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拯救祖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这些志士中,有个叫陈天华的,是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说俄国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就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回国内,号召开展反侵略斗争。他想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文明古国一天天衰落,而有些中国人丧失了信心,就奋笔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用长长的诗句,歌颂我们的山河、人民和历史。他写着:“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
他又非常愤恨地写了外国侵略者占我国土杀我人民的罪行。最后他呼唤人们赶快觉醒:“睡猛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陈天华写的小册于,对宣传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人就是读了他的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自己后来为了唤醒民众,不惜投海自尽,用生命报效祖国。
高志航首创八一四空战大捷的空军战神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欣慰。因他曾在北平居住多年,对这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古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又听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命令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建筑安全无恙,使他深为感动。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热爱,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幅画高1.3米、宽0.6米,为水墨绘成。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张大千在绘制此画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敬重。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真如一曲“水晕墨章”的交响乐。题款为:“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
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颇为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据说,毛泽东很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经常品览。毛泽东逝世后,此画收藏于毛泽东故居。80年代,此画作为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出版。
荷花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一直被喻作“君子之花”,“圣洁之花”。而历代画家最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张大千之所以绘荷花画赠毛泽东,一方面是自比梅、菊之傲霜的风骨;另一方面“将对方拟予了同等的境界”,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极大尊敬和敬重。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十四岁时,在河南省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读书,那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杨靖宇很快成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以满腔热情同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罢课斗争,走上街头贴标语,散发传单,到火车站查烧日货。
学生们的罢课斗争使军阀官僚们胆战心惊,他们慌忙采取卑鄙手段阻止学生的爱国活动。一天,教育局派了几个“学监”,到确山第二高等小学进行“视察”、“监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命令学生复课。这些“学 监”不仅仇视学生,对教员、工人也是指手划脚,神气十足。
有一天,一个学监的衣服丢了。他无根无据地猜疑是在学校的李老头作的案,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来几个兵差,把李老头捆绑起来,吊在树上,硬要他“招认”。李老头是位老实人,无端地受此冤屈,气得呜呜直哭。
正在这时,杨靖宇来到了现场。他压根儿不相信李老头会偷衣服,拳头一攥,就冲到兵差面前:“你们诬赖好人,再不把人放下来,就揍你们!” 话音未落,几十名学生也都围了上来,包围圈越来越小。几个兵差见学生来 势汹汹,龟缩在一起,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校长闻讯赶来,怕惹出乱子,就对同学们说:“快散开!快散开!你们要少管闲事!这非同小可!”这时,杨靖宇又挺身而出,冲着校长说:“我们反对陷害好人,这怎么叫管闲事?”校长指着他说:“马尚德,你还想不想读书!”杨靖宇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说:“不读就不读,你们开除吧, 这里不是教育人的学校,是衙门!”校长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连摇头带跺脚地走了。几个兵差见学生人多势众,就无可奈何地把李老头从树上放了下来。
这件事发生不久,杨靖宇就离开了确山第二高等小学。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出身楚国贵族,年青时就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官名),协助怀王筹划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接待各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很得怀王信任。这样就招来一些人的妒嫉。他的政敌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造他的谣,说屈原居功自傲,连怀王也不放在眼里,怀王就怒而疏远了屈原。
当时在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是秦、齐、楚三国,“合纵”、“连横”的斗争非常激烈,最后谁能取胜,就由这三国的内政外交的得失来决定。屈原在楚国内政上主张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如尧舜禹汤时代的社会;在外交上则主张联齐合纵对抗强秦。由于怀王疏远了他,屈原这些正确的主张都未能实行。怀王是个昏庸的君主,在秦惠王的离间和诱惑下,接连上当,断绝了和齐国的联盟关系,结果损兵折将,丢失土地,国势渐渐衰弱下来。秦昭王继位后,提出和楚通婚,约怀王相会,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再上当。但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的怂恿下还是去了,结果遭到秦国的武力劫持,死在秦国。怀王的长子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等人又在顷襄王面前构陷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江南。
屈原晚年在沅水、湘水流域长期过着流放生活,眼看祖国日益衰弱,即将被秦灭亡,自己报效君王的抱负不得施展,忧心如焚,无日可了,写了大量抒发忧愤的诗作,最后在绝望中投汨罗江自尽。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波兰著名音乐家肖邦诞生之际,正是俄国极力向外扩张、侵吞波兰之时。少年时代的肖邦就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用琴声来宣泄他的情绪。
1830年,法国爆发了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华沙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得肖邦的家人、老师和朋友都敦促他尽早出国深造,为此,肖邦一直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而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也预感到:一旦这次离开华沙,他将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离开波兰时,友人用银杯盛满了祖国的泥土,送与这年轻的流亡者一生相伴。
离开华沙后不久,肖邦在报纸上看到了华沙爆发了起义、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这让肖邦兴奋不已。肖邦急切地希望回国与波兰人民并肩作战,可是他的父亲和朋友劝阻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还要求他通过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争得荣誉。他的作家朋友维特维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当祖国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没有任何一个波兰人能保持平静。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吗?你远赴他乡不是为了消沉,而是为了在艺术中完善自己,成为你家庭和国家的安慰与骄傲。”肖邦反复思考之后还是留了下来。在巴黎浓郁的艺术气氛中,肖邦在音乐上大为长进,心胸和头脑也变得更为开阔,终于成了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照他的遗愿埋葬在巴黎拉雪兹墓地,紧挨在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贝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盛满祖国的泥土,撒在了肖邦的棺木上,而他的心脏则被带回到他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上,这个举动非常符合这位钢琴诗人的愿望,因为十九年如一日,他的心一直都与祖国在一起。
