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会做这样一类的梦:知道这一堂要考试,但是在大楼里上上下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教室;要不然就是进了教室,老师来了,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一门课,都没有课本,坐在位子上,心里又急又怕。
另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瞠目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动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镇静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像是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频频才能好转,才能完全规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事先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巨困苦的一段日子。新鲜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像是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多少大概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另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通知我,他们当年曾经浏览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儿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勤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轻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怅惘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干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顺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终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宁静时分,我是最终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谛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路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通知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间,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显明地显示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新鲜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已往,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已往了,而在夜晚,严寒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事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sleep),把一本多少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晓畅,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突然之间停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取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干系,没头没脑的四道简朴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效心。
数学补考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突然之间之间成为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已往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如果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终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鲜艳的影象。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会在微笑地谛视着我,她们一样体贴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场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课都没有。
当然,现在有许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儿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的,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注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着说:
“哪里!你太虚心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路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目光谛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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