有用。”事后,许光对医务部陈文敏主任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收入有限,我负担不起。我们家是老区,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不能让公家报销太多带来财政负担。那样我会心中不安,我们要按政策来。”
“潘冬子”许光位不高权不重,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基层干部,但他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孩子”对党的忠诚,实现了永远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政治本色的誓言,在老区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1937年7月28日,北平大战开始。北京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二十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指挥二十九军拼死抗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后奉命向大红门转移,途中再遭致日军包围,在组织部队突击时,被机枪射中腿部,头部再受重伤,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佟麟阁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
著名遗传育种专家邓景扬,原是在法国和瑞士经商的华侨,不惜半路出家,放弃经商,改学自然科学。
1952年,他以一个旁听生资格,入日内瓦大学,开始学习自然科学。他已是30多岁的人了,年纪大,学习中困难重重,但是报国之心鞭策他,深夜攻读中几次晕倒,他也无怨无悔。1959年他荣获了该校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先后发表了5篇科学论文,他提出的“营养物质与开花物质相互制约”的新观点,被国际上称为“邓氏理论”,经常在国际书刋中被引用。
邓景扬学成之后准备回国。他的导师、日内瓦大学科学院院长苏达教授闻讯后极力挽留,他反复解释:“新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人材。我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国效力。”导师深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工作条件,于1960年春,携带着种子和仪器,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1979年,柬埔寨发生战争。侨居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韩刚和许多人一起,逃到了邻国泰国,进入了难民营。一位泰国军官知道他是中国华侨,又很有才华,很敬重他,介绍他到联合国红十字办事处帮助处理难民事务。当时有不少难民登记离开泰国,有的要去美国,有的去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各国。韩刚心想:“我是中国人,有我的祖国,有我的故乡,为什么要寄人篱下,从一个外国再到另一个外国呢?”于是,他提出申请说:“我要回中国。”有个美国工作人员听了,惊讶地说:“你们中国很穷,回去做什么?如果到我们美国,凭你的才能肯定能发财,享不尽的福!”韩刚说:“中国现在是穷。可有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是炎黄子孙,应该对祖国尽儿女的一份孝心!”
那位泰国军官也来劝他:“你完全可以在泰国长期居住。听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华侨打成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你不会不知道吧?”韩刚说:“我知道。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毕竟是我的祖国呀!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泰国军官听了,笑着说:“好!你确实是个真正的中国人,我佩服你!”
就这样,韩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中国。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这年9月的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中国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壮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不幸,致远号中了鱼雷,船体爆炸,沉入海底。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曾被部下用救生圈救起,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毅然退出救生圈,沉入大海,献出了生命。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节。
1949年9月的政协第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有英雄就有懦夫,有爱国者就有卖国者。有一些人虽然是中国人,却认为中国处处不如外国,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杆,甚至说“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抗日名将吉鸿昌对祖国有深厚的情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率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外国人面前,也表现出了豪迈的气魄。
有一年,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去考察。一天,他到邮局寄包裹。美国的一个邮局工作人员听他说是中国人,就嘲笑说:“中国?我可不知道什么中国!”吉鸿昌听了,十分生气。可陪同他的一个使馆人员对他说:“你何必说是中国人呢?说是日本人,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好了。”
吉鸿昌顿时感到受了污辱。他想: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大国,为什么连是中国人都不敢说呢?他对使馆的人说:“你觉得做中国人丢脸吗?不光彩吗?我倒觉得做一个中国人光荣得很!我誓死不当崇洋媚外的洋奴!”
他回到住处,找来一块木牌,在上面工工整整写了“我是中国人”几个字,然后挂在胸前,外出时也不摘下。当美国人惊奇地注视他的时候,他心中十分自豪。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么那么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高志航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杨儒是清朝驻俄国公使。1901年,他到任后不久,就开始和俄国政府谈判我国东北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土地,又想在谈判桌上逼迫中国代表承认他们在东北的特权,永远霸占东北。杨儒坚决不同意,拒绝在俄国人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俄国人威胁他:条约文本已由沙皇批准,一字不能改。你不签字,就不必谈判了。俄中两国也就无“友好”可谈了。杨儒不怕对方的威胁,回答说:“我宁愿与你们决裂,宁愿被我国政府治罪,也决不签字!我不能出卖祖国的权益。”
俄国代表又假意安慰说:“你们政府已授权给你,出了问题责任也不在你呀!如果你签了字,贵国政府要治你的罪,我们俄国会出面保护你的。”杨儒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气愤地说:“你何出此言!我是中国的官员,怎么会寻求你们的保护呢?那不就太无颜面了吗?我难道会那样做吗?”
杨儒因为担忧国事,心情沉重,加上年事已高,一次谈判归来,不慎被雪地滑倒,摔成重伤,一病不起。可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向俄国人屈服。
后来,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意了杨儒的意见,拒绝签约。杨儒的斗争胜利了,他不愧是一位有气节的外交官。
霍去病是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儒的非婚生子,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朝的大将军。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屡为边患。武帝时国力强盛,开始对匈奴的侵略进行反击。元朔六年(前123),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获匈奴2000余人,战功冠于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
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与匈奴军的战斗中,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名将,曾下令给他建造府第,但霍去病却拒绝了。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名言,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
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日本不少名牌大学以高薪聘请他,但他想到出国留学是为了祖国掌握科学,就一一辞谢,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执教,竟一连四个月领不到工资,穷得连饭都难吃饱,而当时日本的帝国大学还答应他保留半年的工资。贫贱难移爱国心,苏步青毫无再去日本之意。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又打电报,请他前去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
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不屈服于外来压力的伟大民族,有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遇到外敌入侵之时,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便会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指引下,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不惜用鲜血和生命,维护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就是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军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完美的体现。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之久的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殊死搏斗,14年的艰苦抗战,东北军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民群众死伤数百万,抗日联军也损失惨重,无数民将地英勇牺牲在战场上。不过,残酷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锻炼和和造就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在这无数的战斗英雄中,有一个人的故事最让我感动,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杨靖宇。
民族英雄杨靖宇在山林中与敌人激战数日,受伤多处,后被敌人包围,在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情况下,仍毫不畏惧,顽强抗击,击敌死伤20余人,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铡下了他的头颅,又剖开了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胃肠里尽是未能消化的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日寇无不震动。他用鲜血浇灌着和平之花,用生命捍卫了人类的正义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张秉贵(1918~1987),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我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以前,糖果柜前面经常很热闹,人们带着欣赏和钦佩的目光看着一位老售货员抓糖、称糖、包糖。只见这位头发花白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每一分钟都跟打仗似的全力以赴,眼、耳、口、手、脑这五部“机器”同时开动,不停地抓糖、过磅、包包儿,打捆儿,同时用心算代替算盘。尽管买糖的人很多,他从不让人多等,顾客开口要多少,他一声“好了”,往往一抓一个准,手跟台称一样准。遇有老弱病残的顾客,他及时给予照顾,还谆谆关照,热情胜似家人;对顾客的要求,他认真倾听,最大限度地给予满足;对顾客的询问,他耐心地解答,有问必答。
他就是老模范张秉贵,他的热情、周到、过硬的服务水准连外国人也经常前去观摩。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
张秉贵站了50年柜台,把一生的年华都服务给了三尺柜台,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顾客身上。为了顾客,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为了顾客,他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做有心人的结果,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商品知识,为顾客服务起来就更周到。比如,肝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糖分,患肝病的顾客买糖,张秉贵就介绍含糖分多,对肝病有好处的水果糖;气管炎患者经常咳嗽,需要润肺,他就介绍冰糖;对消化不良的顾客,他就推荐柠檬糖。他把顾客个个当成自己的亲人,做到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张秉贵不仅自己热情似火,技术过硬,还积极鼓励青年售货员练习基本功。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鬼子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今驻马店市驿城区)李湾村穷苦农民家庭。在东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化名张贯一、乃超。1932年赴南满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时,改名杨靖宇。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蒙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杨靖宇将军的的事迹被编写入小学课本中和电影。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彭雪枫将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投身革命20年,他不但率部在中原地区多次打退日军的“围剿”,还组建了新四军骑兵团、成立了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并且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报刊《拂晓报》。
彭将军“上马能打仗,下马写文章”,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十几天以来,我们过的是昼伏夜出的生活,恢复了路西时代的游击战了,白天隐蔽封锁消息,夜晚行动,爬山涉水,淮河已经来往渡了三次,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与敌人对比,不能不采取游击战术,这一次在战略上是胜利的,打破了敌人包围合击聚歼的计划,主力部队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在敌后尽力扰袭,使敌人顾前而又顾后,疲于奔命。