十二月十六日,各路敌军开始向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二十八日,先后进占 万安、泰和、东固、源头、 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八百里。在我集结地域 周围的敌军有五个师:左路第18、第28师进至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 进至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洛口,第8师先头进至头坡。由于敌军深入我根据地, 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又不断遭到红军和赤卫军、少先队的袭扰,士气沮丧, 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1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 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上,右边是“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 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 报告中,还指出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 (2)可以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 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可以 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 以打击。
红1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第50师或第18师, 打开敌人阵线的一个缺口,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围剿”。由于第50师不 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十二月二 十九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我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 形条件均对我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 附近山中。十二月三十日,当敌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 近时,即遭我猛烈攻击,边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
张辉瓒师被歼后,在源头的谭源师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 星夜向东韶急进。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谭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我突袭, 被歼半数,俘敌官兵三千余人,残敌向南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敌 人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围剿”的敌人撤退以后,红1 方面军乘胜转入进攻,至三月中旬,在永丰、 乐安、南丰、广昌、宁都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恢复和加强地方武 装,发动和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第二次 “围剿”造志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较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 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
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中央根据地区军经过三次大规模扳“围剿”,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是:在敌人“围剿”开始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强敌“围剿”开始时,一般是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尔后转入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战略反攻时,慎重初战,实行歼灭敌的指导方针,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并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敌人“围剿”被打破转入守势时,红军转入进攻,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并适时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等。这些作战原则,是在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作战原则。
第四次反“围剿”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 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 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 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 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 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成以何 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 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 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
同年十月,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以后, 即把“围剿”重点转移到中央根据地。十二月,何应钦调集三十多个 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中路军为“进剿”军,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组成,陈诚为总指 挥,担任第四次“围剿”的主攻任务;左路军为“清剿”军,由驻福 建的第19路军第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蔡廷锴为总指挥,主要担任就 地“清剿”,并策应中路军行动;右路军亦为“清剿”军,由驻赣南、 粤北的广东部队六个师又一个旅组成,余汉谋为总指挥,其任务和左 路军相同。此外,还有五个师另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乐安、 崇仁、永丰等地担任预备队和守备任务。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 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 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 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 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 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 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 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 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 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 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 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 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 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 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 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 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 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 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 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 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 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 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 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 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 地区,待机歼敌。
