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部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弗里达》里,我疏忽了作为影片主干的那些情事,却紧紧盯着她作画的那些场面,手指都即将抠进椅子的扶手里去。
她18岁那年遭遇了一场车祸,使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11处骨折,病痛从此就成为高悬在她头上的利剑,时不时召她回去接纳警讯。她一生中大约经历了30次手术,到1954年离世,始终被疼痛困扰,她就带着疼痛作画,躺着画、半侧着画、趴着画,把画框悬挂在头顶上画,以各种能够使疼痛减轻一点的姿势画。
不画可以吗?不,不画,她就活不下去。生命如此短促,生活如此凡庸,终于找到突围之路,就要紧紧抓住。疾病已经不可能逆转,生命的终点遥遥在望,谁人的苦痛都不能分身为亿,让全世界都同感同受。躺在床上,却有时间流走的声音如此惊心。画画,是唯一的。甚至那些近乎癫狂的性事也是。
那是唯一的自救之道。就像是凡·高一定要画,临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张作品;就像是肺结核肆虐时期的音乐家一定要写,越是死亡逼近越要减速燃烧,三五年的作品总量超过后代音乐家半生所为;就像是,伊迪斯·皮亚芙一定要唱,她说“不唱,我就活不下去了”,还一定要在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后,抓紧时间开始巡回演唱;就像是,路遥一定要吐着黑血写作,不写,他就更加活不下去了;就像是,我的表叔,一定要在癌症的终末期,挣扎着站上讲台授课——他有个曾经震动中原的名字,他叫蒋焦影。若非身临其境,你一定当那是种不可理喻的刻苦姿态。但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让剩下的时间尽量丰盛起来,让生命的密度尽量瓷实一些,是唯一的自救之道,是对抗人生最终问题“人生的意义”的唯一方式,是抵消茫茫宇宙自身如此细微感觉的唯一路径。
就像是席慕容写过,她向别人请教如何能让植物花开得更加兴隆,得到的回答是:“在根部砍上几刀,再在伤口撒上几把盐。”她这么做了,那个炎天,花开得近乎疯狂。任何物种,在遭遇危机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繁衍,竭力开花结果。要对抗冰雪,就用花朵儿;对抗刀斧熔浆,就用花朵儿;对抗时间,就用花朵儿。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唯有开花结果。尽管他们通知我,宇宙生灭轮回,不留痕迹,一切华丽都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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