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人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任性妄为。他们把持朝政,卖官卖爵,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阴郁不堪。
事先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不满阉人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阉人;另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指斥朝政,对掌权的阉人和附和阉人的人,深恶痛绝。
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阉人的。太学生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
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阉人张让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
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都没有难为李膺。
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
第二年,有一个和阉人来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运动的人)张成,从阉人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预备法办。
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
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火。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
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
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阉人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念头,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诋毁朝廷,败坏习俗。
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另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
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阉人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路,称为“李、杜”。
李膺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
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并不畏惧,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
范滂也跟陈寔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史弼没报。
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
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
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
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习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
那官员被他反驳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大暴徒,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
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阉人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
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father)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阉人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阉人这才畏惧了,对汉桓帝说:
“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
汉桓帝对阉人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两百多名党人一切释放。
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但是阉人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而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锢”就是禁锢的意思)事件。
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承当皇位,就是之后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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