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 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 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 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 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 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 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 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 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 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 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 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 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 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 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 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 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 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 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 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 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 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 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 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周恩来、朱德等运用前 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 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 针的结果。
红军第4军的成立
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由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在湘南特委和宜章、郴州、资 兴、永兴、耒阳等县县委及农军的有力配合下,于宜章发动“年关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接着北上攻占郴州,革命烈火迅速蔓延到湘粤边十余县的 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几十万人,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 7师和两个独立团,在郴州建立了湘南工农民主政府。由于湘南特委执行 “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脱离群众,在湘、粤敌人三个军约六个师 的南北夹击下,起义部队和农军被迫于三月底撤离湘南地区,向井冈山转 移。
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受到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危 害。一九二八年三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宁冈,传达中央的错误决定, 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为由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时指责前委“太右”,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段变成无产,然后强 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另组以何挺颖为书记 的师委,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冒进湘南,致使湘赣边界被 敌占领一个多月。
前往湘南的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在酃县、桂东 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和建立政权等工作,并派人到耒阳、郴 州地区同朱德、陈毅联系。为了阻击敌人追击部队,接迎湘南起义部队和 农军,第1团进至汝城,第2团西进资兴。四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 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五月四日,在砻市 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六月改称红军第4军), 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军 辖三个师九个团,后来又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五月底,因给养困难,枪 支太少,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就地坚持斗争,军部直辖第28、第29、 第31、第32四个团,全军共六千余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 井冈山会师和红4军的成立,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 据地的建设。同年五月,湘赣边界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边界特委, 接着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特委和陈毅为书记的 军委正确领导下,坚决地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深入割 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 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 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 策,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紧接南昌起义以后,我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 暴动。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会后党中 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和彭公达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十八日,由彭公 达主持召开改组后的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讨论秋收起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 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起义的发 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 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 政权。会议一致认为,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起义 后应建立无产阶段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会议确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 浏阳、平江、湘潭、宁乡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 二步攻占长沙。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 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由起义 地区各地方党负责人组成。
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同蒋介石、李宗仁对峙, 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湘东空虚,形势对我有利。我党掌握的革命军队和 工农武装,主要有原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由武昌乘船东进时,中途在阳新附 近上岸,进至修水地区,平江、浏阳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以及由罗荣桓 带来的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分别位于修水、铜鼓、安源地区。 九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具体部署,并 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 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三个团:第1团以原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 吸收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和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2团由安源的工 人纠察队和矿井队及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以浏 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三个团的兵力共五千人左右。 另外,余洒度等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4团。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破坏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 铁路成了起义的信号。当天,右路第1团在前,第4团在后,向平江进军,在路 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第4团突然叛变,致使第1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 团长失踪,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九月十日,第2团在安源开始行 动,先攻萍乡不克,后占老关,于十二日攻克醴陵,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 因遭敌进攻,部队经老关北上,于十五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骄傲轻敌,陷入 优势敌人的重围,部队在突围战斗中遭受很大损失。九月十一日,第3团在毛 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于铜鼓起义,向浏阳进攻,当日占领白沙镇,次日占领东门 市,十三日遭敌第8军两个团的围攻,经六小时激战伤亡较大,被迫向上坪撤 退。