这是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在“三十三天反扫荡”中写给妻子林颖的信。
彭雪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战功卓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挺进敌后,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领导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采用平原游击战战术,带领队伍在敌人的包围中生存下来,还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让敌人不得安宁。采取这样的战术,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此前,彭雪枫就曾经在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军处此敌人倾力压境的关头下,唯一战略方针及战术原则,应以我军主力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以支队(如八路)领导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动作,必可消灭敌之大量有生力量。敌后方联络线长,故极空虚,我游击支队如入无人之境,且受群众之热烈欢迎。胜利虽小,但积之成多即为大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愈加复杂,彭雪枫率部一面和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作斗争,一面广泛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1942年11月,日伪军集结重兵,对淮北苏皖边区发动大扫荡。彭雪枫率领新四军第四师,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赢得了“三十三天反扫荡”的胜利,成为根据地反扫荡的经典战例。在给妻子的信中,彭雪枫也忍不住要分享胜利的喜悦。
反扫荡战斗共三十三天,我们完全胜利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党政及后方勤务机关人员、资材,均无损失,诚为幸事!老百姓欢喜非常,都说新四军是诸葛亮,计谋高,打仗好。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豫湘桂会战,中原河山大片沦陷。8月,彭雪枫率领部队收复豫皖苏根据地。在出征前,彭雪枫说,“豫皖苏是我们的家乡,那里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室子女,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和敌伪军消灭掉。为了路西倚门东望的父老乡亲,我们就是战死疆场,也心甘情愿。”
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在前沿指挥作战的彭雪枫,被一颗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当时,他的妻子林颖很快就要临产,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从党中央,到身边的战友,所有人一起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彭雪枫牺牲后,林颖生下了她和彭雪枫唯一的儿子小枫。
可想而知,一面忍着战友牺牲的巨大悲痛,一面还要在战友的亲人面前瞒着消息,一定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也让后人感受到了老一辈革命者在烽火岁月中凝结的情谊。彭雪枫牺牲之后,第一时间就收到消息的陈毅,曾经无比痛心地写下了着名的诗篇——《哭彭八首》。
彭雪枫(1907-1944)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牺牲后,淮北群众自发摆设128处祭桌。置炉香、清水和明镜于其上,取义清如水、明如镜。
自古英雄出少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跟父辈一起,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担起了沉重的抗争。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1、小英雄雨来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里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小说中的芦花戏水、星夜攻读、智护交通员的情节、苇丛雏鸭、五谷飘香的田园风光景物,鲜活的方言土语,无一不是50多年前那场波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燕赵大地的真实写照。
2、小兵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3、共产党员刘胡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4、鸡毛信海娃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十二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5、抗日民族小英雄
王朴,也作王璞,幼名兰贵,1929年生,河北完县人。王朴从小跟随父母参加抗日工作,11岁时被选为儿童团长。他经常带领小伙伴们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给八路军送信带路,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王朴工作认真,学习也很刻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每学一篇新课文,都要做到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为了对付鬼子扫荡,民兵大搞地雷战,王朴不仅学会了布雷,还学会了造雷。一次,他用自制的地雷炸死了一个汉奸,还协助民兵抓住了两个鬼子。
1943年春天,鬼子扫荡到王朴的家乡,王朴和乡亲们躲进山里。一天早上,鬼子包围了王朴和乡亲们。鬼子拿着汉奸提供的名单,让村干部、干部家属和军烈属站出来,王朴和他妈妈张竹子挺胸昂首站在最前面。鬼子把刀架在王朴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八路军兵工厂的枪支和弹药藏在哪里。王朴勇敢地推开鬼子的刺刀,带领在场的二十多名儿童团员高呼:“我们不能忘记五不誓约,我们至死不当汉奸。”残暴的日本鬼子向在场的群众开了枪,制造了又一起杀人惨案-野场惨案。118名无辜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包括14岁的王朴、王朴的母亲、弟弟和奶奶。
为了纪念牺牲群众,晋察冀边区政府召开了追悼大会,授予他“抗日民族小英雄”的光荣称号,并立了纪念碑。解放后他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十大少年英雄”的称号。
6、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7、两个小八路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8、放牛郎王二小
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少年小英雄的故事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后来人们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9、芦荡小英雄牛娃
微山湖,芦苇丛,这里本来就是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再加上小英雄牛娃捉弄小鬼子的故事,真向往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日本鬼子要从莲花镇给土地庙据点的敌人补充一批枪支。我区委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派区武装小分队老马去小鲁庄组织民兵,中途截击敌人,夺取枪支。放鸭的小牛把送枪的鬼子和伪军引诱到芦苇丛里的蛤蟆湾,老马和民兵们一举歼灭了敌人。
10、小骑兵铁头
骑马奔驰是许多孩子的向往,当一名小骑兵跃马扬刀多威风啊,何况小铁头夺的是鬼子队长的马呢!
日本鬼子到刘家庄来搜捕八路军伤员,儿童团员小铁头决定去报告八路军骑兵连。路远来不及,他大胆的夺了鬼子队长的大红马,奔向骑兵连驻地。敌人出动自行车队猛追,小铁头催马过营地,闯岗楼,渡运河,把敌人引进骑兵连的埋伏圈一举歼灭,小铁头最后也成为一名英勇的小骑兵。
台儿庄战役发生于1938年春天,我爱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一举歼灭日军11984人,震惊中外。这场战役的胜利,除爱国军队英勇作战外,还与当时战区的民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李宗仁在谈到台儿庄战役胜利时,深有感慨地说:“台儿庄人民完全和军队配合起来了,在战场上挽救伤兵的是民众,作侦察的是民众,帮助军队输送炮弹粮食的是民众。这些民众是赤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热情,充分地担任起救亡的责任来了。”
据台儿庄北关老大娘王谭氏回忆: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我们青壮年妇女并没有躲到安全的地方,而是自发地组成女子督战队,一方面激励战士勇敢杀敌,一方面防止逃兵脱离战场。当时就有一个逃兵差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跑掉。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骂这个逃兵:“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如果怕死,就让我们拿着烧乡火棍跟日本鬼子拼!”这个逃兵被我们得害羞了、激动了,掉头就冲向了战场。
1995年3月7日下午3点,头天晚上加班到凌晨两点的珠海市南山工业区瑞进电子公司的工人,好不容易盼到10分钟的工休时间,工人们太累了,一名身体染病的女工实在坚持不住,伏在工作台上打起了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韩国女老板顺手操起一块线路板朝这位女工猛砸过去。……紧接着大发雷霆,吼叫着各生产线管理人员直身站立举起双手作投降状,然后叫车间工人统统跪下。人群中有一个人直直地站着,愤怒地望着这个外国妇人。女老板吼叫:“你为什么不跪?”这个人说:“我是不会给你下跪的!”这个中国青年员工的名字叫孙天帅。
19世纪初,清朝政府卖国媚洋,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恶狼似地窜到了中国大地。徐特立那时正在湖南修业学校教书,为了启发大家都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他决定给学生进行时事演讲。
全校的教员、学生和工友,都争着去听,不一会儿,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徐特立身穿一件青衣长衫,两眼炯炯有神,昂然站在讲台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号召大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担子挑起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忽然,他转身奔下讲台,从厨房里取来一把菜刀,当着大家的面,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用鲜血写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八个字,表示为国雪耻的决心!
殷红的鲜血,溅满了徐特立的衣衫,全场的人为之震惊。他的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长沙城,影响到整个湖南,使更多的人很快觉醒起来。
我国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容国团,少年时代曾在香港东区买手部球队打过乒乓球。有一次,香港海员工联会为庆祝新中国国庆节,在湾仔球场举行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那天,容国团的精彩表演,尤其引人注目。
然而,客国团的爱国行动,却触怒了东买部的理事长。他气呼呼地指责容国团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政治问题”,并强迫他写一份悔过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否则,就开除他出球队。客国团人小骨头硬,哪里肯服气,当即反驳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打球,并没有卖身给你们,为什么要写悔过书?人头落地,我也不写!”说罢,一转身走了。
容国团回到家中,躺在床上闷闷不乐,因为工作没了,少了几十元的收入,怎么帮助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呢?父亲见儿子情绪不好,有点奇怪,便亲切地问他:“今天碰到了什么事?怎么一点精神也没有?”
容国团不想再瞒父亲,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父亲听了,一边连连点头,一边高声说道:“孩子,你做得对,悔过书无论如何不能写!” 接着,便领着容国团一起到了东买部,当着理事长的面,背起行李扬长而去。
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使敌视中国的人震惊,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为研制两弹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邓稼先是一位为国舍己的人。
1958年,国家下达了研制原子弹的命令。这是一项绝对保密的工作。年轻的邓稼先被选为主要研制者之一。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说:“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从此,他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一切出头露面的事都没有他参加,连他的妻子和亲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在做什么。他也只能把对亲人的感情埋在心里,过着长期的独身生活。和他同时代的同学,有许多成了有成就有名气的科学家、活动家,他的名字却没多少人知道。
后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们仍然不知道邓稼先就是两弹的元勋。有一次,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回国探亲,点名要见他。两个人会面后,杨振宁问他在哪里工作,又问起爆炸原子弹的事。他只能回答是在京外单位工作,丝毫没讲自己正是造原子弹的。
长期艰苦工作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6年,他患癌症病逝。一直到报上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他不图个人的名和利,舍弃了个人的幸福,几十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大业奋斗,却从不后悔。临终前,他欣慰地说:“我可以瞑目了。”
方志敏曾经担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军第十军政委等职务,领导着千军万马,筹集过数百万元款项,但他从不占用公家一分钱,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
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红军抗日先遣队转战途中,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两个国民党士兵以为找到了发财的机会,拍手笑道:“哈,是个大官,油水一定不小!”说着就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了一遍,但只找到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方志敏冷冷地说:“你们从我身上是找不到一个铜板的,不要白费劲儿了。”
国民党士兵不相信,又用刺刀把棉衣上的补丁一块块剔开,但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就举起手榴弹威胁说:“快把钱交出来,不然就炸死你!”
