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峁上突然响起一阵排子枪声,跟着又是一阵。海娃听到了,这是自己人的枪声。他的两条腿又来了劲,爬起来拼命向峁上扑去。忽然他张开双臂,“哎哟”尖叫一声,晕倒在乱草堆里了。一个游击队战士跑过来,抱起了海娃。
等到海娃睁开眼睛,他看见蹲在他身边的正是张连长,连忙说:“信……鸡毛信……”他的伤口疼得厉害,说着又昏迷过去了、海娃又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暖炕上,盖着一床软绵绵的毯子。太阳从窗口射进来,照在炕上。张连长笑眯眯地问海娃:“好些吗?还疼吗?”海娃顾不得疼,他问张连长:“这是哪里呀?”张连长哈哈大笑起来,他摸着海娃的脑袋,说:“你忘了吗?昨天你不是送来一封鸡毛信吗?那是你爸爸让你送来的情报。咱们的队伍根据情报,砸了鬼子的炮楼。多亏你这个小八路,小英雄!”
海娃这才记起送鸡毛信这回事来。他脸红了,连忙问:“缴了枪没有?”张连长说:“缴了一大捆,都是崭新油亮的三八式快枪!”海娃高兴地说:“那就给我一支吧!”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这种局面并没有保持多久,从翌年3月蒋桂战争起,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纷纷举兵反蒋,战火绵延不绝,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短短两年间,先后武装反蒋的有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阎锡山等。有时是一人独树一帜,有时是几方联合反蒋,但最终都在蒋介石的武力征伐和分化收买下失败。
事情看起来似乎很令人费解。地方实力派在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中有一条基本游戏规则,就是最强调保存实力。在他们看来有了实力才能控制地盘,才能进一步壮大自己,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任何人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去赌博。特别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而又拥有中央政权的蒋介石时,这种赌博式的挑战并不容易。他们这样做通常总是觉得已处在迫不得已的地位,或以为多少能有一点把握,才会下最后的决心。而事态的发展却几乎同他们原来的盘算相反。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石友三,他在1929-1931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反蒋。我们不妨以他1931年反蒋失败为个案进行考察。
一
石友三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蒋介石因此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广东,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阎锡山,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此前已同张学良暗中联络,率部主动北撤至冀南、豫北的一带。他是吉林人,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了张学良。
中原大战结束后,在蒋介石看来国内已没有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1930年10月,蒋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踌躇满志地表示:“此战之后,决不至再有军阀复敢破坏统一与叛乱党国。”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虽已战败,但仍残存不少军队。如何收编这些军队,颇令蒋介石花费了一些心思。三股势力中,南方的李宗仁最弱,蒋介石又成功地分化了桂系的核心人物黄绍竑,任命黄为广西善后督办,借以排除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势力。对北方的阎、冯两部,蒋介石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尽管战后阎锡山逃到大连,庇护于日本势力,但晋系军队仍比较完整地撤到阎锡山经营多年的晋、绥两省。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没有晋军幸运,这主要是因为西北军缺乏一块经过长期经营、能够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大战失败后,冯部四处逃散,七零八落。蒋介石此刻没有能力同时消化掉阎、冯两军,对于在大战中给予自己重大帮助的张学良,也不能不有所答酬。为此,蒋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迫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命令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对冯玉祥部,则用一个“拆”字。大战刚一结束,蒋即电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1931年初,蒋介石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曾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逆、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玉祥)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善,不使牵一发而动全身也。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至江西,则共匪与冯部皆有办法。至于桂逆,只求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离桂则
可矣。而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此后,蒋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早已降蒋并在中原大战中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再次降蒋,也仅得到河北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晋城。蒋随后又将暂驻山东、原本和韩复榘属同一阵营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矣。今当着手调宋哲元部入湘,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也。”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这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自己拥有的兵力不在韩复榘之下,而且建制完整,又在张学良入关前就已致电张学良表示服从东北,却一无所得,十分不满。蒋、张又以不给石部足够饷项来逼迫他大量裁减军队。据报载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而拒绝。为此,他向张要求获得一省地盘以便自行筹饷,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社会上还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特意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表示:“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故有此误传,实非全部移防。”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决裂,并将胡扣压于南京,引起国民党再次分裂。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领袖纷纷南下广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粤方还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藉此扩大反蒋同盟。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演变,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二 石友三这次反蒋,首先将攻击目标 锁定在张学良身上。他知道单靠自己那点力量来反对蒋、张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取得更多北方军人的响应和支持。而阎、冯两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学良率兵入关拥蒋造成的。为了生存,阎、冯所部不得不暂时依附于张。但他们内心对张学良怀有相当强烈的不服和不满情绪。为此,石友三开始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共同倒张反蒋。