九月十七日,毛泽东下令各团向浏阳文家市撤退。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保留 下来的部队,到达文家市集中。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讨论部队的行动 方向问题。他在会上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严重形势,主 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 击战争。会议否定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正 确主张。九月二十日,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转移。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 加之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受了挫折。但这次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公 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起义受挫后, 毛泽东及时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 争,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 州 起 义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我们党领导的又一次震动世 界的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又一次积极而英勇的反击。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也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 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革命人民,对国民党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残酷压迫,无比愤怒和仇恨。随着从武汉等地撤退的共产 党员陆续聚集广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九月间,传来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 民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的消息,人民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当时, 反动势力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的汪精卫, 依恃由九江返回广州的张发奎的势力,赶跑桂系军阀,霸占广东。桂系军阀黄 绍宏逃出广州后,立即在梧州调集部队准备反攻,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炯 铭也由汕头向广州前进。张发奎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把主力开赴肇庆、梧州一 带,同黄绍宏作战,一部在东江防御陈铭枢,广州城内的兵力十分薄弱。敌人 只有警卫团一部,加上一个炮兵团和两个新组建的步兵团等部,共约六、七千 人。而教导团和新扩编的警卫团一部,实际上是我党能够基本掌握的武装。教 导团的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和同情 革命的份子,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该团团长。这种情况造成了武装起义的 大好时机。
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以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为 骨干,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 为委员长,立即加紧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十二月七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 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二月十三 日举行起义。广州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视和警惕。汪精卫得到我党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张发奎解除教导团的武装, 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张发奎电令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这一任务。 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调动。在此情况下,广东省决定把起义时 间提前到十一日,并下达了战斗命令。
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 领导下,举行广州起义。按照统一部署,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 分别对驻扎在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 歼敌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卫团一部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市郊和附近 一些县的农民群众,也组织暴动,响应起义。十二月十二日,广州苏维埃政府 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 令,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广州起义,震惊了中外反动派,他们立即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美、英、日、 法 等帝国主义公然实行武装干涉,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并一度派海军陆 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十二月十二日,张发奎从江门、肇庆、韶 关、黄埔等地调来部队,向广州市区展开进攻。当日下午,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张太雷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面前,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 力量悬殊,被迫于十三日撤离广州市区。撤出的部分武装,在花县整编为工农 革命第4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的率领下,进到海丰、陆丰 地区,和第2师会合,坚持革命斗争。另一些突围的同志到了广西的左、右江 地区,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还有少数同志到韶关附近,参加了朱德、陈毅 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沉重打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 阶级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它为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广州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是由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敌人的强大,主 观原因是在起义后,没有自觉地、主动迅速地向农村发展,与海丰、陆丰农民 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以及 起义准备工作的不充分等。它的失败再次证明;在帝国主义援助下的反革命势 力,控制了全国政权,掌握了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要通 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 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 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 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 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 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 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 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 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 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 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 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 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 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 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 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 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 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 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 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 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 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 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 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 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 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 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 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 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 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 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 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 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 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遵义会议