方志敏冷笑着说:“哼!你们不要做出这种难看的样子来。我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发财的!”
国民党士兵又把方志敏的鞋和袜子翻了一遍。并在周围草丛里寻找一番,仍然一无所获,这才相信,在这个“大官”身上确实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在敌人的狱中,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书。他在《清贫》中这样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七七事变” 后,日寇到处烧杀抢掠,使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乡。徐悲鸿冥思苦想:“该如何为国家。为人民、为抗战出一点力呢?”他决定去新加坡举办画展,筹款捐助难民,同时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的道理。
1938年岁末,他来到新加坡,正值盛暑天气。为了准备大量作品在画展上出售,每天站在画案前,挥汗如雨地作画,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一位华侨朋友劝阻他不必如此不分昼夜地作画,徐悲鸿说:“我是在为祖国苦难中的同胞作画啊!”
日日夜夜的煎熬使徐悲鸿突然病倒了,腰部剧烈疼痛,他被迫在病床上躺了下来。腰疼尚未痊愈,他又顽强地拿起了画笔。画展如期开幕,华侨们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竞相购买徐悲鸿的作品。画展结束后,他把卖得的巨额画款,全部捐献用来救济难氏,自己分文不取,连路费也是自己负担。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许多赞美山河的诗,至今被人们传诵。李白的诗,不是单纯写景,而且饱含着他的爱国感情。
李白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为国效力,贡献自己的才智。可他性格直爽,又不愿意巴结权贵,所以一直不被统治者重用,有一次还差点被流放到边塞。他宁肯不做官,宁肯受穷,也不向那些人屈服。于是,他把一腔热情都寄托在奇山丽水之间,把自己化在了祖国美丽的大地上,用诗来赞美,来歌颂。比如他写长江三峡的激流:“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写钱塘江的潮水:“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写秦岭的险要:“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
黄河和长江在他的笔下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在李白的诗中,祖国的山河多么壮美呀!他正是陶醉在这块土地上,才誓不改志,坦然地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旅居意大利老华侨胡锡珍,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屈辱,后来终于在米兰开了一个皮包店。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又吞噬了他的大部分财产。二战结束后不乆,一天,家里来了位意大利朋友叫皮利尔,告诉他,你在战争中损失了三千万里拉的财产,这笔巨款现在可以领回来了,但政府有个条件,必须加入我们意大利籍。听了这话,胡锡珍摇了摇头,说:“不,我宁愿不要这些钱,也要做个中国人!”
1979年,他回到故乡浙江青田,在县城安了家,并投资50万元人民币,办起了一座现代化的乳制品厂。他主动提出取消头三年的利息,帮助政府解决一批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当他看到家乡山区交通工具缺少的时候,便主动赠送给政府5辆汽车;当他看到家乡的孩子们需要盖幼儿园、归侨联合委员会需要办公益事业时,他都毫不犹豫地一一慷慨解囊。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峁上突然响起一阵排子枪声,跟着又是一阵。海娃听到了,这是自己人的枪声。他的两条腿又来了劲,爬起来拼命向峁上扑去。忽然他张开双臂,“哎哟”尖叫一声,晕倒在乱草堆里了。一个游击队战士跑过来,抱起了海娃。
等到海娃睁开眼睛,他看见蹲在他身边的正是张连长,连忙说:“信……鸡毛信……”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说着又昏迷过去了、海娃又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暖炕上,盖着一床软绵绵的毯子。太阳从窗口射进来,照在炕上。张连长笑眯眯地问海娃:“好些吗?还疼吗?”海娃顾不得疼,他问张连长:“这是哪里呀?”张连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摸着海娃的脑袋,说:“你忘了吗?昨天你不是送来一封鸡毛信吗?那是你爸爸让你送来的情报。咱们的队伍根据情报,砸了鬼子的炮楼。多亏你这个小八路,小英雄!”
海娃这才记起送鸡毛信这回事来。他脸红了,连忙问:“缴了枪没有?”张连长说:“缴了一大捆,都是崭新油亮的三八式快枪!”海娃高兴地说:“那就给我一支吧!”
宋庆龄自1913年开始追随孙中山,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国民大革命(1924—1927年)、国共对立十年(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而殚精竭虑,英勇奋斗,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宋庆龄因此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
十九岁那年,加入了党组织,因叛徒出卖,江雪芹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chai)豹,他们用特制的四棱筷子,放在江雪芹的手指中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还边恶狠狠的对江姐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在凶恶的敌人和夹棍面前,她丝毫不怕。但是不管江雪芹她怎样反抗,都敌不过凶恶的敌人,最后,江雪芹还是被惨无人道的敌人杀害了。
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
李商隐年少有为,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目睹唐朝国运衰微,忧心如焚,在事业上更有远大抱负。13岁那年,他看到朝纲不振,君臣昏庸,就写了一首《富平少侯》诗。
诗中写一个富平少侯张放,13岁就承袭侯爵之位,身居尊位,骄奢豪侈,醉生梦死,不忧国事。实际上并无其人,只不过是李商隐杜撰假托的人物。
很明显,写作的目的是讥讽那些不谋国事的权贵的。13岁就有如此手笔,真是难能可贵!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1916年3月中旬,年轻的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约400人,在丰都、涪陵一带侧击北洋军,策应在泸州纳溪与北洋军激战的护国军。经过两天激战,17日8时许,守敌溃逃出城。攻克丰都后,刘伯承带队追歼向江岸逃跑的敌军,一鼓作气把敌人驱赶到城外大河坝。突然,一股暗藏在右侧的敌人疯狂地向他们射击。当刘伯承回头关照一个士兵的时候,一颗子弹穿过他的颅顶,他忍着伤痛,仍顽强地挥舞着指挥刀,向着敌人冲锋。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射入,由眼眶飞出,流血不止,刘伯承当即昏倒。
为了取出脑中的子弹,必须进行手术。刘伯承担心打了麻醉药针,日后会对大脑神经功能带来不利影响,坚决要求不用麻药。德国大夫为了缩短他的痛楚时间,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其腐烂了的右眼球挖掉,再精心细致地将其右眼眶里的腐肉一点一点地清除。整个手术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他自始至终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刘伯承摘眼不打麻药的非凡事迹,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 “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我国的老革命家吴玉章,从小就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年轻的时候,他到日本留学,在一所学校里读书。
1904年元旦那天,学校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可是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气愤极了,带着中国学生找到校方负责人,提出抗议说:“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学校如果不道歉,不纠正错误,我们就罢课,绝食。”校方不满意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你家经济困难,我们不催你缴学费,还发给你零花钱,你为什么带头反对学校?”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挂旗这件事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不能不誓死力争啊!”校方只好承认了错误。
10年以后,吴玉章已经成为一个革命家了。有一次出国,他坐在日本的轮船上,正好又赶上1914年元旦。船上挂起万国旗庆贺,可仍然没挂中国国旗。吴玉章记起10年前的那件事,痛心地想:祖国贫弱,政府无能,被外国人瞧不起,挂国旗也想不到中国!可我是中国人,能眼看祖国的尊严受到伤害却视而不见吗?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抗议。船长见中国人这样爱国,又这样心齐,慌忙赔礼道了歉。
1997年,廖仲恺从美国旧金山陪同母亲回到祖国。甲午战争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使他一心想着寻求救国道路,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
他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革命演讲,非常佩服,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并且兼管财政,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广东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
1921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担任财政部次长,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
1922年6月,他被叛将陈炯明逮捕囚禁,后经夫人何香凝多方营救,8月获释。此后他代表孙中山与苏俄代表会谈。
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决要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付诸实施。1925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密谋策划,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将他暗杀了。
凤凰湖后面有座小山,当地人叫擒寇山。山洼里,有一口枯井,关于这口井,还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那是抗日战争刚开始的年头,日寇的铁蹄踏上江南这美丽的土地。因为不断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抵抗,他们心惊胆颤,整天龟缩在向山镇的据点里,不敢露头。
这天黄昏,一个叫田原一郎的日本兵在据点里实在呆不住了,便背着一把盒子枪跑出来打兔子,走着走着,竟迷了路。等到他往回赶时。太阳都快下山了。他磕磕绊绊,七拐八绕,竟走到凤凰湖后面的山坡上。山上山下,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他正摸索着往前走,忽然身子一歪,扑通一声掉进一口枯井里,田原一郎觉得大腿一阵钻心的疼,忍不住大叫起来。
正好,几个放牛娃路过这里,糟了,一定是有人掉到井里去了!他们一起围上去。打头的孩子叫李照虎,他趴在井边朝里喊:“有人吗?”里面传出一阵呜里哇啦声。旁边的精豆子根宝听出是日本人,大叫:“快,朝井里扔石头!砸死这个小鬼子!”