此举得到的反应又似乎对他相当有利,这就更增强了他反蒋的决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属西北军的孙殿英。5月17日,当孙殿英得知石有倒张反蒋的念头后,致电石友三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动。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积极联络北方反蒋,并推举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粤方的行动立即赢得了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形成更大规模的计划和动作。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晋方将领随后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冯玉祥也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指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 石友三、孙殿英的异动虽尚在酝酿中,但已为蒋介石的情报系统获悉。宁粤对峙已令蒋介石相当紧张,北方政局的不稳,更令蒋感到举足无措。5月15日“晨未明”,蒋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曰: 我如沈机观变以取守势,则主动之机不能操自我矣。盖敌方之计划,必待我军进攻时,则北方乘机而动也。故我甚欲先解决石、孙,取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然此时犹多不便,我若对石、孙取攻势,恐引起其他部队之误会。余乃决定如粤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待北局之开展。而运用方法使粤桂内讧,使石、孙速变。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可耳。 为此,蒋介石乘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力量安定北方。张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三百万,并亲自到机场送别。张学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由关外调入大批东北军。同时,蒋还密电在北平的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东北军突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这一动向时表示:“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孙并向石保证:“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此时,曾和石友三、韩复榘一同投蒋的马鸿逵却向蒋介石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 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蒋中正)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为了确保今后的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表示:“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韩的电报实际上是向石暗示不愿出兵相助。蒋介石在日记中曾记下这样一段话:“韩向方之存心令人无从捉摸,则北方安危亦无从捉摸矣。” 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处境完全不同。石是急于改变现状,摆脱困境,行动又已骑虎难下。对韩复榘此举自然是深感不满,石电韩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时(指1929年韩、石叛冯)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上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反蒋力量,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因此阎、冯二人均想拉韩为反蒋主力。据韩复榘派往石友三部的代表程伟儒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程此时已知道韩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但韩复榘连这样也不想做。而石友三对韩仍不死心,继续授意同僚劝说韩一致行动: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指张学良因病住院);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原原}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此时,冯玉祥却夸大其词地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等人表示:“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还向粤方表示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为了打消冯 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 石友三此时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认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事实上于学忠确曾暗中同石有过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佩孚失败后,他率部投靠张学良并得到重用。此时张学良因病住院,暂不能视事。而日本驻华机构唯恐中国不乱,四处散播张学良病危的消息,日本驻济南领事甚至还向韩复榘造谣称张已病故。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告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倒张。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有了于学忠的支持,石友三更加信心大增。 三 经过广泛联络,石友三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得到北方实力派的响应,终于下定决心再次树起反蒋旗帜。 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首先下令截断南北交通。20日公开发表讨蒋通电,“其上衔首为粤方,次列吴佩孚,再次为阎、冯”,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张学良得知石友三举兵北上的消息后,决定将石部诱过滹沱河以北后再行决战。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冯玉祥更是加紧联络旧部,响应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电宋请求尽快响应,并表示:“如坐视不援以致失败,公谊私交应无解说。”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更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nb sp;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已不再象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为了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仅仅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此时众人的首要的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派驻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吉表示:“表面上鲁韩(山东韩复榘)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山西宋哲元)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振瀛则建议宋道: “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而庞炳勋则更直接了当地对孙殿英的代表明言: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为此,蒋特派航空署长葛敬恩(和徐永昌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前往山西劝说晋系,派邵力子往山东说服韩复榘。同时,蒋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孔祥熙)兄即汇。”