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 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引起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指 战员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 悟,转变了立场,为挽救革命战争的危局,迫切要求结束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党中央在遵 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 张闻庆、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 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 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李卓然、邓小平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在会上,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作了正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毛 泽东等作了重要发言。根据当时的情况,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 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 主要原因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特别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重新肯 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作出了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 在五次“围剿”中,敌人采取持久战与保垒主义战略的情况下,我 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 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 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 争占,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 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 种单纯防御辽沈战役
王东北敌军卫立煌集团辖四个兵团,共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五十五万人, 分别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其中,东 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率第八兵团(周福成)、第九兵团(廖耀湘) 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三十万人,防宋沈阳地区,作为防御中枢集团,以 确保沈阳并伺机增援长春、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 令郑洞国率第两个军六十师共十万人,防守长春孤城,牵制我军主力;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第六兵团四个军十四 个师十五万人,防守义县至秦皇岛一线,重点在锦州、锦西地区,以确 保与关内的陆海联系。敌军企图集中兵力,重点守备,以牵制东北我军 于关外,并妄图打通北宁路,如形势不利即撤至关内。 东北我军于冬季攻势后,为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 主力位于长春周围及长春、沈阳之间,先后进行了整编,加强了以炮兵 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辽沈战役进行时,东北野战军已有十二个步兵 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六十余万人,加上机关和地方部 队总兵力已达一百余万人,东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已占相当大的 优势。东北解放区已拥有全东北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土地,百分之八十 六以上的人口,并控制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铁路线。
为了就地全歼东北之敌,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 不顾,主力南下北宁路,首先歼灭锦榆段之敌,攻占锦州。锦州,是东 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攻占这一战略要点,不仅割裂了傅作义、卫立 煌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便于我军向两翼机动作战,而且把卫立煌集团封 闭于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可诱使沈阳之敌出援,造成打运 动战的条件。因此。攻克锦州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只要攻克了锦州,就 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但是林彪开始不愿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路 作战,继则又不敢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之敌,甚至想回长春,表现了 林彪思想上的右侧保守。
为了配合东北战场的作战,中央军委还指示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发起 察绥战役,以牵制傅作义集团,使其无暇东顾。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日决定了南下北宁路作战部署, 以六个纵队另四个师对付锦州范汉杰集团,以三个纵队)欠一个师)位 于沈阳以西地区,以二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对付沈阳之敌,并阻 止长春之敌突围,以第一兵团指挥第12纵队及六个独立师包围长春之敌。
九月十二日,东北我军发起了辽沈战役。至十月一日,分别歼灭了绥中、 沙后所、兴城、义县之敌,占领了塔山、高桥,把北宁路锦州至秦皇岛 段上的敌军分割孤立在锦州和锦西、葫芦岛以及秦皇岛、山海关三个地 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切断了东北敌军通往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慌忙决定从华北及山东抽调七个师,连同 锦西、葫芦岛的四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的兵力,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 指挥,组成“东进兵团”,以沈阳地区十一个师、三个骑兵旅,由第九 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组成“西进兵团”,企团东西对进,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进一步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以掌握主动权 的指示,决定增调第1纵队(欠第3师)第2纵队(欠第5师)由辽西南下, 参加攻锦作战。最后确定攻锦的部署是:以主力第2、第3、第7、第8、 第9纵队及第6纵队第17师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歼锦州 之敌;以第2兵团指挥第4、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处师,在塔山地 区坚决阻击敌“东进兵团”;以第1纵队(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 队。另以第5、第6(欠第17师)、第10纵队(附第1纵队第3师),位于 新民以西、以北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以第12纵队南下通江口地 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经第 1 兵团指挥九 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十五日,即攻 占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俘)以下十万余人,封闭了东北敌军陆上的 逃路。在攻取锦州的同时,我塔山地区阻援部队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 成功地保障了锦州方向的作战。
我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守敌鉴于突围无望,守必被歼,在我攻锦州胜利 与强大的政治攻势影响下,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十七日率部起义,十九 日郑洞国率新编第7军等部投诚,我军解放长春。
锦州、长春解放后,蒋介石坚令廖耀湘兵团与锦、葫地区之敌继续东西 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并令第52军主力抢占营口,以便东北残敌经由陆 路或海上撤逃。这时,毛泽东指出,敌东西对进,对我有利;同意东北 野战军不找锦、葫,集中主力全歼敌廖耀湘兵团,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 灭战的方针,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要求东北我军必须部署有力兵团 于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海上退路。十月二十日,东北我 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除留两个纵队位于塔山地区继续阻击敌“东进兵 团”外,主力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求歼敌廖耀湘兵团,并以第5、第6 两个纵队退至黑山、大虎山地区,坚决阻敌前进,以掩护我军主力由两 翼插至廖耀湘兵力后方,围歼该敌,并以第12纵队率五个独立师,星夜 兼程南下,以拖住沈阳之敌并断其南逃退路。至二十五日,敌人在黑山、 大虎山攻击受阻,其退路被我切断,廖耀湘见我主力已逼近两翼,有被 包围歼灭的危险,遂于当晚向营口撤退,其先头在台安附近遭我独立第 2师阻击,误认为是我军主力,又掉头向东,企图逃回沈阳。二十六日, 我军全线出击,在大虎山以东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歼战,采取边 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法,至二十八日,即将廖耀湘兵团十万余人 全部歼灭,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