孩子们一起应和:“对,砸死他!”
日本鬼子专干杀人放火的勾当,这回,鬼子竟落到我们手里,能饶他吗!根宝搬起一块大石头就要往井里砸,被照虎伸手挡住:“别急,别急,还没搞清楚里面是什么人就投石下井,像话吗?”他把八路军小老师教他的成语用到这里了。
照虎把两手罩在嘴巴上,朝井里喊:“喂,你是谁?哪里人?”
井里呜里哇啦一通,接着便是一阵哭声。
“这个鬼崽子,你也有哭的时候呀!”根宝说着,还要朝里面扔石头,被照虎拦住,说:“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条人命哪,先把他救上来再说。”
照虎把牛绳子解下来,慢慢朝井里头放,还抖着手里的绳头朝里面喊:“抓紧绳子,抓紧。用力往上爬!”
也不知井里的人听懂没有。
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用力,好不容易才把田原一郎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跟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他们顿时放松了许多。
田原一郎见是几个中国娃娃。也不太紧张了,转眼一看,他们个个腰里别着明晃晃的柴刀,又吓得朝地下一跪,不知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神情来看,是在求饶呢!
照虎想把他扶起来,谁知他刚站起,身子一闪,又跌倒了,仔细瞅瞅,原来这家伙的腿骨摔折了。这怎么办哪?几个孩子七嘴八舌拿不定主意。
村里人听说孩子们从枯井里救出个日本小兵崽子,一起跑来看热闹,虎子爸爸袖子直捋,想上去甩那个小兵几耳光,奶奶却不让他上前一步,还说:“我看他还是个孩子呢,你们哪个敢动他一根汗毛!”说完,大声冲照虎说:“虎子,你把这娃子给我背回村里去!”
所有人都愣愣地望着奶奶。奶奶在村里很有威望。平时说一不二,她把胳膊一抡:“今天我就疯他一回,虎子,你怎么不动呀!”
虎子只得把那个受伤的日本兵背到肩上,一步一步地下了山。
到了村里。奶奶把后院的一间柴屋收拾干净,让那日本兵住下,叫来前村的郎中为他治伤,奶奶还把自己一件白褂子撕得一缕一缕的,缠在他的腿上。那一夜,田原一郎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一直到天亮。
就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时,早早出门放牛的根宝跑回村来报信,说不得了啦,山梁上出现十几个日本兵,哇里哇啦地往村里赶呢!
正在村里人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办时,日本兵已经到了村头,一挺机枪架在石碾子上,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打头的是小队长腾录君夫,他是那个日本小兵的舅舅。
照虎看那日本人的表情,就知道是来找那个小兵的。照虎走上前,打着手势想告诉对方,你们要找的人在我们这里呢。可腾录君夫刷地抽出军刀架在照虎脖子上。
奶奶怕孙子吃亏,上前就来夺腾录君夫手中的刀,就在这刹那间,机枪响了,一梭子子弹穿透了奶奶的胸膛,奶奶慢慢地瘫倒在地。
村里人一下愤怒地吼叫起来:“你们这群强盗,良心被狗吃啦!”并把十几个日本兵团团围住。
枪声,惊醒了田原一郎,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大声叫着滚下床,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奶奶,顿时像狼一样嚎叫起来,抱着脑袋,跪倒在奶奶旁边。这一切,让所有的日本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空气顿时凝固,片刻,腾录君夫扑通往奶奶身边一跪,身体在不停地抖动,隐约,听见一阵呜咽。又是一阵“扑通”声,所有的日本兵都跪了下来。
当天,日本兵做了一具老大的棺材把奶奶埋葬了。他们吹着军号,披麻戴孝把奶奶送上了山。
田原一郎在照虎家养好伤后,加入了新四军。奇怪的是,腾录君夫从此再也不见踪影,有人说受到良心的折磨,剖腹自杀了。
如今,那口枯井还留在凤凰山后面的山洼里,它像一只眼睛,一直睁得老大,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牵魂动魄的往事。
汉尼拔是北非古国伽太基著名军事家,一直以来被西方称为“战略之父”。 公元前218年,罗马帝国兵分两路进攻伽太基,汉尼拔奉命粉碎罗马帝国的进攻。然而,他带领的部队只剩下了三万多人,四十头大象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时,不适应环境而死,只剩下一头,部队战斗力大大削弱。
面对低迷的士气,汉尼拔激昂地对着自己的士兵,鼓舞道:“罗马帝国就在眼前,我们长途跋涉,撇妻弃子,远离自己的国家,为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击垮罗马帝国,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受到安全的保护,我们要努力,不要让他们失望,他们都在万里之外等待我们战胜罗马帝国的消息!现在,向罗马帝国前进!”
汉尼拔以后方亲人们的期待,激起将士们内心的保家卫国的豪情,士兵们的士气高涨起来,一举击败了进攻的罗马军队,歼灭罗马军队1万5千人。此战过后,意大利北部的许多部落都主动地来加盟汉尼拔的军队,由此汉尼拔军势大振。
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期间,有一次在留学生的聚会上,一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留学生站起来挑衅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一向温和的徐悲鸿抑制不住愤怒,走到这个傲慢无礼的洋学生面前,大声说:“你不是说中国人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国家,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你敢吗?”1924年,徐悲鸿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对越自卫反击战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由许世友指挥,西线由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其实一开始,西线的指挥并不是杨得志将军,而是昆明军区司令王必成。
王必成可能大家都听过,外表斯斯文文,但打起仗来特别凶狠,在解放战争中有王老虎的称号。孟良崮战役中,击败张灵甫的最后一击就来自王必成的特务团。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准备开打之后,王必成做了很多准备,但突然接到通知,中央军委、邓小平临时换将,由杨得志出任对越作战西线总指挥。
为什么让杨得志上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杨得志。杨得志是湖南醴陵人,父亲是铁匠,家里面特别穷,在十七岁的时候参加湘南暴动,跟着朱德和陈毅上了井冈山。
长征时,杨得志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东征结束,当上了红2师的师长;八路军时是685团的团长。此后打了大家都知道的平型关狙击战。
这一战,是林彪指挥数个团合力打的,杨得志的团负责扎口袋,从外面进攻日军的汽车队,这个任务很重,一不能让对方从口袋里跑出来,二还要狙击日军的援兵。此战中,685团的一个营顽强顶住了日军一个大队的增援,使平型关一仗顺利收尾。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林彪受伤后,杨得志随刘伯承和邓小平转战冀鲁豫。到了解放战争,杨得志留在华北,跟贺龙、聂荣臻、肖克们一起作战。
当时,有三位打得很好:杨勇、杨成武,杨得志。他们并称“三杨”。
解放战争中,杨得志打了很多名仗,比如活捉敌军长,吃掉大半个军的清风店战役,还有解放战争解放第一个大城市的石家庄战役。
但杨得志最兴奋的是在平津战役中吃掉敌35军。
当时,他跟罗瑞卿、耿飚搭档,组合称“杨罗耿”,在平津战役时围攻傅作义的嫡系35军。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当时敌35军有汽车,解放军全靠腿,这就是龟兔赛跑,理论是没有希望的。但敌35军犯了兔子的毛病,一路上整点妖蛾子。结果被杨得志成功逮住。
吃掉35军后,杨得志非常激动:“我也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13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英雄豪迈,挥斥方遒!
后面,杨得志还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解放大西北,参加朝鲜战争,这个就太多了,以后我们再说。
那临阵换将是不是因为这些功绩呢?不是的,因为王必成将军也有一大堆的功绩。中央的考虑主要是杨得志曾经担任过抗美援越的中方顾问团团长,对越军装备以及战略战术更熟悉。
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杨得志向军委建议,还是王必成合适,但王必成没有推辞,爽快地让杨得志接手指挥,还把自己的家人送去参战。
杨得志就此接管了西线的作战。
一去,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西线的部队在展开时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不是中央军委希望的进攻形态。而且当时部队很多年没有打仗了。邓小平就说军队的风气需要整一下。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军师一级的指挥机关比较靠后。
像跟越南这种善长丛林战的对手作战,战局变化很快,如果太靠后,显然不利于临场指挥。但怎么让军、师的指挥机关往前靠呢?
