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天高去了,到了那个人人都知道却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过又再次返来的地方。他原来的名字不叫恨天高,可人们都这样叫他,尤其是四邻八乡的外村人,他的真名叫什么已经不主要了,恨天高已经成为他的专有名称。不少人听了这个名字就会想到《水浒传》里的那个三寸地丁——打虎英雄的哥哥武大郎,是的,恨天高就是武大郎一样的身材。
恨天高也知道武大郎的故事,但他瞧不起武大郎,他说武大郎不明智,说娶那样的美人做妻子是自找苦吃。他比武大郎更恨潘金莲,认为潘金莲纵有千条理由也不能杀人.杀人罪不可赦。
恨天高的父亲(father)一生什么都没有留下,他只承当了父亲的身高和这个带有贬义的名字。他不但矮而且黑,两腮和下巴泛着油墨的光,圆圆的鼻尖也伴伴随着脑袋的不停转动而变幻着光点,但一双黑黑的小眼很机灵,这一点说明他不是傻子。
恨天高是在镇上的敬老院里走的,那是个秋天的傍晚,他休止了呼吸,眼睛却没有合上,仍然有一种暗昧不清的光,谁也猜不透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拔了吊瓶,用手把他的双眼抚合,然后打电话通知了他的村长。
村长接到电话就到了七爷家,七爷和恨天高同岁,是从小光着屁股一路长大的。恨天高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唯独七爷和他是知心朋友,七爷听了他的死讯后眼眶湿了,他长叹一声:恨天高是大暴徒啊,就是命不济。当然七爷比其他人更了解恨天高。
恨天高和父亲都是矮子,他父亲年轻时人们也叫他恨天高而不叫他的名字。母亲死得很早,爷俩的日子一向过得很艰巨,他也因此没能上学读书。当年父亲带他四乡里去讨饭,每到一个村子便有一群孩子围住他们像看西洋镜一般,跟在他们后边大喊:小人龟,恨天高,小人龟,恨天高。一群狗也跟着汪汪地乱叫。
村长对七爷说第二天一早去把恨天高烧了,不必按习俗等到三日了,因为恨天高没有亲戚,等都没有什么意思,七爷赞成了。
恨天高生前曾当过丧事理事组的组长,当地不管谁家有人亡故都要等到三日后才发丧,恨天高给人家主持丧事非常认真,他觉得那样很庆幸,那是他努力了十几年才争取到的,他说能为大伙做点事才活得不冤枉。可恨天高在村民们的眼里却是无足轻重的,有他没他都一样,丝绝不影响过日子,人们对他的漠视使他很伤心,他很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敬,他知道村里有威望的人都是能为大伙办事的人,譬如医生、木匠或教师,可自己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先学会了编筐,那各种大小不同的筐子是农村家家户户都用得着的工具,割草、担粪、卖菜谁家不用筐呢?编筐的材料山上到处都有,荆条、葛条、柳条都行,那时他在生产队里放牛,每日把牛赶到山上,牛在吃草时他就割一些条子带回家,晚上就在家里编筐,一编就编到下半夜,这样也好,他觉得不再那么空虚寥寂了。他把筐送给邻居们,邻居们说不能白要他的筐,就给他三毛两毛的钱,他倒觉得不美意思了。一个筐能用好几年,总不能老送筐子给人家,之后他就把筐拿到集市上去卖,可那时批判资本主义,他就成为典型,全村开大会批判他,把他揪上台被全村社员声讨了一顿。他本想做点对群众有益的好事,没想到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那样的场合,他从此就不再编筐了。
在农村谁家有了喜事或丧事,全村的人都会去帮忙,恨天高当然也不例外,但恨天高很自发,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他是很少去的,他知道自己其貌不扬会惹主人不高兴。而谁家如果有了丧事,他就自动去干些零活,比如在角落里烧开水或是为死者编一个五谷囤,远不如主丧人的地位主要。主丧人就是主持丧事的司仪,在整个丧事历程中是领军人物,所有人都听他的。时间长了,那些一模一样的丧仪程序恨天高都了如指掌,他完全能做一个合格的司仪了。
那年村里的丧事司仪老了,没有人给人主丧了,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谁都不愿意干这事,恨天高出于美意自动去干,没想到遭到了一些丧主的拒绝。事后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家口,不能算个十全的人,这样的人做这样的大事对主人家是不吉祥的。那晚他哭了一晚,两眼都肿了,此后他很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没有出门。
文革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暴风骤雨绝不例外地洗礼了偏僻的小山村,村里原来的领导班子被打倒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成立的反动委员会。反动委员会要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就成立了红白理事会负责喜丧事宜。红事组的组长马上就有人抢着当了,可白事组组长却没人肯干,原来村里的丧事司仪跟造反派的看法不同,果断不干,这个位子就一时空缺。之后七爷保举了恨天高,说他完全能胜任此职,是个符合人选,恨天高自然很高兴,觉得另有人瞧得起他。
恨天高有了反动委员会的任命,他第一次主持丧事的当天正午就在丧主家喝了酒,丧主亲自给他斟酒点烟,而且说感谢他帮忙。饮酒的时候恨天高心里很复杂,因为死了人心情很沉痛,又因为他能为社员们办事受到社员的感谢而高兴。下午他安排孝子给亡灵指路,革委会主任说这是四旧,这些仪式都免了罢。恨天高说一会儿去掉这些仪式社员们的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很难接受,得循序渐进,再说这又不用费钱,不违背节约闹反动的精神,如果不给亡灵指路,亡灵不能顺利归西,革委会主任听了也就不再反对。
恨天高把丧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认真仔细,每一件事儿做完后他都要细心复查,生怕做错了或是有遗漏使主人不满。第三天出殡的时候,他敲着铜锣指挥着出殡的队伍,大声喊着口令,抬棺的、送葬的、哭丧的、帮忙的一大队人马都听他的指挥。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走,都是他先郑重敲一声锣,再郑重地一喊,没有一个不服从的。那一刻既庄严又神圣,他觉得他不再是那么矮,仿佛是站在云端的仙人,所有的人都敬仰他、尊敬他、服从他。
第二天早上村长就和七爷的儿子到了敬老院,敬老院的职工把恨天高的遗体装进一个塑料袋子抬到了殡仪车上,就向县里的火化场驶去。
殡仪车开走了,什么仪式都没有,没有人给他指路,没有人给他烧纸,没有人给他哭丧,都没有人给他摔盆打碗,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平静。
恨天高给别人主丧时可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再喊破四旧了,一些旧的习俗又规复过来,送葬队伍可谓浩浩荡荡,走在最前头是一人提了纸筐先撒下为死者买路的纸钱,紧跟着是十几杆花花绿绿的旗子开道,再接着是为死者轧制的纸人纸马等物件。恨天高提了铜锣发号施令,一群披麻缟素的男孝子们走在灵柩前面,灵柩有八个精壮的男人抬着慢慢行走,再前面才是死者的女亲眷,也都穿了缟衣素服坐在车子里,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唱一样地拖着长腔慢慢地哭。长长的队伍顺着曲折的山路或停或走,到了墓地,然后是下葬、烧纸、筑坟、圆坟等一系列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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