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时常,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许多许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光,打量着四周。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儿的结束,永远是另一件事儿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的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像是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依旧能够正确听出自己的孩子在哪一个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转头,像是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逝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互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像是抱住了长颈鹿(giraffe)的腿。他很显明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队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向在等候,等候他消逝前的转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纵然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纵然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心里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过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father)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长途小货车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来行李过后,他爬回车内,预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闺女(daughter),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地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只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重重的的抽屉,徐徐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被雨湿了的前额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终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是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巷子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逝在巷子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通知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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