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老”、“杜少陵”等。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杜甫曾祖父起由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备受推崇。
人们一想到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先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交游:因为狂傲差点被杀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路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路拜访事先闻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舞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一一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远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康健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路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一目了然。
杜甫自己也曾经回忆年少时的“轻狂”,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事先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预备去碰碰运气。
杜甫在长安四处碰到的都是墙壁。纵然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绝不暗昧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朝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明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事先,杜甫的这种说法,就好比现在某人自称和鲁迅不相上下一样。杜甫目空一切的气势,实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过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常常心不在焉。和严武晤面的时候,杜甫常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事先是极度失礼的行为。相传中最邪门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另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father)的名讳,同样也是事先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严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杜甫这样没事就摸老虎(tiger)须子玩,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预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明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体贴民间痛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那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大概,人性的复杂多面正是这样吧。
从政:最终只好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心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强,像是却不轻易看到。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失利,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依旧给予重任。这还不算,执政廷上面见唐肃宗时,杜甫盯着这件事儿不放,纠缠不休。
除了态度异常果断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失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儿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碰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天子,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常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晓畅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便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依然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心政府的自动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生活。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迫不得已奔走于权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儿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啦,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况,杜甫在长安保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入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依然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太重重的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因为被突然之间之间之间的大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返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太过而辞世了。
卓异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先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注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都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也是一个光辉时代走向终结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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