杨得志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安排,他把自己的指挥所建到了边境线旁。对越自卫反击,军师级指挥所都往后缩,他一个动作,大家全上前了
大家一看,司令都在前方了,难道军长、师长还在后方呆着不成?军长、师长们迅速行动,把自己的指挥所同样建在了边境线上。
这一改变,效果立显。我军在夜晚发起突袭,打了越南一个措手不及,西线的进攻十分迅速,一个个要点被拿下,战略要地老街也被攻克。
越军的王牌部队316A师准备增援老街,与我军决战。
正在这时,杨得志将军的胃病复发了。
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使杨得志累倒了,出现了腹泻便血,因为失血过多,出现急性左心衰,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最后是静脉推注吗啡,才救了回来。此后,飞机将杨得志接回北京抢救。
接下来的指挥交给了副司令员张铚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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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铚秀打得也很不错,调度有方,稳扎稳打。使西线作战的任务圆满完成。
这一战结束之后,杨得志出任了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为中国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1994年,杨得志将军去世,享年83岁。
明朝五十万大军在土木堡全线崩溃,消息传到北京,太后和皇后急得哭哭啼啼,从宫里内库捡出大量金银珍宝、绫罗绸缎,偷偷派太监带着财宝去寻找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结果,当然是毫无希望。
从土木堡逃出来的伤兵,断了手的,缺了腿的,陆续在北京街道出现了。京城里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皇帝下落怎样。再说,京城里留下的人马不多,瓦剌军来了怎么抵挡呢?
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职权),并且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瓦剌。大臣们七嘴八舌,不知怎么办才好。大臣徐有贞说:“瓦剌兵强,怎么也抵挡不住。我考察天象,京城将遭到大难、不如逃到南方去,暂时避一下,再作打算。”
兵部侍郎于谦神情严肃地向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的,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
于谦的主张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太后决定叫于谦负责指挥军民守城。
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自小有远大的志向。小时候,他的祖父收藏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一定要向文天祥学习。长大以后,他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后来担任河南巡抚,奖励生产,救济灾荒,比较注意人民疾苦。
王振专权的时候,贪污成风,地方官进京办事,总要先送白银贿赂上司,只有于谦从来不送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动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他还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态度,诗的后面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于谦刚正不阿,得罪了王振,王振就指使同党诬告于谦,把于谦打进监牢,还判了死刑。河南、山西的地方官员和百姓听到于谦被诬陷的消息,成千上万的人联名向明英宗请愿,要求释放于谦。王振一伙一看众怒难犯,又抓不住于谦什么把柄,只好释放了于谦,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又被调到北京担任兵部侍郎。
这一回,在京城面临危急的时刻,于谦毅然担负起守城的重任。他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加强京城和附近关口的防御兵力;一面整顿内部,逮捕了一批瓦剌军的奸细。
有一天,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上朝,大臣们纷纷要求宣布王振罪状。朱祁钰不敢作主。有个宦官马顺,是王振的同党,见大臣们不肯退朝,吆喝着想把大臣赶跑。这下激怒了大臣。有个大臣冲上去揪住马顺,大伙赶上来,一阵拳打脚踢,就把马顺揍死了。
朱祁钰见到朝堂大乱,想躲进内宫,于谦拦住他说:“王振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不惩办不能平民愤。陛下只要宣布王振罪状,大臣们就心安了。”
朱祁钰听了于谦的话,下令抄了王振的家,惩办了一些王振的同党,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明英宗,没把他杀死,却挟持着英宗当人质,不断骚扰边境。看来,京城里没有皇帝不好办。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被俘虏的明英宗改称太上皇。朱祁钰这才即位称帝,这就是明代宗(又叫景帝)。
也先知道明朝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明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
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
于谦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
于谦在城外把各路人马布置好后,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
将士们被于谦的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这时候,各地的明军接到朝廷的命令,也陆续开到北京支援。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明军声势浩大,戒备森严,也先发动几次进攻,都遭到明军奋勇阻击。城外的百姓也配合明军,跳上屋顶墙头,用砖瓦投掷敌人。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
也先遭到严重损失,又怕退路被明军截断,不敢再战,就带着明英宗和残兵败将撤退。于谦等明英宗去远了,就用火炮轰击,又杀伤了一批瓦剌兵。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于谦立了大功,受到了北京军民的爱戴。明代宗十分敬重他。于谦家的房屋简陋,只能遮蔽风雨,明代宗给他造一座府第,于谦推辞了。他说:“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怎么能贪图享受呢?”
也先失败后,知道扣住明英宗也没有用处。就把明英宗放回北京。
于谦一心保卫国家,但是那个在北京危急的日子里主张逃跑的徐有贞,还有被于谦责备过的大将石亨,都对他怀恨在心,在暗地里想法报复。
英宗回北京后过了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明代宗生了一场大病,徐有贞、石亨跟宦官勾结起来,带兵闯进皇宫,迎明英宗朱祁镇复位。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夺门之变”。没多久,明代宗就死了。
明英宗复位后,对于谦在他被俘流亡的时候,帮他弟弟即位称帝,心里本来有气,再加上徐有贞、石亨一伙在他面前说了不少诬陷的话,竟下了狠心,给于谦加上个“谋反”的罪名,把于谦杀害。
北京的百姓听到于谦受冤被害,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伤心痛哭。人们传诵着于谦年轻时候写的一首《咏石灰》的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人们认为,这正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东汉时期,有个叫马援的军人,人称伏波将军。他为国征战,立下不少战功,得到很多封赏。可他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他打了胜仗回来,许多官员和朋友来迎接他。有人还说了赞扬他的话。马援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希望你说些对我有帮助的话。我功劳小,而得到的奖赏太多,我心不安呀!现在北方外敌不断来侵扰,我要请求朝廷派我去出征讨伐!”
“可你刚打完仗回来,应该休养一下才是,怎么能马上又出征呢?”朋友们说。
“不!”马援口气十分坚决,“我认为,男儿应该死在边野战场上,用战马的皮裹着尸体回来安葬。怎么能贪图享乐,整天和妻子儿女难舍难分呢?”
“好!献身疆场,马革裹尸还,这才是大丈夫的归宿啊!”朋友们敬佩地说。
马援60多岁的时候,还领兵出征。他说:“我常怕自己不能为国而死。这次出征,即使战死,也心安了。”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在前线得了重病,死在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愿望。后来的人们赞赏马援,也常用“马革裹尸”来表达男儿为国尽忠的壮志。
秋瑾为了能和男子一样驰骋疆场,救国救民,曾苦练武功,会剑术、拳术、骑术,样样皆精。
1904年,她决然脱离封建家庭,只身东渡日本留学,并和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发起组织了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后经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
1905年,她第二次去日本,大力赞助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主盟人,自称“鉴湖女侠”,常身穿男装,腰佩短刀,好一副巾帼英雄的飒爽英姿!1906年回国后,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刋——《中国女报》满腔热情地提倡女权,鼓吹革命。
1907年,她回到家乡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和徐锡麟一起积极策划在皖浙两省发动起义。同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仓促起义,失败遇害。秋瑾受株连被捕,同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并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1868年,英租界在外滩上,建起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座公园。然而,这座公园却竖起“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成为中华民族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标志性记忆。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舆论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平等的原因语焉不详。其实,开园之初,中国人还是可以进去游玩的,直到1885年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后来又演化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洋务派名人唐廷枢曾质问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原来,问题的根源,居然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关于国人在游园中不守公德的行为,历史上曾有记载。1928年9月出版的《常识大全》,表述得很直白:“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质的养成,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面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门禁制度,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经过多次交涉和斗争,工部局允许穿西装的华人游园,并在重大节庆期间,对全体华人开放一至两天,随后又动工兴建中国公园,专供华人游玩。中国公园尽管设施简陋,但却有一座用石麟驮起来的铜质时刻表,十分科学,“阳光照处能知时刻,丝毫不爽”。但随后不久,这时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残缺不全,两边的翅膀和嘴里的舌头都断了。
国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于当外滩公园于1928年彻底开放之时,常识报馆撰文呼吁,请同胞们:勿随地吐痰,勿到处小便,勿动手折花,勿乱弃渣滓。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的疾呼,被淹没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对帝国主义治外特权的强烈愤慨,代替了理智,只知仇视西方列强,却不检讨自身的素质缺陷。
到了当代,都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解读成帝国主义的强权行径,更少提及国人自身的文明修养。比如,有文章为证实这块牌子确实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闲话》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删掉能引起读者反思的内容:“闻昔时外人并无此项禁令,历见华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驱鸟,糟踏地方,无所不为,于是跑马场首以营业公司名义,禁止华人之涉足。”
可见,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事出有因,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倒不如说是我们给自己脸上抹了黑。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5月,满眼是锦簇的花海,到处激扬着青春的旋律。从志愿垦荒、扎根边疆的杨华、陈家楼,到为了保护集体羊群不惜牺牲自己双脚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从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张海迪,到“感动全中国的女村医”李春燕;从“中国玉米之父”李登海,到在普通岗位默默奉献的李素丽,每个时代都涌现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青年楷模。
无论是艰苦创业的岁月,还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无论是搏击改革开放的大潮,还是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他们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呼吸、共奋进,用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生之路,用青春的激情唱响奉献之歌。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奔赴荒原,艰苦创业,唱响了建设新中国的雄劲战歌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不平凡的时期。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了第一个高潮。1955年出现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这个高潮中的一朵绚丽的浪花,杨华就是这支队伍的一个突出代表。
杨华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人。1949年家乡解放时才17岁,因为父亲是村里的土改小组组长,所以他每天也跟着父亲跑前跑后,并且成为乡里最年轻的土改积极分子。
1955年4月,团中央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在那里安家落户。早有此愿的杨华听到这个消息特别高兴,表示响应团中央的号召,愿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理想。8月5日,杨华和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一起商谈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有关事宜,表明了自愿去边疆垦荒的心愿。8月9日,他们5名发起人向团北京市委提交了组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
现已75岁高龄的杨华至今仍记得申请书的内容:“我们不是说空话的人,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拦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
8月30日,杨华接过“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旗,带领一支由60人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奔赴辽阔荒凉的“北大荒”。
10天后,在黑龙江萝北的荒原上,60名垦荒队员,庄严地举起右手,发出了坚定的誓言:“我是一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我志愿来到萝北县。面对祖国的河山,脚踏边疆的荒地,背负人民的希望,我们宣誓:坚持到底、不做逃兵,要把边疆变成家乡,勇敢劳动,打败困难,要把荒地变成乐园……”
经过一年的奋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垦荒地1800亩,生产粮食14万公斤,建房1200平方米,涌现出29名劳动模范,35名播种能手、44名农具手。
陈家楼
就在杨华带领垦荒队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挥洒汗水的时候,上海一位名叫陈家楼的青年也坐不住了。这位街道工作积极分子曾经和十几名热血青年联名给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到边疆开荒,建设共青城,当时他只有21岁。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让15亿亩荒地醒过来。我们仔仔细细想过了,我们不能坐在家里等国家分配工作,我们应该组织起来去边疆开荒,1万人开到边疆去垦荒,几年以后就是一座新城!”