二十八日,辽西作战基本结束时,为迅速歼灭沈阳、营口之敌,东北我 军即以第1、第2、第12纵队向沈阳,第7、第8纵队向沈南,第9纵队向营 口急进。十一月一日,我军突入沈阳市区,敌人迅速瓦解,二日,东北 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同日。营口之敌除第52军部率第25师等万余 人自海上逃跑外,其余为我歼灭。至此,辽沈战役全部胜利结束。锦西、 葫芦岛之敌十二个师于九日分别逃往天津、上海。
辽沈战役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三十六个 整师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 战略预备队,这对于尔后顺利平津战役和加速全国的解放都有着重大的 战略意义。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各战区在东并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前后,也相继发 动攻势,歼灭了大量敌人。
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一部配合下,于九月七 日至十一月十五日进行了察绥战役,解放了绥东、察北广大地区, 进占 包头,包围归绥,歼敌二万一千余人,迫使傅作义在平绥路上往返调动 军队,不敢大力增援东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
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进行 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十万余人,生俘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济南 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 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坚守大城市的信心,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内部, 正如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的: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 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接着,我军又收复了临沂、烟台等地, 除青岛外基本上解放了山东全境。
西北野战军于八月八日至十三日、十月五日至十八日和十一月十五日至 二十八日,先后进行了澄合、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胡宗南部六万 余人,将胡宗南集团箝制在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于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进行了郑州战役,使敌人未能抽 调更多的兵力增援东北。
辽沈战役及在此期间其他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一个根 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 有优势。敌军总兵力下降至二百九十万人左右,我军则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就使我们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 即可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 达到了他的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 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 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 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 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 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经保卫老 苏区。但当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提出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 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同时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 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 忽视。在突围行动上,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 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采取了避战主义。 诀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了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 中央红军应以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使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 胜敌人,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 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 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同第 2、第 6军团及红 4方面军必须 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 动与配合。决义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 机会主义,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
这次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淡政治局常委,取肖 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政治局党委进行分工,确定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并由毛泽东、周 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朱德 仍为中央军委主席。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 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 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 大转折点。
平津战役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 面临着东北、华北我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地美、蒋、傅 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还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 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所以未定下 立即逃跑的决心,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 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傅作义将其所辖的蒋、傅两系军队共四个兵团十 二个军约五十五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 口长达五百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将其嫡系部队配置在平 绥路北平至张家口段,将蒋系部队配置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必要时,可 丢下蒋系部队自行西逃。
从全国形势来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 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调华北野战军 提前入关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发起平津战役, 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敌是惊弓之鸟,能否抓住敌人,不使其南逃 或西窜,是战役指导的关键。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撤围归绥,缓攻太原, 并同意与傅作义进行谈判,以麻痹敌人。同时,令华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 月下旬秘密迅速入关,在华北我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 东线,对西线之敌围而不打,对东线之敌隔而不围的方针,由西而东完成 对敌人的合围。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先遣兵团、华北第2、第3兵团在平 张段统一行动,首先迅速包围张家口,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切断平张 段,尔后分割围歼平津张地区之敌。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北第3 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包围张家 口地区之敌。傅作义为保住向西的逃跑,急令第35军率三个师增援张家口, 并以怀来地区之第310师增援宣化,昌平地区的第269师西调怀来。为了抓 住西线各敌,中央军委于十二月二日令华北第2 兵团向下花园急进,令东 北先遣兵团向南口、怀来前进,以切断平绥路,分别包围没线之敌。