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善为何能致富
晚清小说《政界现形记》第34、35回通过阎二先生之口,描摹了乡绅申大先生的家属做善事发家的简史:申大先生的太太老伯起初只是开了个小馆子,一年不过赚十来吊钱。之后乡里选举他做了乡董,他开始到处募捐,广行善事,甚至连尼姑庵的钱都能募捐来,到他死的时候,已积攒下几百吊钱。他太老伯在世期间,适逢山东、河南河流接连决口,地方上知道他家是做慈善的,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等他去世时,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两了……待传到申大先生手里时,除场面更大之外,申大先生还做了大官。
而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善事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现在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
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名为劝捐,实不无逼捐嫌疑。捐册上的名字,阎二先生教训王慕善时说得晓畅:“一个(名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重重的。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重重的吗?”但劝捐也同做官一样,要有资格。人微言轻的王慕善莽撞闯人劝捐行业,三天内送掉三百多份捐册,只募得一百八十几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而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便募得十几万块。究其根源,乃是申大先生有官方背景,人们向其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可能得到丰厚回报――先人、自己或子弟得到封典,甚至自己直接候缺补官。
官员在赈济事业中,也各怀肚肠,莫不想从中得利。当阎二先生等人的赈济事业遭遇山西抚台的阻挠之时,广有韬略的何师爷分析说,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得利益,因为眼下逃的逃,死的死,十里八乡一点人烟都没有。
为更有效筹款,何师爷想出妙计,将劝捐变为报效――他们挂起“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何师爷也让手下人改称他“老爷”,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拉拢。有人请酒,一概亲到。如此应酬三个月下来,居然筹到三十多万两银子,他报了个六七成上去,自己拿了三四成。至于山西巡抚得了这笔银子,究竟拿去做了什么,是否有一文用到百姓身上,则不得而知。
何师爷自办此善事,别开生路,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彼此不相上下。又过些时,何师爷私自打电报,托山西巡抚于赈捐案内保举两人,从同知一向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顶戴。他从此摇摇摆摆,每逢政界有事,竟充作大人物,简直可说是“民间组织部长”了。而这所有,均拜“做善事”所赐。
申大先生和何师爷等,不过是借慈善起家的小角色,更有人借慈善成一代巨头。比如晚清闻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依靠善举,不但为其老母亲赚来正一品的封典,也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级限制,得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封疆大员们眉来眼去,还获御赐黄马褂。
胡雪岩们之所以可以通过做善事而平步青云,主因还在于慈善事业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是由晚清的怪诞政治制度催生的,这种制度使得民间社会在扭曲变形过后,就与国家分不大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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