陈家楼的倡议得到了广大上海青年的热烈响应,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有万余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垦荒队。1955年10月,作为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副队长的陈家楼,从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手中接过绣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锦旗,率队开赴江西省德安县垦荒。不久,又有上海知青陆续到江西垦荒。据统计,1955年上海知青志愿去江西垦荒的有848人。
沉睡千年的荒地惊醒了。烈火烧荒的燃爆声,劳动号子的呼喊声,垦荒队员追逐跳越的欢歌声,汇成了一支壮美的青春交响曲。凭着对祖国的赤诚,凭着对垦荒事业的真情,凭着年轻人的干劲和志气,垦荒队员当年就开出300余亩荒地。
和杨华、陈家楼一样,20世纪50年代,有许多青年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而激动,为自己开创的光荣事业而骄傲。
侯隽
有人说,在20世纪60年代,“侯隽”不仅仅是一个姑娘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坐标。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她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舍弃繁华舒适的城市生活,意气风发地投入农村建设。
1962年,侯隽以门门满分的成绩毕业于北京良乡中学。这一年,就在她全力以赴准备报考大学时,国家号召削减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第一线。
“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侯隽毅然决定到河北省宝坻县(现天津市宝坻区)窦家桥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她一干就是18年。这期间,侯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推行科学种田,被当地百姓称作“特别的姑娘”。
在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回乡知青典型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投入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据统计,1962年,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
“是时代的召唤和需要影响了我们大家。”侯隽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很自豪的,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国家承担过压力,减少过困难。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承诺。”
改革大潮,造就了一批英姿飒爽的时代弄潮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吴玉章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他曾留学日本,他所在学校由于学生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惯例:每逢元旦,就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挂出来庆贺。1904年元旦的那天,吴玉章也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气洋洋地过节,可是来到校园里一看,竟然没有中国国旗。
吴玉章这下可气急了。他马上组织所有的中国学生,带领他们找到了校方负责人。吴玉章代表中国学生向校方提出了严正抗议:“你们为什么不挂中国国旗?我们既然在这里上学,却没有我们的国旗飘扬,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元旦。因此,我们要求你们道歉并马上纠正错误,挂上我们的国旗。要不然,我们就罢课,绝食抗议。”校方的主任认出是吴玉章,就冷嘲热讽地说:“平日我们对你那么好,知道你来自中国,家里没有钱,就从来不急着催你交学费。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给你零花钱用,现在你竟然因为这种小事情就来找学校的麻烦,你怎么能这样呢?”吴玉章严肃地说:“学校对我是很好,这一点我非常感激。但是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今天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挂不挂国旗是一件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我宁可失去求学的机会,也不能坐视我们国家的尊严受到侵犯。因此,今天我是准备斗争到底的。”校方迫于无奈,只好承认错误并悬挂上了中国的国旗。
又过了十年,也就是1914年的元旦这一天,吴玉章正好乘坐日本人的船出国。船上挂起了万国旗庆贺,可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他毫不犹豫地带领船上的中国同胞向船长提出了抗议,船长说:“这么多年了,一直是这样呀!”“不对,绝不会永远这样的。今天你必须把中国国旗挂起来,中国绝不会永远是这样的!”船长看到吴玉章激动的神情,只能屈服,挂起了中国的国旗!
明朝时候,有个著名的航海家,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过数想不到的困难,先后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过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传播了我国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这个航海家就是郑和。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乘着大船,去过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他们归来,小郑和都要缠着他们讲故事。那些新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他多么盼望自己也能驾着一条船去远航啊!可是他不太小,驾驶不了大船,他就经常做些小船玩。
小郑和找来纸,叠了许多小船。他把小船放在水面上,让微风把它们吹向远方。他目送着顺水飘荡的小船,心中有了远航的愿望。郑和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个航海家,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乘上船,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渐渐地,郑和不再叠纸船了。只要一有空儿,他就围着造船的叔叔、伯伯们转,问这问那,把造船的方法牢牢地记在心里。
这一天,郑和捡了一些碎木条和小木片,在屋后的空地上,自己悄悄地造起小木船来啦!
郑和一心一意地造船,把别的事情都丢在了脑后边。为了造船,他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没用多少天,郑和就造出了三十多只小木船。
船造好了,郑和的欢喜劲儿就甭提了!一天,他把小木船都运到湖边,用绳子一只一只地连起来,郑重地放到水里,系在大船后面。看着自己造的小木船排成了队,郑和高兴地又蹦又跳,嘴里喊着:“我的船下水啦!我的船下水啦!”
伙伴们好多天没看见郑和了,听到他的喊声,都跑过来,一看:“呵,郑和造了这么多船啊!真是太好啦!太好啦!”一个个都高兴得拍起手来。
郑和一本正经地说:“我的船队就要出发了,你们愿意做我的水手,跟我去远航吗?”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愿意!”
郑和让伙伴们上了大船,他自己当船长,等伙伴们拿起船桨,就大声说:“现在起航!”
孩子们一齐划起船来,三十多只小木船跟在大船后面,像一条长龙似的在水面上游动。郑和挺着小胸脯,站在船头,不断地下着命令,可威武啦!