由于 东北先遣兵团第11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在行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守敌一个 师,傅作义即认为我东北野战军已经入关,并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进攻北 平,因而又慌忙决定调第35军迅速返回北平,怀来、南口地区之第 104、 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调天津附近之第62、第92、第94军共八个师到北平 布防;将第13军由怀柔、顺义撤到通县;第101 军由涿县撤到丰台、门头 沟。敌人这一收缩行动,对我军抑留敌人在现地十分有利。十二月六日, 敌第35军(两个师)突出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圈后东窜,八日被我军华北 第2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十日、十一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第11纵 队协同下,先后在康庄、怀来地区将敌第16军主力及第104 军主力歼灭, 至此,傅系部队主力分别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两地,敌人西逃之 路被切断。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越过长城,进入冀东,尚未对平津 塘诸点完成包围,因此“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了不 使敌人决策狂跑,尽快地完成对平津塘诸点的包围,毛泽东于十二月十一 日及时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令西线各部对张家口、新保 安诸敌,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令东北野战军主力,要不惜疲劳,不 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以最快速度同时切断津,塘和平、津之间敌人的 联系,对敌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同 时,指示淮海前线我军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以稳住敌人,使其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并令山东我军控制济南以北 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以防敌人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东北野 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以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第12纵 队,包围天、塘沽地区之敌,以第 3、第5、第6、第10纵队在第11纵队及 冀中军区第 7纵队的配合下,包围北平之敌。至十二月二十一日,东北野 战军主力提前完成了对平津塘之敌的战略包围,封闭了平津之敌由海上南 逃之路。至此,傅作义集团即被我军“一概包围了”。
我军完成了对敌人分割包围后,采取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方针,先打 新保安和塘沽两点。在打新保安之前,中央军委估计,敌第35军被歼后, 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军区第 3兵团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 家口的兵力,中央军委将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西调张家口,归第3 兵团指 挥,十二月二十日,该纵到达张家口附近。二十二日,华北军区第2 兵团 攻克新保安,全歼灭守敌第35军(两个师);二十三日,张家口守敌五万 余人突围逃跑,被我华北军区第3 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 纵队于二十四日 全部歼灭于张家口以北地区。
为了统一对平津战役的领导和指挥,党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决定由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塘沽地区因地形不 利,不便歼敌,东北野战军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军改为攻取天津。 一月十四日,东北野战军集中第 1、第 2、第 7、第 8、第 9纵队共二十 二个师,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歼灭的作战部署,对 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二十九小时激战,于十五日解放天津,全歼守敌十 三万人。俘虏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十七日塘沽敌人由 海上逃走。至此,北平之敌完全孤立,陷入绝境。我军除东北野战军第 1、 第 2兵团(即原先遣兵团)外,十二月底又增调华北第 2、第 3兵团进至 北平附近,对北平之敌形成严密包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 《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十六日,我平津前线 司令部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指出:一是放下武器,一是和平改编,否 则,“我军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情况下,傅作义接 受了和平改编。北平守敌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我军进驻北平,北平宣告解放。和平解放北平,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北平守军是执行我党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 第一个榜样,被誉为“北平方式”。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除塘沽守敌 五万八人从海上逃跑外,共歼灭敌军五十个师五十二万人,解放了华北大 部地区。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我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敌人主力进行的战 略决战。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历时四个多月,歼敌一百四 十三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一百五十四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七个月的 作战,共歼敌二百三十二万人,使敌人的精锐部队丧失净尽,大大加速了 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淮海战役
一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至十月底,其四个 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六十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 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部署 是:第7兵团(黄百韬)在新安镇地区;第 13 兵团(李弥)在徐州以东地 区;第2兵团(邱清泉)在黄口、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由郑州 撤往蒙城;第9绥靖区(李延年)在海州;第3绥靖区(冯治安)在韩庄、 台儿庄地区;第4绥靖区(刘汝明)在商邱;第1绥靖区(周岩)在淮阴。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十月十一 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步集 中兵力,歼灭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第二步歼灭海州、连云港地区之 敌;第三步在两淮地区作呀。并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部署攻击陇海路郑徐 段,牵制第16兵团不使其东调,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为了全歼第7后团, 并迷惑敌军,使其不能迅速判明我军的主攻目标,毛泽东根据敌军部署特 点,进一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担任牵制、阻击任务,并从 南北两面及西面威逼徐州。这样就能达到争取较多时间,全歼第7兵团。 十月中旬,中原野战军派第2纵队向江汉、第6纵队向宛西行动,吸引白崇 禧主力第3兵团(张淦)向南,第12兵团(黄维)向西,以配合郑州战役。 十月二十日我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发起郑州战役,这时,敌主力第16 兵团(孙元良)已向东撤走,残敌万余人被歼,郑州、开封很快解放。此 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已能够机动使用于东线。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和中原、 华东战场的敌情变化,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确定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 挥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这样,我军能够参战的部队, 计有华东野战军十五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 加上地方部队,共有六十多万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害怕徐州之敌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之覆辙,为确 保徐州,巩固江淮,以屏障南京,于十一月四日,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 缩到津浦路徐蚌段两侧守备,企图以徐蚌段为轴心,各机动兵团分布在该 段两侧地区,以攻势防御阻击我军南下,必要时撤到淮南,确保南京,并 于六日按此计划调整部署。同时,调华中“剿总”所属之第12兵团至太和、 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根据中央军委首先歼灭第7兵团,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孤立徐州的计划, 华东野战军决以七个纵队分割围歼第7兵团于新安镇、阿湖地区;以八个 纵队担任阻缓任务,其 中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牵制、阻击第13兵团东援, 割裂第7、第13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指挥三个纵队歼灭第3绥靖区之敌 或促其起义,尔后;渡过运河,直插徐州以东,以牵制敌第13兵团,阻击 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战役初期归中原野战军指挥)从西北面威胁 徐州。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由睢县、柘城地区东进,求歼商邱地区之 敌第4绥靖区,尔后攻占宿县,切断津浦路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 围,并调第2、第6纵队至淮海战场阻击敌第12兵团。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六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 现敌人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敌第7兵团因等海州第44军西撤,推迟 至七日西开,而第13兵团已按计划离开徐东,准备调往灵壁。十一月八日,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在浙江勤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因为家里穷,他一面帮家里做农活,一面跟父亲念点书。