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随后,蒋还亲自致电山西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最令人诧异的是韩复榘的表现。石友三对韩复榘抱的希望最大。而在石发动前一周,韩即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这是蒋介石 得到的极为重要的情报。蒋为此急电转告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韩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得到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20日石友三发表反蒋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蒋的这一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中原大战后投靠蒋介石,对蒋颇表忠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指宋哲元部)严加戒备。”晋系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于是,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蒋得电后,自然喜出望外,立即复电指示:“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当时,在晋系将领中徐永昌的威望最高,蒋介石将商震部调离山西后,只好利用徐来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为此,蒋电令徐代理晋主席,并电李石曾表示:“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进一步利用自己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在蒋方的武力威慑和银弹攻势下,晋系将领无一人响应石友三。而在银弹面前,连信誓旦旦表示和石友三荣辱与共的孙殿英见势不妙,也临阵脱逃。据葛敬恩报告“孙殿英、刘桂堂两部此间已接洽甚妥,似无甚顾虑。惟孙部加饷虽奉总座电准月加五万元,但副(张学良)部王(树翰)、万(福麟)诸公似欲允以十万元。经一再筹商,为南路侧面安全及早图肃清起见,计请勿惜此区区。”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脚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外,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7月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当天冯还致电新任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说服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全面溃退。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 编为四个团。 8月初,有消息说:“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这个消息对石友三残部的状况是夸大了的。尽管李宗仁在广州信誓旦旦地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藉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看得最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往往貌合神离,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的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三项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了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在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张秉贵(1918~1987),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是我国商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以前,糖果柜前面经常很热闹,人们带着欣赏和钦佩的目光看着一位老售货员抓糖、称糖、包糖。只见这位头发花白的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每一分钟都跟打仗似的全力以赴,眼、耳、口、手、脑这五部“机器”同时开动,不停地抓糖、过磅、包包儿,打捆儿,同时用心算代替算盘。尽管买糖的人很多,他从不让人多等,顾客开口要多少,他一声“好了”,往往一抓一个准,手跟台称一样准。遇有老弱病残的顾客,他及时给予照顾,还谆谆关照,热情胜似家人;对顾客的要求,他认真倾听,最大限度地给予满足;对顾客的询问,他耐心地解答,有问必答。
他就是老模范张秉贵,他的热情、周到、过硬的服务水准连外国人也经常前去观摩。张秉贵常说:“售货员要用一团火来温暖顾客,使他们不仅在商店里感到热乎乎的,回家后热乎乎的,走上工作岗位还要热乎乎的,这才算我们对革命事业的一点贡献。”
张秉贵站了50年柜台,把一生的年华都服务给了三尺柜台,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顾客身上。为了顾客,他到糖果厂去参观访问,了解糖果的制作过程;为了顾客,他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各种糖果的营养知识。做有心人的结果,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商品知识,为顾客服务起来就更周到。比如,肝病患者还需要补充糖分,患肝病的顾客买糖,张秉贵就介绍含糖分多,对肝病有好处的水果糖;气管炎患者经常咳嗽,需要润肺,他就介绍冰糖;对消化不良的顾客,他就推荐柠檬糖。他把顾客个个当成自己的亲人,做到买与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张秉贵不仅自己热情似火,技术过硬,还积极鼓励青年售货员练习基本功。一次,他应邀在外地介绍经验,会后大家希望他作一次售糖“一抓准”的示范表演。那时他已经65岁,又处在陌生的场地和环境,糖果的规格和北京也不一样,“一抓准”还能不能成功呢?张秉贵明知有困难,但想到要推动青年们练基本功,还是愉快地答应了。“5两”、“4两”、“2两”……张秉贵每次都是一抓正准。老模范宝刀不老,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20世纪初,俄国有个拳师名叫康泰尔,凭着他个头高、力大、蛮横、凶狠,许多人都败在他手下。有一天,他来到北京,便口出狂言:“我已打遍46国无对手,看来中国人也没有敢出来较量一番的。”气焰十分嚣张。几天后,康泰尔摆下了擂台。消息传到天津,激怒了八卦掌名家弟子韩慕侠。他听说康泰尔如此藐视中国同胞,十分气愤,决心要与康泰尔比武。他对同伴说:“我不为别的,只是为中国人争口气!”
比武一开始,康泰尔仗着自己的力气,想把韩慕侠举起来摔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一瞬间,他沉着冷静,左手用八卦转环掌拦开康泰尔的右手,顺势直指对方的右肋下穴道,康泰尔顿觉全身发麻,转眼间他又使出右掌,击中康泰尔的华盖穴,被打出一丈多远,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康泰尔只好签字认输。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小兵张嘎的故事最后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成了千千万万小伙伴们的心目中的大英雄。
1916年6月,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个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决定乘船从重庆去上海。 联系船票的人告诉大家,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可供选择:一家是日本人办的,这家轮船公司给每个乘客赠送洋伞;一家是英国人办的,他们给每个乘客赠送床单;还有一家是中国人办的,大概是赔了本,没有什么送给乘客。
大家在乘坐哪家船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学主张坐日本人或英国人的船,因为可以得点洋货,开开眼界。 陈毅对大家说:“北京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重庆人民也正在抵制日货,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爱国青年。在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为了贪图一点洋货去坐外国船呢?这还有一点民族气节吗?” 大家都觉得陈毅说得句句在理, 一致决定坐中国船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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