这一年,郑和才10岁。
苏步青,是我国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数学家。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1932年,吉鸿昌回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现在,国际上文化体育交往特别多。有些运动员和演员在国际比赛和表演中取得了好成绩,得了奖。他们取得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那些心中有祖国的人获得了人们真正的敬意。
50年代,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从香港回到国内,成为国家队成员。他决心为中国夺取世界冠军,所以训练很刻苦。他常对人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就要拼搏,争取胜利。1959年,他终于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战胜了对手,为祖国获得了第一个个人世界冠军。然而他还不满足,继续拼搏,后来又为中国第一次取得男子团体冠军做出了贡献。当了教练之后,他又率领中国女队第一次取得了团体冠军。这“三个第一”,生动地体现了这位体坛名将为国争光的巨大热情。
羽毛球运动员侯加昌是印尼华侨,球艺十分高超,有争夺世界冠军的实力,可他为发展中国的羽毛球运动,回到了祖国。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国际羽联的成员,不能参加世界级比赛,侯加昌也就失去了当世界冠军的机会。然而他一心培养青年选手,使他们一个个成了世界冠军。他被称为“无冕之王”,同样为国争了光,受到人们的尊敬。
还有参加国际军事体育比赛的部队选手,克服重重困难,不怕受伤吃苦,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冠军。在1992年,他们又囊括了男女团体、男女个人全部四枚金牌,创造了辉煌的成绩,震惊了国际军事体坛。虽然他们很少被人们提起和被新闻记者注意,可他们为壮国威壮军威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5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请林则徐到他的私邸参加宴会,并将一只精致方盒捧送给林则徐:“请大人笑纳我们的小小见面礼。”林则徐接过来打开一看,大红软缎衬垫上放着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10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林则徐1820年赴湖北接任时,由襄阳发出《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1830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
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是一位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而他那种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和廉洁正派的作风,更值得后人久久怀念。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应该像先辈那样,从小就立下为国为民服务的壮志,好好学习,掌握各种本领,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作好准备。
1990年,我国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要开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光靠国家拨款还不够,要靠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在捐款薄上写上名字的第一个捐款人竟是个小姑娘。她叫颜海霞,是江苏省建湖镇湖中小学的学生。她家里不富裕,可她为了支持亚运会,把自己仅有的1元6角钱寄给了亚运组委会。钱虽少,可表达了一个少年对祖国的热爱。
有很多少年懂得学习的重要,科学的重要,爱动脑筋。辽宁锦州有个9岁的小男孩叫赵宇,就发明了“双色演示算盘”,解决了学生珠算课上看不清老师示范的困难。还有个山西绛县的小女孩叫李珍,从8岁起就注意观察生活,动手动脑,有了30几项小发明。还有我国少年选手在25次国际奥林匹克各学科竞赛中,获得了十次团体总分第一名,夺得金牌61枚,银牌30枚,铜牌20枚。湖北黄冈中学的王崧同学,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次获得金牌。他们努力学习不仅是为了给祖国争光,更重要是他们知道现在成绩的好坏,关系到国家将来的发展和命运。
试想,如果今天的少年儿童一个个品德好,身体棒,脑筋灵,知识丰富,那么几十年后,我国人口的素质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进步更快,更富强。所以我们说,少年儿童们从现在做起,当一名合格的优秀学生,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为了拯救祖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些志士中,有个叫陈天华的,是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俄国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就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回国内,号召开展反侵略斗争。他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文明古国一天天衰落,而有些中国人丧失了信心,就奋笔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长长的诗句,歌颂我们的山河、人民和历史。他写着:“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他又非常愤恨地写了外国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罪行。最后他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睡猛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写的小册于,对宣传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读了他的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后来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十四岁时,在河南省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读书,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杨靖宇很快成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以满腔热情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罢课斗争,走上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到火车站查烧日货。
学生们的罢课斗争使军阀官僚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采取卑鄙手段阻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天,教育局派了几个“学监”,到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进行“视察”、“监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命令学生复课。这些“学 监”不仅仇视学生,对教员、工人也是指手划脚,神气十足。
有一天,一个学监的衣服丢了。他无根无据地猜疑是在学校的李老头作的案,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来几个兵差,把李老头捆绑起来,吊在树上,硬要他“招认”。李老头是位老实人,无端地受此冤屈,气得呜呜直哭。
正在这时,杨靖宇来到了现场。他压根儿不相信李老头会偷衣服,拳头一攥,就冲到兵差面前:“你们诬赖好人,再不把人放下来,就揍你们!” 话音未落,几十名学生也都围了上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几个兵差见学生来 势汹汹,龟缩在一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校长闻讯赶来,怕惹出乱子,就对同学们说:“快散开!快散开!你们要少管闲事!这非同小可!”这时,杨靖宇又挺身而出,冲着校长说:“我们反对陷害好人,这怎么叫管闲事?”校长指着他说:“马尚德,你还想不想读书!”杨靖宇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不读就不读,你们开除吧, 这里不是教育人的学校,是衙门!”校长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连摇头带跺脚地走了。几个兵差见学生人多势众,就无可奈何地把李老头从树上放了下来。
这件事发生不久,杨靖宇就离开了确山第二高等小学。
作为大孝子,许世友对母亲的孝敬是出了名的。最有说服力的两个例子是:许世友在撤离苏区时,冒着生死夜里潜回家中与老母告别,被闻讯而来的敌人包围。许母凛然大义,督促儿子不要管他,赶快离开。许世友含泪别母,施展飞檐走壁轻功,从两堵墙的狭小夹缝中一跃而出,消失在茫茫山林之中。再一个例子是。许世友离开家乡28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曾跪在地上抱住母亲的双腿哭着说:“娘啊,我生前不能为您尽孝,死后一定要埋在您的身边,为您守坟!”当时在场的乡亲们和身边随行人员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解放后,为了不让年事已高,又过不惯城里生活的母亲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许世友重任在肩、军务繁忙,不能回乡侍奉,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让儿子许光代其尽孝,遂将其调回新县家乡工作。
对于许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在海军13年,留在部队前程是锦,回家乡工作,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人生。但为了父亲全身心投入国防事业,为党和国家做出更大贡献,许光以大局为重,毅然服从父亲的决定:替父尽孝,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
回家那天,许世友将军摆了一桌菜,叫上家里的工作人员,给许光送行。许世友那天含着泪对许光说:“大安,你是我的好儿子!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不能回家尽孝,只能由你代我回乡好好服侍你奶奶了。”(许光原名许大安,后许世友将军将其改为许光)。很多年后,电视剧《上将许世友》有一集还专门反映了这件事。
调回新县后,许光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陪在奶奶身边,精心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给父亲写信汇报奶奶的身体状况、给奶奶读将军的回信……半年多后老人临终时,许世友将军正在东南沿海视察海防、指挥备战,没有时间回老家,又是许光替父亲给奶奶送终。许光替父行孝,做出了个人的重大牺牲,不仅发扬了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爱党爱国,体现了对国家和军队的一种深深热爱与无私付出,是更高层次的忠诚,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博大情怀
许光替父尽孝完成后,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的父亲,许世友完全可以让儿子再回到作战部队,这也不算违反规定。当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肖永银将军也提出让许光再回到部队。可是许家父子俩都没有这样做。他们与家乡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对父老乡亲有着更多的情和爱。作为许光,他还要完成父亲的另一个重托。
1979年和1980年,许世友将军先后两次以绝密件给长子许光写了亲笔信,立下土葬遗嘱。1979年10月22日信中说:“邮去现金五十元整。这五十元钱是为我准备后事用的。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并让秘书告诉许光:“要本着节约的精神,不要花钱太多”。1980年11月16日许世友又给许光邮去二百元钱做棺材,并在信中叮嘱:“棺材不要做得太好,比一般老百姓做的棺材要差一些才行,防止人家提意见。做的太好了,老百姓看到会讲话的。”许世友将军病重期间,又亲口告诉许光:“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生前没有尽孝道,死后想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不知是不是能如愿?”许世友将军逝世后,许光不负父亲重托,及时通过组织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许世友将军回故乡安葬事宜,做了大量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许世友将军还乡土葬,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许世友将军魂归故里,葬在母亲坟墓旁边,实现了“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的心愿,得以含笑于九泉。
阅读许世友的回忆录,观察许光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们父子都有一颗赤子之心,都始终把精忠报国放在第一位,同时又不忘为亲人尽孝。许光替父尽孝说到底也是为了父亲更好的精忠报国;终生不离故土,既是要完成父亲死后葬在母亲身边的遗愿,为父亲尽孝,更是要报答父老乡亲。他们的“孝”,是对包括父母在内的革命老区千千万万人民的孝。他们在孝敬人民、报答人民方面,更加赤胆忠诚,更加尽心尽力。
许世友的家乡河南省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鄂豫皖苏区苏维埃政权首府所在地,革命低潮时期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落脚地。新县先后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为了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先后献出了5.5 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作为幸存的红军将领,许世友对乡亲们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刻骨铭心。他曾多次对部下讲到要珍惜革命成果,要发扬光荣传统,要报答人民的恩情。
为了解决老区人民的电力、交通、水利问题,许世友曾给河南省委领导写过信,也曾给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但是许世友身居要位,担负重任,不能回乡直接报答父老乡亲,就把儿子许光送回家乡,既是让他替父行孝——照顾年迈的老人,更是为老区人民“尽孝”,许世友可以通过儿子了解更多真实情况,更好地为老区人民服务。
同样,在血与火的斗争环境中长大的许光,对老区人民充满感情、对他亲眼看到牺牲的无数先烈充满怀念。回乡服务老区人民、服务成千上万烈士们的家庭,也是他自己的意愿。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许光对父亲的决定十分赞成,对回乡行孝毫无怨言,对扎根老区坚定不移。
许光在圆满完成本职工作、精心照料奶奶的同时,把对亲人的孝爱转化了对老区人民大孝大爱,无微不至地关爱地方上生活困难的老红军,累计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近10万元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先后为9名老红军遗霜养老送终。用许光自己的话说:“父亲让我回来,不仅仅是要让我对奶奶尽好孝道,更要对曾经饱受苦难的老区人民尽好孝道!”