童第周17岁才进中学。他文化基础差,学习很吃力,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为45分。校长要他退学或降级,经他再三请求,才勉强同意他跟班读一个学期。
第二学期,童第周发愤学习。每天天没亮,他就悄悄起床,在校园的路灯下读外语。夜里同学们都睡了,他又到路灯下面去学习。值班教师发现了,关上路灯,叫他进屋睡觉,他趁教师不注意,又溜到厕所外边的路灯下面去看书。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的功课终于赶上来了,各科成绩都不错,数学还考了100分。童第周看着成绩单,心想:“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
童第周28岁时,得到亲友的资助,到比利时去留学,跟一位在欧洲很有名气的生物学教授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别的国家的学生。旧中国贫穷落后,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外国学生瞧不起中国学生。童第周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几年来,那位教授一直在做把青蛙卵的外膜剥掉的实验。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手术,需要熟练的技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同学们都不敢尝试,那位教授自己做了几年也没有成功。童第周不声不响地刻苦钻研,反复实践,终于成功了。那位教授兴奋地说:“童第周真行!”这件事震动了欧洲的生物学界,也为中国人争了气。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 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
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 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 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司马迁。他祖上几辈都是国家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司马迁年轻时立志继承家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他离开长安,到各地远游,考察历史古迹,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了解了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动人事迹。这使他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决心把那些丰功伟绩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的人们。后来他父亲去世了,他接着做了史官,想到自己的志向,就开始写作。
没想到这时候,一次政治事件把他卷了进去。司马迁为国家着想,说了几句真心话,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要免死只能出钱赎身或接受腐刑。司马迁家里没钱。他万不得已,接受了腐刑,以求活下去。腐刑是最残忍的刑罚,受刑人被割掉生殖器,失去男性特征,成了宦官一类的人。这对司马迁是多大的打击呀!有的人认为他不该怕死贪生,甘受污辱;朋友们也疏远了他。司马迁不去辩解,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作。多少年后,他终于完成了千古名著《史记》。这时候,他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都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死了有如九牛亡一毛,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为了写这部史书而求生的呀!我不愿意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我手里中断,英雄的事迹在我心中埋没。现在书写成了,就是让我死千次万次,我也不怕了!”
司马迁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得到传扬,甘受屈辱。他的爱国情感多么深厚啊!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他观点来判断,荷兰成功的几率其实相当高,为什么荷兰人没有与郑成功决一死战呢?这得从经济上来分析。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为什么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呢?主要原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明朝政府对海岸线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岛的三角贸易网。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一可当做储存货物的仓库;二可当做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三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四还可用鹿皮、糖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年—16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在这鼎盛的10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用低价抢走了。1641年—16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0万荷兰盾,其中700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生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佛洛林,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年—165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7世纪60年代末期,只剩4艘。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7世纪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即热兰遮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呢?因为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攻击,就坚决离去了。政治史其实也是经济史。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1980年4月,《株洲日报》文艺编辑黄俊,带着爱人和孩子到泰国去探望阔别40余年的父母和亲友们。父亲在泰国曼谷经商,有一定的资本。父子久别重逢,十分高兴。父亲说:“俊儿,你是我长子,这笔财产就要交给你了,你就到这里定居,好吗?”
又住了几天,曼谷某剧团的导演找到黄俊,很想挽留他在剧团工作,并应许给他每月一万二千铢的工资(万铢,泰币,当时约合人民币760元)。与此同时,泰国《新中原报》社长、总编辑也请他到该报社当文艺编辑,保证给予优厚待遇,每月所得比国内多几倍。
黄俊心里不平静了,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父亲自1941年被迫到泰国之后,家境十分贫苦。解放后,党和政府送他读大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参加工作后,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些年,家里收入低,连续十年,每年组织上都给予困难补助。他越想心里越亮堂了。父亲年老是需人照顾,父亲的家产是需人继承。但这些事情与祖国的大业相比,终究是次要的。我是党和祖国一手培养起来的,我怎能离开祖国呢?
黄俊很快下了决心,耐心说服了父亲和其他亲人,带着爱人和孩子毅然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地方。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信心和能力。
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代理主任等重要职务。在大革命洪流中,他亲眼看到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共产党员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
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虽然未获成功,但他由衷地感到,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中国革命的火种。在南昌起义军南下的路上,由周恩来和李一氓同志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旅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党中央通电全国,号召抗战。海外赤子郭沫若心急如火,恨不能一下飞回祖国,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战。他不顾身边的5个孩子和日籍妻子,独自一人暗暗地进行着回国的准备。
7月25日,他给妻儿留下别言,悄悄离家去东京乘船回国。回国不乆,他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文化界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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