许光回到家乡后,从没为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儿女亲戚的任何事情求过身居要职的父亲,但为了家乡的修路、水利、教育等事情,多次不厌其烦地给父亲写信,许世友也从来不认为儿子“多事”,每次都很认真对待。如果父子间没有这样的约定和默契,谨慎的许光敢这样做么,正直的许世友能让他这样做么。
看看许光回到家乡的种种“行孝”之举,我们会更加理解和敬佩这对传奇父子为人民奉献的大爱,付出的真情。
原新县常务副县长韩文定介绍说,许光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为解决县里的“通话”和“通电”等难题,曾四处奔波,多次到地区、省里反映情况,为全县基础设施建设立下了大功。
1969年春,许光负责筹建新县千斤乡159微波站,当时山上没有道路可走,所有机械设备全靠肩挑背扛,就连几顿重的水泥杆也是靠人一步一步搬到山顶。许光不顾环境恶劣和条件艰苦,带领工人连续施工300多天,最终改变了古老的通话模式。一些新县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说,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新县的经济建设十分落后,基本上是“一个灯泡亮全城、一个喇叭响全城、一根烟功夫逛全城”,要不是许光当年带领民兵架设了3.5万伏的高压线路,现在的县城还不知道落后成什么样子!
1982年,许光任新县人武部副部长即将达到副团职军官最高服役年限时,河南省军区准备提升许光为信阳军分区领导,但是许光主动提出愿意转业到地方工作,把机会让给相对年轻一些的同志,几个月后他就申请转业到新县人大工作。放弃提升、宁愿转业也不离开家乡,如果没有扎根老区的坚定信念,很难解释许光这样的举动。
有一个细节也许是这对传奇父子的巧合:80岁的许世友将军在临终时最关心的还是老区的建设,老区人民的幸福,叮嘱不要忘了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2012年8月,王树声大将的女儿王宇宏代表家人前来看望病重的84岁的许光,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许光丝毫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儿女们的将来,而与王宇宏谈的更多的却是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话题。
斯人已去,高风永存。只有从大忠大孝、大仁大义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对传奇父子的传奇人生,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这种“共产党人对用热血和生命支持过他们的老区人民深情报答”的高尚行为,才能真正懂得他们赤诚回报“红土地上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
武汉胜利街上有一条小路,名为“郝梦龄路”;伏虎山西北侧山腰间,是“郝梦龄烈士墓园”。94岁的郝慧英曾无数次徜徉在郝梦龄路,回忆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曾无数次到郝梦龄墓祭奠父亲的英魂。
“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1937年,郝梦龄北上抗日,途经武汉,在家小住。离家前,写下了这封遗书。“3天后,我们到车站送父亲北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郝慧英说。
对于父亲急于奔赴抗日战场的心情,郝慧英是理解的。卢沟桥事变后,郝梦龄两次上书请缨,要求北上抗日:“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1937年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打响。郝梦龄任中央兵团长,指挥第九军和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他视察阵地,部署兵力,指导抢修工事,夜以继日地奔波在最前沿,鼓舞官兵奋勇作战。他对官兵们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分还在途中,郝梦龄赶到前沿阵地指挥。
日军用飞机、大炮轰炸阵地时,他指挥着部队躲入掩蔽处;炮火一停,便果断出击,用步兵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当时,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战况惨烈。
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一昼夜间易手13次。当再次夺回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郝梦龄在阵地上对官兵们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要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决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参谋处长李文沼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他却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凌晨5点,郝梦龄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时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郝梦龄连中两弹,英勇殉国,成为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郝梦龄戎马一生,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父亲牺牲,我们相处的日子加起来还不到一年。”郝慧英说,“但父亲给我讲过四句话,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这四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5位英雄,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 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 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 1941年8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7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毁灭性“大扫荡”。9月25日,日 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企图歼灭该地区的八 路军和地方党政机关。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某部第7连奉命掩护党政 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完成任务撤离时,留下第6班马宝玉等5名战 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他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地形,奋 勇还击,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90余人。次日,为了不让日伪军 发现连队转移方向,他们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 绝路。日伪军误认咬住了八路军主力,遂发起猛攻。5位战士临危不 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直坚持战斗到日落。面 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 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文天祥是我国南宋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
公元1275年,元军侵略南宋。元军在元朝统帅伯颜的率领下,离南宋的都城临安只有30里路。大兵压境,南宋朝廷无计可施,决定求降。伯颜声明,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与他谈判。
这时,南宋朝廷的左右丞相都闻讯逃跑了,朝廷只好让文天祥为右丞相,去和伯颜谈判。
文天祥见了伯颜后,义正词严地问:“贵国是要与我国交好呢,还是要灭掉我国?”
“我们不想灭掉宋国!”
“既然如此,请你们后撤百里,以表诚意,否则我们将以死相拼!”
伯颜感到文天祥像是向元朝下挑战书的,就扣留了他,并让其随行人员回去传话说,如果南宋不投降,元军马上就发起进攻。
南宋朝廷在伯颜的威胁下,向元军投降。文天祥得知真相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
四年后,文天祥带兵到广东潮阳抗元,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
元世祖很钦佩文天祥的忠心,把他软禁在大都的“会同馆”里,每天派人去轮番劝降,但都被文天祥骂走了。元世祖见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戴上脚镣手铐囚禁起来。在狱中艰苦的环境下,文天祥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正气歌》,其中留下了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过了几年,元世祖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
文天祥见了元世祖,不肯下跪。元世祖和颜悦色地劝说道:“你的忠心,我非常佩服。如果你能改变主意,做元朝的臣子,我仍旧让你当丞相,怎么样?”
文天祥慷慨地说:“我是宋朝的宰相,怎么能再做元朝的臣子?如果这样,我死了以后,哪还有脸去见地下的忠臣烈士?”
元世祖说:“你不愿做丞相,做个枢密使怎样?”
文天祥看了看元世祖,斩钉截铁地说:“我别无他求,只求一死!”
元世祖知道劝降已没有希望,就下令把文天祥处死。
刑场上,文天祥面色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说完,整整衣冠,朝南方拜了几拜,仰天长叹道,“我事已毕,心无悔矣!”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虎门销烟,大长国人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但懦弱的清政府慑于英国人的淫威,撤了林则徐的职,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接替林则徐的职务。琦善到了广州后,极力讨好英人,反而是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不久,英军进攻虎门,镇守虎门的清军水师将领关天培率众御敌,壮烈牺牲。
关天培自幼习武,为人正直。1834年,关天培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成为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的得力助手,并且他为巩固海防、训练水师、攻打英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1841年2月25日,英军向关天培镇守的镇远、威远二炮台发动进攻。在此之前,英军已攻下兵微将寡、缺炮少弹的虎门钱横档、永安两炮台,关天培甚至这仅存的镇远、威远二炮台,由于钦差大臣琦善卖国求荣、从中捣鬼,同样不堪一击,想守住虎门谈何容易?因此,已经62岁高龄的老英雄关天培与守炮台将士四百多人抱定与虎门共存亡的决心,他对众将士说:“人可死,志不可侮。今日,我们面对强敌,只有决一死战,以报国恩。我在此对天发誓,我在炮台在,决不后退!”将士们也随着齐声高呼:“我等誓与炮台共存亡。”中华儿女的豪迈气魄顿时震天撼地。
出征之前,关天培拟好一封家书,派自己的心腹将士孙长庆送回家中。心中写道:“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敬养老母,又不能教子成材,这一切只能由我妻代劳了。今日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教育子女勿忘国家民族,永不与奸同流合污……”捎信诀别亲人后,关天培轻松了许多,随后他召集了炮台的一批官兵,进行新的布防,准备随时应战。
平静的海面泛起阵阵波澜,英军的战舰向镇远、威远驶来,关天培下令备好枪炮,做好准备,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打。英军战舰霍桑的指挥官正在为攻破横档、永安高兴,根本不把镇远、威远放在眼里,总指挥官乔治下令英军从三面包围镇远、威远,同时开炮,一举摧毁关天培的部队。
英军船多人多,弹药充裕,三面围攻,万炮齐发,关天培却毫不畏惧,带领将士们沉着应战。给英军一顿当头痛击,令其畏缩不敢向前。但终究还是弹尽无援,寡不敌众。清兵火力逐渐减弱。英军趁势登上炮台关天培及将士们于是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清军勇猛的挥舞大刀、长矛,节节逼退英军,可伤亡也越来越惨重,关天培更是多出受伤。眼看自己周围已尽是英军,老英雄在最后刺死一个敌人,仰天长叹:“英人可恶,琦善可恨,天培在此殉国了!”接着手起剑落,引剑自刎。
残酷的战斗结束了,关天培与400多名官兵均战死疆场。
这是一个当年曾深深感动了全国人民的真实故事。
蒙族少女龙梅与玉荣是一对小姐妹。一天,她们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不料半路上遇到暴风雪。羊群经不住暴风雪的袭击,顺着风势越走越远。姐妹俩冒着刺骨的风雪,一路保护着受惊的羊群。龙梅为救一只埋进雪里的羊和玉荣、羊群失散了。待她找到玉荣时,发现妹妹光着一只脚在走路,那只光脚已冻成了坨子了。龙梅急忙脱下自己的靴子给妹妹穿,可是靴子已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她只好撕下了袍子的一角,包好妹妹冻僵的脚,背着她艰难地往前走,走着走着,终于倒了下去。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龙梅和玉荣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表扬。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天安门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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